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肩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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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16岁就进了我们陈家。1949年春，她随着在房县深山佃种了别人十年土地的我的祖父母和我父辈的弟兄妯娌，回到竹山西部中心地带的宝丰街老家定居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母亲间或也还是离开过老家的。但是，母亲的每一次离开老家都是迫不得已的辛酸经历。
早在1953年我才1岁多的时候，在宝丰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的父亲因为历史上不清白问题，被判了长达30年的徒刑，留下了1个月1斗3升包谷的薪水，撇下了母亲、我和我的哑巴姐姐服刑去了。我的祖母和大伯父不仅不同情和安慰我的母亲，反说“无庄不寄牛”（意思是我的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要把我的母亲当成寡妇变卖，其实是要卖活人妻。
我母亲一不听从祖母和大伯父的安排，二不听从好心人的劝另嫁。她说，他只当没有丈夫，有我和我的哑巴姐姐就是她不离开陈家、不离开老家、要好生活下去的理由。毅然独立门户，领着我和哑巴姐姐自谋生路过日子。父亲走后，不要塌了这个门户——是母亲的人生信念，我和哑巴姐姐则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把我和姐姐养大成人，却是她最高的人生理想追求！
说是自谋生路，其实也无生路可谋，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样样变卖她从娘家带来的陪嫁柜屉箱笼、银玉首饰。到连一口小木箱的铜铰链也撬下来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样可值钱的东西卖了。这时，母亲开始一天天离开老家，下乡收购黄豆，收满两个箩筐，象男人样甩开步子朝回挑，夜泡黄豆磨豆腐，见亮开门卖豆腐，变了钱，再去收黄豆，如此循环往复了五个年头。
豆渣面子那东西，日子好过的人家是喂猪的，但却成为我们母子三人的主要饭食。偏是姐姐贱命生张富贵嘴，不肯吃豆渣面子，肚子饿急了还是得吃。其实是姐姐一吃豆渣面子就用手比画划着肚子疼啊。可怜的姐姐她不吃豆渣面，肚子饿着疼，吃了豆渣面子，肚子胀着疼，也没有钱给她弄药吃，就那么让肚子疼给疼死了。从此，母亲的担子似乎减轻了，但是母亲的心疼加重了。人世间只剩下我和母亲是最亲的人了。为了我不至于也丢了小命，母亲照样收黄豆，打豆腐，可是，有一次担子挑得太重，压成了子宫脱垂的大毛病。而后，再也不能挑重担子、干重活了。母子的生计成了大问题。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上的供销社开始组织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在家当姑娘时学习过织土布，生计所迫派上了用场，由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坐上织布机，两天可以挣到5毛三分钱的工资，就这样一直坐到六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供销社停止了土布加工为止。不仅把我的小命保住了，还供我念完了小学。
那时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象我等这样的人，属于苗不红、根不正，压根儿就不许再上中学。于是，母亲失业我也从此就失了学。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把我留在家里，她则离开老家，跟着农村建筑队，一走百十里远近，去建筑工地挖土、筛沙、踩泥巴、拌石灰、干着男子汉一样的重活、脏活，每天能收入8毛钱，一月下来收入二十几元的工资。就这样在风雨里真正的摸爬滚打，到底把我养大成了人，还积攒下1百70元钱为我办了婚事。这时候的母亲象树起了一座她的人生里程碑一样高兴。虽然我也早能做砌匠活勉强将就过日子了，两年后，母亲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却执意领着我的大儿子远远地离开了老家，到缩短了刑期、早已成为新人的我的父亲所在的农场里，一是看看阔别几十年的丈夫，二是好象要把老家的保存、支撑，安葬公婆、长兄，尤其是把唯一的儿子养大成人、成家，而且没有一点男女交往的坏名声，没有一点手脚不干净的坏名誉，向我的父亲作以交代。父亲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感叹母亲对他的忠贞不渝、感叹母亲做人的坚强！在那个时代，家庭属于"黑五类"的，是在别人的白眼和歧视下苟且偷生的啊！
1976年，母亲随着无罪释放、年过六旬的父亲领着我的大儿子一起回到了老家，为了六口之家的人日子好过一点，母亲开始摆起了小小服装摊儿，年近六旬的母亲居然又一次次离开老家，还能跟着街道上的年轻人一起跑襄樊，去武汉提货，汽车上挤，火车上钻，该有几多辛苦啊？一直到我被县里“特招”来到文化部门工作后多年，她依旧坚持着苦此不疲。我劝他不要跑远路出远门，她却说我的工资低，还要为两个孙子着想。万万没有料到，母亲最疼爱的大孙子却与1995年秋天突然暴病而夭亡！母亲滚到地上哭，哭她的命苦，哭她咋不能代替大孙子去死？！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坚持独居老家老屋，任凭怎样劝说她下城来和我一起过日子，他就是不肯来。每年春节强免接来，住不了三几天就回了老家。她说他在街道上散漫惯以了，她说她的卫生习惯不好，住我这样的房子“把作”人，她说她穿戴不整齐，怕丢我的人总之不与我在一起住的理由很多。其实，她是最怕她在城里去世后我不把她盘回老家。
