乡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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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西部为丘陵地带，多馒头似的山，其中一座名曰“大磨山”不高，土层也不厚，不长高高的树木，荆棘灌木倒是不少。此山并无什么仙气，因特产石磨石碾子而得名，只方圆数里知道。我的村子就在它的脚下，和它连为一体。站在山上望下去，便是或灰或白的各家的屋顶，不时还有带着浓浓的当地口音的小孩子的读书声传过来，循声望去，那就是我们的小学校。
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没有实施改革，学年还是按自然年度来排的。刚过新年不久，父亲说你八岁了，该去上学了。挎上母亲给我用碎布头拼凑而成的五颜六色的小书包，到村里的学校报了个名，于是，我便是一名学生了。
和很多村子一样，我们的小学校都是用庙舍改成的，位于村子的中央。学校共有三座房子。西屋的一间面积很小，是原来的庙堂，已经破旧，屋顶铺着的青瓦的缝隙里长出了小草，居然还有一棵小椿树。现在，这里成了老师们的办公室。北屋和东屋是石砌的平顶房，面积稍大，便作了教室。北屋那间，课桌是砖头石块砌成的，桌面是已经磨得光光的石板，有暗红色的也有灰白色的。那间东屋，用的则是不知使了多少年、大小高低样式各不相同、已经看不出油漆颜色的木制课桌，桌子腿有的已经断裂，便用铁丝拧上，趴在上面写字“吱吱扭扭”地作响。课桌都是按房屋的走向靠着墙壁通长排成两行，每行为一个年级。东屋的为一三年级，北屋的为二四年级。那时候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复式班”就是指的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因为规模小，五年级则要到稍大的邻村去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这个年级布置作业，然后给另一个年级讲课。第二节课，则变换一下，给另一个年级留作业，给这个年级讲课。
小学校的房屋很低，窗子很小，里面光线不是很好，尤其是阴天的时候，便黑洞洞的，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这个时候，老师就把学生领到院子里读书，也无座位，或蹲或站，但都颇认真的样子。学校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树龄很老了的杨槐树，树冠很大，几乎遮住了整个院落；另一棵，则是种了不多久的梧桐。梧桐树上有一种我们当地称作为“杖牛虫”（音）的害虫，有成年人大拇指般粗细长短，通体呈绿色，身体臃肿，行动缓慢。上课的时候，听到窗外“啪”的一声响，便知道，那是树叶禁不住它的重压，连同虫子一同掉到地上。一下课，一群男孩子便冲出教室，蜂拥而上把它包围起来。胆子大一些的，便拿尖尖的葛针刺进它的身体，看着那虫子痛苦地扭动。等大家都玩得有点不耐烦了，又加上听到了老师敲打上课的钟声，便一阵碎石瓦块的砸了过去，将它彻底消灭。
课本也颇具时代特色，不像现在小孩子的课本设计印刷的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好看。领到的第一册语文教材，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翻开封面和目录，便是第一课，映入眼帘的是页面正中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面的课文，依然都是类似的语录和口号，没有最基本的拼音，所以，直到现在，自己的拼音也一直不是很好。数学课本也是如此。开始的简单的算术还算罢了，到后来开始有了应用题，前面依然是一句很大的口号或者是革命的题材，比如说，先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要高筑墙，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然后进入正题“某粮仓能盛多少斤粮食，现在已经装了多少斤，问还差多少斤可以装满”；再比如“在万恶的旧社会，贫农王大爷种了几亩地，收获粮食多少斤，被地主剥削去了多少斤，还剩下多少斤”；还有，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要计算生产了多少机器零件之类的。呵呵，相信很多的同龄人都有印象。那种强大的思想攻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当蝉儿也许是因为热得难耐，在枝头不停地鸣叫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已经在休署假了。而在乡村，假期和城市不同步，放的是麦收假和秋收假。天气最炎热的暑期，则依然在上课。那个时候也没有、也根本没见过什么电风扇空调器等等诸如此类的防暑降温设备。尤其是到了下午，教室里更是异常闷热。老师看到学生们一个一个耷拉着小脑袋没有一点精神，便把我们带到学校旁边的那个河沟里的背阴处。大家便像出笼的小鸟般飞跑过去，各自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有时候读课文，有时候讲故事，把寂静的河床搅得热闹起来。小河在身边静静地流过，沿着河床吹来的风凉爽宜人，茂密的水草散发着沁人的气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河床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个时候的家境都不是很好，学习用具也是因陋就简。现成的本子虽然只卖几分钱，但依然感觉很贵，便经常买了大张的白纸，回来后自己切割装订成本。记得曾有一年，不知什么缘故，有半年的时间供销社里竟没有白纸卖了，本子也涨价了不少。不得以，便购买那些黄褐色的包装纸用。到后来，本村和邻村的这些包装纸也断了货，只好利用周日不上课的时间，翻山越岭到一个大煤矿的商店里去买，一次都要买上几十张，回来后可以用上好一阵子。那些售货员都是矿工的家属，多是一些中年妇女。看这我们买这么多包装纸，脸上便露出惊异的神情。
