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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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招工
年轻人的心,是躁动不安的。他们的心关不住,总想走出大山,开辟新的天地。男青年走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招工、当兵、上大学。在修淮唐小铁路的时候,大家满怀对招工的企盼,拼死拼活地干了五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捞到,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寨子里的年轻人刘继太、孙丙申、秦建国们,彻底绝了当工人老大哥的念头,在心里压抑了好多年。没有办法,只得娶妻生子,伴着山峦,伴着坡地,伴着土坷垃,赶着牛车,扶着犁子,拖着石磙,过着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日子。
女青年比他们多了一条出路,就是嫁到工人家里去。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每次回娘家,一身城里人的光鲜打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城里人的官话儿,还会带来一大堆新鲜的礼品,让凤姑的爹妈喜得合不拢嘴儿。她大姑嫁的是一个农民,回娘家也常常提着一竹篮子白面蒸馍,受到的礼遇就比二姑差得远了。所以,大姑离娘家虽近,却很少回娘家,二姑虽远,隔三差五地经常回来一趟。特别是自从二姑把凤姑说给了县城的人家以后,寨子里的姑娘们,没有人不羡慕凤姑的,她们更看中的是二姑说媒的能力。她们的父母期期艾艾地挤到凤姑家,纷纷托二姑在县城里,给即将成年的丫头找婆家。二姑也乐意当红娘,可以成人之美,还可以收两边的谢仪。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还真的把五六个漂亮的山妹子,说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因此,上凤姑娘家求二姑的人更多了起来,二姑成了我们寨子在外边的专职媒婆。那时不时兴自封官衔,要不,二姑完全可以给自己戴一顶“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帽子。
寨子里的男青年们明明知道,嫁出去的姑娘们,即使嫁不到城里,也未必属于他们,说不定还会嫁到其他村庄,但依然恨凤姑的二姑回娘家当媒婆。只要听说她回来了,就有年轻人恨恨地骂道:“人馋说媒,狗馋舔灯,咱寨子里的女甫志高又回来了。”(注:甫志高是电影红岩里的叛徒。)嘴赖的发旺哥也要乘机捞一句:“气死你们这些jī巴娃子,有二姑在,好闺女到不了你们日!”
在七太爷回家以后衰老缠身的日子里,公社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四个招工指标。其中有三张是合同工,一张是亦工亦农。这四张让多少年轻人拿着发烫的招工表格,没有跟群众见面,就让大队干部们给瓜分了。
支书刘庆典的堂侄子刘继贵、大队会计的儿子刘庆堂,去了县里的丝钉厂,治保主任张群柱的女儿张灵玉,去了县里的棉纺厂。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老曾家的小儿子曾狗留,也被招工进了县城东边十几里地外的砖瓦窑场。
那年头,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可在实际上,大队干部们的私字根本不需要一闪念,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子中。在支部班子开会研究定人的时候,人人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定了刘继贵、刘庆堂、张灵玉后,不料支书刘庆典说:“老曾家的大儿子是当年修水库的英雄,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照顾。这次让他的小儿子曾狗留去顶亦工亦农的指标,也算是党组织的一点关怀。”道理是冠冕堂皇的,几个大队干部纷纷表示同意。但他们心里如同明镜,都知道刘庆典跟老曾家的女儿曾巧兰打得火热,要是不让曾狗留去当工人,曾巧兰要不把刘庆典的小弟弟咬下来才怪。见刘庆典这么表态,妇女主任葛华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敢把自己儿子的事情说出来。刘庆典和她也有一腿,安慰葛华说:“小婶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庆立还在初中读书,他的事儿,等下一次机会吧。”
等寨子里的其他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几个人要走的时候了。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接受刘庆典的领导,公社领导和刘庆典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挑头闹起来的是红卫兵头目刘继先。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刘庆典对刘继先说:“日你妈,闹啥?不想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那些丑事儿?你有啥资格当工人,真是扳着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也不知道刘继先有啥把柄让刘庆典拿着,气势汹汹的刘继先马上蔫了,嘴里嘟囔着:“庆典叔,大鸣大放大字报,你咋不叫人提意见?理不顺气死旁人嘛,他曾狗留凭啥法当工人?”刘庆典说:“你哥当民工死了吗?要是你哥死了,我现在就向公社争取招工指标让你去!”刘继先知道自己没戏,边走边说:“当个工人有啥了不起的,叫我去,我还不干哩。”刘继先一撤退,一群年轻人立刻作鸟兽散了。
