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视野下第二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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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女性的主体意识被男性意识所取代，女性的一切皆以男人的尺度和标准衡定的，而且长期以来陈陈相因，历久难更。成为社会普遍的常规的文化心理，甚至包括女性自已也沉溺在此常规文化心理下无法自拔，面对封建礼教的摧残和压制表现出让人为之唏嘘的一面，即使接受过新文化思想熏染过一些新女性也如此。鲁迅先生准确地把握社会脉搏，用犀利的笔触和深沉的思想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悲剧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因蒙昧而自绝于封建礼教祭台的；因遭遇压迫想抗争却又抗争不彻底的；因病态社会压制而性格变异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这些具有启蒙意义的作品在肯定这些女性自主意识、生命权利和价值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这些女性自身存在的缺陷并予以批评，旨在劝吁和挽救，表现出更深意义上的女性同情和关怀。
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一生极近精力，对封建礼教及其专制制度下受着政权、族权、男权、神权残酷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切关注和同情。创作了近三十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全新角度开掘别人未发现的领域，言说别人未曾言说的东西，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诚如他的小说中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女性无一逃脱悲惨的命运。她们在专制制度下哭泣、流血、呻吟；她们任人出卖、宰割、被吞噬;她们挣扎、斗争、失败、死亡”1。这些都恰如一部中国妇女的血泪史，读之让人不忍，让人黯然，让人激愤。这些以女性主题在内容上与众不同的特质，给“五四”时期及其后来的女性解放追求者以新的启悟。“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郭沫若先生的这个赞词正确地反映鲁迅在中国革命史、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伟大影响。
一
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是两位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母亲形象，她们在封建神权及封建礼教的规制下极其顺从，痛苦的生，痛苦的死。甚至至死都没明白自己的悲剧命运从何而来。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祥林嫂是一位勤劳、善良、纯朴、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一生最大的希望，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低微的生活条件，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一切不幸都似乎压在她的头上，迫使她向恶势力低头，向不公平的现实低头，向所有的打击和摧残低头。她穷极一生挣扎着活，最终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带着不平，带着遗憾死去。祥林嫂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女性形象。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正是综合了上述几位饱受命运摧残的中国贫苦妇女塑造的高度典型化旧中国底层妇女形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悲惨命运来自封建神权、族权和夫权。她的前夫祥林，比她小十岁，从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丈夫死后，她想摆脱夫家的束缚，只身逃到了鲁镇，并在鲁家生活。艰苦的劳累，但她“还是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权统治下只不过是一个梦。她被婆婆卖给贺家坳的贺老六，把她用绳子捆了，塞进花轿里抬去了，像这野蛮的行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居然也认为是无可非议的。样林嫂这种被卖掉的悲惨命运丝毫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相反，她奋不顾身的反抗还使卫老婆子觉得不可思议，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真出格”作品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擒住她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纱布还止不住血呢。”这一段描写是祥林嫂反抗性格最为鲜明的地方。她用自残的方式来反抗自己被买卖的遭遇，这一行为有合乎人性的一面，似乎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年底生下儿子阿毛，交了“好运了”但第二个丈夫贺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在祥林嫂的悲苦生涯中这种低标准的欢乐只是芸花一现，厄运又接踵而至，疾病再次夺走了她的丈夫，儿子阿毛又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并没有号啕大哭，只是平静地重复“我真傻、真的”其实，她在反复咀嚼失去亲人的痛苦，精神麻木，以至于崩溃。
