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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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春节后，父亲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吃饭下咽困难，随即到长治市职工医院检查，经张医生透视诊断为食道癌晚期。尔后到专医院，医生看了片子，答案是一致的。这期间我们一直瞒着老人，随即我和四妹陪同父亲前往北京检查治疗，住在北京二妹兴荣家。当时，二妹在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任职，二妹托人找到301医院对父亲进行检查，诊断结果也同样如此。几天后开始化疗、烤电等。十几天后（两个疗程），我返回长治，四妹继续留京陪伴。
当时父亲身体情绪各方面都好。每天中午还思想着喝点酒，买点肉、灌肠等食品，二妹也时常到总后食堂端点好菜回来。
两个月后（5月份）父亲身体好转返回长治。在那一段时间，父亲情绪很好，每天早上到北郊公园转一圈，挖回几株花草栽上。白天逗孙子大广玩一阵子（刚一岁），时不时还抱抱，非常亲热。
大概有一两个星期，父亲非要上班，于是又上了几个月班。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调工资或者其他原因吧）和别人怄了气，身体又不行了，于是在11月初二次赴京治疗。临走前还特意到我岳母家看了自己的两个孙子——一岁半的大广和刚出生13天的二广。
这次看病由母亲陪着，仍在301医院治疗。医生的意见不能再电疗了，吃了一段药，好了点不大疼了，这时父亲早已知道了自己得的病。正好妻子的本家大哥松水到北京为他女儿看病，回来说我父亲病痊愈了，就是有点咳嗽、低烧。我不大相信。实际上，这只是个表面。
12月中旬，我到天津、上海等地出差，路过北京看了正在住院的父亲，觉得还不太要紧。
在天津办完事后我便赶到上海，靠二妹的关系，住进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招待所（黄浦路）。大概一个多星期、上海的事情将要办完时，二妹来电话说父亲病重，我马上返京，在天津又办了一天单位的事情，到北京已是12月28日了。
这时，父亲已经出院住在二妹家，一直发高烧、巨痛，情绪非常低落。第二天（12月29日）我们到301医院，医生已没办法，那一段时间只能靠止痛针剂（杜冷丁）抑制。情况十分危急，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
当天晚上，凭着二妹在总后勤部开的一纸介绍信，我在北京火车站军代表处硬磨到三张次日晚（12月30日）北京——西安的火车快车卧铺票，回到二妹家已是晚上12点多了。
知道我买到了车票，躺在外间床上的父亲很不高兴，马上把脸扭到里面，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把病看好了再回家啊。当晚，病痛又发作了两次。
第二天（12月30日），医生来家给父亲打了两次止痛针，晚上临走前又打了一针，另外医生还给带了几支，以便回家后备用。二妹叫了部队吉普车，我和二妹夫把父亲弄上车安顿好，汽车便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一路飞驰赶到火车站，并从专门通道直接开进站台停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门前。上了车，安排好父亲，妹夫下车后，列车启动了。那天晚上，二妹因身体累赘未能到车站送行。
这一年来，二妹也真不容易，拖着个有孕之身，既要上班，又要伺候父亲看病，还要招呼家人，真难为她了。我们走了，让她好好歇歇吧。
在车上，父亲还硬撑着上了一次厕所。第二天（12月31日）早上4点多钟，火车到达新乡车站。由于需要转车，我和母亲赶紧把父亲和行李弄下车。让父亲先坐到行李上。父亲畏缩成一团，记得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尽快转移到长治方向的侯车站台上，拖着父亲和一大堆行李，我只好多次往返穿越多道站台和轨道，先掂过一件行李放到远处对面的站台上，再把父亲抱过去坐好，再让母亲过来，招呼着父亲，我再一件件的把行李倒过来。父亲在地上蜷伏着坐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7点钟后，我们终于登上开往长治的火车。
父亲一路躺着，下午2点多，火车终于抵达长治车站。四妹的男朋友李忠找了来车接。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车到家赶快让父亲躺下休息不提。我回到纤维板厂家里已是1978年最后一天的深夜。
