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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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应该说说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天，他径直从我们后面走过来，他几乎是一边走一边说的。他说：
慢走，朋友我听出来了，你说了德语deutsch，对不？
我们停下。
我爸是德语系教授，他接着又说。我是他儿子。
这时我感到了他的不正常，但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马上说：
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爸把我送进去的。我能理解他，不然他能怎么办？他说得对，只有把我送进去才能再把我接出来。
我们都笑了。
我媳妇是警察，长得好看，也厉害，我爸有时也怕她，警察嘛。可她怕我，她是我媳妇，这也很正常，你们说对不？
那你是干什么的？老头问他。
你是说有病以前？没等对方回答，接着又说。我也是攀亲。我抓过一个坏蛋，我让他抱着树，然后把他铐上了。你们要是看了肯定笑，他抱那棵树像抱女朋友似的。
我不觉得好笑。老头说。
你说对了。这不好笑。后来下雨了，我进屋去了，我把他给忘了，他抱着树在雨地里站了一宿。
我看看老头，老头的表情已经开始愤怒。
第二天一早儿，我想起来了，我跑去给他送伞，可他不要，他说他要伞没有用。他说的也对，他都湿透了。然后我就向他道歉。可他不理我。他转过头不看我，我走到另一边，他哭了。他是个坏蛋，可他哭了。太可笑了，你们说是不？
我们该走了，没时间再听你说这些。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说。
他没再对老头说什么，却对我说，你去过德国对不？
我点点头。
那就再见了，朋友，今天天儿好，下雨不好。好了，再见。
这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离开他以后一直是老头在说话，他说，这个人太恐怖了，这样的可怕的过去有什么脸对别人讲，没有人性。他越来越激动，我不得不提醒他，刚才讲述故事的人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老头看看我，问我，你觉得我可笑？
我点头，说，有一点。
你不觉得那个人可笑嘛？
我说，不。
他又一次愤怒地挥挥手，这叫什么逻辑！
我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个逻辑，可我心里真的觉得疯子不可笑，我甚至有点吃惊他站在太阳地里，给你讲一个故事，竟比好多绞尽脑汁的作家弄得更好。他开门见山告诉你他是（或者曾经是）个精神病患者，然后就开始以自己的逻辑说开去。他竟然会调动读者，我是精神病，我现在给你讲故事这一手，我学了好久，现在会了。我相信他从没学过，可他也会。我倒是有点觉得自己可笑。可惜换一个行当已经晚了。
我第三次见他就在前不久，这也许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希望能平静地叙述它。
他妈妈告诉我，他也许会一直留在医院里，你能相信嘛，他没有父亲，至少从他12岁起就没有了，他住在大学里是因为母亲。她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
在我见到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颇为巨大的变化，让我简单说一下。有一天，我和男朋友吃晚饭的时候来了一男一女，那个女人向我们点点头径直走进了里屋，后面的男人自然地也就跟了进去。我觉得她好像是主人，果然我没有想借。我的男朋友让我出去回避一下，他说他一定向我解释清楚。
我回避了，我太傻，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还是没勇气不照着他的话去做。当我再回家时，他解释得很艰难，惟一说清楚的话是，他需要这个女人，这就意味着我得离开了。当年他也是这么需要我的，为此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他需要那个女人，因为她还有丈夫。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喜欢通奸。我最后看着他的时候，依旧不能恨他，他不过是个病人。
道理我能想明白，可还是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个男人的逻辑，这时我想到了疯子。我去校园转了几回，都没有看见他，我觉得奇怪。我去一个小卖店打听，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了。我买了一听他喝的那种饮料。
没想到他又进去了。我说。
你说什么？老太太大声问我。
他不是又进去了嘛？
又进去了是什么意思？老太太问我。
他不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吧？我问老太太。
他就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啊，你听谁说的他不是第一次？老太太问我。
我没告诉她我听谁说的，不然她会笑话我，笑我相信一个疯子的话。我向她打听了疯子家的地址，我说我是他们家一个朋友的朋友。老太太怀疑我说的话，但还是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我。
我见到了他的母亲，她只把门欠了一道缝儿，警惕地打量我，等着我的自我介绍和解释。我看见她的长相和疯子十分相近，就说是她儿子的朋友。接着我说，我只想知道他在哪个医院，想去看他。
这位母亲弄明白了我的企图至少没什么恶意，就把门再敞开些，对我微笑一下，然后对我点点头，示意我进去。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不自然，我想，她这儿肯定不经常有客人来。
这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走廊里他的母亲向我们右边的房间伸伸手，我就进去了。站在房间的正中，我知道这是疯子的房间：简单，整洁，所有的陈设都是旧的，与他在校园向人们挥手时的感觉十分吻合。
随便坐吧。她说。
我挑了一把60年代到80年代在很多办公室里常见的椅子坐下，她妈妈坐到那张单人床上，床铺得棱角分明，我只在部队和监狱里见过。
你不是他的朋友吧？她问我。
我看看她，只好点点头。
那你有什么事情嘛？她又问我。
您知道我不是他的朋友，为什么还让我进来？
她多少对我的话感到吃惊，过一会儿她说，没人来找他，我想也没人说过是他的朋友。
她的话让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我又像是某些认真的时刻那样恨我自己，我常常觉得自己苟且。