深刻揭示封建神权对旧中国下层社会女性的摧残也是鲁迅先生创作祝福的动机。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了避免因“失节”而到阴间被“锯开”祥林嫂相信所谓“神”的力量。她将自己辛苦积存的十二千大钱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门槛，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去受苦，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个不洁之人。鲁四爷歧视她，不准她参加祭祀活动，怕败坏风俗。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也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悲剧就是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展示给人看”诚如先生所言，样林嫂的一生正是一个悲剧展示的过程，她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时候，怀着难以摆脱的沉重的负罪感离开了尘世。这也就是鲁迅所指出过的那种无事的悲剧，它似乎缺少扣人心弦的戏剧性，也没有感人肺腑的慷慨悲歌，却以平淡无奇的沉默所产生的力量，使作品诞生后的人们对女性的历史境况有了真正的认识，从而产生深深的思考。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一样是受封建礼教“贞洁观”迫害的典型女性代表。他们人生的道路不同，悲剧命运却是一样的。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年轻时就守了寡，是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贞女节妇。她抱着孩子去看病时，实在支撑不了“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她一臂之力”而当阿五自告奋勇地去抱孩子时“两人离开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说些话，单四嫂子却大半没有答”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寡妇，仿佛让男人抱了自己的孩子，与男人靠近些，甚至多说几句话，就是失了贞操。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她面对的只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
更为不幸的是：与那个社会相伴而生的无赖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之流，对于不幸的单四嫂子，他们不是同情，而是怀着轻薄之心“你你你又在想心思”给单四嫂子带去更多的痛苦。甚至蓝皮阿五在孩子去世抬棺材需要人手时，因为无利可图，跑得不知哪里去了。鲁迅正是从明天中，凸现出神祗、庸医、无赖、蓝皮、邻居以及众帮人，构成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在阴冷冥冥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暴力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单四嫂子即使不死在悬梁自戕的绳索上也会淹死在这个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由此可见，单四嫂子是个孤苦难熬，在冷漠、欺凌侮辱中等待“明天”的完全节妇形象。
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命运的屈从。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如梦幻般的“明天”来麻木自己，解脱自己。
鲁迅先生在随感录•四十中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鲁迅通过塑造祥林嫂和单四嫂子这两个形象-----她们浑浑噩噩地度日，对社会的变动、改革茫无所知;她们受着欺凌与煎熬却只是逆来顺受“遗忘”与“苟活”己成为她们永难觉悟的标记。她们描述了旧社会妇女在族权、夫权、神权和地力豪绅的重重压迫、欺凌和绞杀下的悲惨命运。作为封建社会的标准女人，她们坚守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行为规范。，毫无反抗之意———也未曾想过反抗。她们在失去了婚姻之后，就自觉地失去了女人的一切自由权，她们自动地泯灭了自我意识，苟安于非人的地位，自愿地固守着已死的婚姻并把所有的压迫和束缚都看成自然而然，甚至理所当然，在清灯孤影下独守寂寞，期待“明天”
二
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都是鲁迅赋予更深思想，着力打造的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女性人物形象。他在这两篇小说中不仅并她们身上潜藏着反抗的因子给予表现和肯定。同时也就其灵魂深处不自觉地顺从封建观念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批判，旨在揭示了其悲剧命运的根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女性反抗压迫的渴望。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小说。但却表达了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小说中的子君为了探索知识与真理，寻找新的人生道路，子君从偏僻的乡村只身来到繁华的大城市，她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成了“五四”后期一个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时代女性。
正是由于她虽然受到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产生了追求个性自由的的冲动。她为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勇敢的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句话，并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旁人的冷眼，毅然和涓生同居。在租房的时候，子君还不顾涓生的劝阻“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在这个新家中“加入一点股分”这是子君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在追求婚姻中的男女平等的体现。但是，在骨子里，子君还是摆脱不了传统中国女性“夫唱妇随”的观念。在与涓生同居之后，倾注全力打理家务，以支持涓生。忙得“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都毫不在意，还“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但涓生在“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后，涓生觉得“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此时的子君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神秘感了。更重要的是，进入家庭后的子君，终日忙着做饭、做家务、饲油鸡和阿随之类的工作“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子君在涓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当日让他震撼、让他倾心的新时代女性，而变得跟传统的中国女性无异了，有点庸俗了。在这种状况下，子君的爱情梦已经做到头了。并终至产生了爱情悲剧。