1979年元旦一大早，父亲情况不好，我们全家立即赶了过去，并叫来橡胶厂徐厂长和妻哥德祥。
徐厂长赶来看父亲时，父亲哆哆嗦嗦地拿出医院诊断，给领导说自己真是病了，病好后一定早日上班。厂长劝父亲安心养病，不要想得过多。
妻哥德祥叫来他的朋友——专医院刘医生，刘医生给父亲作了检查和紧急处理，插上氧气管呼吸，安慰父亲说没事。
中午刚过（1点多点），我正在里间，姐姐跑进来叫我，看爸爸怎么啦！我赶忙过去，只见妻子紧张地守在父亲身旁，父亲面部痛苦地抽搐着，嘴里吃力的吐着气。儿女们大声叫着，爸爸！你怎么啦？父亲没有回答，长喘一口气，吹出一些吐沫，与世长辞。临终前一点交代都没有。
他，就是我们的父亲—程丙森，四川省广安市人。1910年阴历8月13日生，1979年元月1日去世，享年69岁。
父亲出生在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起只身一人到重庆学徒谋生，自此、再未回过广安老家。194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并把我爷爷从老家接到重庆一起生活，到1950年，哥哥、姐姐、我以及二妹姊妹四人陆续出生，此时的家庭俨然成为一个6口之家的大家庭了。1952年，为支援内地建设，父亲从重庆长安兵工厂调到山西长治淮海机械厂，我们举家6口搬到长治，之后5年里家里又舔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辛劳一辈子，养育了我们姊妹7人，试想一下，7个子女个个要生存、要上学、要进入社会、要成家立业，这对于仅靠父亲每月80余元收入的9口之家来说谈何容易，但父亲挺过来了。日子再难再艰辛，我从未听到父亲的哀声叹气。在这个家里，他老人家的功劳无人能比。如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却没能躲过病魔这一关。苍天啊，睁睁眼吧，但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事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我们晚一天从北京出来，父亲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许还能撑几天，也说不定会在半路上咽气。天哪！
1978年2月春节后，父亲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吃饭下咽困难，随即到长治市职工医院检查，经张医生透视诊断为食道癌晚期。尔后到专医院，医生看了片子，答案是一致的。这期间我们一直瞒着老人，随即我和四妹陪同父亲前往北京检查治疗，住在北京二妹兴荣家。当时，二妹在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任职，二妹托人找到301医院对父亲进行检查，诊断结果也同样如此。几天后开始化疗、烤电等。十几天后（两个疗程），我返回长治，四妹继续留京陪伴。
当时父亲身体情绪各方面都好。每天中午还思想着喝点酒，买点肉、灌肠等食品，二妹也时常到总后食堂端点好菜回来。
两个月后（5月份）父亲身体好转返回长治。在那一段时间，父亲情绪很好，每天早上到北郊公园转一圈，挖回几株花草栽上。白天逗孙子大广玩一阵子（刚一岁），时不时还抱抱，非常亲热。
大概有一两个星期，父亲非要上班，于是又上了几个月班。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调工资或者其他原因吧）和别人怄了气，身体又不行了，于是在11月初二次赴京治疗。临走前还特意到我岳母家看了自己的两个孙子——一岁半的大广和刚出生13天的二广。
这次看病由母亲陪着，仍在301医院治疗。医生的意见不能再电疗了，吃了一段药，好了点不大疼了，这时父亲早已知道了自己得的病。正好妻子的本家大哥松水到北京为他女儿看病，回来说我父亲病痊愈了，就是有点咳嗽、低烧。我不大相信。实际上，这只是个表面。
12月中旬，我到天津、上海等地出差，路过北京看了正在住院的父亲，觉得还不太要紧。
在天津办完事后我便赶到上海，靠二妹的关系，住进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招待所（黄浦路）。大概一个多星期、上海的事情将要办完时，二妹来电话说父亲病重，我马上返京，在天津又办了一天单位的事情，到北京已是12月28日了。
这时，父亲已经出院住在二妹家，一直发高烧、巨痛，情绪非常低落。第二天（12月29日）我们到301医院，医生已没办法，那一段时间只能靠止痛针剂（杜冷丁）抑制。情况十分危急，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
