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个传染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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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连着下了好几天，伏在柜台上做习题，居然不敢直接碰触那玻璃柜面。
也许是今年的夏天过得太热烈，冬天就愈显得寒气逼人。下雨天，对我来说，通常会预示一个清闲的一天。路上的泥泞总让人见了怯步，行人少了，光顾的人也会减少。
下午三点过，天色依然雾蒙蒙的，卫生站里依然冷冷清清。
我正在喝一杯滚热的白开水，远远驶来一辆出租车，倏然在我店前停下。我还不及放下杯子，一个男人已提着一个大袋子，走了进来。看看，认识，是邻近不远处的修车补胎的钟师傅，我连忙招呼一声。
钟师傅放下袋子，并不与我答话，回身与老婆搀下了一个体形高大，被衣衫包围的老人。老人戴着旧式的连耳帽子，低着头，一步步挨了进来，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钟师傅这才冲我笑笑：“麻烦你，给我爸输几瓶液。我们刚从县医院回来”
人们通常不愿意去较大的医院就诊，也不单纯就是讳疾忌医。也许更多的是认为自已是小病，不愿过多的破费，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乡村的老年人。他们宁愿用几十块去请兽医保住自家的牲畜，也不肯花几块钱治疗自已的感冒流鼻涕。然而，请别轻视他们的愚昧，厌烦他们的固执。在他们的心中自有一本帐：年轻时就没攒下多少银两，老年后也不愿意轻易向孩子们伸手拿钱，那与他们一辈子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骄傲相违背。只有等疾病实在是买点药没效，或小卫生站解决不了了，才肯上医院检查、治疗，还尽可能地避免住院。
看来，钟师傅的父亲病得不太轻，可既然没住院，也许也不是太重的病。他们自个儿带来了药品，我嘱咐让老人先去上了厕所，然后铺开观察床位，准备打点滴。老人在慢慢在床上躺好，紧闭着眼。我才看清他脸色有些浮肿，脸色腊黄，眼球也变成了黄色。老人有些哆嗦，嚷着冷，厚厚地盖上了三床棉被。
柜台的袋子里放着从医院取回的药，我核对了医生的处方笺与药品是相吻合的。
我看着那些药品，不禁皱起了眉。我再次问钟师傅有病历吗？钟师傅想了想，在袋里掏啊掏，掏出来一张肝脏功能的生化检验单。
血糖高，转氨酶升高，血中胆红素也相当高，还好甲胎蛋白测定阴性，结合他皮肤粘膜黄染的情况看来，老人不但有糖尿病，且是急性黄疸型肝炎。这种病是具有一定传染性的，我居然收治了一个传染病患者。这让我心中犯起嘀咕。
首先我得承认我的生命很宝贵，其次得承认我很看重家人的健康。虽然这种病传染性不太大，但我一来不清楚他的确切病情，二来，家有小孩，虽注射了疫苗，但抵抗力相对较弱，会有一定的风险。
钟师傅絮絮叨叨地说，医院里的医生连着开了六天的液体，我是信得过你，就没去找别人
我心里不禁苦笑，倒宁愿他去找别人，也不愿给我女儿带来一丝不好的影响。但人已在我床上躺好了，我知道是不可能拒绝了，好在液体量不多，且没有限制液体的流速，我不再说什么，答应了。
两支肝复太粉针稀释后加入0。9%的生理盐水，我配好第一组药液，来到老人床前。
快八十的老人的手有些冰，很瘦，青筋虬突，其实就是静脉血管表浅而浮滑。手背上是大片青色的印痕，那是在老家里乡村医生治疗过的痕迹。
