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德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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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德一词用在某个人的身上，就是表明这个人的行为被大多数的人们所认可。也就是品德高尚，行事受人尊敬，作风行为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是大家应该学习的榜样。贤德之人必须有才能，只不过同他的贤德相比没有那马突出罢了。没有才能的人充其量也就是老实、诚实。是称不上贤德的。二者之间不搭边，不是一个级别与层次的人。因而贤德之人才更加伟大。
对于这样的人，人们有事是可以放心的向他请求和托付的。而才能则不然，它就是表明才华和能力的结合。说一个人有才能，充其量就是指这个人知识丰富，办事能力强罢了，这些都是个人的事，与公益关系无关。至于是否可以信任，是否可以帮忙办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而古今的执政者都千方百计的为自己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老百姓也希望当官的都是德才双全的人。可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哪有那么些德才双全之人，真就象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在实际社会中德才双全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说全的话也只是愿望而已。
回看我们的历史，史书中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确实不多。既然这样，那古之执政者就只能有些取舍了，也就是只能偏重于二者的某一方面。或重于才能，或重于贤德。这就看自己的需要了。因此不同的取舍也就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而且例子也是数不胜数。
魏武帝曹操在这方面就是突出的代表，他生当乱世，成年之时是天下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候。当时群雄并起，而曹操也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用人以能的策略。也就是能人机制。曹操的能人思想表现的也十分充分，就连招女婿也以有才能的为准则。也不管瞎子、瘸子，只要有能就行。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与策略，使得他开创了三国时代有魏一朝的伟大基业。
可是世上的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必有弊。就像老子说的，这叫福祸相依。因而他这一成不变的方针政策最终也使得其自食其果。到后来让自己培养出来的司马懿的儿子给抢班夺权改朝篡位了。
有人说这叫循环往复，老曹家遭报应了，他抢大汉的皇位，所以人家也就抢了他家的，这就叫因果报应毫厘不爽。可是如果要是细想想能是这么回事吗，人家曹操是在汉献帝的临时又流浪的政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主动把他们收留的，说白了就是捡了一个爹。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司马懿家是老曹家的正宗臣子，是在魏朝内部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的，逐步把权力抢到手的，而这两者之间能一样吗。
到了大宋时，宋太祖就精明多了，人家在登基做了皇帝时就立刻请自己手下小弟们喝酒，把他们一个个喝的五迷三倒的，然后就用几张钞票把他们手中的权利换过来了。我叫你们能，这回我叫你们一个个的回家去玩去。然后就换上赵普等一班贤明忠实的大臣。这样放心大胆的做自己的逍遥皇帝去了。虽然这同宋朝重文轻武有关，可是人家老赵家的皇位却从没动摇过。而且到了仁宗朝也就出现了历代史学家认为的封建王朝的鼎盛时代。那时出现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文彦博、狄青、司马光、王安石、三苏等一班历史名人。要知道这些人是扎堆出来的，他们之中除了王安石有过改革失败的历史记录外，其他的人基本就是留下了一大堆的诗词文赋和神乎其神的传说了。其中包龙图包拯传的最神，可是如果看看这些传说就不难发现，就是连最厉害的是人都敢宰的包大人审案时也不过就是上天入地而已，细推起来根本就没有惊险离奇曲折的经典案例。终究还是宣传的贤德与公正。如果真要把历史搬出来的话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就说王安石吧，他可是一生就娶了一个老婆的，最后因儿子不能生育，他老婆私下又给他找了一个小妾，最后都让他退回去了。试问诸君，你们谁能做的到呢。当然这些人一个个的也确实有才能，可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流芳百世的却是那令人尊敬的大贤大德。就是这大贤大德才让后世的人们对他们无比的尊崇。
如果说到才能，那唐朝的奸相李林甫应该算一位，大唐有规定，宰相必须从下面的节度使中选拔。当李林甫当了宰相后就把那些表现好的节度使都给弄下去了，谁也超不过他，便又提拔安禄山，并加以重权。因为安禄山是胡人当不了宰相，对他没有威胁。就这样，在没有破坏司法的前提下，他稳稳地做了好几任的首辅。可是，换上靠裙带关系上来的杨国忠就不行了，他就是靠着杨贵妃的裤带栓的紧而一路虎干。是他把大唐的给破坏了，这个人真是才能贤德那都不靠。只是歪打正着，安禄山还没有准备充分，就提前把他给逼反了。因而杨国忠就靠不上才能与贤德这两个方面，所以也就不在此列。
