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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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君主，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往辽东讨公孙渊。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度渊以何计得策？”懿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唯明君能量彼我，预有所弃，此非渊所及也。”曰：“往还几日？”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遂进兵。渊遣将帅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此欲老吾兵，攻之正堕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彼大众在此，巢穴空虚。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贼尽锐赴之。懿潜济以出其北，弃贼直趋襄平；贼将战败，懿围襄平。诸将请攻之，懿不听。陈珪曰：“昔攻上庸，旬日之半破坚城，斩孟达。今日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之。”懿曰：“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较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而计粮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而雨水乃尔，攻具不设，促之何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忧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恃其众，故虽饥困，不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惊之，非计也。”既而雨霁，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粮尽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将王健、柳甫乞降，请解围，当君臣面缚，懿〔不许，〕皆斩之。渊突围而走，懿复追及梁水上杀之，辽地悉平。
<b>译文</b>
大凡出兵深入敌境作战，如果敌人固守营垒而不同我决战，企图以此疲惫拖垮我军，对此我军应当转攻其国君所在之处，捣毁其后方老巢，阻截其退归之路，切断其粮草供应，迫使敌人不得不脱离营垒而出战，我乘机以精锐部队进击它，就可以打败敌人。诚如兵法所说：“我军要想与敌决战，敌人即使凭据深沟高垒，但也不得不脱离营垒而同我决战，这是由于我军攻击其必然回救之处的缘故。”三国魏景初二年，明帝曹叡把太尉司马懿从长安召回京师洛阳，命他率军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魏明帝问道：“四千里远征作战，虽说要用奇谋取胜，但也要有足够的兵力，不应当过于计较军费开支的多少。据你推测，公孙渊将采取什么样的计谋对策？”司马懿回答说：“放弃城邑而预先逃走，这是上策；凭据辽水以抗拒我军，这是中策；坐守襄平而单纯防御，这是他成为俘虏的最下策。”明帝问：“这三种计策，公孙渊将会采用哪一种呢？”司马懿答道：“只有贤明智慧之人才能正确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并能预先对所用计策作出正确取舍，而这并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明帝又问：“此次出征往返将用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时行军一百天，回来路上一百天，进攻作战一百天，用六十天进行休整。这样，一年时间足够了。”于是，司马懿率军向辽东进发。公孙渊派遣部将率领数万步骑兵进驻辽隧，构筑围墙堑壕二十余里，以此抵御司马懿进攻。魏军诸将都想立即发起进攻，但司马懿却说：“敌人构筑防御阵地，这是企图长期拖住和疲惫我军，进攻它正好落入其圈套。这正是王莽时期王邑不肯绕过昆阳坚城而强攻硬打，几乎导致全军覆没的严重教训。敌人主力集中在这里，其老巢必定空虚，我军舍此不攻而直捣襄平，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打败公孙渊是必定无疑的。”于是，便命令魏军多插旗帜，伪装成要出击敌人阵地之南端的样子，将敌人的全部精锐吸引到这里。司马懿却率领大军偷偷越过辽隧向北，放弃眼前敌人不打而直趋襄平，一路打败敌将的拦截，顺利地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这时，众将又请求迅速攻城，但司马懿均未同意。随军司马陈珪提出疑问说：“以往您率军攻打上庸，只用了五天即破城杀了孟达。如今长途跋涉而来，却变得安稳缓慢起来，对此，我实在有些迷惑不解。”司马懿耐心解释说：“上庸之战，孟达当时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军将士数相当孟达军的四倍，但粮食则不够一个月食用，以仅有一个月存粮的部队去与有一年存粮的敌人相较量，怎么可以不采取速战速决？用四倍于敌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兵力而战胜了敌人，还是应当干的。因为，这不是从计较人员伤亡，而是从计较粮食多少这一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如今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之大雨不停，攻城器械未备，似此而急忙进攻又有什么作为呢？