我用乳胶的压脉管子扎住了他的手腕，看中的那根血管充盈起来，从中心旋到外周，浓稠的碘复消了毒，斜30度角刺入皮下，我能感到静脉血管在针扎过去时的退缩。“bo”只是我心中能体会的一声轻响，针进了血管，墨黑色的血回流到一次性的输液管里。正要松口气，老人突然用力捏紧了拳头。“哎，你干嘛？”我急得轻叫了起来。惨了，血管破了，薄薄的皮下迅速地肿胀瘀青起来。我抽了压脉带，用棉签压住针孔进血管处与破皮的针眼处，迅速的拔出了针，可还是有鲜血漏了出来。
这可是携带致病病毒的血。我瞅了瞅，再用棉签拭去，提醒自已，这些用过的棉签可要记得早些烧毁才好。
钟师傅的老婆已离开了，他在旁边看着也没言语，当我第二次扎针的时候，他站到了外面。换了只手臂，我选了老人腕部一根稍粗的血管，顺利的进了针，然后用医用胶布固定好，但还算不得大功告成，还有三组液体在后面呢。
钟师傅这才进来，细细说起了那位医生的医嘱。说如果老人发热的话就加用一组青霉素。我点点头，取出一只体温计让给放到腋窝里夹紧，再找来保温的瓶子给灌了热水放到扎了静脉的手的旁边，用被子轻轻盖上。
五分钟后，老人的体温测出来，38。2摄氏度。果然在发热，那就配青霉素皮试液给做皮试吧。
钟师傅说：他那儿还忙得很，要回去了，让我给守着。说一会儿他姐姐就会来护理老人。我点点头，留了他的电话，无奈地答应了。
钟家姐姐确实来得很快，一来首先问了声：爸，好些没有？然后就叽叽喳喳数落老人平时太过节俭，有病不早治，拖跨了身体，拖延了病情。声音里有不耐烦，也有疼惜。老人只不做声，也不知是不是睡着了。说了好一会儿，钟家姐姐才住了嘴，找张凳子静静地坐下，织起了毛衣。
一晃，快五点钟，女儿放学回来了，我安排她去了同学家做作业。
我在厨房转了转，想晚一些时间做饭。刚出来，就见老人的手放到被子。我看看液体走得正常，忙给放回被子去，突然心里一动，忙问道：是不是要上厕所？老人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许是忙过了，钟师傅又过来，看看输液的进展。我与他谈了谈，他并不清楚老人的病情如何，只说医生说，老人的病传染性不大，输几天液就好了。我问他医生叫什么名字，留了医生的电话号码没有，他摇摇头，都好象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留号码。但这样的病，真的几天就能痊愈吗？我很怀疑。
还有几天的药物，我说，要不，去你们家里挂吧。我这儿实在是不方便，孩子小，来往的人多，吵闹的紧，加上老人来回走动，怕着凉加重病情。钟师傅最初有点犹豫，但听我说，我每天下午去，会一直护理到老人液体全滴完，才同意了，也算了了我的一桩心事儿。
钟师傅刚走，老人的手又放到了外面，我再次问道：是不是要上厕所？老人还是摇摇头，问我：还有多少药？我说：还多呢。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不要强忍着啊。老人看看我，没说话。钟家姐姐这时从毛衣里抬起头来，大声问道：上不上厕所？老人终于点点头。
我着急起来，我和小个子的钟家姐姐，可不象能扶起这么高大的一个人。我说：快，快去找钟师傅来扶他。钟家姐姐小跑着追了出去。
老人的手又伸了被子，我急忙扶住他，用了好大的力，老人半坐在床上，可稳不住身子，又向后倒去，我撑了撑，撑不住，只得又慢慢将他放平。老人又用力向上坐起，连着两次都无法起来，被子倒掉到了床边。老人在床上喘息，我跑到卫生站门口着急地张望，好容易看到他们急急走来。这时老人又坐了起来。
