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睡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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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南大洋的归属,邵勇让晓阳带人把莆和苇子割了。自己和道明去刘柳镇医院看罗婶。
罗婶送到镇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如今转移到特护病房观察。罗木匠入院吊了瓶点滴,当天就痊愈了。胡大夫、文明和派去护理的妇女,当晚就被罗木匠撵了回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罗木匠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本就营养不良,现在腮帮子塌了坑,明明四十岁上下,看上去却足有六十多。邵勇和马道明见了,互相递了眼色,心里暗自长叹。罗木匠并不见外,把哥俩领到特护病房。说是特护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单间,屋角置备着氧气瓶。罗婶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全靠扎葡萄糖维持生命。
邵勇和道明背着罗木匠商量,都觉得干等着不是办法,相跟着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和院长也正在为此发愁。院长和主治医生交换过意见,对邵勇和文明说:
“像病人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医院小,技术、设备有限,赶紧转院吧!”
至于往哪转,邵勇和道明不好拿主意。几个人一起回到病院。罗木匠听了,眼里顿时噙了泪。院长不忍,主动联系鞍阳中心医院救护车。到了鞍阳医院,做了几项检查,结果第二天才能出来。安顿好病人入住,邵勇把身上的钱扔下,又从道明身上搜刮。俩人把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也不到二十块钱。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南大洋穷,又不是一天两天,哪个人心里都清楚。
晚上,罗木匠哭着打来电话,传医生的话,让家属准备后事。邵勇闻讯,带着道明、文明一起去了鞍阳市中心医院。
罗婶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陷入深度昏迷。罗木匠见家乡人来,伏在老婆身上放声长嚎。邵勇、道明和文明上前轮番解劝,可罗木匠谁的话也听不进。撕心裂肺的哭声,深深刺痛了邵勇。想起罗婶的精明、善良、能干,邵勇感觉自己的心尖在滴血。
罗婶本不属于南大洋,年轻时在鞍钢工作,经人介绍跟罗木匠结成连理。在城里,有房有车(自行车),穿衣打扮,受苏联影响,相当洋气。
一九六二年,罗木匠下放,罗婶来了南大洋。理发,裁剪,缝纫,编织,烹饪,罗婶样样精通。从小到大,邵勇的头和衣服都被罗婶包了。
南大洋村穷,可南大洋人讲感情。长期压抑在邵勇心头的悲愤,此刻化作了无形的勇气和力量。邵勇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身出了病房。他找到主治医生询问:
“大夫,罗婶得的是啥病?为啥不下药治啊?”
“我们没有先进的仪器,不知道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患者家属主述,单单食物中毒,造成患者一个多月昏迷不醒。这样的病例,我们医院还没有碰到过。”向路过打招呼的医护挥手,“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不能用药治疗。如果不明病情病因,擅自开方,那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医生面带愧疚,但态度诚恳。
邵勇呆呆地站在那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腿发软。他定了定神,使劲闭上眼睛,两股晶莹的液体从眼角流淌下来。缓了缓,邵勇觉得身上又有了些力气,他想说话,却口干舌燥,下意识张了张嘴,发现声音已经嘶哑。他艰难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
“还有救吗?”
“如果有条件,可以到盛京碰碰运气。”
主治医生谨慎地建议。
邵勇回到病房,拉起伏在老婆身上号啕不止的罗木匠。道明和文明见邵勇脸色难看,目光透着刚毅,知道事情不妙,眼睛定定地看着,谁也不出声,只等邵勇发话。
邵勇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润了润火烧火燎的喉咙。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其结果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命运。他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地对罗木匠说:
“我管你叫叔,可你也是我的师傅。罗婶就是我的师娘。叔,你怕不怕人财两空?如果豁得出去,我们到盛京闯一闯!”
罗木匠抬起泪眼,哭诉:
“你婶还不到四十岁,你的弟弟妹妹还未成人,俺不怕人财两空,要死咱也死个明白!”
