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右派纪念照说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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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买了数码相机，翻出许多老照片，想翻拍后存入电脑中，其中一张“我的右派纪念照”引起了我的深深的回忆。
高挥是我的难友，当年我和她同在北京18中语文组，1957年同时沦为右派。
说起“我的右派纪念照”记得当年刚挨完斗，高挥就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她说是她的“右派纪念照”她说要留住这个形象，将来老了看着有意义。她把斗争会的记录都小心地保存下来。她说这样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东西。于是我也学她的样，立即也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右派纪念照”高挥，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是江苏人，13岁就跑到解放区去，参加了战地文工团，17岁在上海搞大学生运动，参加过淮海战役。肃反时因她父亲在台湾，是斗争对象。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时她的男友刘玉发，是班上的副班长——旋工出身——被选定为留苏预备生，条件是，必须和高挥断决关系。小刘毅然选择了和高挥交朋友而放弃了留苏机会。毕业时，她因肓肠手术而未升学，分到了北京18中数学组。小刘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当时我在语文组，因为和她说得来，便鼓动她改教语文，当时也是缺教师，这样她便来了语文组。1957年，北京18中划了四名右派，语文组就占了三个，其中就有我和高挥。
记得，开我的第一场斗争会之前，高挥把我拉在她的宿舍门背后，眼里转着泪花，慎重地对我说：“说过的话承认，没有说过的话打死也不承认！”那天她穿一件胸前绣着白花的短袖衬衫。但是斗争会上，我并没有按照她教给我的行事，而是胡乱承认了好多。定罪做结论时，我的材料好几页，她只有半页；宣布处分，她是六类免于行政处分，留校教课，我是四类，降工资两级并监督劳动；她，1959年摘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当中；我，劳动了22年，直到宣布错划，千斤顶才从头上取下来。
那时学校校长和人事干部，对反右运动，认识是不足的。反右以前，每天晚饭后，校长都要带着我们在学校四周溜弯，语文组有几个四川人，校长说他爱人也是四川人，并吩咐厨房在饭厅中摆两大碗油炸辣椒，校长办公室和他的宿舍，我们都随便进出。所以运动中，我和高挥写检查材料，不是在人事办公室，就是在校长宿舍。记得，高挥还对我说，你看，这些文件柜都没有上锁，就放心让你我在这里写材料！
那时我们正当青春年少，正在热恋当中，突然来了这么个反右运动，恰恰我们又都是斗争对象，炮轰的目标。原本是很单纯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搞得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以致造成我终身的悔恨，终身的不幸。
正在斗争我们的日子当中，有一天，高挥在工农速中的地理老师，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跑来宿舍找她。那位老师公开追求她，当着我的面，拉开脸来说话，高挥硬要拉着我，不让我离开，弄得我很尴尬。那位地理老师，并不给我好印象，他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而高挥，我却记得很清楚。她声音抬得很高，干脆就是在大声喊叫，像吵架一般。高挥喊着说：我已经划右派了！那位涎着脸说，我不在乎。高挥说我和刘玉发正在交往，那位又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就像在演戏，我说这些，也许没人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也可以想象，在男士眼中，高挥自有她的迷人的媚力。
1959年战犯特赦和右派摘帽是同时宣布的，记得是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那时我和1000多名大学生右派，同在德茂农场监督劳动，摘帽的只有两三名，千分之几，极少。高挥幸运，首批摘帽，但她和小刘结婚是在这之前。当时刘玉发大学毕业留在地质学院，搞学生会工作。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右派结婚，算不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例呢？我不敢肯定，但确实是少有的。刘玉发，小伙子很帅气，人很朴实，对人宽厚。记得一次我从农村回校领工资，正好刘玉发在。我和他聊了一会儿，问他党如何对待右派，问他地质学院右派的待遇。他说我们太年轻，不懂事。中饭，他和高挥请我吃馅饼，我喜欢吃，分别时，小刘又给我买了10个，还给包好了，坚持送我到汽车站。高挥没有送。他对高挥身边的人，都是这么好。他为高挥放弃了留苏，而且胆敢和右派分子结婚。他在18中人的眼中赢来了很好的声誉。60年代初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肓目地把孩子的户口上在了江苏。那时“北京市户口”是多么重要！为了这个户口，折腾了好多年。1964年我生女儿时，18中人都以高挥的教训叮嘱我，千万不要把户口上在四川！这些好意，我都深深地记在心中。退休时，刘玉发是北京地质大学副校长，高挥是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不，他们俩都是离休干部。不久前，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家，说找她过去的一个同事，呀，是高挥！好高兴，真是想不到！那天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她一点都没有变，说话还是那么慷慨激昂，可惜她不会电脑。