要说在人才的才能与贤德方面掌握的最好的还是宋太祖，与之相比的朱皇帝还差一筹。朱元璋得了江山之后就是一味的诛杀功臣，好坏不分，就是一个劲的杀杀杀，杀到最后收不了场，儿孙们自相残杀起来。到了名后期，到是出来一些名臣，什么徐阶、高巩、张居正等，可这些人细究起来都是一些能臣。他们也确实都做了一些事实，可是就是没看见他们的操守在哪里。也就是这些人把明朝搞砸了，以至于到后来的孙承宗无力力挽狂澜。
从历史来看，在不同的时期就要偏重于任用不同的人来进行管理国家。当开创基业之时，就要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人，至于贤德就要退居其次。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理想，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达到目的。只要成功就行。在他们的眼里，英雄是不问出处的。可是到了实现了最终目的之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不行了。这时有了严格的法律，有了各种规章制度，你若敢越雷池一步，那这个社会就绝对不能容你。这时整个社会就有了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所有人都要以这个道德标准为准则，决不能超越这个道德的底线。这就需要那些品行贤德的人来管理了，他们不可能象那些只是才能出众的人一样，去寻找法律的缝隙，去钻政策的空子。也不会去人为的变通，去想对策。更不可能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不用其极。而是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认真执行上级的政策，不管干什么，都要依法办事。绝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不是无能，只是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操守，自己的形象。他们不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钻营，更看不上使用见不得人的下三烂的手段。他们不是不会，而是不屑。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人格上差异。他们绝不会为一己之私去违犯党纪国法，更不会为了某些利益去干有损子孙之事。他们干事恢弘大气，光明磊落。同时更为人们信赖，他们更容易成为人们的核心。也更有向心力、凝聚力。因此，这时的他们才是能真正能管理这个社会的人。如果真要把他形成一种制度，写进书本，当成法则，进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那么不管什么样的社会，都会一天天的好起来的。
贤德一词用在某个人的身上，就是表明这个人的行为被大多数的人们所认可。也就是品德高尚，行事受人尊敬，作风行为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是大家应该学习的榜样。贤德之人必须有才能，只不过同他的贤德相比没有那马突出罢了。没有才能的人充其量也就是老实、诚实。是称不上贤德的。二者之间不搭边，不是一个级别与层次的人。因而贤德之人才更加伟大。
对于这样的人，人们有事是可以放心的向他请求和托付的。而才能则不然，它就是表明才华和能力的结合。说一个人有才能，充其量就是指这个人知识丰富，办事能力强罢了，这些都是个人的事，与公益关系无关。至于是否可以信任，是否可以帮忙办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而古今的执政者都千方百计的为自己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老百姓也希望当官的都是德才双全的人。可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哪有那么些德才双全之人，真就象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在实际社会中德才双全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说全的话也只是愿望而已。
回看我们的历史，史书中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确实不多。既然这样，那古之执政者就只能有些取舍了，也就是只能偏重于二者的某一方面。或重于才能，或重于贤德。这就看自己的需要了。因此不同的取舍也就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而且例子也是数不胜数。
魏武帝曹操在这方面就是突出的代表，他生当乱世，成年之时是天下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候。当时群雄并起，而曹操也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用人以能的策略。也就是能人机制。曹操的能人思想表现的也十分充分，就连招女婿也以有才能的为准则。也不管瞎子、瘸子，只要有能就行。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与策略，使得他开创了三国时代有魏一朝的伟大基业。
可是世上的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必有弊。就像老子说的，这叫福祸相依。因而他这一成不变的方针政策最终也使得其自食其果。到后来让自己培养出来的司马懿的儿子给抢班夺权改朝篡位了。