事实上，造成子君的爱情悲剧的正是她自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意识在她的脑子里已根深蒂固了。在与涓生同居日子里她就履行着女人婚后的角色，沿着传统规范的生存价值观与生存的方式走下去，而忽略了曾经和他一样受过新文化思想熏陶的涓生的感受，两个人的思想隔阂了。
家庭生活的平淡与不屑，磨平了她性格的棱角，消耗了她战斗的锐气，当初那崇高的理想与远大的抱负早己丧失殆尽，同时也失去了一切自主的能力。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从父权的奴隶转为丈夫的附庸，做涓生的贤妻与听从父命而为人妻，其结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的所谓“我是我自己的”只不过是“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2而已。这使她徒具妇女解放的思想，而没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作基础，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所以她的悲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子君最终仍回到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去了。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有过一篇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在该演讲中指出，娜拉在那样的社会里，从家庭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指明，出走并不意味着女性真的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如果她们没有经济独立，被奴役、被压迫同样存在。作品以子君的结局告诉了我们，子君实际上就是出走后的娜拉。
对于封建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头上的压迫，离婚中的爱姑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反抗的女性。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同是农村妇女，爱姑身上要比祥林嫂多些野性，多些反抗精神。但由于自身缺乏良好的教育，爱姑和祥林嫂一样同样意识不到她的真正对头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而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丈夫“小畜牲”和公公“老畜牲”她的反抗也只是因为自己本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丈夫却要弃她另寻新欢，所以她必须拚命争得合法夫人的地位。可见，在爱姑貌似解放的野蛮性格背后，遵从倍守的仍是“从一而终”的封建信条，她倔强反抗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维护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为纽带的形同虚设的婚姻家庭关系，甘心做稳封建家庭的奴隶。由此可见，爱姑和祥林嫂是同样的受封建礼教毒害，而且这种毒害已深人到骨髓，让她们根本无法思考或看到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说“爱姑虽然已有了做为强者的条件，但却摆脱不了弱者的意识，统治者掌握着妇女的意志，而且爱姑已习惯了妇女被掌握的世俗意志，对统治阶级以产生依赖，直至盲从。”3由她见到七大人后的表现可以看出，她表面上据理力争，态度坚决，但心里却七上八下，瞻前顾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并不像爱姑所幻想的那样知书识理，讲公道话，会同情她支持她，而是仍然要维护“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封建礼法、封建秩序，他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爱姑压服了。同七大人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交锋中，一句“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就这样，爱姑主动地缴械投降了，这也标志了封建权力关系下妇女反抗的最终结局。
小说中爱姑由最初的坚定不移的反抗，到最后不由自主的妥协，则真实的表明了在封建礼教专制下妇女即便想达到自己的要求并不高的生活目标，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相当不易。因此，妇女群体的觉醒和抗争，是需要与社会的全面改革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的。
三
鲁迅对女性弱点的批评是比较尖锐的。他说：“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4正是基于这样认识，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杨二嫂、柳妈、七斤嫂这些灵魂扭曲、性格变异的女性人物形象。
温柔多情、同情弱小是女性自然人格中的本能。然而，五千年以来，上古传承下来的封建礼法让中国女性长期处于强权压迫之下，囿居于狭小的生活圈子里，过着单调沉闷的生活，缺乏见识和胸怀，使之较为男性拥有更多卑微和痛苦，几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尊严可言，既得不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尊重，也得不到男权领域的认可和同情。表现生活上，就是这些女性的性格在长久压抑下造就了女性病态的人格，产生了强烈宣泄的欲望，遂至于害人、害己。鲁迅的作品中靠出卖自己的兼价劳动力而生存的柳妈、以及风波中的七斤嫂和故乡中杨二嫂皆是类此的可笑而又可悲、可憎而又可怜的妇女形象。
杨二嫂是故乡中的二线人物，作者寥寥数语，通过“豆腐西施”这样一个绰号，就可以让我们联想杨二嫂昔日肯定是位容貌不俗的女子。可是现在“豆腐西施”变成“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牌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趁人不备“拿了那狗气杀(养鸡的器具)，飞也似的跑了”的描绘中可以看出杨二嫂不仅外貌变丑，而且沾上了很多坏习气。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日复一日杨二嫂磨去了身上一切美好的秉性”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病态社会赋予的。
