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的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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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因为不当言论，教师范美忠被众人围攻。这种以道德名义治人以罪的行为，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因言获罪而死于狱中的李贽。虽然两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但也是可以从中一窥中国特色的以言论治人的传统。
李贽，被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称之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范”又被清初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赞扬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贽以剃刀割喉，狱卒问他：“痛否？”李贽以手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为何自杀？”李贽又写：“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夜子时，李贽在春寒料峭的监狱里血尽气绝。
李贽被捕的罪名是“妖言惑众“和“淫乱女色”
对于李贽的迫害，其凶手实际上是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
很奇怪，为什么代表社会进步思想的李贽，偏偏是被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告发而身陷囹圄？
咱们来看看李贽的学说。
李贽的学说没有自成体系，也有其自相矛盾的漏洞，但归纳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与众不同的：首先是比前人更彻底地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力的态度。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并不“可鄙”因此他对人欲充分肯定，认为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都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和道德基础，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禁欲主义和假道学。
李贽不仅仅抨击社会，还深刻地解剖自我。他说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自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明言自己用佛门的袈裟（李贽剃度出家为僧）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这种对自己都毫不留情的批判，可以说前所未有的。
总之，在天下士子无不为能踏进官僚阶层而皓首穷经的年代，李贽却有官弃官、有家弃家、自悔“五十年前真一犬也”的读书仕进生涯。在天下人皆以卫道为己任，扛着圣教的招牌文其伪、谋其私的时代，李贽却公然背叛千年相延的封建传统和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向被愚弄的、被蒙蔽的百姓指出“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高呼“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强调利在百姓的社会功利和人格平等的道德氛围。并且在尊重“真情”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上，鼓吹“大道不分男女”写出了惊世骇俗的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的千古宏文，提倡妇女追求个人幸福。
在这里，李贽其实强调的是性本恶，与孔子学说中的核心“仁”相抵触。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孔子的按照礼仪行事，以“杀身成仁”牺牲个人生命；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都是把个人的自我思想言行统统纳入一个无私的范围之内，让人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所在”（黄仁宇语）。
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性善论，经汉朝的董仲舒第一次改造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而到了李贽生活的年代，它已经被朱熹的再次改造而成为一门“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对孔孟之道的依赖程度也愈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真诚和真情，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否则，就会面临被砍伐灭茬的境地。
所以，李贽的这些“惑世诬民”的思想言论，不仅仅让道学家们胆战心惊，而且也被不少正人君子的同仁者不满。在他的那个时代，真是“与千百万人为敌”人人称李贽为妖，争相抨击。
李贽的言论更与“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张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以儒教为安身立命的招牌的东林党人，让李贽触及痛处，自然要找其清算。东林党人的领袖顾宪成，在其日记小心斋札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于是，同为东林党人的张问达递上一份奏疏，其罗列的罪状之中，除了指责李贽妖言惑众的邪说外，还有一条是“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以道学名义整人的人，自然深知假道学的厉害，所以，制造“桃色新闻”也是以道德之名整人的一个常见手法。
其实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甚至更大的官都不愿意做的人，不可能生活放荡，何况李贽已是七十，可谓风烛残年了。
在李贽被捕之后，东林党人冯琦马上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清算李贽思想运动。而万历皇帝虽然对李贽的“生活作风”问题可以宽容，但绝不能容忍李贽思想言论上的“敢倡乱道”而心口不贰的李贽，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上荣死诏狱的道路，死在道德的名义之下，因为他的言论牵涉到了统治者治国之道德的根本。
李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四书五经”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孔孟的“仁义道德”一直是个人行为的规范，这就是虚伪、欺诈、糜烂可以存在于众多官僚们生活之中，而不允许李贽言论张扬之的原因所在。即便是代表着当时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也不能容忍。
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制，一切都以道德为标尺，以正义之名、以道德之名杀人，是常例，而且理直气壮。而法律上的欠缺，道德的区隔消失，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了自为的空间，又为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普通人群提供了理由。李贽不得不死，所以自割。