还有一个18中人，黄秀琴。1957年，她25岁，是从北京人事局下放到18中，任教导主任职。据当时校长介绍，说她早年入党，18岁当某中学校长。她的根基好，说话毫无顾忌。1957年暑期反右运动，分散在各学校搞，18中揪出了我和高挥。寒假，全区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南苑，名为“集中学习”实际就是继续反右，由区委书记亲自抓。当时北京市还是小区，诸如东单区西单区前门区等等。那时我们集中住在教室里，晚上通铺睡觉，白天被褥一卷，就是斗争会场。18中又揪出两个。我给成都12中老师同情流沙河的信，这时被揭发出来，又为我补了两场斗争会。刚开完斗争会，在我们住的教室门口，黄秀琴拉着我和高挥的手，说：“我就不明白反右反右，18中怎么反在了两个小姑娘头上来了？”她还说：“人事局就不是这样”高挥当时就哭了。我们站在教室门口，旁边有一眼水井，人来人去地，都望着我们，没有一个人答腔。1958年春我发配到农村监督劳动，每次回校领取工资，黄秀琴都很关切我，我去图书馆或会计室，她都跟上跟下，会计张竹青，她爱人是南苑机场工军政治部主任，每次运动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她特别爱叼难人，黄就责令她先数出我的钱来，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以后黄调到东铁匠营一中当校长，直到退休。高挥说，她特意专程去过她家探望。我也应当去，但我却没有去。
18中教导处干事姚文琴，30多岁，她爱人长征时期是朱德的警卫员，1956年去世，之前是大红门北京空军军区粮食仓库主任。这个姚文琴，也是说话随便，她喜欢我们几个，管我叫小妹，常请我们下饭馆，几次说是要送给我们降落伞绸子做的衣服，一人一件。集中学习刚开始不久，有一天。早上八点，马上就要开会了，别人的被褥早已卷起来了，她还蒙着头躺在床上不起。有人拉她也不起。校长跑来威胁说：“你不起床，后果自己负责！”以后是怎么收场的，我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很多人围在她床前，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当然学校是不会给她划右派的。姚文琴的恐慌，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心态。划右派的人就不说了，不划右派人的心，也是发紧的，恐惧的，只是闷在心头，不说罢了。像姚文琴这样公开表示出来的，是极其个别的。
最近新买了数码相机，翻出许多老照片，想翻拍后存入电脑中，其中一张“我的右派纪念照”引起了我的深深的回忆。
高挥是我的难友，当年我和她同在北京18中语文组，1957年同时沦为右派。
说起“我的右派纪念照”记得当年刚挨完斗，高挥就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她说是她的“右派纪念照”她说要留住这个形象，将来老了看着有意义。她把斗争会的记录都小心地保存下来。她说这样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东西。于是我也学她的样，立即也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右派纪念照”高挥，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是江苏人，13岁就跑到解放区去，参加了战地文工团，17岁在上海搞大学生运动，参加过淮海战役。肃反时因她父亲在台湾，是斗争对象。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时她的男友刘玉发，是班上的副班长——旋工出身——被选定为留苏预备生，条件是，必须和高挥断决关系。小刘毅然选择了和高挥交朋友而放弃了留苏机会。毕业时，她因肓肠手术而未升学，分到了北京18中数学组。小刘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当时我在语文组，因为和她说得来，便鼓动她改教语文，当时也是缺教师，这样她便来了语文组。1957年，北京18中划了四名右派，语文组就占了三个，其中就有我和高挥。
记得，开我的第一场斗争会之前，高挥把我拉在她的宿舍门背后，眼里转着泪花，慎重地对我说：“说过的话承认，没有说过的话打死也不承认！”那天她穿一件胸前绣着白花的短袖衬衫。但是斗争会上，我并没有按照她教给我的行事，而是胡乱承认了好多。定罪做结论时，我的材料好几页，她只有半页；宣布处分，她是六类免于行政处分，留校教课，我是四类，降工资两级并监督劳动；她，1959年摘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当中；我，劳动了22年，直到宣布错划，千斤顶才从头上取下来。
那时学校校长和人事干部，对反右运动，认识是不足的。反右以前，每天晚饭后，校长都要带着我们在学校四周溜弯，语文组有几个四川人，校长说他爱人也是四川人，并吩咐厨房在饭厅中摆两大碗油炸辣椒，校长办公室和他的宿舍，我们都随便进出。所以运动中，我和高挥写检查材料，不是在人事办公室，就是在校长宿舍。记得，高挥还对我说，你看，这些文件柜都没有上锁，就放心让你我在这里写材料！