在故乡中，杨二嫂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的。是以“她的尖酸、刻薄、自私贪小来烘托闰土沉默寡言、勤劳善良良好品性的。虽然着墨不多，但我们仍然能看出其中作者赋予的深意。就是在于想说明由于旧社会的毒害，才使杨二嫂这位原本美丽、良善的女子走上了日益堕落的道路。在于可揭露“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而下层社会中的妇女尤其不幸”的主体思想。
和刻画“豆腐西施”杨二嫂不同，对于祝福中的柳妈的形象的塑造鲁迅明显地流露出厌恶与鄙视。“打皱的脸”和“干枯的小眼睛”这不仅仅传神的展现出柳妈的外貌，还披露了柳妈阴暗丑陋、污浊不堪的心理特征。
柳妈是祥林嫂人生悲剧的制造者，是她瓦解了祥林嫂对生活的信念，使其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是她关于祥林嫂头上伤疤的议论，让样林嫂背负着终身无法磨灭的耻辱，而备受各方利刃般奚落和鄙视，产生了极度的自卑感。更是她的关于阎罗平分女人的恐吓，让祥林嫂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对于祥林嫂的死，柳妈不能不算是元凶和始作俑者，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在整篇小说的叙事激情中，鲁迅要表达是柳妈决不是一个“吃素”、“不杀生”的“善良女人”她既是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现实生活中，不仅是那个社会有柳妈，现在社会也有柳妈，将来还会有柳妈。造成这种人格裂变的实质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坚不摧，已经渗透到生活、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封建专制思想。
小说塑造的柳妈形象正是在于鲁迅要揭开的“病苦”产生的根源，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让国人振奋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掀开了全新的历史页面。但并没有及时给农村吹去新鲜的空气，带来真正的变革，真正瓦解历史遗留的种种思想糟粕。彼时生活在江南水乡鲁镇的广大农民仍然囿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愚昧无知、自私麻木、落后保守，缺乏起码的民主觉悟和进步思想，在社会形式的各个方面仍处于被奴役，被压制地位。好在他们麻木了，一切都无所谓。
七斤嫂是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塑造一个融汇了女性最多弱点的乡村妇女形象。这个势利、胆怯、泼悍、乖张、刻薄、强悍、泼辣的女性虽然也不是“风波”中的主角，却是个令人难忘的活跃人物。她挥舞着一双“筷子”动辄戳到对手的鼻梁跟前，骂丈夫、斥女儿，出语刻薄地回击古道热肠，心地善良的八一嫂，处处显示出她的强悍、霸道、丑恶作风。然而，在“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实为封建余孽代表人物的赵七爷跟前，她立时矮了一大截，泼辣之气遁于无形，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战战兢兢打探口风，对于封建权威的极度恐惧全部暴露出来。从这一点看，七今嫂正是那类我们惯见的“欺软怕硬”灵魂丑恶的人物。
我们能理解她在当时处境下的焦灼和烦恼心情，却难以容忍她对弱者的偏执与乖戾态度。鲁迅在小说中塑造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仅是批判类似女性的自私和愚昧，似乎还有针对当时社会人们面对各方压制表现的麻木与顺从的嘲讽。甚至表现的是一种更深层对当时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
鲁迅先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篇章在其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们从鲁迅先生揭示妇女问题的三十多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旧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的悲愤写照和深切同情。
不管是祥林嫂，子君抑或七斤嫂不管是人生境况中叛逆者，还是抗争者，抑或屈从者都具有一种特质，那就是最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结局。何以如此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诚如先生自己所言“所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美好的毁灭必然会引起人内心的震动，从而产生一种情感的波动，因为生活都是不完美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在小说中都将这些女性作为“人类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打破了封建伦常，颠覆了几千年的“妇者服也”即妇女对男人的仆从地位，站在人类的立足点上，为女性解放作着不懈斗争，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论时事，砭锢弊，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理性的分析，鞭挞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和诬蔑，为女性鸣冤叫屈，平反昭雪，清洗污垢。于此同时，鲁迅先生还沉痛地揭示并批评了妇女在沉重的历史负荷下形成的精神弱点，并就此提出克服这些弱点的方法。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使鲁迅先生的作品超越了文本本身的约束，体现出他对女性的真情关爱和一种力促“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神圣的使命感。从这一点来说，鲁迅的小说不仅对五四时代妇女争取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今仍然属于“第二性”的妇女摆脱社会旧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争做自强自立的女性，仍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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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女性的主体意识被男性意识所取代，女性的一切皆以男人的尺度和标准衡定的，而且长期以来陈陈相因，历久难更。