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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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会不自觉地想起,1989年6月28日的那个午后:
太阳没遮拦的直射下来,地面升腾起一股热浪。
中师毕业了,我和同学们在彼此泪眼婆娑中互道别离后,便踏上了由驻马店发往泌阳的客车。
我们将行礼包往车前面的修理盖上一放,就围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不顾满脸汗水,慷慨激昂地谈起各自的理想来。
车上坐的大多是同校毕业的学生,想到自己终于可以踏上工作岗位,一展抱负,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车轮滚滚,热浪滚滚,我们激动的热情也越来越趋向高潮。
“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奇怪了,售票员在和谁较劲儿?像是生气了似的。我们的热情被浇下去,暂时平息了讨论。
“刘荣花,你的包被人掂跑了!”忽然,一个同学惊慌地喊。“你别吓唬人了,谁会中你的小鬼计?”我仍然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只以为同学在开玩笑。
“不骗你,刚刚一个带着竹篓的人,下车了,又回头把你的灰提包掂走了。”
“什么?!”我这才警觉起来,蹿到前面一看,果然,灰提包没了。
那是我来驻上学时,我哥给我买的,平时它就是我的百宝箱,那里面可装着我的所有“家产”啊!
这当儿,车已起动,顺着下碑寺街头的高坡滑行了几百米。
“停车!停车!”眼看着我的眼泪就要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下子站了起来。
司机师傅把车顺到路边停了下来,几个要好一点的同学都一起下来,飞一样地向刚才下车的地点跑去。
哪里还有什么踪影?午后的太阳把地面晒得白哗哗的,正直向北的街道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走动。车站附近几个摆摊的,用大雨伞罩着,谁也不愿露出头来。我们一连问了几家,都说没看见,没注意
怎么办?包里装着我的毕业证,派遣证,户口和粮食关系证明,如果包丢了,十年寒窗岂不白读了?
这可不行,必须得找!几个同学又向车站四周,挨户寻问,用尽了礼貌用语,仍然毫无结果。看看半小时过去了,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总不能让一车的人一直等下去(谢天谢地,要不是全车人都对一个学生产生同情,我想他们早就不依了)。
“要不,让别人先走,咱们去找派出所吧。”贺芳劝道。贺芳,即章贺芳,和我同班同学,比我大一岁,却仿佛成熟得多,总是能在别人无助的时候,出谋献策,会让你觉得一时间就有了主心骨。
主意一出,其它同学回到车上,先回去了,我们便去找派出所。
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我们沿街向北走了大约150米,再向西一拐。就到了一个大门朝南的四合院儿。现在想来,那个院是比较简陋的,两排低矮的瓦屋,静默地立着;几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在微风的吹抚下,哗哗啦啦地诉说着小院的宁静。正是午休的好时候,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人活动的影子。
“有人吗?”贺芳姐咳了一声,壮壮胆儿,大声喊道。
“怎么了?”“吱”的一声,前排的东边第二个门开了,出来一位男子,三十岁模样,中等身材,稍有些胖,揉着一双惺忪的眼睛,轻声问。
“快说!”贺芳姐捅我一下,暗示道。
“我的包被人家掂跑了。里面装着”
真是话没出口先有情啊,想到自己很可能顷刻之间一无所有,我简直泣不成声了。
那位大哥见状,把我们让到屋里,让我们慢慢说。我们这才看到,屋里床上坐起来一位大姐,身材高大,面色温和。我的心踏实了很多。
等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大姐立即催促刚才这位大哥去调查、追击。
民警就是有办法,不一会儿就在街上摸清了线索:是北山口的一个鸡蛋贩子带走了。有了去向,大哥马不停蹄,找了一辆摩托车就追击去了。
这边,大姐不住地安慰我,她让贺芳姐先在这儿等着,自己找了一辆自行车,带着我也顺路向北山方向寻去。一路上大姐不停地讯问我情况,也讲讲自己的事,以此来缓解我的紧张。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大姐叫胡歌,大哥叫张毛,他们新婚不久,大姐身体不适。
我这才从自己的伤心中抽出神来观察大姐。她面色很白,但显得流露出病态的憔悴;;她身材比我高半截,但瘦削而单薄,带着我,每登一步都非常吃力;额上的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滚。我已经完全被感动了。
“姐姐,站这儿等着吧!”“再往前走走吧,这样可以让你少着急。”“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不用感谢,要是找到了,回家给你妈说说,演一场电影。”
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哥终于骑着摩托回来了,而且摩托车后面还有我的灰提包!
时隔二十年,我已描述不清当时高兴的样子,以及向大哥、大姐说了些什么感激的话。只记得大哥的脸已成了紫红色,他把包往地上一放就跑到院里的轧井边喝水去了;只知道当我们再乘车回到泌阳县城时,天已经黑了。那晚我就住在了贺芳的家;那晚我们向章伯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在下碑寺的感动。第二天,我们在章伯伯的提醒下,找到县公安局的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记得,领导又让我们写了书面材料,说是要在会上公开表扬。
不知道大哥、大姐有没有得到公开表扬。我的妈妈也终因家底贫寒而没有演上电影。不过妈妈的话我会一直记得:永远都不能忘了人家的大恩!
二十年了,我的脑海中总是时常映现那感人的一幕:炎热的午后,一个陌生的街头,一条曲折而绵长的山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奔波,其中一位忍着妊娠期的不适,带着一个伤心而又感激的我!