我军从京师洛阳出发以来，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向我军进攻，而是担心敌人不战而逃。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要用尽，而我军对敌尚未完成合围之势；如果采取掠夺其牛马、抄取其柴草，那么，这就无异于驱使敌人逃跑。战争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善于因变制敌才能取胜。敌人凭恃其兵多，因此虽已处于饥饿困难的境地，但却仍然不肯束手待毙。对于此种敌人，我们应当伪装成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它。如果我们贪求小利而惊跑他们，这不是好的计谋所为。”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令部队制作攻城器械，并迅速发起进攻，箭飞如雨，攻势迅猛。城中敌人顿时陷于粮尽的困难境地，饥饿严重以至发生人吃人现象。公孙渊窘急无奈，便派部将王建、柳甫出城乞降，请求解除对襄平城的围困，并表示公孙渊君臣一定自缚前来请罪归附。但司马懿断然拒绝，并将王、柳二将杀掉。公孙渊见派将乞降未成，便突围而逃；司马懿挥军紧追，赶到梁水岸边将其击杀。至此，辽东地区完全平定。
<b>解析</b>
本篇以必战为题，乃取“攻其必救”之义，其要旨是阐述在深入敌境作战的条件下，打败坚壁不战之敌的指导原则。它认为，凡是深入敌国境内作战，对于那些固守坚城不与我决战的敌人，应当采取“攻其必救”的指导原则，迫使敌人脱离坚城与我决战，我就可以打败敌人。本篇所论“攻其君主，捣其巢穴”这既是敌人君王所在的要害去处，又是敌人必然极力回救的地方。只有攻敌所必救之处，才能调动坚壁不战之敌脱离固垒于运动中聚而歼之。因此“攻其必救”的原则，在古代战争中是常为兵家所采用的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三国时期魏将司马懿平定公孙渊的辽东之战，就是运用“攻其必救”指导原则取胜的典型战例。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大将司马懿奉命率军进讨雄据辽东的割据势力公孙洲。对于东进来攻的魏军，公孙渊派重兵固守辽隧坚城不与魏军决战，企图消耗和拖垮魏军，主帅司马懿识破其阴谋，力排众议，果断决定避开强点辽隧坚城不攻，直捣公孙渊的所在地且守备薄弱的襄平城，并根据“贼众我寡，贼饥我饱”的实际情况，集中兵力对襄平实施四面包围，迫使公孙渊在“粮尽窘急，人相食”的严重危困形势下，不得不弃襄平而出逃。司马懿乘势挥军追击，于运动中一举歼灭了公孙渊。战后，司马懿在回答部将陈珪所提疑问时，把昔攻上庸之战（即平定孟达之战，详见前速战史例），与今攻襄平之战所采取的不同作战原则和战法，加以分析比较后指出说：“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而已。这是完全符合战争客观规律和作战实际需要的真知灼见。从敌情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变而制敌，这既是军事家司马懿用兵的突出特点，又是他前后夺取两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君主，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往辽东讨公孙渊。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度渊以何计得策？”懿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唯明君能量彼我，预有所弃，此非渊所及也。”曰：“往还几日？”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遂进兵。渊遣将帅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此欲老吾兵，攻之正堕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彼大众在此，巢穴空虚。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贼尽锐赴之。懿潜济以出其北，弃贼直趋襄平；贼将战败，懿围襄平。诸将请攻之，懿不听。陈珪曰：“昔攻上庸，旬日之半破坚城，斩孟达。今日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之。”懿曰：“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较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而计粮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而雨水乃尔，攻具不设，促之何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忧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恃其众，故虽饥困，不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惊之，非计也。”既而雨霁，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粮尽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将王健、柳甫乞降，请解围，当君臣面缚，懿〔不许，〕皆斩之。渊突围而走，懿复追及梁水上杀之，辽地悉平。
<b>译文</b>