罗木匠一跺脚,下了决心。
邵勇留文明帮着罗木匠收拾东西,办转院手续,自己和道明去了小型厂,找马天风弄钢管扎了副担架。回来抬上罗婶就走。出医院正门,不远就是公交车站。几个人费力地搭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穿过繁华喧闹的市区,直奔火车站。
鞍阳市火车站紧傍着着名的虹桥,是一幢巴洛特式建筑,八根石柱装饰着门面,中间高左右低,中间是候车大厅,大门屋顶上,立着三个足有一层楼高,红底白边,阴刻黑体字——“鞍阳站”。
提鞍阳站的历史,那得从晚清说起。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进程。大清国的北方邻居沙皇俄国制定了吞并中国东北的国策。为了方便拓展俄国势力,他们开始酝酿修建贯穿东北的铁路,把远东重镇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铁路东段连接。
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沙俄趁清朝特使李鸿章出席沙皇加冕典礼,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秘约》,同意俄国修筑东清铁路。
同年十二月,沙俄将铁路擅自更名为满洲铁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并以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相要挟,逼迫沙俄让步。
一八九七年八月,满洲铁路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约二千五百多公里,采用俄制轨距,称南满铁路。
一九o三年七月十四日东清铁路全线竣工通车,并开始正式营业。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建成鞍阳驿临时站舍。
一九o四年日俄战争,俄国人战败,把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后二年,清政府承认日本铁路权益,日本组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满洲大陆经营梦”。
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铁路经营权落在苏军手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八年二月,鞍阳站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筑起坚固堡垒,火车根据需要,时开时停。
一九四八年二月鞍阳市解放,成立辽南铁路局,后迁至瓦房店。
一九五o年二月,中苏达成共管铁路协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中方的坚持下,苏方交还管理权,划归奉天铁路分局管辖。
解放后,鞍阳市生产建设飞速发展。一九五六年经奉天铁路管理局批准建设鞍阳市新站舍,同年十月一日,旅客进入新候车室检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新站舍胜利竣工。
新站舍建筑面积四二o八点二六平方米,候车室面积一一九八点o八平方米,可容纳一千五百多名旅客,总投资九十七万元。
鞍阳火车站如同一个历史老人,见证了东北这块黑土地的苦难、抗争与奋斗。
邵勇一行无心多看,抬着担架,分开拥挤的人流,检了票,过栈桥,在站台上候着。
北行的火车进站停稳。在列车员的帮助下,几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担架抬上火车,放顿在车厢结合部。车到奉天站下火车,转公交,抬进盛京医院急诊室。
盛京医院门口,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护士长,叫住风风火火的担架,掀开盖在病人头上的被子,喝了一声:
“内科!”。
接诊医生,见病人只剩呼吸,赶紧请来几位专家。专家们听诊,量体温,翻眼皮,划手脚心,详细询问患者发病原因和治疗过程,经过简短会诊,拿出结论:
“弥漫性脑病。”
医院里一床难求。病房走廊里,挤满了等待入院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打着地摊,被褥和洗漱用具堆满了窗台和墙角,提鼻子一闻,污浊的空气里,充斥着来苏水和屎尿混合的气味。
邵勇直凝眉头,把担架交到文明手中,撑着酸疼酸疼的身子,找到老护士长,“护士长,大姨,看您就是个好人。我们大老远来,病人人事不省,一个多月了,吃喝拉撒,都不知道。”声音近乎哀求,“再住不上院,我担心命都保不住啊!”深深鞠了一躬,“您老行行好,能不能帮我们拆腾一张床,啥地方都行。您的大恩大德,我们记一辈子……”
护士长迟疑了片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对邵勇说:
“你跟我来。”
邵勇紧跟着护士长回到住院部,直奔靠楼梯左手第二间病房。护士长猛地推开房门,径直从门口两张病床间穿过,站在靠窗右边的病床前。床上坐着一个身穿病号服的胖老头,旁边侧坐着家属。护士长厉声训斥:
“你的病早好了!跟你说几次了,让你办出院手续,为什么还赖在这儿泡病号?”抓起病人的东西往一块归拢,“你看看走廊里,有多少病人,因为没有床位住不上院?她们得的是大病、重病。大老远从农村来省城,是来救命的。你是党员干部,还讲不讲点阶级感情……”
护士长连珠带炮,打得胖老头乱了方寸。旁边的中年妇人,尖嘴猴腮,长着两片蔳薄的嘴唇。她不有动,拉下脸,不满地瞪着护士长,嘴角抽了抽想回怼。胖老头狠狠瞪了她一眼,埋怨道:
“我早说,病好差不厘了。跟你说多少回了,我要出院,我要出院,可你就是不动秤儿。”往床下挪动身子,“就不该听你的,丢人现眼。”站到地上,伸手拉妇人,“还嫌不够丢人?赶紧收拾东西!”
护士长撵走了泡病号的胖老头。办理完入院手续,罗婶扎上点滴。几个人长出一口气,靠在了窗台上。这一番折腾,三个小伙子,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罗木匠千恩万谢,非要请仨人到外面吃顿,被仨人一口回绝。看着恢复了精气神的罗木匠,邵勇不禁暗自感慨:人啊,最可怕的不是病,不是苦难,而是得不到关爱,看不到希望!