三人合力扶老人挪进了卫生间，我将液体瓶子交给钟师傅，退了出来。
捡起掉在地上的被褥，才发现床单上中央有一团水渍，不禁深深地叹息：为什么老年人就这么固执呢？为什么他们的需求总是难以启齿，须得以迫不得以的方式表露出来？
整理过床铺好一会儿，老人被他们扶出来重新躺下。老人在厕所里排了大便，时间有些长。可能是钟师傅没高置液体瓶，血回流得很厉害，几乎到了墨菲氏滴管的下面。长长的透明的管子里殷红的血，有些吓人。钟师傅着急地看着我，我沉着地说：没事，只要针头没有被凝血堵住，一会儿就可以全输回去。就算堵了，也可以冲开的。
果然，没一会儿，液体继续平稳地滴着，血回输进去，就只一次性的管子末段还稍可见到少许细沙样的血细胞凝块。
六点五十分，天就快黑尽了，卫生站的灯点得很亮，老人的液体已到了尾声。
女儿做完家庭作业，已经几次囔囔着饿了，我还是催她出去玩。现在我蹲在床前给老人撕胶布拔针，女儿就蹑手蹑足地走了进来。我使着眼色让她出去，她执意不听，反而好奇地打量着床上的病人。我说：快出去，别挡着妈妈工作。女儿转了个圈，又跑到床那边看着。最后被我佯装很生气，才吐吐小舌头离开。
老人在钟师傅一家人的扶持下离开了，厨房里的饭也做得差不离了。
女儿在吃饭，我换掉床单，浸泡进84消毒液，然后准备将那些医疗废物销毁。女儿捧着饭碗看着我，边吃边说：妈妈，你也吃饭。
我点点头，继续我的工作。
女儿问：妈，是不是公公生很重的病，你才换床单？
我说：嗯。那你刚还在这儿看，不害怕呀。
女儿说：刚才我不知道呀。
我说：公公生的病，会传染的。以后别来看妈妈的病人，知道吗？
女儿说：会传染的病？会传给妈妈吗？
我说：妈妈是大人，妈妈不害怕。
女儿说：妈妈不害怕，我也不害怕。
听着小女儿的话，心里突然一阵酸楚。做医生的风险，原本就不只是医生一个人的。每时每刻，家人也何尝不是在风险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中就有一个自私的愿望：但愿我心爱的女儿，今生不再从医。
雨连着下了好几天，伏在柜台上做习题，居然不敢直接碰触那玻璃柜面。
也许是今年的夏天过得太热烈，冬天就愈显得寒气逼人。下雨天，对我来说，通常会预示一个清闲的一天。路上的泥泞总让人见了怯步，行人少了，光顾的人也会减少。
下午三点过，天色依然雾蒙蒙的，卫生站里依然冷冷清清。
我正在喝一杯滚热的白开水，远远驶来一辆出租车，倏然在我店前停下。我还不及放下杯子，一个男人已提着一个大袋子，走了进来。看看，认识，是邻近不远处的修车补胎的钟师傅，我连忙招呼一声。
钟师傅放下袋子，并不与我答话，回身与老婆搀下了一个体形高大，被衣衫包围的老人。老人戴着旧式的连耳帽子，低着头，一步步挨了进来，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钟师傅这才冲我笑笑：“麻烦你，给我爸输几瓶液。我们刚从县医院回来”
人们通常不愿意去较大的医院就诊，也不单纯就是讳疾忌医。也许更多的是认为自已是小病，不愿过多的破费，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乡村的老年人。他们宁愿用几十块去请兽医保住自家的牲畜，也不肯花几块钱治疗自已的感冒流鼻涕。然而，请别轻视他们的愚昧，厌烦他们的固执。在他们的心中自有一本帐：年轻时就没攒下多少银两，老年后也不愿意轻易向孩子们伸手拿钱，那与他们一辈子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骄傲相违背。只有等疾病实在是买点药没效，或小卫生站解决不了了，才肯上医院检查、治疗，还尽可能地避免住院。
