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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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b>译文</b>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但局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
（一）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二）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三）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四）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五）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六）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七）
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b>译文</b>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但局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
（一）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二）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三）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四）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五）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六）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七）
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