邵勇带文明、道明到医院食堂,一人叫了一碗豆腐脑和几个馒头,草草填饱肚子。又给罗木匠带回来一份。文明主动提出留下来,罗木匠却不肯。说这里,吃不得吃,住不得住。他一个人侍候得来。邵勇瞧着病床上昏睡的罗婶,觉得罗木匠的话很有道理,便不再坚持。
商定南大洋的归属,邵勇让晓阳带人把莆和苇子割了。自己和道明去刘柳镇医院看罗婶。
罗婶送到镇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如今转移到特护病房观察。罗木匠入院吊了瓶点滴,当天就痊愈了。胡大夫、文明和派去护理的妇女,当晚就被罗木匠撵了回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罗木匠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本就营养不良,现在腮帮子塌了坑,明明四十岁上下,看上去却足有六十多。邵勇和马道明见了,互相递了眼色,心里暗自长叹。罗木匠并不见外,把哥俩领到特护病房。说是特护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单间,屋角置备着氧气瓶。罗婶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全靠扎葡萄糖维持生命。
邵勇和道明背着罗木匠商量,都觉得干等着不是办法,相跟着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和院长也正在为此发愁。院长和主治医生交换过意见,对邵勇和文明说:
“像病人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医院小,技术、设备有限,赶紧转院吧!”
至于往哪转,邵勇和道明不好拿主意。几个人一起回到病院。罗木匠听了,眼里顿时噙了泪。院长不忍,主动联系鞍阳中心医院救护车。到了鞍阳医院,做了几项检查,结果第二天才能出来。安顿好病人入住,邵勇把身上的钱扔下,又从道明身上搜刮。俩人把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也不到二十块钱。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南大洋穷,又不是一天两天,哪个人心里都清楚。
晚上,罗木匠哭着打来电话,传医生的话,让家属准备后事。邵勇闻讯,带着道明、文明一起去了鞍阳市中心医院。
罗婶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陷入深度昏迷。罗木匠见家乡人来,伏在老婆身上放声长嚎。邵勇、道明和文明上前轮番解劝,可罗木匠谁的话也听不进。撕心裂肺的哭声,深深刺痛了邵勇。想起罗婶的精明、善良、能干,邵勇感觉自己的心尖在滴血。
罗婶本不属于南大洋,年轻时在鞍钢工作,经人介绍跟罗木匠结成连理。在城里,有房有车(自行车),穿衣打扮,受苏联影响,相当洋气。
一九六二年,罗木匠下放,罗婶来了南大洋。理发,裁剪,缝纫,编织,烹饪,罗婶样样精通。从小到大,邵勇的头和衣服都被罗婶包了。
南大洋村穷,可南大洋人讲感情。长期压抑在邵勇心头的悲愤,此刻化作了无形的勇气和力量。邵勇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身出了病房。他找到主治医生询问:
“大夫,罗婶得的是啥病?为啥不下药治啊?”
“我们没有先进的仪器,不知道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患者家属主述,单单食物中毒,造成患者一个多月昏迷不醒。这样的病例,我们医院还没有碰到过。”向路过打招呼的医护挥手,“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不能用药治疗。如果不明病情病因,擅自开方,那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医生面带愧疚,但态度诚恳。
邵勇呆呆地站在那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腿发软。他定了定神,使劲闭上眼睛,两股晶莹的液体从眼角流淌下来。缓了缓,邵勇觉得身上又有了些力气,他想说话,却口干舌燥,下意识张了张嘴,发现声音已经嘶哑。他艰难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
“还有救吗?”
“如果有条件,可以到盛京碰碰运气。”
主治医生谨慎地建议。
邵勇回到病房,拉起伏在老婆身上号啕不止的罗木匠。道明和文明见邵勇脸色难看,目光透着刚毅,知道事情不妙,眼睛定定地看着,谁也不出声,只等邵勇发话。
邵勇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润了润火烧火燎的喉咙。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其结果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命运。他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地对罗木匠说:
“我管你叫叔,可你也是我的师傅。罗婶就是我的师娘。叔,你怕不怕人财两空?如果豁得出去,我们到盛京闯一闯!”
罗木匠抬起泪眼,哭诉:
“你婶还不到四十岁,你的弟弟妹妹还未成人,俺不怕人财两空,要死咱也死个明白!”