我实话实说吧。我说，我还不是他的朋友，但想成为他的朋友。
她看我，好像想看出我是不是也不正常。但她笑了。她说，我谢谢你。
我现在应该说说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天，他径直从我们后面走过来，他几乎是一边走一边说的。他说：
慢走，朋友我听出来了，你说了德语deutsch，对不？
我们停下。
我爸是德语系教授，他接着又说。我是他儿子。
这时我感到了他的不正常，但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马上说：
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爸把我送进去的。我能理解他，不然他能怎么办？他说得对，只有把我送进去才能再把我接出来。
我们都笑了。
我媳妇是警察，长得好看，也厉害，我爸有时也怕她，警察嘛。可她怕我，她是我媳妇，这也很正常，你们说对不？
那你是干什么的？老头问他。
你是说有病以前？没等对方回答，接着又说。我也是攀亲。我抓过一个坏蛋，我让他抱着树，然后把他铐上了。你们要是看了肯定笑，他抱那棵树像抱女朋友似的。
我不觉得好笑。老头说。
你说对了。这不好笑。后来下雨了，我进屋去了，我把他给忘了，他抱着树在雨地里站了一宿。
我看看老头，老头的表情已经开始愤怒。
第二天一早儿，我想起来了，我跑去给他送伞，可他不要，他说他要伞没有用。他说的也对，他都湿透了。然后我就向他道歉。可他不理我。他转过头不看我，我走到另一边，他哭了。他是个坏蛋，可他哭了。太可笑了，你们说是不？
我们该走了，没时间再听你说这些。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说。
他没再对老头说什么，却对我说，你去过德国对不？
我点点头。
那就再见了，朋友，今天天儿好，下雨不好。好了，再见。
这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离开他以后一直是老头在说话，他说，这个人太恐怖了，这样的可怕的过去有什么脸对别人讲，没有人性。他越来越激动，我不得不提醒他，刚才讲述故事的人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老头看看我，问我，你觉得我可笑？
我点头，说，有一点。
你不觉得那个人可笑嘛？
我说，不。
他又一次愤怒地挥挥手，这叫什么逻辑！
我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个逻辑，可我心里真的觉得疯子不可笑，我甚至有点吃惊他站在太阳地里，给你讲一个故事，竟比好多绞尽脑汁的作家弄得更好。他开门见山告诉你他是（或者曾经是）个精神病患者，然后就开始以自己的逻辑说开去。他竟然会调动读者，我是精神病，我现在给你讲故事这一手，我学了好久，现在会了。我相信他从没学过，可他也会。我倒是有点觉得自己可笑。可惜换一个行当已经晚了。
我第三次见他就在前不久，这也许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希望能平静地叙述它。
他妈妈告诉我，他也许会一直留在医院里，你能相信嘛，他没有父亲，至少从他12岁起就没有了，他住在大学里是因为母亲。她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
在我见到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颇为巨大的变化，让我简单说一下。有一天，我和男朋友吃晚饭的时候来了一男一女，那个女人向我们点点头径直走进了里屋，后面的男人自然地也就跟了进去。我觉得她好像是主人，果然我没有想借。我的男朋友让我出去回避一下，他说他一定向我解释清楚。
我回避了，我太傻，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还是没勇气不照着他的话去做。当我再回家时，他解释得很艰难，惟一说清楚的话是，他需要这个女人，这就意味着我得离开了。当年他也是这么需要我的，为此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他需要那个女人，因为她还有丈夫。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喜欢通奸。我最后看着他的时候，依旧不能恨他，他不过是个病人。
道理我能想明白，可还是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个男人的逻辑，这时我想到了疯子。我去校园转了几回，都没有看见他，我觉得奇怪。我去一个小卖店打听，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了。我买了一听他喝的那种饮料。
没想到他又进去了。我说。
你说什么？老太太大声问我。
他不是又进去了嘛？
又进去了是什么意思？老太太问我。
他不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吧？我问老太太。
他就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啊，你听谁说的他不是第一次？老太太问我。
我没告诉她我听谁说的，不然她会笑话我，笑我相信一个疯子的话。我向她打听了疯子家的地址，我说我是他们家一个朋友的朋友。老太太怀疑我说的话，但还是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我。
我见到了他的母亲，她只把门欠了一道缝儿，警惕地打量我，等着我的自我介绍和解释。我看见她的长相和疯子十分相近，就说是她儿子的朋友。接着我说，我只想知道他在哪个医院，想去看他。
这位母亲弄明白了我的企图至少没什么恶意，就把门再敞开些，对我微笑一下，然后对我点点头，示意我进去。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不自然，我想，她这儿肯定不经常有客人来。
这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走廊里他的母亲向我们右边的房间伸伸手，我就进去了。站在房间的正中，我知道这是疯子的房间：简单，整洁，所有的陈设都是旧的，与他在校园向人们挥手时的感觉十分吻合。
随便坐吧。她说。
我挑了一把60年代到80年代在很多办公室里常见的椅子坐下，她妈妈坐到那张单人床上，床铺得棱角分明，我只在部队和监狱里见过。
你不是他的朋友吧？她问我。
我看看她，只好点点头。
那你有什么事情嘛？她又问我。
您知道我不是他的朋友，为什么还让我进来？
她多少对我的话感到吃惊，过一会儿她说，没人来找他，我想也没人说过是他的朋友。
她的话让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我又像是某些认真的时刻那样恨我自己，我常常觉得自己苟且。
我实话实说吧。我说，我还不是他的朋友，但想成为他的朋友。
她看我，好像想看出我是不是也不正常。但她笑了。她说，我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