看来，钟师傅的父亲病得不太轻，可既然没住院，也许也不是太重的病。他们自个儿带来了药品，我嘱咐让老人先去上了厕所，然后铺开观察床位，准备打点滴。老人在慢慢在床上躺好，紧闭着眼。我才看清他脸色有些浮肿，脸色腊黄，眼球也变成了黄色。老人有些哆嗦，嚷着冷，厚厚地盖上了三床棉被。
柜台的袋子里放着从医院取回的药，我核对了医生的处方笺与药品是相吻合的。
我看着那些药品，不禁皱起了眉。我再次问钟师傅有病历吗？钟师傅想了想，在袋里掏啊掏，掏出来一张肝脏功能的生化检验单。
血糖高，转氨酶升高，血中胆红素也相当高，还好甲胎蛋白测定阴性，结合他皮肤粘膜黄染的情况看来，老人不但有糖尿病，且是急性黄疸型肝炎。这种病是具有一定传染性的，我居然收治了一个传染病患者。这让我心中犯起嘀咕。
首先我得承认我的生命很宝贵，其次得承认我很看重家人的健康。虽然这种病传染性不太大，但我一来不清楚他的确切病情，二来，家有小孩，虽注射了疫苗，但抵抗力相对较弱，会有一定的风险。
钟师傅絮絮叨叨地说，医院里的医生连着开了六天的液体，我是信得过你，就没去找别人
我心里不禁苦笑，倒宁愿他去找别人，也不愿给我女儿带来一丝不好的影响。但人已在我床上躺好了，我知道是不可能拒绝了，好在液体量不多，且没有限制液体的流速，我不再说什么，答应了。
两支肝复太粉针稀释后加入0。9%的生理盐水，我配好第一组药液，来到老人床前。
快八十的老人的手有些冰，很瘦，青筋虬突，其实就是静脉血管表浅而浮滑。手背上是大片青色的印痕，那是在老家里乡村医生治疗过的痕迹。
我用乳胶的压脉管子扎住了他的手腕，看中的那根血管充盈起来，从中心旋到外周，浓稠的碘复消了毒，斜30度角刺入皮下，我能感到静脉血管在针扎过去时的退缩。“bo”只是我心中能体会的一声轻响，针进了血管，墨黑色的血回流到一次性的输液管里。正要松口气，老人突然用力捏紧了拳头。“哎，你干嘛？”我急得轻叫了起来。惨了，血管破了，薄薄的皮下迅速地肿胀瘀青起来。我抽了压脉带，用棉签压住针孔进血管处与破皮的针眼处，迅速的拔出了针，可还是有鲜血漏了出来。
这可是携带致病病毒的血。我瞅了瞅，再用棉签拭去，提醒自已，这些用过的棉签可要记得早些烧毁才好。
钟师傅的老婆已离开了，他在旁边看着也没言语，当我第二次扎针的时候，他站到了外面。换了只手臂，我选了老人腕部一根稍粗的血管，顺利的进了针，然后用医用胶布固定好，但还算不得大功告成，还有三组液体在后面呢。
钟师傅这才进来，细细说起了那位医生的医嘱。说如果老人发热的话就加用一组青霉素。我点点头，取出一只体温计让给放到腋窝里夹紧，再找来保温的瓶子给灌了热水放到扎了静脉的手的旁边，用被子轻轻盖上。
五分钟后，老人的体温测出来，38。2摄氏度。果然在发热，那就配青霉素皮试液给做皮试吧。
钟师傅说：他那儿还忙得很，要回去了，让我给守着。说一会儿他姐姐就会来护理老人。我点点头，留了他的电话，无奈地答应了。
钟家姐姐确实来得很快，一来首先问了声：爸，好些没有？然后就叽叽喳喳数落老人平时太过节俭，有病不早治，拖跨了身体，拖延了病情。声音里有不耐烦，也有疼惜。老人只不做声，也不知是不是睡着了。说了好一会儿，钟家姐姐才住了嘴，找张凳子静静地坐下，织起了毛衣。
一晃，快五点钟，女儿放学回来了，我安排她去了同学家做作业。