大哥、大姐:二十年了,你们的面部特征我无法一一描述,但你们的音容笑貌,你们的身材、背影我都清晰地记得,虽然我尚未找寻到机会与你们谋面,但张毛、胡歌,这两个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今天,我已经从教二十年整了。二十年来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我:好好干,操好心。我也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身边的人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以此来报答两位恩人。
我时常会不自觉地想起,1989年6月28日的那个午后:
太阳没遮拦的直射下来,地面升腾起一股热浪。
中师毕业了,我和同学们在彼此泪眼婆娑中互道别离后,便踏上了由驻马店发往泌阳的客车。
我们将行礼包往车前面的修理盖上一放,就围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不顾满脸汗水,慷慨激昂地谈起各自的理想来。
车上坐的大多是同校毕业的学生,想到自己终于可以踏上工作岗位,一展抱负,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车轮滚滚,热浪滚滚,我们激动的热情也越来越趋向高潮。
“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奇怪了,售票员在和谁较劲儿?像是生气了似的。我们的热情被浇下去,暂时平息了讨论。
“刘荣花,你的包被人掂跑了!”忽然,一个同学惊慌地喊。“你别吓唬人了,谁会中你的小鬼计?”我仍然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只以为同学在开玩笑。
“不骗你,刚刚一个带着竹篓的人,下车了,又回头把你的灰提包掂走了。”
“什么?!”我这才警觉起来,蹿到前面一看,果然,灰提包没了。
那是我来驻上学时,我哥给我买的,平时它就是我的百宝箱,那里面可装着我的所有“家产”啊!
这当儿,车已起动,顺着下碑寺街头的高坡滑行了几百米。
“停车!停车!”眼看着我的眼泪就要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下子站了起来。
司机师傅把车顺到路边停了下来,几个要好一点的同学都一起下来,飞一样地向刚才下车的地点跑去。
哪里还有什么踪影?午后的太阳把地面晒得白哗哗的,正直向北的街道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走动。车站附近几个摆摊的,用大雨伞罩着,谁也不愿露出头来。我们一连问了几家,都说没看见,没注意
怎么办?包里装着我的毕业证,派遣证,户口和粮食关系证明,如果包丢了,十年寒窗岂不白读了?
这可不行,必须得找!几个同学又向车站四周,挨户寻问,用尽了礼貌用语,仍然毫无结果。看看半小时过去了,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总不能让一车的人一直等下去(谢天谢地,要不是全车人都对一个学生产生同情,我想他们早就不依了)。
“要不,让别人先走,咱们去找派出所吧。”贺芳劝道。贺芳,即章贺芳,和我同班同学,比我大一岁,却仿佛成熟得多,总是能在别人无助的时候,出谋献策,会让你觉得一时间就有了主心骨。
主意一出,其它同学回到车上,先回去了,我们便去找派出所。
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我们沿街向北走了大约150米,再向西一拐。就到了一个大门朝南的四合院儿。现在想来,那个院是比较简陋的,两排低矮的瓦屋,静默地立着;几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在微风的吹抚下,哗哗啦啦地诉说着小院的宁静。正是午休的好时候,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人活动的影子。
“有人吗?”贺芳姐咳了一声,壮壮胆儿,大声喊道。
“怎么了?”“吱”的一声,前排的东边第二个门开了,出来一位男子,三十岁模样,中等身材,稍有些胖,揉着一双惺忪的眼睛,轻声问。
“快说!”贺芳姐捅我一下,暗示道。
“我的包被人家掂跑了。里面装着”
真是话没出口先有情啊,想到自己很可能顷刻之间一无所有,我简直泣不成声了。
那位大哥见状,把我们让到屋里,让我们慢慢说。我们这才看到,屋里床上坐起来一位大姐,身材高大,面色温和。我的心踏实了很多。
等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大姐立即催促刚才这位大哥去调查、追击。
民警就是有办法,不一会儿就在街上摸清了线索:是北山口的一个鸡蛋贩子带走了。有了去向,大哥马不停蹄,找了一辆摩托车就追击去了。
这边,大姐不住地安慰我,她让贺芳姐先在这儿等着,自己找了一辆自行车,带着我也顺路向北山方向寻去。一路上大姐不停地讯问我情况,也讲讲自己的事,以此来缓解我的紧张。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大姐叫胡歌,大哥叫张毛,他们新婚不久,大姐身体不适。
我这才从自己的伤心中抽出神来观察大姐。她面色很白,但显得流露出病态的憔悴;;她身材比我高半截,但瘦削而单薄,带着我,每登一步都非常吃力;额上的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滚。我已经完全被感动了。
“姐姐,站这儿等着吧!”“再往前走走吧,这样可以让你少着急。”“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不用感谢,要是找到了,回家给你妈说说,演一场电影。”
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哥终于骑着摩托回来了,而且摩托车后面还有我的灰提包!
时隔二十年,我已描述不清当时高兴的样子,以及向大哥、大姐说了些什么感激的话。只记得大哥的脸已成了紫红色,他把包往地上一放就跑到院里的轧井边喝水去了;只知道当我们再乘车回到泌阳县城时,天已经黑了。那晚我就住在了贺芳的家;那晚我们向章伯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在下碑寺的感动。第二天,我们在章伯伯的提醒下,找到县公安局的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记得,领导又让我们写了书面材料,说是要在会上公开表扬。
不知道大哥、大姐有没有得到公开表扬。我的妈妈也终因家底贫寒而没有演上电影。不过妈妈的话我会一直记得:永远都不能忘了人家的大恩!
二十年了,我的脑海中总是时常映现那感人的一幕:炎热的午后,一个陌生的街头,一条曲折而绵长的山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奔波,其中一位忍着妊娠期的不适,带着一个伤心而又感激的我!
大哥、大姐:二十年了,你们的面部特征我无法一一描述,但你们的音容笑貌,你们的身材、背影我都清晰地记得,虽然我尚未找寻到机会与你们谋面,但张毛、胡歌,这两个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今天,我已经从教二十年整了。二十年来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我:好好干,操好心。我也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身边的人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以此来报答两位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