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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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工作，不同于在a州的情形之一便是你有机会接触或见识到许多外国人。尤其在学校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更是如此。
可能是因为原先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少吧，也更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每次碰到一个外国人，无论他年岁大小，是男是女，总怀着一种非常敬畏的心情。确切地讲，是一种异于对待自己同族人的一种更加宽容与更加让步的心情。总觉得我应该表现得更谦卑一些，更加顺从对方的习惯与思路。总之是一种很暧昧的心情。但就在这种暧昧不明的心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觉得这样的状况有些不对劲了。
拉萨生活着的更多的人群不是中国汉族人，也不是那些外来的欧美人，而是本地的藏族人。无论上班共事，下班吃饭购物，你更多地接触到的是他们。而且你难免脱离得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藏族人对待外来的汉族人，是那么的热情与好客。或者说，汉人与藏人交往之中，更多地表现出让步与谦卑心态的是藏人而非汉人。
恰巧那天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了一期关于“国际视角”的节目，谈论的正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这样的话题。其中一个观众的发言就非常的中肯到位。她讲，无论中国人看外国人还是外国人看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个平常心，不要觉得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外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抑或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或者中国人有多么了不起，只要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那也就万事好说，大家交往交流起来便会十分地容易快意了。
这种观点听起来十分的合理，并且是从两方面作了要求的，似乎十分完美。不过我立即想到了我个人的经历。作为一个汉人，在与藏人交往和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是分明真切地体会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简单地说，藏人对待我的心态犹如我对待外国人的心态；而我对待藏人的心态则极为相似于外国人对我的态度。这单单用一个“平常心”来说明，好象有点不妥。到底是谁没有平常心？藏人、汉人，还是外国人？另外，平常心是什么？平常心应该是不自觉的自然流露。象汉人与汉人相处，你便不会去强调一种平常心，因为你本身就处于一种平常心态之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常心态的存在？
我不敢提“文明”二字作为理由，因为文明的概念太大了。而且无论说藏族文明的发达程度不及汉文明还是华夏文明不及欧美文明，都好象让人明显强烈地感觉到事实并非如此。但有一个明显而且容易觉察到的理由便是从现代当前的状况来讲，中国的经济状况是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从中国内部来讲，西藏的经济状况则是远落后于内地的经济状况的。
从经济发达的差异入手，我似乎为了能够解释我与藏人以及欧美人交往时所怀的不同心态方面看到了一丝亮光。
我们无法不承认的一点是这是一个经济的社会。马克思讲，经济结构决定意识形态。这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唯物主义所控制的社会，我们所宣讲的强弱，在更多的意义上，讲的其实是贫富。所以从古至尽，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始终是富者，是强者。
我们一直在追求平等对话，东西方的平等对话。其实原因就在于我们现今无法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平等对话。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但凡有一天没有消除，我们东方人就无法与那些西方人平等对话。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对于一个成天辛勤劳动只能够换来一小块面包与水的奴隶来讲，他如何能与整日里衣食无忧、研究哲学与宗教的奴隶主去平等对话呢？对于那些在中国西藏最贫穷的地区仅仅能用“活着”二字来描述他们生存状况的农牧民来说，他怎么能够与一个内地（如广州、上海）月薪七八千元，倡导不仅要生活而且要热爱生活的中产阶级平等对话？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赶上了中国的好时候，诞生在无灾无难的时代环境下不到三十岁的中国青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且已经在追求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幸成为那最早脱离温饱线的中国人群，又怎么能够与那些生下来就对“温饱”二字毫无知晓，并且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呐喊迷惘，追求自由，反传统的一代欧美人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平等对话呢？他们迷惘的时候，我们的父辈还在挨饿，还在苦苦地奋斗为了脱离贫困线，为了吃饱肚子。只有在现在，九十年代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极少数生活在中国某些发达地区的富有者，才开始声称迷惘。我们比西方的经济落后了一二十年，导致了我们在思考不同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不处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中，那么他们无有平等对话可言。
人一旦从“求生存”这样一个状态之中脱离出来，进入一种积极生活的状态之中，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会迅速成熟发展并复杂化。三国演义此类揭示复杂政治斗争与人际关系的书诞生于中原地区，而西藏的格萨尔王相比之下就比较淳朴，原因也在于此。但抛却这一点不说，也就是只有那吃饱的人才会问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自己又是什么东西之外，我们还是要说：富人难以掩饰自己在穷人面前的傲慢与优越感，这是富人的本性。只有经济上真正平等的人才会平等来往，平等对话。这是另一个无需说明的事实。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怎么与开汽车上下班的人平等对话？事实上人群分成许多圈子，那自然而然形成的圈子就是以经济为限的。这是另外一个证明。
所以一些从内地到西藏的游客，遇见寺里的一些喇嘛，毫不在意尊重二字，手里拿着一些零食一边大嚼，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那喇嘛：“唉，你在念什么经？你是佛学院毕业的吗？”完全是一副痞子相，叫人恶心。见了同路的一个老外吧（欧美人），尽管人家理也不理他，还在那点头哈腰地用蹩脚的英文问人家how are you？你说这除了他个人的修养与素质之外，能脱离得了他们两方面所属的人群的经济状况的差异吗？但话说回来，如果那个老外是个越南人或者孟加拉人，你也可想象那个中国游客会用怎样的神态与语气跟人家说话了。
