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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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赞曰∶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b>译文</b>
丽辞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五篇，论述文辞的对偶问题。“丽”即耦，也作偶，就是双、对。讲究对偶，是我国文学艺术独有的特色之一；对偶的构成，和汉字的特点有重要关系。所以，从我国最早的文献易经、尚书等，直到现在的文学作品以至一般著作，也常用对偶。本篇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所做初步总结。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对偶的形成原因及其源流梗概。刘勰认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是成双的，因此，反映万物的文学创作，只要对事物作全面考虑，就可“自然成对”这个道理虽然很不全面，但它不是从追求华丽出发，而是从客观事物的自然之美出发。联系下面所讲“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等观点来看，用不用对偶，取决于内容，则对偶的运用，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因此，刘勰认为古书上的对偶，如“满招损，谦受益”之类，并不是有意为对，而是事实如此“率然对尔”到汉代以后（主要是东汉以后），逐渐“崇盛丽辞”才愈来愈讲求精细，并发展而为繁滥。
第二部分讲对偶的种类。刘勰将古来对偶归纳为四种类型：言对、事对、反对、正对。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也包括在四种基本类型之中了。刘勰认为这四种对，言对易，事对难，反对优，正对劣。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
第三部分首先列举几种应该避免的弊病，如相对两方的内容重复、优劣不均、孤立无偶和对偶平庸等，然后提出总的要求：要对得合理恰当，并美如联璧；对句和散句应交错运用，像用种种不同的玉器加以调节。
刘勰生当六朝骈文盛行之际，文心雕龙也用骈文写成；本篇所论，褒多于贬，说是他对骈文是有所偏爱的。在文学创作中，若发挥汉语的有利因素“奇偶适变”对加强作品的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一）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三）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四）
总之，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赞曰∶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b>译文</b>
丽辞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五篇，论述文辞的对偶问题。“丽”即耦，也作偶，就是双、对。讲究对偶，是我国文学艺术独有的特色之一；对偶的构成，和汉字的特点有重要关系。所以，从我国最早的文献易经、尚书等，直到现在的文学作品以至一般著作，也常用对偶。本篇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所做初步总结。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对偶的形成原因及其源流梗概。刘勰认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是成双的，因此，反映万物的文学创作，只要对事物作全面考虑，就可“自然成对”这个道理虽然很不全面，但它不是从追求华丽出发，而是从客观事物的自然之美出发。联系下面所讲“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等观点来看，用不用对偶，取决于内容，则对偶的运用，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因此，刘勰认为古书上的对偶，如“满招损，谦受益”之类，并不是有意为对，而是事实如此“率然对尔”到汉代以后（主要是东汉以后），逐渐“崇盛丽辞”才愈来愈讲求精细，并发展而为繁滥。
第二部分讲对偶的种类。刘勰将古来对偶归纳为四种类型：言对、事对、反对、正对。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也包括在四种基本类型之中了。刘勰认为这四种对，言对易，事对难，反对优，正对劣。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
第三部分首先列举几种应该避免的弊病，如相对两方的内容重复、优劣不均、孤立无偶和对偶平庸等，然后提出总的要求：要对得合理恰当，并美如联璧；对句和散句应交错运用，像用种种不同的玉器加以调节。
刘勰生当六朝骈文盛行之际，文心雕龙也用骈文写成；本篇所论，褒多于贬，说是他对骈文是有所偏爱的。在文学创作中，若发挥汉语的有利因素“奇偶适变”对加强作品的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一）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三）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四）
总之，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