不久以后，村子南边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的煤矿。很多的矿工便在村子里租房住，也是为了让孩子有学上。我们的小学校里一下子多了几个讲普通话的陌生面孔。但山里的孩子是朴实的，短暂的生怯之后，便融为一体了。他们给我们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听得一个个羡慕不已。我那个时候在班里学习一直是最好的，过不多久，他们便围着我转，让我帮助他们学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梳着两根俏皮的小辫子，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脸上有两只小酒窝，长的不是很白，但很可爱。如此不到一年的时光，那座煤矿有了自己的子弟学校，这几个已经变得熟悉了的陌生面孔便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过。
也没有家长的辅导，自己感觉也不是很刻苦用功的，但学习却很好，每次考试是铁定的第一名，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的奖状。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参加公社举办的学习竞赛，带着干粮和咸菜去考试。后来公布成绩，得了第二名，发了奖状，也第一次领到了奖品。奖品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是一个小小的圆珠笔，黑色塑料的笔杆，笔帽是一个粉红色的小熊猫的造型，让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恰好大队部盖了新房搬走了，我们学校就搬入了原来的大队的院落。房屋比原来多了，但依然不能满足每个班级都有独立的教室，低年级的依然是复式班，高年级的独立上课。
这个时候，公社派来一位新老师，也是第一位国办老师，上过师范，会英语，村里人都感觉人家学问大得了不得。好在那个老师不是很严厉，我们这些学生便缠着他给我们讲英语。“钢笔是pen，铅笔是pencil”听着这些怪模怪样的发音，一个个张着小嘴傻傻地笑。
到了该上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辍学或者留级，没有几个人了，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而此时，也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我的学习很好，父亲不愿让我半途而废，很着急。恰好一个亲戚在邻村的学校教书，父亲便与他说了，把我转到那里去上学。自此，我永远离开了我受过启蒙教育的乡村小学校。
冀南西部为丘陵地带，多馒头似的山，其中一座名曰“大磨山”不高，土层也不厚，不长高高的树木，荆棘灌木倒是不少。此山并无什么仙气，因特产石磨石碾子而得名，只方圆数里知道。我的村子就在它的脚下，和它连为一体。站在山上望下去，便是或灰或白的各家的屋顶，不时还有带着浓浓的当地口音的小孩子的读书声传过来，循声望去，那就是我们的小学校。
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没有实施改革，学年还是按自然年度来排的。刚过新年不久，父亲说你八岁了，该去上学了。挎上母亲给我用碎布头拼凑而成的五颜六色的小书包，到村里的学校报了个名，于是，我便是一名学生了。
和很多村子一样，我们的小学校都是用庙舍改成的，位于村子的中央。学校共有三座房子。西屋的一间面积很小，是原来的庙堂，已经破旧，屋顶铺着的青瓦的缝隙里长出了小草，居然还有一棵小椿树。现在，这里成了老师们的办公室。北屋和东屋是石砌的平顶房，面积稍大，便作了教室。北屋那间，课桌是砖头石块砌成的，桌面是已经磨得光光的石板，有暗红色的也有灰白色的。那间东屋，用的则是不知使了多少年、大小高低样式各不相同、已经看不出油漆颜色的木制课桌，桌子腿有的已经断裂，便用铁丝拧上，趴在上面写字“吱吱扭扭”地作响。课桌都是按房屋的走向靠着墙壁通长排成两行，每行为一个年级。东屋的为一三年级，北屋的为二四年级。那时候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复式班”就是指的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因为规模小，五年级则要到稍大的邻村去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这个年级布置作业，然后给另一个年级讲课。第二节课，则变换一下，给另一个年级留作业，给这个年级讲课。
小学校的房屋很低，窗子很小，里面光线不是很好，尤其是阴天的时候，便黑洞洞的，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这个时候，老师就把学生领到院子里读书，也无座位，或蹲或站，但都颇认真的样子。学校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树龄很老了的杨槐树，树冠很大，几乎遮住了整个院落；另一棵，则是种了不多久的梧桐。梧桐树上有一种我们当地称作为“杖牛虫”（音）的害虫，有成年人大拇指般粗细长短，通体呈绿色，身体臃肿，行动缓慢。上课的时候，听到窗外“啪”的一声响，便知道，那是树叶禁不住它的重压，连同虫子一同掉到地上。一下课，一群男孩子便冲出教室，蜂拥而上把它包围起来。胆子大一些的，便拿尖尖的葛针刺进它的身体，看着那虫子痛苦地扭动。等大家都玩得有点不耐烦了，又加上听到了老师敲打上课的钟声，便一阵碎石瓦块的砸了过去，将它彻底消灭。
