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藏家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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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
自幼天资聪，年少显其名
张伯驹幼时天资聪慧，不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且精于诗词，后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年方二十进入军界，正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华，本可在军界大有作为，但当时军阀混战，尔虞我诈，他对政治彻底失望，从此放弃仕途，一心经营其父创办的北京盐业银行，当时的北京盐业银行和北京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被称为“北四行”撑握着北方的经济命脉，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背景，为他日后收藏字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长期致力于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的研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然溥侗专攻戏剧，旁的学问不甚了了；袁克文才华过人，精通版本之学，但英年早逝；张学良自其父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后，愤而从戎，为中华民族做出过极大贡献；再就是张伯驹，终成一代学人，一位爱国的大收藏家。刘海粟先生在悼念张伯驹的文章中认为：“丛碧先生之可贵还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某些人的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明伶，而无某些人的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乃是现代人。”
偶入收藏界，一发不可收
与其说收藏是一种能力，一种财力和一种智慧的体现；不如说收藏是一种心态，一种才力和一种境界的诠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具有博大情怀和崇高境界的大收藏家张伯驹，他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对于他来说即充满神秘，更充满着挑战，甚至说与命运息息相关。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有时为一文物他不惜一掷千金，甚至变卖家产在所不惜。他最初从琉璃厂买了一幅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因缺损“房”之一字，正中盖“康熙御笔”朱文印虽好，却值钱不多。张伯驹喜其“丛碧”寓意，自此以之为号，对古书画的收藏便一发不可收，且终身不悔。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收藏心情。“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如买西晋陆机平复帖，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的，当时归溥儒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国外，这事让张伯驹十分纠结。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多次与其交涉，也许是精诚所至，也许是众望所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这个被称为“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的罕世之宝。平复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九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又鉴于平复帖系中国少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是汉隶到草书间过渡阶段的佳作及章草的最初形态，故历来被视为国之重宝。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其收藏的除平复帖外还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游春图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堪称国宝，也正是为了这幅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1号的豪宅。此外收藏的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经他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曾在其文中表白过自己的心迹，他写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的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伯驹试图一己之力阻止许多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显得犹为悲壮和敬慕。
若为文物在，生命皆可抛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价值连城，他深深爱着这些字画，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据说绑架者是汪伪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由于张家大部分钱财都买成了珍贵的字画，家中财产已无力救赎张伯驹。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这是我的命，尤其那幅平复帖！不要以此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经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赤心献国宝，一生坦荡荡
张伯驹把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重要书画名迹并不据为己有，全都捐给了国家，其中，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现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他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现在早已价值连城。如果说他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保藏文物珍品，是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那么，他把所藏之宝献于国家则是出于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曾这样写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他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细地保存着，它即是对一代收藏家所做伟大功绩的见证，也是对张伯驹一生收藏的总结。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
自幼天资聪，年少显其名
张伯驹幼时天资聪慧，不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且精于诗词，后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年方二十进入军界，正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华，本可在军界大有作为，但当时军阀混战，尔虞我诈，他对政治彻底失望，从此放弃仕途，一心经营其父创办的北京盐业银行，当时的北京盐业银行和北京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被称为“北四行”撑握着北方的经济命脉，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背景，为他日后收藏字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长期致力于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的研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然溥侗专攻戏剧，旁的学问不甚了了；袁克文才华过人，精通版本之学，但英年早逝；张学良自其父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后，愤而从戎，为中华民族做出过极大贡献；再就是张伯驹，终成一代学人，一位爱国的大收藏家。刘海粟先生在悼念张伯驹的文章中认为：“丛碧先生之可贵还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某些人的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明伶，而无某些人的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乃是现代人。”
偶入收藏界，一发不可收
与其说收藏是一种能力，一种财力和一种智慧的体现；不如说收藏是一种心态，一种才力和一种境界的诠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具有博大情怀和崇高境界的大收藏家张伯驹，他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对于他来说即充满神秘，更充满着挑战，甚至说与命运息息相关。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有时为一文物他不惜一掷千金，甚至变卖家产在所不惜。他最初从琉璃厂买了一幅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因缺损“房”之一字，正中盖“康熙御笔”朱文印虽好，却值钱不多。张伯驹喜其“丛碧”寓意，自此以之为号，对古书画的收藏便一发不可收，且终身不悔。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收藏心情。“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如买西晋陆机平复帖，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的，当时归溥儒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国外，这事让张伯驹十分纠结。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多次与其交涉，也许是精诚所至，也许是众望所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这个被称为“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的罕世之宝。平复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九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又鉴于平复帖系中国少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是汉隶到草书间过渡阶段的佳作及章草的最初形态，故历来被视为国之重宝。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其收藏的除平复帖外还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游春图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堪称国宝，也正是为了这幅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1号的豪宅。此外收藏的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经他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曾在其文中表白过自己的心迹，他写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的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伯驹试图一己之力阻止许多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显得犹为悲壮和敬慕。
若为文物在，生命皆可抛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价值连城，他深深爱着这些字画，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据说绑架者是汪伪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由于张家大部分钱财都买成了珍贵的字画，家中财产已无力救赎张伯驹。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这是我的命，尤其那幅平复帖！不要以此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经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赤心献国宝，一生坦荡荡
张伯驹把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重要书画名迹并不据为己有，全都捐给了国家，其中，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现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他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现在早已价值连城。如果说他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保藏文物珍品，是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那么，他把所藏之宝献于国家则是出于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曾这样写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他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细地保存着，它即是对一代收藏家所做伟大功绩的见证，也是对张伯驹一生收藏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