200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母亲在老家因为白天挪了一下床的方向，夜晚就摸不清楚东南西北，小解时不幸跌下床去，甩坏了腿脚，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了，才同意我把她接下城来和我一起住。可是还没有住到三个月，却于2004年农历2月18日夜晚撒手人寰！能吃能喝说话也还很刚强的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快？我想，她是离开了老家、老街邻，失落感增强了；我们都忙着上班，很少和她讲话，她的精神很快就垮掉了。人的精神一垮，生命也就随之垮掉！
母亲谢世后，我挽留了她整整五天。但是，毕竟不能够久留，我按照她生前的意愿，很隆重的送她回老家，一路上鼓乐声声，鞭炮阵阵，花圈、孝幛簇拥了几汽车，母亲生前从没有享受过如此的热闹和风光。没有算到的是，灵车一进故乡小镇的东街头，母亲完全置身在一公里长的街道上欢迎她归来的街邻门的鞭炮声中。尤其是到了老娘居住了一生的上街，居然有二十户人家摆起了“接路桌”——一张小桌上点着蜡烛、排着水果、点心、卤肉等祭奠品，桌前燃烧着“纸钱”——都要送给我的母亲“享用”这一切并没有人组织，没有谁发动，完全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在小镇的历史上，从外边亡故后归来享受了如此礼遇的，在我母亲的前边，只有我们本家的一位当了局长的叔叔。无庸讳言，那是背地精心组织了一下的。
母亲是一介贫民，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婆，一点身价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也只是一名无权无钱的普通干部，街邻为什么要抬举我的母亲？为什么给了我这个作人子和作人父作人夫都不算很合格的那么大的脸面？我仔细回想，这一是缘于母亲人格的力量，二是缘于母亲与人为善的一生。比方说，她的炉子有火，可以自己先饿着，让偶然熄灭了炉子的邻居做饭吃；她的暖瓶里有一杯水，别人要找水喝，她绝不说没有，甚至马上生火再给你烧水；她的家具从梳子到水桶，每一样都是可以公用的对了，故乡的人们那么隆重那么激情的欢迎我的老娘“回老家”是对她的最后一次答谢。也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最后的评判。
（写在母亲逝世一周年之际）
我的母亲16岁就进了我们陈家。1949年春，她随着在房县深山佃种了别人十年土地的我的祖父母和我父辈的弟兄妯娌，回到竹山西部中心地带的宝丰街老家定居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母亲间或也还是离开过老家的。但是，母亲的每一次离开老家都是迫不得已的辛酸经历。
早在1953年我才1岁多的时候，在宝丰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的父亲因为历史上不清白问题，被判了长达30年的徒刑，留下了1个月1斗3升包谷的薪水，撇下了母亲、我和我的哑巴姐姐服刑去了。我的祖母和大伯父不仅不同情和安慰我的母亲，反说“无庄不寄牛”（意思是我的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要把我的母亲当成寡妇变卖，其实是要卖活人妻。
我母亲一不听从祖母和大伯父的安排，二不听从好心人的劝另嫁。她说，他只当没有丈夫，有我和我的哑巴姐姐就是她不离开陈家、不离开老家、要好生活下去的理由。毅然独立门户，领着我和哑巴姐姐自谋生路过日子。父亲走后，不要塌了这个门户——是母亲的人生信念，我和哑巴姐姐则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把我和姐姐养大成人，却是她最高的人生理想追求！
说是自谋生路，其实也无生路可谋，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样样变卖她从娘家带来的陪嫁柜屉箱笼、银玉首饰。到连一口小木箱的铜铰链也撬下来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样可值钱的东西卖了。这时，母亲开始一天天离开老家，下乡收购黄豆，收满两个箩筐，象男人样甩开步子朝回挑，夜泡黄豆磨豆腐，见亮开门卖豆腐，变了钱，再去收黄豆，如此循环往复了五个年头。
豆渣面子那东西，日子好过的人家是喂猪的，但却成为我们母子三人的主要饭食。偏是姐姐贱命生张富贵嘴，不肯吃豆渣面子，肚子饿急了还是得吃。其实是姐姐一吃豆渣面子就用手比画划着肚子疼啊。可怜的姐姐她不吃豆渣面，肚子饿着疼，吃了豆渣面子，肚子胀着疼，也没有钱给她弄药吃，就那么让肚子疼给疼死了。从此，母亲的担子似乎减轻了，但是母亲的心疼加重了。人世间只剩下我和母亲是最亲的人了。为了我不至于也丢了小命，母亲照样收黄豆，打豆腐，可是，有一次担子挑得太重，压成了子宫脱垂的大毛病。而后，再也不能挑重担子、干重活了。母子的生计成了大问题。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上的供销社开始组织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在家当姑娘时学习过织土布，生计所迫派上了用场，由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坐上织布机，两天可以挣到5毛三分钱的工资，就这样一直坐到六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供销社停止了土布加工为止。不仅把我的小命保住了，还供我念完了小学。