成为社会普遍的常规的文化心理，甚至包括女性自已也沉溺在此常规文化心理下无法自拔，面对封建礼教的摧残和压制表现出让人为之唏嘘的一面，即使接受过新文化思想熏染过一些新女性也如此。鲁迅先生准确地把握社会脉搏，用犀利的笔触和深沉的思想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悲剧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因蒙昧而自绝于封建礼教祭台的；因遭遇压迫想抗争却又抗争不彻底的；因病态社会压制而性格变异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这些具有启蒙意义的作品在肯定这些女性自主意识、生命权利和价值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这些女性自身存在的缺陷并予以批评，旨在劝吁和挽救，表现出更深意义上的女性同情和关怀。
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一生极近精力，对封建礼教及其专制制度下受着政权、族权、男权、神权残酷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切关注和同情。创作了近三十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全新角度开掘别人未发现的领域，言说别人未曾言说的东西，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诚如他的小说中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女性无一逃脱悲惨的命运。她们在专制制度下哭泣、流血、呻吟；她们任人出卖、宰割、被吞噬;她们挣扎、斗争、失败、死亡”1。这些都恰如一部中国妇女的血泪史，读之让人不忍，让人黯然，让人激愤。这些以女性主题在内容上与众不同的特质，给“五四”时期及其后来的女性解放追求者以新的启悟。“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郭沫若先生的这个赞词正确地反映鲁迅在中国革命史、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伟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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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是两位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母亲形象，她们在封建神权及封建礼教的规制下极其顺从，痛苦的生，痛苦的死。甚至至死都没明白自己的悲剧命运从何而来。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祥林嫂是一位勤劳、善良、纯朴、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一生最大的希望，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低微的生活条件，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一切不幸都似乎压在她的头上，迫使她向恶势力低头，向不公平的现实低头，向所有的打击和摧残低头。她穷极一生挣扎着活，最终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带着不平，带着遗憾死去。祥林嫂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女性形象。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正是综合了上述几位饱受命运摧残的中国贫苦妇女塑造的高度典型化旧中国底层妇女形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悲惨命运来自封建神权、族权和夫权。她的前夫祥林，比她小十岁，从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丈夫死后，她想摆脱夫家的束缚，只身逃到了鲁镇，并在鲁家生活。艰苦的劳累，但她“还是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权统治下只不过是一个梦。她被婆婆卖给贺家坳的贺老六，把她用绳子捆了，塞进花轿里抬去了，像这野蛮的行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居然也认为是无可非议的。样林嫂这种被卖掉的悲惨命运丝毫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相反，她奋不顾身的反抗还使卫老婆子觉得不可思议，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真出格”作品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擒住她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纱布还止不住血呢。”这一段描写是祥林嫂反抗性格最为鲜明的地方。她用自残的方式来反抗自己被买卖的遭遇，这一行为有合乎人性的一面，似乎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年底生下儿子阿毛，交了“好运了”但第二个丈夫贺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在祥林嫂的悲苦生涯中这种低标准的欢乐只是芸花一现，厄运又接踵而至，疾病再次夺走了她的丈夫，儿子阿毛又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并没有号啕大哭，只是平静地重复“我真傻、真的”其实，她在反复咀嚼失去亲人的痛苦，精神麻木，以至于崩溃。