那时我们正当青春年少，正在热恋当中，突然来了这么个反右运动，恰恰我们又都是斗争对象，炮轰的目标。原本是很单纯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搞得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以致造成我终身的悔恨，终身的不幸。
正在斗争我们的日子当中，有一天，高挥在工农速中的地理老师，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跑来宿舍找她。那位老师公开追求她，当着我的面，拉开脸来说话，高挥硬要拉着我，不让我离开，弄得我很尴尬。那位地理老师，并不给我好印象，他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而高挥，我却记得很清楚。她声音抬得很高，干脆就是在大声喊叫，像吵架一般。高挥喊着说：我已经划右派了！那位涎着脸说，我不在乎。高挥说我和刘玉发正在交往，那位又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就像在演戏，我说这些，也许没人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也可以想象，在男士眼中，高挥自有她的迷人的媚力。
1959年战犯特赦和右派摘帽是同时宣布的，记得是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那时我和1000多名大学生右派，同在德茂农场监督劳动，摘帽的只有两三名，千分之几，极少。高挥幸运，首批摘帽，但她和小刘结婚是在这之前。当时刘玉发大学毕业留在地质学院，搞学生会工作。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右派结婚，算不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例呢？我不敢肯定，但确实是少有的。刘玉发，小伙子很帅气，人很朴实，对人宽厚。记得一次我从农村回校领工资，正好刘玉发在。我和他聊了一会儿，问他党如何对待右派，问他地质学院右派的待遇。他说我们太年轻，不懂事。中饭，他和高挥请我吃馅饼，我喜欢吃，分别时，小刘又给我买了10个，还给包好了，坚持送我到汽车站。高挥没有送。他对高挥身边的人，都是这么好。他为高挥放弃了留苏，而且胆敢和右派分子结婚。他在18中人的眼中赢来了很好的声誉。60年代初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肓目地把孩子的户口上在了江苏。那时“北京市户口”是多么重要！为了这个户口，折腾了好多年。1964年我生女儿时，18中人都以高挥的教训叮嘱我，千万不要把户口上在四川！这些好意，我都深深地记在心中。退休时，刘玉发是北京地质大学副校长，高挥是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不，他们俩都是离休干部。不久前，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家，说找她过去的一个同事，呀，是高挥！好高兴，真是想不到！那天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她一点都没有变，说话还是那么慷慨激昂，可惜她不会电脑。
还有一个18中人，黄秀琴。1957年，她25岁，是从北京人事局下放到18中，任教导主任职。据当时校长介绍，说她早年入党，18岁当某中学校长。她的根基好，说话毫无顾忌。1957年暑期反右运动，分散在各学校搞，18中揪出了我和高挥。寒假，全区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南苑，名为“集中学习”实际就是继续反右，由区委书记亲自抓。当时北京市还是小区，诸如东单区西单区前门区等等。那时我们集中住在教室里，晚上通铺睡觉，白天被褥一卷，就是斗争会场。18中又揪出两个。我给成都12中老师同情流沙河的信，这时被揭发出来，又为我补了两场斗争会。刚开完斗争会，在我们住的教室门口，黄秀琴拉着我和高挥的手，说：“我就不明白反右反右，18中怎么反在了两个小姑娘头上来了？”她还说：“人事局就不是这样”高挥当时就哭了。我们站在教室门口，旁边有一眼水井，人来人去地，都望着我们，没有一个人答腔。1958年春我发配到农村监督劳动，每次回校领取工资，黄秀琴都很关切我，我去图书馆或会计室，她都跟上跟下，会计张竹青，她爱人是南苑机场工军政治部主任，每次运动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她特别爱叼难人，黄就责令她先数出我的钱来，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以后黄调到东铁匠营一中当校长，直到退休。高挥说，她特意专程去过她家探望。我也应当去，但我却没有去。
18中教导处干事姚文琴，30多岁，她爱人长征时期是朱德的警卫员，1956年去世，之前是大红门北京空军军区粮食仓库主任。这个姚文琴，也是说话随便，她喜欢我们几个，管我叫小妹，常请我们下饭馆，几次说是要送给我们降落伞绸子做的衣服，一人一件。集中学习刚开始不久，有一天。早上八点，马上就要开会了，别人的被褥早已卷起来了，她还蒙着头躺在床上不起。有人拉她也不起。校长跑来威胁说：“你不起床，后果自己负责！”以后是怎么收场的，我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很多人围在她床前，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当然学校是不会给她划右派的。姚文琴的恐慌，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心态。划右派的人就不说了，不划右派人的心，也是发紧的，恐惧的，只是闷在心头，不说罢了。像姚文琴这样公开表示出来的，是极其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