课本也颇具时代特色，不像现在小孩子的课本设计印刷的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好看。领到的第一册语文教材，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翻开封面和目录，便是第一课，映入眼帘的是页面正中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面的课文，依然都是类似的语录和口号，没有最基本的拼音，所以，直到现在，自己的拼音也一直不是很好。数学课本也是如此。开始的简单的算术还算罢了，到后来开始有了应用题，前面依然是一句很大的口号或者是革命的题材，比如说，先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要高筑墙，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然后进入正题“某粮仓能盛多少斤粮食，现在已经装了多少斤，问还差多少斤可以装满”；再比如“在万恶的旧社会，贫农王大爷种了几亩地，收获粮食多少斤，被地主剥削去了多少斤，还剩下多少斤”；还有，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要计算生产了多少机器零件之类的。呵呵，相信很多的同龄人都有印象。那种强大的思想攻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当蝉儿也许是因为热得难耐，在枝头不停地鸣叫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已经在休署假了。而在乡村，假期和城市不同步，放的是麦收假和秋收假。天气最炎热的暑期，则依然在上课。那个时候也没有、也根本没见过什么电风扇空调器等等诸如此类的防暑降温设备。尤其是到了下午，教室里更是异常闷热。老师看到学生们一个一个耷拉着小脑袋没有一点精神，便把我们带到学校旁边的那个河沟里的背阴处。大家便像出笼的小鸟般飞跑过去，各自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有时候读课文，有时候讲故事，把寂静的河床搅得热闹起来。小河在身边静静地流过，沿着河床吹来的风凉爽宜人，茂密的水草散发着沁人的气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河床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个时候的家境都不是很好，学习用具也是因陋就简。现成的本子虽然只卖几分钱，但依然感觉很贵，便经常买了大张的白纸，回来后自己切割装订成本。记得曾有一年，不知什么缘故，有半年的时间供销社里竟没有白纸卖了，本子也涨价了不少。不得以，便购买那些黄褐色的包装纸用。到后来，本村和邻村的这些包装纸也断了货，只好利用周日不上课的时间，翻山越岭到一个大煤矿的商店里去买，一次都要买上几十张，回来后可以用上好一阵子。那些售货员都是矿工的家属，多是一些中年妇女。看这我们买这么多包装纸，脸上便露出惊异的神情。
不久以后，村子南边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的煤矿。很多的矿工便在村子里租房住，也是为了让孩子有学上。我们的小学校里一下子多了几个讲普通话的陌生面孔。但山里的孩子是朴实的，短暂的生怯之后，便融为一体了。他们给我们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听得一个个羡慕不已。我那个时候在班里学习一直是最好的，过不多久，他们便围着我转，让我帮助他们学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梳着两根俏皮的小辫子，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脸上有两只小酒窝，长的不是很白，但很可爱。如此不到一年的时光，那座煤矿有了自己的子弟学校，这几个已经变得熟悉了的陌生面孔便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过。
也没有家长的辅导，自己感觉也不是很刻苦用功的，但学习却很好，每次考试是铁定的第一名，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的奖状。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参加公社举办的学习竞赛，带着干粮和咸菜去考试。后来公布成绩，得了第二名，发了奖状，也第一次领到了奖品。奖品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是一个小小的圆珠笔，黑色塑料的笔杆，笔帽是一个粉红色的小熊猫的造型，让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恰好大队部盖了新房搬走了，我们学校就搬入了原来的大队的院落。房屋比原来多了，但依然不能满足每个班级都有独立的教室，低年级的依然是复式班，高年级的独立上课。
这个时候，公社派来一位新老师，也是第一位国办老师，上过师范，会英语，村里人都感觉人家学问大得了不得。好在那个老师不是很严厉，我们这些学生便缠着他给我们讲英语。“钢笔是pen，铅笔是pencil”听着这些怪模怪样的发音，一个个张着小嘴傻傻地笑。
到了该上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辍学或者留级，没有几个人了，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而此时，也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我的学习很好，父亲不愿让我半途而废，很着急。恰好一个亲戚在邻村的学校教书，父亲便与他说了，把我转到那里去上学。自此，我永远离开了我受过启蒙教育的乡村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