当天晚上，凭着二妹在总后勤部开的一纸介绍信，我在北京火车站军代表处硬磨到三张次日晚（12月30日）北京——西安的火车快车卧铺票，回到二妹家已是晚上12点多了。
知道我买到了车票，躺在外间床上的父亲很不高兴，马上把脸扭到里面，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把病看好了再回家啊。当晚，病痛又发作了两次。
第二天（12月30日），医生来家给父亲打了两次止痛针，晚上临走前又打了一针，另外医生还给带了几支，以便回家后备用。二妹叫了部队吉普车，我和二妹夫把父亲弄上车安顿好，汽车便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一路飞驰赶到火车站，并从专门通道直接开进站台停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门前。上了车，安排好父亲，妹夫下车后，列车启动了。那天晚上，二妹因身体累赘未能到车站送行。
这一年来，二妹也真不容易，拖着个有孕之身，既要上班，又要伺候父亲看病，还要招呼家人，真难为她了。我们走了，让她好好歇歇吧。
在车上，父亲还硬撑着上了一次厕所。第二天（12月31日）早上4点多钟，火车到达新乡车站。由于需要转车，我和母亲赶紧把父亲和行李弄下车。让父亲先坐到行李上。父亲畏缩成一团，记得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尽快转移到长治方向的侯车站台上，拖着父亲和一大堆行李，我只好多次往返穿越多道站台和轨道，先掂过一件行李放到远处对面的站台上，再把父亲抱过去坐好，再让母亲过来，招呼着父亲，我再一件件的把行李倒过来。父亲在地上蜷伏着坐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7点钟后，我们终于登上开往长治的火车。
父亲一路躺着，下午2点多，火车终于抵达长治车站。四妹的男朋友李忠找了来车接。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车到家赶快让父亲躺下休息不提。我回到纤维板厂家里已是1978年最后一天的深夜。
1979年元旦一大早，父亲情况不好，我们全家立即赶了过去，并叫来橡胶厂徐厂长和妻哥德祥。
徐厂长赶来看父亲时，父亲哆哆嗦嗦地拿出医院诊断，给领导说自己真是病了，病好后一定早日上班。厂长劝父亲安心养病，不要想得过多。
妻哥德祥叫来他的朋友——专医院刘医生，刘医生给父亲作了检查和紧急处理，插上氧气管呼吸，安慰父亲说没事。
中午刚过（1点多点），我正在里间，姐姐跑进来叫我，看爸爸怎么啦！我赶忙过去，只见妻子紧张地守在父亲身旁，父亲面部痛苦地抽搐着，嘴里吃力的吐着气。儿女们大声叫着，爸爸！你怎么啦？父亲没有回答，长喘一口气，吹出一些吐沫，与世长辞。临终前一点交代都没有。
他，就是我们的父亲—程丙森，四川省广安市人。1910年阴历8月13日生，1979年元月1日去世，享年69岁。
父亲出生在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起只身一人到重庆学徒谋生，自此、再未回过广安老家。194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并把我爷爷从老家接到重庆一起生活，到1950年，哥哥、姐姐、我以及二妹姊妹四人陆续出生，此时的家庭俨然成为一个6口之家的大家庭了。1952年，为支援内地建设，父亲从重庆长安兵工厂调到山西长治淮海机械厂，我们举家6口搬到长治，之后5年里家里又舔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辛劳一辈子，养育了我们姊妹7人，试想一下，7个子女个个要生存、要上学、要进入社会、要成家立业，这对于仅靠父亲每月80余元收入的9口之家来说谈何容易，但父亲挺过来了。日子再难再艰辛，我从未听到父亲的哀声叹气。在这个家里，他老人家的功劳无人能比。如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却没能躲过病魔这一关。苍天啊，睁睁眼吧，但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事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我们晚一天从北京出来，父亲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许还能撑几天，也说不定会在半路上咽气。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