那时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象我等这样的人，属于苗不红、根不正，压根儿就不许再上中学。于是，母亲失业我也从此就失了学。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把我留在家里，她则离开老家，跟着农村建筑队，一走百十里远近，去建筑工地挖土、筛沙、踩泥巴、拌石灰、干着男子汉一样的重活、脏活，每天能收入8毛钱，一月下来收入二十几元的工资。就这样在风雨里真正的摸爬滚打，到底把我养大成了人，还积攒下1百70元钱为我办了婚事。这时候的母亲象树起了一座她的人生里程碑一样高兴。虽然我也早能做砌匠活勉强将就过日子了，两年后，母亲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却执意领着我的大儿子远远地离开了老家，到缩短了刑期、早已成为新人的我的父亲所在的农场里，一是看看阔别几十年的丈夫，二是好象要把老家的保存、支撑，安葬公婆、长兄，尤其是把唯一的儿子养大成人、成家，而且没有一点男女交往的坏名声，没有一点手脚不干净的坏名誉，向我的父亲作以交代。父亲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感叹母亲对他的忠贞不渝、感叹母亲做人的坚强！在那个时代，家庭属于"黑五类"的，是在别人的白眼和歧视下苟且偷生的啊！
1976年，母亲随着无罪释放、年过六旬的父亲领着我的大儿子一起回到了老家，为了六口之家的人日子好过一点，母亲开始摆起了小小服装摊儿，年近六旬的母亲居然又一次次离开老家，还能跟着街道上的年轻人一起跑襄樊，去武汉提货，汽车上挤，火车上钻，该有几多辛苦啊？一直到我被县里“特招”来到文化部门工作后多年，她依旧坚持着苦此不疲。我劝他不要跑远路出远门，她却说我的工资低，还要为两个孙子着想。万万没有料到，母亲最疼爱的大孙子却与1995年秋天突然暴病而夭亡！母亲滚到地上哭，哭她的命苦，哭她咋不能代替大孙子去死？！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坚持独居老家老屋，任凭怎样劝说她下城来和我一起过日子，他就是不肯来。每年春节强免接来，住不了三几天就回了老家。她说他在街道上散漫惯以了，她说她的卫生习惯不好，住我这样的房子“把作”人，她说她穿戴不整齐，怕丢我的人总之不与我在一起住的理由很多。其实，她是最怕她在城里去世后我不把她盘回老家。
200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母亲在老家因为白天挪了一下床的方向，夜晚就摸不清楚东南西北，小解时不幸跌下床去，甩坏了腿脚，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了，才同意我把她接下城来和我一起住。可是还没有住到三个月，却于2004年农历2月18日夜晚撒手人寰！能吃能喝说话也还很刚强的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快？我想，她是离开了老家、老街邻，失落感增强了；我们都忙着上班，很少和她讲话，她的精神很快就垮掉了。人的精神一垮，生命也就随之垮掉！
母亲谢世后，我挽留了她整整五天。但是，毕竟不能够久留，我按照她生前的意愿，很隆重的送她回老家，一路上鼓乐声声，鞭炮阵阵，花圈、孝幛簇拥了几汽车，母亲生前从没有享受过如此的热闹和风光。没有算到的是，灵车一进故乡小镇的东街头，母亲完全置身在一公里长的街道上欢迎她归来的街邻门的鞭炮声中。尤其是到了老娘居住了一生的上街，居然有二十户人家摆起了“接路桌”——一张小桌上点着蜡烛、排着水果、点心、卤肉等祭奠品，桌前燃烧着“纸钱”——都要送给我的母亲“享用”这一切并没有人组织，没有谁发动，完全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在小镇的历史上，从外边亡故后归来享受了如此礼遇的，在我母亲的前边，只有我们本家的一位当了局长的叔叔。无庸讳言，那是背地精心组织了一下的。
母亲是一介贫民，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婆，一点身价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也只是一名无权无钱的普通干部，街邻为什么要抬举我的母亲？为什么给了我这个作人子和作人父作人夫都不算很合格的那么大的脸面？我仔细回想，这一是缘于母亲人格的力量，二是缘于母亲与人为善的一生。比方说，她的炉子有火，可以自己先饿着，让偶然熄灭了炉子的邻居做饭吃；她的暖瓶里有一杯水，别人要找水喝，她绝不说没有，甚至马上生火再给你烧水；她的家具从梳子到水桶，每一样都是可以公用的对了，故乡的人们那么隆重那么激情的欢迎我的老娘“回老家”是对她的最后一次答谢。也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最后的评判。
（写在母亲逝世一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