罗木匠一跺脚,下了决心。
邵勇留文明帮着罗木匠收拾东西,办转院手续,自己和道明去了小型厂,找马天风弄钢管扎了副担架。回来抬上罗婶就走。出医院正门,不远就是公交车站。几个人费力地搭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穿过繁华喧闹的市区,直奔火车站。
鞍阳市火车站紧傍着着名的虹桥,是一幢巴洛特式建筑,八根石柱装饰着门面,中间高左右低,中间是候车大厅,大门屋顶上,立着三个足有一层楼高,红底白边,阴刻黑体字——“鞍阳站”。
提鞍阳站的历史,那得从晚清说起。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进程。大清国的北方邻居沙皇俄国制定了吞并中国东北的国策。为了方便拓展俄国势力,他们开始酝酿修建贯穿东北的铁路,把远东重镇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铁路东段连接。
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沙俄趁清朝特使李鸿章出席沙皇加冕典礼,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秘约》,同意俄国修筑东清铁路。
同年十二月,沙俄将铁路擅自更名为满洲铁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并以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相要挟,逼迫沙俄让步。
一八九七年八月,满洲铁路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约二千五百多公里,采用俄制轨距,称南满铁路。
一九o三年七月十四日东清铁路全线竣工通车,并开始正式营业。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建成鞍阳驿临时站舍。
一九o四年日俄战争,俄国人战败,把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后二年,清政府承认日本铁路权益,日本组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满洲大陆经营梦”。
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铁路经营权落在苏军手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八年二月,鞍阳站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筑起坚固堡垒,火车根据需要,时开时停。
一九四八年二月鞍阳市解放,成立辽南铁路局,后迁至瓦房店。
一九五o年二月,中苏达成共管铁路协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中方的坚持下,苏方交还管理权,划归奉天铁路分局管辖。
解放后,鞍阳市生产建设飞速发展。一九五六年经奉天铁路管理局批准建设鞍阳市新站舍,同年十月一日,旅客进入新候车室检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新站舍胜利竣工。
新站舍建筑面积四二o八点二六平方米,候车室面积一一九八点o八平方米,可容纳一千五百多名旅客,总投资九十七万元。
鞍阳火车站如同一个历史老人,见证了东北这块黑土地的苦难、抗争与奋斗。
邵勇一行无心多看,抬着担架,分开拥挤的人流,检了票,过栈桥,在站台上候着。
北行的火车进站停稳。在列车员的帮助下,几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担架抬上火车,放顿在车厢结合部。车到奉天站下火车,转公交,抬进盛京医院急诊室。
盛京医院门口,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护士长,叫住风风火火的担架,掀开盖在病人头上的被子,喝了一声:
“内科!”。
接诊医生,见病人只剩呼吸,赶紧请来几位专家。专家们听诊,量体温,翻眼皮,划手脚心,详细询问患者发病原因和治疗过程,经过简短会诊,拿出结论:
“弥漫性脑病。”
医院里一床难求。病房走廊里,挤满了等待入院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打着地摊,被褥和洗漱用具堆满了窗台和墙角,提鼻子一闻,污浊的空气里,充斥着来苏水和屎尿混合的气味。
邵勇直凝眉头,把担架交到文明手中,撑着酸疼酸疼的身子,找到老护士长,“护士长,大姨,看您就是个好人。我们大老远来,病人人事不省,一个多月了,吃喝拉撒,都不知道。”声音近乎哀求,“再住不上院,我担心命都保不住啊!”深深鞠了一躬,“您老行行好,能不能帮我们拆腾一张床,啥地方都行。您的大恩大德,我们记一辈子……”
护士长迟疑了片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对邵勇说:
“你跟我来。”
邵勇紧跟着护士长回到住院部,直奔靠楼梯左手第二间病房。护士长猛地推开房门,径直从门口两张病床间穿过,站在靠窗右边的病床前。床上坐着一个身穿病号服的胖老头,旁边侧坐着家属。护士长厉声训斥:
“你的病早好了!跟你说几次了,让你办出院手续,为什么还赖在这儿泡病号?”抓起病人的东西往一块归拢,“你看看走廊里,有多少病人,因为没有床位住不上院?她们得的是大病、重病。大老远从农村来省城,是来救命的。你是党员干部,还讲不讲点阶级感情……”
护士长连珠带炮,打得胖老头乱了方寸。旁边的中年妇人,尖嘴猴腮,长着两片蔳薄的嘴唇。她不有动,拉下脸,不满地瞪着护士长,嘴角抽了抽想回怼。胖老头狠狠瞪了她一眼,埋怨道:
“我早说,病好差不厘了。跟你说多少回了,我要出院,我要出院,可你就是不动秤儿。”往床下挪动身子,“就不该听你的,丢人现眼。”站到地上,伸手拉妇人,“还嫌不够丢人?赶紧收拾东西!”
护士长撵走了泡病号的胖老头。办理完入院手续,罗婶扎上点滴。几个人长出一口气,靠在了窗台上。这一番折腾,三个小伙子,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罗木匠千恩万谢,非要请仨人到外面吃顿,被仨人一口回绝。看着恢复了精气神的罗木匠,邵勇不禁暗自感慨:人啊,最可怕的不是病,不是苦难,而是得不到关爱,看不到希望!
邵勇带文明、道明到医院食堂,一人叫了一碗豆腐脑和几个馒头,草草填饱肚子。又给罗木匠带回来一份。文明主动提出留下来,罗木匠却不肯。说这里,吃不得吃,住不得住。他一个人侍候得来。邵勇瞧着病床上昏睡的罗婶,觉得罗木匠的话很有道理,便不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