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废黜董仲舒，复尊真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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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和蔡邕都是智商绝顶的人，所以他们说话可以直奔主题，谈“300年前董仲舒那套正统哲学理论，如今有哪些不合时宜”。
但很多以上帝视角俯视蔡邕的人，并没有蔡邕的知识基础，所以那些人听李蔡高论之前，就得先搞清楚：董仲舒当年为何被皇帝尊奉，为此又埋下了哪些雷。
董仲舒对皇帝的核心吸引力，赤果果就是一句话：他论证了“刘家人凭什么长久做皇帝”。（中学历史书上那种文绉绉的结论，只是为了让人好受一些）
先秦百家的正统观，直到公孙弘引用的《公羊传》，主要停留在“谁统一天下使百姓不必再打仗”，谁就有最大的功德，这也是华夏“成王败寇”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之前，还有公孙弘先被汉武帝赏识，就是因为公孙弘从《公羊传》中详细论证出了“使天下大统一的人有至德”）
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些次要的正统性理由，比如看统治者家族血统是否高贵。
但这种丛林法则隐患很大：第一个拥有这种“大统一免战”功德的可是秦始皇啊！连始皇后人都没能享有万世江山，刘家出身更卑贱，凭什么要千秋万代？
汉初道家和法家分别建议“休养生息”、“以时间让人民习惯姓刘的当皇帝”，把这事儿回避过去了，但并未一劳永逸解决。
汉武帝时用民过重，这个问题愈发凸显，董仲舒就写了一部《春秋繁露》，拼凑出一套“天人感应”，把他自己的私货塞到了儒家的皮里，彻底击败了道家法家：
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纲君父夫。把天上的一切自然天道，跟人间的施政得失对应起来。只要天道没变，没有重大灾异，就说明如今的天子仍然受到天的眷顾，有“天命”在身。
天下人都被天人感应愚民之后，很多人明明都活不下去了，但因为相信“现在天还没有灾异，说明皇帝还没昏庸到被天抛弃的程度，咱现在造反肯定是送死，不如再等等”，谁都不敢当出头鸟。
但这也有问题，那就是天灾迟早是要发生的。风调雨顺之年倒是隐忍了，大灾之年却更加人心惶惶。
幸好，汉武帝当时还有第二招，那就是杀相谢罪。
西汉早期的政治制度是实相虚君。这就带来一个好处，因为丞相大权独揽，事情没做好就能追责。
而且天灾往往是暂时的，比如一次大地震后，立刻杀一个丞相，只要地震没有马上跟着来第二次，那皇帝就可以说他的举措有效：你看，丞相被我杀了之后，天就不再立刻降下第二道灾异了，说明我杀得对，杀完后问题也解决掉了，天命回到我身上了。
汉武帝一朝12个丞相，杀了6个，另外还有5个或罢免、下狱、或畏罪自杀，只有公孙弘在任期上善终老死。
以至于丞相就是个消耗品，杀到后来武帝任命谁当丞相，那大臣都跪下来求饶。
但这一套也仅仅是在西汉中期运行得不错，后来随着相权的分散、上天的灾异无法明确应对到某一个具体的相身上时，就开始渐渐尾大不掉。
东汉就玩得更烂了。
……
上面这些，李素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然后他重点陈述应废掉“天人感应”的理由：
“蔡公，此一时，彼一时也，先汉之时，天人感应之所以能安定天下人心，都是因为当时独相专权、天子不问细政，遇灾异则能归咎丞相。虽丞相多有冤枉，但好歹不致使天下百姓怀疑朝廷的天命。
如今，外戚专权时，无论有何灾异，都不可能杀大将军谢天下，宦官专权时亦然——这事你是最清楚的，10年前，你因何罢官？还不是因为各地上报台风、冰雹、地震、蝗灾四重灾异，天子下诏罪己，你也上书言事，归咎为‘妇侍干政’，弹劾多人。
可是你的弹劾有效果么？没有。就因为如今不是独相，最终结果就是掌权者曲解天意，归咎于朝廷争斗中弱势的一方，残害弱势以搪塞天命。天下大事沦落至此，天灾天命已经成了强者打击异己的工具。”
这番道理，后世稍微懂政治哲学的人都清楚：一派单独掌权，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事儿没法推卸责任。
而两派轮流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懂王某个事儿没做好，他就甩锅说是前任没做好、他们四年前埋的雷今天才爆发。
但这种浅显的道理，对于汉朝时候的文人，却无异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天人感应之利弊，居然能如此分析？”蔡邕微微瞠目，他自幼学习圣人之学，笃信不疑，以至于从来没想到以这个角度怀疑过。
李素严肃地追加：“还不止于此——朝堂上无法确权明责，还只是开始。一旦朝堂归责不利，民间就也有贼子开始利用天人感应。
张角之流，乃至如今益州的米贼，哪个不是宣扬天命灾异之变更、无法由相权更替归责宣泄，从而引导黔首直接质疑汉家天下？”
蔡邕瞳孔迅速地一缩一放，居然无法反驳。