有人说这叫循环往复，老曹家遭报应了，他抢大汉的皇位，所以人家也就抢了他家的，这就叫因果报应毫厘不爽。可是如果要是细想想能是这么回事吗，人家曹操是在汉献帝的临时又流浪的政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主动把他们收留的，说白了就是捡了一个爹。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司马懿家是老曹家的正宗臣子，是在魏朝内部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的，逐步把权力抢到手的，而这两者之间能一样吗。
到了大宋时，宋太祖就精明多了，人家在登基做了皇帝时就立刻请自己手下小弟们喝酒，把他们一个个喝的五迷三倒的，然后就用几张钞票把他们手中的权利换过来了。我叫你们能，这回我叫你们一个个的回家去玩去。然后就换上赵普等一班贤明忠实的大臣。这样放心大胆的做自己的逍遥皇帝去了。虽然这同宋朝重文轻武有关，可是人家老赵家的皇位却从没动摇过。而且到了仁宗朝也就出现了历代史学家认为的封建王朝的鼎盛时代。那时出现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文彦博、狄青、司马光、王安石、三苏等一班历史名人。要知道这些人是扎堆出来的，他们之中除了王安石有过改革失败的历史记录外，其他的人基本就是留下了一大堆的诗词文赋和神乎其神的传说了。其中包龙图包拯传的最神，可是如果看看这些传说就不难发现，就是连最厉害的是人都敢宰的包大人审案时也不过就是上天入地而已，细推起来根本就没有惊险离奇曲折的经典案例。终究还是宣传的贤德与公正。如果真要把历史搬出来的话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就说王安石吧，他可是一生就娶了一个老婆的，最后因儿子不能生育，他老婆私下又给他找了一个小妾，最后都让他退回去了。试问诸君，你们谁能做的到呢。当然这些人一个个的也确实有才能，可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流芳百世的却是那令人尊敬的大贤大德。就是这大贤大德才让后世的人们对他们无比的尊崇。
如果说到才能，那唐朝的奸相李林甫应该算一位，大唐有规定，宰相必须从下面的节度使中选拔。当李林甫当了宰相后就把那些表现好的节度使都给弄下去了，谁也超不过他，便又提拔安禄山，并加以重权。因为安禄山是胡人当不了宰相，对他没有威胁。就这样，在没有破坏司法的前提下，他稳稳地做了好几任的首辅。可是，换上靠裙带关系上来的杨国忠就不行了，他就是靠着杨贵妃的裤带栓的紧而一路虎干。是他把大唐的给破坏了，这个人真是才能贤德那都不靠。只是歪打正着，安禄山还没有准备充分，就提前把他给逼反了。因而杨国忠就靠不上才能与贤德这两个方面，所以也就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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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在不同的时期就要偏重于任用不同的人来进行管理国家。当开创基业之时，就要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人，至于贤德就要退居其次。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理想，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达到目的。只要成功就行。在他们的眼里，英雄是不问出处的。可是到了实现了最终目的之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不行了。这时有了严格的法律，有了各种规章制度，你若敢越雷池一步，那这个社会就绝对不能容你。这时整个社会就有了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所有人都要以这个道德标准为准则，决不能超越这个道德的底线。这就需要那些品行贤德的人来管理了，他们不可能象那些只是才能出众的人一样，去寻找法律的缝隙，去钻政策的空子。也不会去人为的变通，去想对策。更不可能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不用其极。而是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认真执行上级的政策，不管干什么，都要依法办事。绝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不是无能，只是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操守，自己的形象。他们不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钻营，更看不上使用见不得人的下三烂的手段。他们不是不会，而是不屑。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人格上差异。他们绝不会为一己之私去违犯党纪国法，更不会为了某些利益去干有损子孙之事。他们干事恢弘大气，光明磊落。同时更为人们信赖，他们更容易成为人们的核心。也更有向心力、凝聚力。因此，这时的他们才是能真正能管理这个社会的人。如果真要把他形成一种制度，写进书本，当成法则，进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那么不管什么样的社会，都会一天天的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