深刻揭示封建神权对旧中国下层社会女性的摧残也是鲁迅先生创作祝福的动机。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了避免因“失节”而到阴间被“锯开”祥林嫂相信所谓“神”的力量。她将自己辛苦积存的十二千大钱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门槛，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去受苦，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个不洁之人。鲁四爷歧视她，不准她参加祭祀活动，怕败坏风俗。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也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悲剧就是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展示给人看”诚如先生所言，样林嫂的一生正是一个悲剧展示的过程，她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时候，怀着难以摆脱的沉重的负罪感离开了尘世。这也就是鲁迅所指出过的那种无事的悲剧，它似乎缺少扣人心弦的戏剧性，也没有感人肺腑的慷慨悲歌，却以平淡无奇的沉默所产生的力量，使作品诞生后的人们对女性的历史境况有了真正的认识，从而产生深深的思考。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一样是受封建礼教“贞洁观”迫害的典型女性代表。他们人生的道路不同，悲剧命运却是一样的。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年轻时就守了寡，是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贞女节妇。她抱着孩子去看病时，实在支撑不了“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她一臂之力”而当阿五自告奋勇地去抱孩子时“两人离开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说些话，单四嫂子却大半没有答”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寡妇，仿佛让男人抱了自己的孩子，与男人靠近些，甚至多说几句话，就是失了贞操。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她面对的只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
更为不幸的是：与那个社会相伴而生的无赖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之流，对于不幸的单四嫂子，他们不是同情，而是怀着轻薄之心“你你你又在想心思”给单四嫂子带去更多的痛苦。甚至蓝皮阿五在孩子去世抬棺材需要人手时，因为无利可图，跑得不知哪里去了。鲁迅正是从明天中，凸现出神祗、庸医、无赖、蓝皮、邻居以及众帮人，构成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在阴冷冥冥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暴力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单四嫂子即使不死在悬梁自戕的绳索上也会淹死在这个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由此可见，单四嫂子是个孤苦难熬，在冷漠、欺凌侮辱中等待“明天”的完全节妇形象。
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命运的屈从。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如梦幻般的“明天”来麻木自己，解脱自己。
鲁迅先生在随感录•四十中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鲁迅通过塑造祥林嫂和单四嫂子这两个形象-----她们浑浑噩噩地度日，对社会的变动、改革茫无所知;她们受着欺凌与煎熬却只是逆来顺受“遗忘”与“苟活”己成为她们永难觉悟的标记。她们描述了旧社会妇女在族权、夫权、神权和地力豪绅的重重压迫、欺凌和绞杀下的悲惨命运。作为封建社会的标准女人，她们坚守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行为规范。，毫无反抗之意———也未曾想过反抗。她们在失去了婚姻之后，就自觉地失去了女人的一切自由权，她们自动地泯灭了自我意识，苟安于非人的地位，自愿地固守着已死的婚姻并把所有的压迫和束缚都看成自然而然，甚至理所当然，在清灯孤影下独守寂寞，期待“明天”
二
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都是鲁迅赋予更深思想，着力打造的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女性人物形象。他在这两篇小说中不仅并她们身上潜藏着反抗的因子给予表现和肯定。同时也就其灵魂深处不自觉地顺从封建观念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批判，旨在揭示了其悲剧命运的根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女性反抗压迫的渴望。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小说。但却表达了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小说中的子君为了探索知识与真理，寻找新的人生道路，子君从偏僻的乡村只身来到繁华的大城市，她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成了“五四”后期一个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时代女性。
正是由于她虽然受到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产生了追求个性自由的的冲动。她为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勇敢的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句话，并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旁人的冷眼，毅然和涓生同居。在租房的时候，子君还不顾涓生的劝阻“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在这个新家中“加入一点股分”这是子君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在追求婚姻中的男女平等的体现。但是，在骨子里，子君还是摆脱不了传统中国女性“夫唱妇随”的观念。在与涓生同居之后，倾注全力打理家务，以支持涓生。忙得“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都毫不在意，还“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但涓生在“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后，涓生觉得“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此时的子君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神秘感了。更重要的是，进入家庭后的子君，终日忙着做饭、做家务、饲油鸡和阿随之类的工作“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子君在涓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当日让他震撼、让他倾心的新时代女性，而变得跟传统的中国女性无异了，有点庸俗了。在这种状况下，子君的爱情梦已经做到头了。并终至产生了爱情悲剧。