刘庆典亲手导演了我们大队夺权的闹剧以后,把刘继先扶了上来。刘继先虽然是夺到了领导权,心里明白这权是怎么夺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庆典的操纵之中。有一次,元叔对小宝和孙二孬说:“刘继先算什么红卫兵司令?不过是刘庆典的‘提猴儿’(木偶戏,我们那里叫‘提猴儿’),啥家也当不了!”小宝说:“我明白了,就是书上说的‘儿皇帝’、‘傀儡’政权!”元叔对小宝的悟性很赞赏,忽然警觉起来,又对他俩说:“咱们今天议论的,不要让高恩典知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们马寨小学,每年都会有四五个学生考入初中。这一年,因为闹“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毕业生,到1968年年底,积了三年的学生,才一道毕业,这个特殊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称作“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称作“小三届”葛华的儿子刘庆立,就是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学生,刘庆立没有领到初中毕业证,本来打算滞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葛华觉得不合算,还怕他参加武斗把小命丢了,说啥也不让刘庆立再去上学。她想,凭着自己和刘庆典的交情,刘庆典总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及早安排工作,当然最好是当工人。这一次,由于没有给安排上,有一段时间,她对刘庆典的温度快降到了冰点。过罢年,刘庆典对夺了权的大队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说:“先让你庆立叔当民办教师吧。”刘继先马上点头同意。
同期的初中学生,还有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崔淑云的妈妈听说刘庆立当了民办教师,也找到刘继先,想让他把自己的闺女安排到学校里,刘继先说:“没有指标了,等等再说吧。”谁知三年以后,小公社并成大公社,我们寨子划归高楼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这几个初中毕业生,有条件去读高中了,反而成了好事儿。只有刘庆立恋着自己已经到手的位置,没有去上高中,当刘继昆、孙长运和崔淑云高中毕业以后,程度最差的刘继昆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崔淑云已经嫁人,依然自强不息,和刘继华、孙长运一道考上了大学。崔淑云毕业后,到我们县第一高中任教。孙长运公派出国留学。刘庆立说起这些儿时的朋友,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仍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事情。吃的倒是不错,正应了“卖鞋老婆赤脚走”那句老话,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太差劲儿,墙是工人们用土坯子摞起来的,连泥巴也没有用,房顶是三角铁和钢筋搭成,上边盖了一层石棉瓦,一下雨直漏八淌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经常丢东西。一个公社的人抱成一个小团体,搞不好就要打起来。曾狗留想,日他妈,这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坐劳改!
到了一个星期天,曾狗留跑到县城里,去看刘庆堂和刘继贵。他对看大门的好说歹说,才让他进了工厂,轰轰隆隆的响声立刻让他头疼。见到这叔侄俩,更让曾狗留大失所望,他们在一个车间,干的活儿是往烘炉上拉盘圆儿(圆盘钢筋的别称),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到了烘炉前,被火烤得脸漆黑。他们中午留他到工人食堂吃饭,每个人抱一个盆子,筷子上一股铁腥味儿。到了他们的住室,是一间漆黑的房子,挤了八个人,一屋子都是汗酸和脚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熏得曾狗留脑子发木,心想,这两个人还不如自己在野地里干活痛快。罢罢罢,生成是鸡子,上不了高门台!回到砖瓦窑场,倒是安心地当起了苦力工人。
在棉纺厂干活的张灵玉,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家探家就不想再回厂里。她对妈妈哭着说:“妈,你看看,我的腿都跑肿了!”她妈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安慰女儿说:“去吧,孩子,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你看咱们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么羡慕你们!当工人到底比当农民强多了。”张灵玉想想也是的,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嫁了人,很快成了抱孩子、喂猪、纺花、织布的农村妇女,体形也变得让人不忍目睹。于是,她又回到厂里,咬紧牙关,干了下来。