前不久，因为不当言论，教师范美忠被众人围攻。这种以道德名义治人以罪的行为，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因言获罪而死于狱中的李贽。虽然两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但也是可以从中一窥中国特色的以言论治人的传统。
李贽，被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称之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范”又被清初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赞扬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贽以剃刀割喉，狱卒问他：“痛否？”李贽以手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为何自杀？”李贽又写：“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夜子时，李贽在春寒料峭的监狱里血尽气绝。
李贽被捕的罪名是“妖言惑众“和“淫乱女色”
对于李贽的迫害，其凶手实际上是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
很奇怪，为什么代表社会进步思想的李贽，偏偏是被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告发而身陷囹圄？
咱们来看看李贽的学说。
李贽的学说没有自成体系，也有其自相矛盾的漏洞，但归纳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与众不同的：首先是比前人更彻底地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力的态度。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并不“可鄙”因此他对人欲充分肯定，认为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都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和道德基础，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禁欲主义和假道学。
李贽不仅仅抨击社会，还深刻地解剖自我。他说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自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明言自己用佛门的袈裟（李贽剃度出家为僧）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这种对自己都毫不留情的批判，可以说前所未有的。
总之，在天下士子无不为能踏进官僚阶层而皓首穷经的年代，李贽却有官弃官、有家弃家、自悔“五十年前真一犬也”的读书仕进生涯。在天下人皆以卫道为己任，扛着圣教的招牌文其伪、谋其私的时代，李贽却公然背叛千年相延的封建传统和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向被愚弄的、被蒙蔽的百姓指出“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高呼“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强调利在百姓的社会功利和人格平等的道德氛围。并且在尊重“真情”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上，鼓吹“大道不分男女”写出了惊世骇俗的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的千古宏文，提倡妇女追求个人幸福。
在这里，李贽其实强调的是性本恶，与孔子学说中的核心“仁”相抵触。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孔子的按照礼仪行事，以“杀身成仁”牺牲个人生命；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都是把个人的自我思想言行统统纳入一个无私的范围之内，让人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所在”（黄仁宇语）。
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性善论，经汉朝的董仲舒第一次改造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而到了李贽生活的年代，它已经被朱熹的再次改造而成为一门“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对孔孟之道的依赖程度也愈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真诚和真情，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否则，就会面临被砍伐灭茬的境地。
所以，李贽的这些“惑世诬民”的思想言论，不仅仅让道学家们胆战心惊，而且也被不少正人君子的同仁者不满。在他的那个时代，真是“与千百万人为敌”人人称李贽为妖，争相抨击。
李贽的言论更与“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张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以儒教为安身立命的招牌的东林党人，让李贽触及痛处，自然要找其清算。东林党人的领袖顾宪成，在其日记小心斋札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于是，同为东林党人的张问达递上一份奏疏，其罗列的罪状之中，除了指责李贽妖言惑众的邪说外，还有一条是“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以道学名义整人的人，自然深知假道学的厉害，所以，制造“桃色新闻”也是以道德之名整人的一个常见手法。
其实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甚至更大的官都不愿意做的人，不可能生活放荡，何况李贽已是七十，可谓风烛残年了。
在李贽被捕之后，东林党人冯琦马上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清算李贽思想运动。而万历皇帝虽然对李贽的“生活作风”问题可以宽容，但绝不能容忍李贽思想言论上的“敢倡乱道”而心口不贰的李贽，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上荣死诏狱的道路，死在道德的名义之下，因为他的言论牵涉到了统治者治国之道德的根本。
李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四书五经”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孔孟的“仁义道德”一直是个人行为的规范，这就是虚伪、欺诈、糜烂可以存在于众多官僚们生活之中，而不允许李贽言论张扬之的原因所在。即便是代表着当时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也不能容忍。
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制，一切都以道德为标尺，以正义之名、以道德之名杀人，是常例，而且理直气壮。而法律上的欠缺，道德的区隔消失，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了自为的空间，又为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普通人群提供了理由。李贽不得不死，所以自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