事实上，造成子君的爱情悲剧的正是她自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意识在她的脑子里已根深蒂固了。在与涓生同居日子里她就履行着女人婚后的角色，沿着传统规范的生存价值观与生存的方式走下去，而忽略了曾经和他一样受过新文化思想熏陶的涓生的感受，两个人的思想隔阂了。
家庭生活的平淡与不屑，磨平了她性格的棱角，消耗了她战斗的锐气，当初那崇高的理想与远大的抱负早己丧失殆尽，同时也失去了一切自主的能力。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从父权的奴隶转为丈夫的附庸，做涓生的贤妻与听从父命而为人妻，其结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的所谓“我是我自己的”只不过是“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2而已。这使她徒具妇女解放的思想，而没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作基础，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所以她的悲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子君最终仍回到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去了。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有过一篇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在该演讲中指出，娜拉在那样的社会里，从家庭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指明，出走并不意味着女性真的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如果她们没有经济独立，被奴役、被压迫同样存在。作品以子君的结局告诉了我们，子君实际上就是出走后的娜拉。
对于封建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头上的压迫，离婚中的爱姑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反抗的女性。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同是农村妇女，爱姑身上要比祥林嫂多些野性，多些反抗精神。但由于自身缺乏良好的教育，爱姑和祥林嫂一样同样意识不到她的真正对头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而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丈夫“小畜牲”和公公“老畜牲”她的反抗也只是因为自己本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丈夫却要弃她另寻新欢，所以她必须拚命争得合法夫人的地位。可见，在爱姑貌似解放的野蛮性格背后，遵从倍守的仍是“从一而终”的封建信条，她倔强反抗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维护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为纽带的形同虚设的婚姻家庭关系，甘心做稳封建家庭的奴隶。由此可见，爱姑和祥林嫂是同样的受封建礼教毒害，而且这种毒害已深人到骨髓，让她们根本无法思考或看到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说“爱姑虽然已有了做为强者的条件，但却摆脱不了弱者的意识，统治者掌握着妇女的意志，而且爱姑已习惯了妇女被掌握的世俗意志，对统治阶级以产生依赖，直至盲从。”3由她见到七大人后的表现可以看出，她表面上据理力争，态度坚决，但心里却七上八下，瞻前顾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并不像爱姑所幻想的那样知书识理，讲公道话，会同情她支持她，而是仍然要维护“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封建礼法、封建秩序，他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爱姑压服了。同七大人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交锋中，一句“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就这样，爱姑主动地缴械投降了，这也标志了封建权力关系下妇女反抗的最终结局。
小说中爱姑由最初的坚定不移的反抗，到最后不由自主的妥协，则真实的表明了在封建礼教专制下妇女即便想达到自己的要求并不高的生活目标，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相当不易。因此，妇女群体的觉醒和抗争，是需要与社会的全面改革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的。
三
鲁迅对女性弱点的批评是比较尖锐的。他说：“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4正是基于这样认识，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杨二嫂、柳妈、七斤嫂这些灵魂扭曲、性格变异的女性人物形象。
温柔多情、同情弱小是女性自然人格中的本能。然而，五千年以来，上古传承下来的封建礼法让中国女性长期处于强权压迫之下，囿居于狭小的生活圈子里，过着单调沉闷的生活，缺乏见识和胸怀，使之较为男性拥有更多卑微和痛苦，几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尊严可言，既得不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尊重，也得不到男权领域的认可和同情。表现生活上，就是这些女性的性格在长久压抑下造就了女性病态的人格，产生了强烈宣泄的欲望，遂至于害人、害己。鲁迅的作品中靠出卖自己的兼价劳动力而生存的柳妈、以及风波中的七斤嫂和故乡中杨二嫂皆是类此的可笑而又可悲、可憎而又可怜的妇女形象。
杨二嫂是故乡中的二线人物，作者寥寥数语，通过“豆腐西施”这样一个绰号，就可以让我们联想杨二嫂昔日肯定是位容貌不俗的女子。可是现在“豆腐西施”变成“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牌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趁人不备“拿了那狗气杀(养鸡的器具)，飞也似的跑了”的描绘中可以看出杨二嫂不仅外貌变丑，而且沾上了很多坏习气。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日复一日杨二嫂磨去了身上一切美好的秉性”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病态社会赋予的。