第37节招工
年轻人的心,是躁动不安的。他们的心关不住,总想走出大山,开辟新的天地。男青年走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招工、当兵、上大学。在修淮唐小铁路的时候,大家满怀对招工的企盼,拼死拼活地干了五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捞到,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寨子里的年轻人刘继太、孙丙申、秦建国们,彻底绝了当工人老大哥的念头,在心里压抑了好多年。没有办法,只得娶妻生子,伴着山峦,伴着坡地,伴着土坷垃,赶着牛车,扶着犁子,拖着石磙,过着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日子。
女青年比他们多了一条出路,就是嫁到工人家里去。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每次回娘家,一身城里人的光鲜打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城里人的官话儿,还会带来一大堆新鲜的礼品,让凤姑的爹妈喜得合不拢嘴儿。她大姑嫁的是一个农民,回娘家也常常提着一竹篮子白面蒸馍,受到的礼遇就比二姑差得远了。所以,大姑离娘家虽近,却很少回娘家,二姑虽远,隔三差五地经常回来一趟。特别是自从二姑把凤姑说给了县城的人家以后,寨子里的姑娘们,没有人不羡慕凤姑的,她们更看中的是二姑说媒的能力。她们的父母期期艾艾地挤到凤姑家,纷纷托二姑在县城里,给即将成年的丫头找婆家。二姑也乐意当红娘,可以成人之美,还可以收两边的谢仪。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还真的把五六个漂亮的山妹子,说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因此,上凤姑娘家求二姑的人更多了起来,二姑成了我们寨子在外边的专职媒婆。那时不时兴自封官衔,要不,二姑完全可以给自己戴一顶“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帽子。
寨子里的男青年们明明知道,嫁出去的姑娘们,即使嫁不到城里,也未必属于他们,说不定还会嫁到其他村庄,但依然恨凤姑的二姑回娘家当媒婆。只要听说她回来了,就有年轻人恨恨地骂道:“人馋说媒,狗馋舔灯,咱寨子里的女甫志高又回来了。”(注:甫志高是电影红岩里的叛徒。)嘴赖的发旺哥也要乘机捞一句:“气死你们这些jī巴娃子,有二姑在,好闺女到不了你们日!”
在七太爷回家以后衰老缠身的日子里,公社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四个招工指标。其中有三张是合同工,一张是亦工亦农。这四张让多少年轻人拿着发烫的招工表格,没有跟群众见面,就让大队干部们给瓜分了。
支书刘庆典的堂侄子刘继贵、大队会计的儿子刘庆堂,去了县里的丝钉厂,治保主任张群柱的女儿张灵玉,去了县里的棉纺厂。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老曾家的小儿子曾狗留,也被招工进了县城东边十几里地外的砖瓦窑场。
那年头,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可在实际上,大队干部们的私字根本不需要一闪念,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子中。在支部班子开会研究定人的时候,人人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定了刘继贵、刘庆堂、张灵玉后,不料支书刘庆典说:“老曾家的大儿子是当年修水库的英雄,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照顾。这次让他的小儿子曾狗留去顶亦工亦农的指标,也算是党组织的一点关怀。”道理是冠冕堂皇的,几个大队干部纷纷表示同意。但他们心里如同明镜,都知道刘庆典跟老曾家的女儿曾巧兰打得火热,要是不让曾狗留去当工人,曾巧兰要不把刘庆典的小弟弟咬下来才怪。见刘庆典这么表态,妇女主任葛华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敢把自己儿子的事情说出来。刘庆典和她也有一腿,安慰葛华说:“小婶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庆立还在初中读书,他的事儿,等下一次机会吧。”
等寨子里的其他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几个人要走的时候了。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接受刘庆典的领导,公社领导和刘庆典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挑头闹起来的是红卫兵头目刘继先。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刘庆典对刘继先说:“日你妈,闹啥?不想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那些丑事儿?你有啥资格当工人,真是扳着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也不知道刘继先有啥把柄让刘庆典拿着,气势汹汹的刘继先马上蔫了,嘴里嘟囔着:“庆典叔,大鸣大放大字报,你咋不叫人提意见?理不顺气死旁人嘛,他曾狗留凭啥法当工人?”刘庆典说:“你哥当民工死了吗?要是你哥死了,我现在就向公社争取招工指标让你去!”刘继先知道自己没戏,边走边说:“当个工人有啥了不起的,叫我去,我还不干哩。”刘继先一撤退,一群年轻人立刻作鸟兽散了。