大凡出兵深入敌境作战，如果敌人固守营垒而不同我决战，企图以此疲惫拖垮我军，对此我军应当转攻其国君所在之处，捣毁其后方老巢，阻截其退归之路，切断其粮草供应，迫使敌人不得不脱离营垒而出战，我乘机以精锐部队进击它，就可以打败敌人。诚如兵法所说：“我军要想与敌决战，敌人即使凭据深沟高垒，但也不得不脱离营垒而同我决战，这是由于我军攻击其必然回救之处的缘故。”三国魏景初二年，明帝曹叡把太尉司马懿从长安召回京师洛阳，命他率军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魏明帝问道：“四千里远征作战，虽说要用奇谋取胜，但也要有足够的兵力，不应当过于计较军费开支的多少。据你推测，公孙渊将采取什么样的计谋对策？”司马懿回答说：“放弃城邑而预先逃走，这是上策；凭据辽水以抗拒我军，这是中策；坐守襄平而单纯防御，这是他成为俘虏的最下策。”明帝问：“这三种计策，公孙渊将会采用哪一种呢？”司马懿答道：“只有贤明智慧之人才能正确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并能预先对所用计策作出正确取舍，而这并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明帝又问：“此次出征往返将用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时行军一百天，回来路上一百天，进攻作战一百天，用六十天进行休整。这样，一年时间足够了。”于是，司马懿率军向辽东进发。公孙渊派遣部将率领数万步骑兵进驻辽隧，构筑围墙堑壕二十余里，以此抵御司马懿进攻。魏军诸将都想立即发起进攻，但司马懿却说：“敌人构筑防御阵地，这是企图长期拖住和疲惫我军，进攻它正好落入其圈套。这正是王莽时期王邑不肯绕过昆阳坚城而强攻硬打，几乎导致全军覆没的严重教训。敌人主力集中在这里，其老巢必定空虚，我军舍此不攻而直捣襄平，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打败公孙渊是必定无疑的。”于是，便命令魏军多插旗帜，伪装成要出击敌人阵地之南端的样子，将敌人的全部精锐吸引到这里。司马懿却率领大军偷偷越过辽隧向北，放弃眼前敌人不打而直趋襄平，一路打败敌将的拦截，顺利地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这时，众将又请求迅速攻城，但司马懿均未同意。随军司马陈珪提出疑问说：“以往您率军攻打上庸，只用了五天即破城杀了孟达。如今长途跋涉而来，却变得安稳缓慢起来，对此，我实在有些迷惑不解。”司马懿耐心解释说：“上庸之战，孟达当时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军将士数相当孟达军的四倍，但粮食则不够一个月食用，以仅有一个月存粮的部队去与有一年存粮的敌人相较量，怎么可以不采取速战速决？用四倍于敌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兵力而战胜了敌人，还是应当干的。因为，这不是从计较人员伤亡，而是从计较粮食多少这一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如今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之大雨不停，攻城器械未备，似此而急忙进攻又有什么作为呢？我军从京师洛阳出发以来，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向我军进攻，而是担心敌人不战而逃。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要用尽，而我军对敌尚未完成合围之势；如果采取掠夺其牛马、抄取其柴草，那么，这就无异于驱使敌人逃跑。战争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善于因变制敌才能取胜。敌人凭恃其兵多，因此虽已处于饥饿困难的境地，但却仍然不肯束手待毙。对于此种敌人，我们应当伪装成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它。如果我们贪求小利而惊跑他们，这不是好的计谋所为。”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令部队制作攻城器械，并迅速发起进攻，箭飞如雨，攻势迅猛。城中敌人顿时陷于粮尽的困难境地，饥饿严重以至发生人吃人现象。公孙渊窘急无奈，便派部将王建、柳甫出城乞降，请求解除对襄平城的围困，并表示公孙渊君臣一定自缚前来请罪归附。但司马懿断然拒绝，并将王、柳二将杀掉。公孙渊见派将乞降未成，便突围而逃；司马懿挥军紧追，赶到梁水岸边将其击杀。至此，辽东地区完全平定。
<b>解析</b>
本篇以必战为题，乃取“攻其必救”之义，其要旨是阐述在深入敌境作战的条件下，打败坚壁不战之敌的指导原则。它认为，凡是深入敌国境内作战，对于那些固守坚城不与我决战的敌人，应当采取“攻其必救”的指导原则，迫使敌人脱离坚城与我决战，我就可以打败敌人。本篇所论“攻其君主，捣其巢穴”这既是敌人君王所在的要害去处，又是敌人必然极力回救的地方。只有攻敌所必救之处，才能调动坚壁不战之敌脱离固垒于运动中聚而歼之。因此“攻其必救”的原则，在古代战争中是常为兵家所采用的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三国时期魏将司马懿平定公孙渊的辽东之战，就是运用“攻其必救”指导原则取胜的典型战例。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大将司马懿奉命率军进讨雄据辽东的割据势力公孙洲。对于东进来攻的魏军，公孙渊派重兵固守辽隧坚城不与魏军决战，企图消耗和拖垮魏军，主帅司马懿识破其阴谋，力排众议，果断决定避开强点辽隧坚城不攻，直捣公孙渊的所在地且守备薄弱的襄平城，并根据“贼众我寡，贼饥我饱”的实际情况，集中兵力对襄平实施四面包围，迫使公孙渊在“粮尽窘急，人相食”的严重危困形势下，不得不弃襄平而出逃。司马懿乘势挥军追击，于运动中一举歼灭了公孙渊。战后，司马懿在回答部将陈珪所提疑问时，把昔攻上庸之战（即平定孟达之战，详见前速战史例），与今攻襄平之战所采取的不同作战原则和战法，加以分析比较后指出说：“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而已。这是完全符合战争客观规律和作战实际需要的真知灼见。从敌情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变而制敌，这既是军事家司马懿用兵的突出特点，又是他前后夺取两战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