在故乡中，杨二嫂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的。是以“她的尖酸、刻薄、自私贪小来烘托闰土沉默寡言、勤劳善良良好品性的。虽然着墨不多，但我们仍然能看出其中作者赋予的深意。就是在于想说明由于旧社会的毒害，才使杨二嫂这位原本美丽、良善的女子走上了日益堕落的道路。在于可揭露“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而下层社会中的妇女尤其不幸”的主体思想。
和刻画“豆腐西施”杨二嫂不同，对于祝福中的柳妈的形象的塑造鲁迅明显地流露出厌恶与鄙视。“打皱的脸”和“干枯的小眼睛”这不仅仅传神的展现出柳妈的外貌，还披露了柳妈阴暗丑陋、污浊不堪的心理特征。
柳妈是祥林嫂人生悲剧的制造者，是她瓦解了祥林嫂对生活的信念，使其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是她关于祥林嫂头上伤疤的议论，让样林嫂背负着终身无法磨灭的耻辱，而备受各方利刃般奚落和鄙视，产生了极度的自卑感。更是她的关于阎罗平分女人的恐吓，让祥林嫂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对于祥林嫂的死，柳妈不能不算是元凶和始作俑者，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在整篇小说的叙事激情中，鲁迅要表达是柳妈决不是一个“吃素”、“不杀生”的“善良女人”她既是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现实生活中，不仅是那个社会有柳妈，现在社会也有柳妈，将来还会有柳妈。造成这种人格裂变的实质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坚不摧，已经渗透到生活、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封建专制思想。
小说塑造的柳妈形象正是在于鲁迅要揭开的“病苦”产生的根源，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让国人振奋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掀开了全新的历史页面。但并没有及时给农村吹去新鲜的空气，带来真正的变革，真正瓦解历史遗留的种种思想糟粕。彼时生活在江南水乡鲁镇的广大农民仍然囿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愚昧无知、自私麻木、落后保守，缺乏起码的民主觉悟和进步思想，在社会形式的各个方面仍处于被奴役，被压制地位。好在他们麻木了，一切都无所谓。
七斤嫂是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塑造一个融汇了女性最多弱点的乡村妇女形象。这个势利、胆怯、泼悍、乖张、刻薄、强悍、泼辣的女性虽然也不是“风波”中的主角，却是个令人难忘的活跃人物。她挥舞着一双“筷子”动辄戳到对手的鼻梁跟前，骂丈夫、斥女儿，出语刻薄地回击古道热肠，心地善良的八一嫂，处处显示出她的强悍、霸道、丑恶作风。然而，在“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实为封建余孽代表人物的赵七爷跟前，她立时矮了一大截，泼辣之气遁于无形，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战战兢兢打探口风，对于封建权威的极度恐惧全部暴露出来。从这一点看，七今嫂正是那类我们惯见的“欺软怕硬”灵魂丑恶的人物。
我们能理解她在当时处境下的焦灼和烦恼心情，却难以容忍她对弱者的偏执与乖戾态度。鲁迅在小说中塑造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仅是批判类似女性的自私和愚昧，似乎还有针对当时社会人们面对各方压制表现的麻木与顺从的嘲讽。甚至表现的是一种更深层对当时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
鲁迅先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篇章在其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们从鲁迅先生揭示妇女问题的三十多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旧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的悲愤写照和深切同情。
不管是祥林嫂，子君抑或七斤嫂不管是人生境况中叛逆者，还是抗争者，抑或屈从者都具有一种特质，那就是最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结局。何以如此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诚如先生自己所言“所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美好的毁灭必然会引起人内心的震动，从而产生一种情感的波动，因为生活都是不完美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在小说中都将这些女性作为“人类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打破了封建伦常，颠覆了几千年的“妇者服也”即妇女对男人的仆从地位，站在人类的立足点上，为女性解放作着不懈斗争，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论时事，砭锢弊，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理性的分析，鞭挞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和诬蔑，为女性鸣冤叫屈，平反昭雪，清洗污垢。于此同时，鲁迅先生还沉痛地揭示并批评了妇女在沉重的历史负荷下形成的精神弱点，并就此提出克服这些弱点的方法。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使鲁迅先生的作品超越了文本本身的约束，体现出他对女性的真情关爱和一种力促“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神圣的使命感。从这一点来说，鲁迅的小说不仅对五四时代妇女争取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今仍然属于“第二性”的妇女摆脱社会旧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争做自强自立的女性，仍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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