见富者而倨见贫者而傲，我只想强调一点，不单是个人修养的问题，还有客观的原因存在，那就是经济差异造成的整个人群、民族的心态。有人将之称为是集体无意识。
在拉萨工作，不同于在a州的情形之一便是你有机会接触或见识到许多外国人。尤其在学校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更是如此。
可能是因为原先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少吧，也更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每次碰到一个外国人，无论他年岁大小，是男是女，总怀着一种非常敬畏的心情。确切地讲，是一种异于对待自己同族人的一种更加宽容与更加让步的心情。总觉得我应该表现得更谦卑一些，更加顺从对方的习惯与思路。总之是一种很暧昧的心情。但就在这种暧昧不明的心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觉得这样的状况有些不对劲了。
拉萨生活着的更多的人群不是中国汉族人，也不是那些外来的欧美人，而是本地的藏族人。无论上班共事，下班吃饭购物，你更多地接触到的是他们。而且你难免脱离得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藏族人对待外来的汉族人，是那么的热情与好客。或者说，汉人与藏人交往之中，更多地表现出让步与谦卑心态的是藏人而非汉人。
恰巧那天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了一期关于“国际视角”的节目，谈论的正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这样的话题。其中一个观众的发言就非常的中肯到位。她讲，无论中国人看外国人还是外国人看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个平常心，不要觉得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外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抑或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或者中国人有多么了不起，只要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那也就万事好说，大家交往交流起来便会十分地容易快意了。
这种观点听起来十分的合理，并且是从两方面作了要求的，似乎十分完美。不过我立即想到了我个人的经历。作为一个汉人，在与藏人交往和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是分明真切地体会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简单地说，藏人对待我的心态犹如我对待外国人的心态；而我对待藏人的心态则极为相似于外国人对我的态度。这单单用一个“平常心”来说明，好象有点不妥。到底是谁没有平常心？藏人、汉人，还是外国人？另外，平常心是什么？平常心应该是不自觉的自然流露。象汉人与汉人相处，你便不会去强调一种平常心，因为你本身就处于一种平常心态之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常心态的存在？
我不敢提“文明”二字作为理由，因为文明的概念太大了。而且无论说藏族文明的发达程度不及汉文明还是华夏文明不及欧美文明，都好象让人明显强烈地感觉到事实并非如此。但有一个明显而且容易觉察到的理由便是从现代当前的状况来讲，中国的经济状况是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从中国内部来讲，西藏的经济状况则是远落后于内地的经济状况的。
从经济发达的差异入手，我似乎为了能够解释我与藏人以及欧美人交往时所怀的不同心态方面看到了一丝亮光。
我们无法不承认的一点是这是一个经济的社会。马克思讲，经济结构决定意识形态。这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唯物主义所控制的社会，我们所宣讲的强弱，在更多的意义上，讲的其实是贫富。所以从古至尽，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始终是富者，是强者。
我们一直在追求平等对话，东西方的平等对话。其实原因就在于我们现今无法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平等对话。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但凡有一天没有消除，我们东方人就无法与那些西方人平等对话。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对于一个成天辛勤劳动只能够换来一小块面包与水的奴隶来讲，他如何能与整日里衣食无忧、研究哲学与宗教的奴隶主去平等对话呢？对于那些在中国西藏最贫穷的地区仅仅能用“活着”二字来描述他们生存状况的农牧民来说，他怎么能够与一个内地（如广州、上海）月薪七八千元，倡导不仅要生活而且要热爱生活的中产阶级平等对话？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赶上了中国的好时候，诞生在无灾无难的时代环境下不到三十岁的中国青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且已经在追求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幸成为那最早脱离温饱线的中国人群，又怎么能够与那些生下来就对“温饱”二字毫无知晓，并且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呐喊迷惘，追求自由，反传统的一代欧美人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平等对话呢？他们迷惘的时候，我们的父辈还在挨饿，还在苦苦地奋斗为了脱离贫困线，为了吃饱肚子。只有在现在，九十年代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极少数生活在中国某些发达地区的富有者，才开始声称迷惘。我们比西方的经济落后了一二十年，导致了我们在思考不同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不处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中，那么他们无有平等对话可言。
人一旦从“求生存”这样一个状态之中脱离出来，进入一种积极生活的状态之中，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会迅速成熟发展并复杂化。三国演义此类揭示复杂政治斗争与人际关系的书诞生于中原地区，而西藏的格萨尔王相比之下就比较淳朴，原因也在于此。但抛却这一点不说，也就是只有那吃饱的人才会问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自己又是什么东西之外，我们还是要说：富人难以掩饰自己在穷人面前的傲慢与优越感，这是富人的本性。只有经济上真正平等的人才会平等来往，平等对话。这是另一个无需说明的事实。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怎么与开汽车上下班的人平等对话？事实上人群分成许多圈子，那自然而然形成的圈子就是以经济为限的。这是另外一个证明。
所以一些从内地到西藏的游客，遇见寺里的一些喇嘛，毫不在意尊重二字，手里拿着一些零食一边大嚼，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那喇嘛：“唉，你在念什么经？你是佛学院毕业的吗？”完全是一副痞子相，叫人恶心。见了同路的一个老外吧（欧美人），尽管人家理也不理他，还在那点头哈腰地用蹩脚的英文问人家how are you？你说这除了他个人的修养与素质之外，能脱离得了他们两方面所属的人群的经济状况的差异吗？但话说回来，如果那个老外是个越南人或者孟加拉人，你也可想象那个中国游客会用怎样的神态与语气跟人家说话了。
见富者而倨见贫者而傲，我只想强调一点，不单是个人修养的问题，还有客观的原因存在，那就是经济差异造成的整个人群、民族的心态。有人将之称为是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