刘庆典亲手导演了我们大队夺权的闹剧以后,把刘继先扶了上来。刘继先虽然是夺到了领导权,心里明白这权是怎么夺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庆典的操纵之中。有一次,元叔对小宝和孙二孬说:“刘继先算什么红卫兵司令?不过是刘庆典的‘提猴儿’(木偶戏,我们那里叫‘提猴儿’),啥家也当不了!”小宝说:“我明白了,就是书上说的‘儿皇帝’、‘傀儡’政权!”元叔对小宝的悟性很赞赏,忽然警觉起来,又对他俩说:“咱们今天议论的,不要让高恩典知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们马寨小学,每年都会有四五个学生考入初中。这一年,因为闹“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毕业生,到1968年年底,积了三年的学生,才一道毕业,这个特殊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称作“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称作“小三届”葛华的儿子刘庆立,就是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学生,刘庆立没有领到初中毕业证,本来打算滞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葛华觉得不合算,还怕他参加武斗把小命丢了,说啥也不让刘庆立再去上学。她想,凭着自己和刘庆典的交情,刘庆典总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及早安排工作,当然最好是当工人。这一次,由于没有给安排上,有一段时间,她对刘庆典的温度快降到了冰点。过罢年,刘庆典对夺了权的大队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说:“先让你庆立叔当民办教师吧。”刘继先马上点头同意。
同期的初中学生,还有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崔淑云的妈妈听说刘庆立当了民办教师,也找到刘继先,想让他把自己的闺女安排到学校里,刘继先说:“没有指标了,等等再说吧。”谁知三年以后,小公社并成大公社,我们寨子划归高楼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这几个初中毕业生,有条件去读高中了,反而成了好事儿。只有刘庆立恋着自己已经到手的位置,没有去上高中,当刘继昆、孙长运和崔淑云高中毕业以后,程度最差的刘继昆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崔淑云已经嫁人,依然自强不息,和刘继华、孙长运一道考上了大学。崔淑云毕业后,到我们县第一高中任教。孙长运公派出国留学。刘庆立说起这些儿时的朋友,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仍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事情。吃的倒是不错,正应了“卖鞋老婆赤脚走”那句老话,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太差劲儿,墙是工人们用土坯子摞起来的,连泥巴也没有用,房顶是三角铁和钢筋搭成,上边盖了一层石棉瓦,一下雨直漏八淌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经常丢东西。一个公社的人抱成一个小团体,搞不好就要打起来。曾狗留想,日他妈,这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坐劳改!
到了一个星期天,曾狗留跑到县城里,去看刘庆堂和刘继贵。他对看大门的好说歹说,才让他进了工厂,轰轰隆隆的响声立刻让他头疼。见到这叔侄俩,更让曾狗留大失所望,他们在一个车间,干的活儿是往烘炉上拉盘圆儿(圆盘钢筋的别称),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到了烘炉前,被火烤得脸漆黑。他们中午留他到工人食堂吃饭,每个人抱一个盆子,筷子上一股铁腥味儿。到了他们的住室,是一间漆黑的房子,挤了八个人,一屋子都是汗酸和脚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熏得曾狗留脑子发木,心想,这两个人还不如自己在野地里干活痛快。罢罢罢,生成是鸡子,上不了高门台!回到砖瓦窑场,倒是安心地当起了苦力工人。
在棉纺厂干活的张灵玉,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家探家就不想再回厂里。她对妈妈哭着说:“妈,你看看,我的腿都跑肿了!”她妈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安慰女儿说:“去吧,孩子,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你看咱们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么羡慕你们!当工人到底比当农民强多了。”张灵玉想想也是的,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嫁了人,很快成了抱孩子、喂猪、纺花、织布的农村妇女,体形也变得让人不忍目睹。于是,她又回到厂里,咬紧牙关,干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