我在厨房转了转，想晚一些时间做饭。刚出来，就见老人的手放到被子。我看看液体走得正常，忙给放回被子去，突然心里一动，忙问道：是不是要上厕所？老人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许是忙过了，钟师傅又过来，看看输液的进展。我与他谈了谈，他并不清楚老人的病情如何，只说医生说，老人的病传染性不大，输几天液就好了。我问他医生叫什么名字，留了医生的电话号码没有，他摇摇头，都好象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留号码。但这样的病，真的几天就能痊愈吗？我很怀疑。
还有几天的药物，我说，要不，去你们家里挂吧。我这儿实在是不方便，孩子小，来往的人多，吵闹的紧，加上老人来回走动，怕着凉加重病情。钟师傅最初有点犹豫，但听我说，我每天下午去，会一直护理到老人液体全滴完，才同意了，也算了了我的一桩心事儿。
钟师傅刚走，老人的手又放到了外面，我再次问道：是不是要上厕所？老人还是摇摇头，问我：还有多少药？我说：还多呢。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不要强忍着啊。老人看看我，没说话。钟家姐姐这时从毛衣里抬起头来，大声问道：上不上厕所？老人终于点点头。
我着急起来，我和小个子的钟家姐姐，可不象能扶起这么高大的一个人。我说：快，快去找钟师傅来扶他。钟家姐姐小跑着追了出去。
老人的手又伸了被子，我急忙扶住他，用了好大的力，老人半坐在床上，可稳不住身子，又向后倒去，我撑了撑，撑不住，只得又慢慢将他放平。老人又用力向上坐起，连着两次都无法起来，被子倒掉到了床边。老人在床上喘息，我跑到卫生站门口着急地张望，好容易看到他们急急走来。这时老人又坐了起来。
三人合力扶老人挪进了卫生间，我将液体瓶子交给钟师傅，退了出来。
捡起掉在地上的被褥，才发现床单上中央有一团水渍，不禁深深地叹息：为什么老年人就这么固执呢？为什么他们的需求总是难以启齿，须得以迫不得以的方式表露出来？
整理过床铺好一会儿，老人被他们扶出来重新躺下。老人在厕所里排了大便，时间有些长。可能是钟师傅没高置液体瓶，血回流得很厉害，几乎到了墨菲氏滴管的下面。长长的透明的管子里殷红的血，有些吓人。钟师傅着急地看着我，我沉着地说：没事，只要针头没有被凝血堵住，一会儿就可以全输回去。就算堵了，也可以冲开的。
果然，没一会儿，液体继续平稳地滴着，血回输进去，就只一次性的管子末段还稍可见到少许细沙样的血细胞凝块。
六点五十分，天就快黑尽了，卫生站的灯点得很亮，老人的液体已到了尾声。
女儿做完家庭作业，已经几次囔囔着饿了，我还是催她出去玩。现在我蹲在床前给老人撕胶布拔针，女儿就蹑手蹑足地走了进来。我使着眼色让她出去，她执意不听，反而好奇地打量着床上的病人。我说：快出去，别挡着妈妈工作。女儿转了个圈，又跑到床那边看着。最后被我佯装很生气，才吐吐小舌头离开。
老人在钟师傅一家人的扶持下离开了，厨房里的饭也做得差不离了。
女儿在吃饭，我换掉床单，浸泡进84消毒液，然后准备将那些医疗废物销毁。女儿捧着饭碗看着我，边吃边说：妈妈，你也吃饭。
我点点头，继续我的工作。
女儿问：妈，是不是公公生很重的病，你才换床单？
我说：嗯。那你刚还在这儿看，不害怕呀。
女儿说：刚才我不知道呀。
我说：公公生的病，会传染的。以后别来看妈妈的病人，知道吗？
女儿说：会传染的病？会传给妈妈吗？
我说：妈妈是大人，妈妈不害怕。
女儿说：妈妈不害怕，我也不害怕。
听着小女儿的话，心里突然一阵酸楚。做医生的风险，原本就不只是医生一个人的。每时每刻，家人也何尝不是在风险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中就有一个自私的愿望：但愿我心爱的女儿，今生不再从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