事实上，凭良心说，汉末的种种天灾导致的困难，虽然也应该改朝换代，需要来场大战宣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但毕竟从灾害程度上来说，还不如明末的小冰期剧烈。（汉末主要是瘟疫多，农业绝收远没明末多）
可为什么汉朝人对天灾的“忍耐力”比明朝的百姓更差呢？说到底就是汉人相信天人感应的反作用爆发了。
灾异无法归咎，大家就相信天命要变革了。
天灾对汉朝的打击，是物质层面的物理打击，和人心向背层面的精神魔法打击，所组成的双重打击！
李素现在要做的事情，如果真做成了，等于是给大汉王朝套了一件魔免装备。
这还仅仅是“废”这个阶段的贡献，后面还有“立”的阶段，那就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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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蔡邕目前跟李素的交情，李素还不会把“立”的细节跟对方说，要先看对方第一阶段的表现。
但可以稍微提一句：如果那个“立”的工作也做好了，效果就不仅仅是“魔免”了，而是“魔法反弹”，可以从此为将来一切要叛汉的反贼额外加持一道凝聚力DEBUFF。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能通过精神煽动类的魔法攻击毁灭大汉，只能通过加倍努力的物理攻击毁灭。（比如要是遇到超强的异族入侵，那还是有可能灭的，野蛮人不会听你哔哔天命，无法用政治哲学煽动，这就属于典型的纯物理攻击，出魔反装也没用）
蔡邕思之再三，觉得李素所言果然道理深微，但影响太大。
天人感应都已经被天下人信奉了快三百年了！哪能说改就改？动了那些鸿儒学阀的利益怎么办？天下读书人世代传家的学问，从此都要改，都要重学一部分，他们不会反抗么？
蔡邕深呼吸了一口，叹道：“别驾真乃不世出之奇才，微言大义，当世罕见，老夫恰才着实小看你了。然此事牵连过广，你尚且年轻，不知其中阻力。
试想，若是你我质疑天人感应，使天下读书人都要重修经义，这得是多大的动荡？多大的靡费？他们肯乖乖就范么？天下已然大乱，如此破而不立，恐非吉兆。”
李素推心置腹诚恳说道：“此事困难，我也早有估计，但并非完全不可为之。首先，蔡公若有意与我共襄盛举，可徐徐细思，董仲舒之法何处可留、何处当删、何处当改，使删改的篇幅尽量变小。
而且，自武帝以来，历代先帝独尊的乃是‘儒术’，而非‘董术’，我们继续尊儒、托名复古，去董而归孔孟，我们只打击‘天人感应’一点，不及其余，未必不能与守旧之辈一战，此其一也。
董仲舒之学说，本就牵强附会，其所著《春秋繁露》，文笔哲理都远不如同时的太史公、司马相如，完全是因为迎合上意，能为帝王所用，才将此拼凑之作，列入经传。蔡公若肯推敲文意、细思哲理，又有我从旁指点方向，可在文理上胜过董仲舒，此其二也。
最后，当今之世，上至天子、下至官僚、世家豪族，其实皆苦天人感应久矣。以天子立场，如今天时不正，连年灾异，废除天人感应，可断天下反贼一臂，使其无法妖言惑众。
于众臣而言，虽然如今擅权一派可以借助灾异打击异己，但他们也要担心有朝一日天子驾崩、朝中洗牌，万一天道循环，自己失势敌人当权，也用灾异归责之法陷害他们。这等于是双方各退一步，各自废去一种陷害弱者的招数，各方都乐见其成。”
李素说的最后一点，就好比是一群官互相攻击，今天虽然一派政治斗争赢了，但如果有人建议：从此所有因为贪钱而获罪的人，不许判死刑。
那么相信斗赢了的这一方，也是会支持的，谁知道将来他会不会沦落到斗输的那一天？谁不想给自己多留条后路呢？
蔡邕听到这一刻，已然觉得一切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这李素怎么可以这么奸？把圣人之学解剖得如此鲜血淋漓？
生而知之者谓之圣。
这世上，真有生而知之者呢，否则以李素的年龄阅历，根本无法解释。
“别驾真乃天纵之才，老夫愿奋此残躯，共襄盛举——老夫并非为名利，也不是为了圣人之名，只是为了使天下百姓少受乱局之苦，教化天下人心思定。”
李素和蔡邕都是智商绝顶的人，所以他们说话可以直奔主题，谈“300年前董仲舒那套正统哲学理论，如今有哪些不合时宜”。
但很多以上帝视角俯视蔡邕的人，并没有蔡邕的知识基础，所以那些人听李蔡高论之前，就得先搞清楚：董仲舒当年为何被皇帝尊奉，为此又埋下了哪些雷。
董仲舒对皇帝的核心吸引力，赤果果就是一句话：他论证了“刘家人凭什么长久做皇帝”。（中学历史书上那种文绉绉的结论，只是为了让人好受一些）
先秦百家的正统观，直到公孙弘引用的《公羊传》，主要停留在“谁统一天下使百姓不必再打仗”，谁就有最大的功德，这也是华夏“成王败寇”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之前，还有公孙弘先被汉武帝赏识，就是因为公孙弘从《公羊传》中详细论证出了“使天下大统一的人有至德”）
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些次要的正统性理由，比如看统治者家族血统是否高贵。
但这种丛林法则隐患很大：第一个拥有这种“大统一免战”功德的可是秦始皇啊！连始皇后人都没能享有万世江山，刘家出身更卑贱，凭什么要千秋万代？
汉初道家和法家分别建议“休养生息”、“以时间让人民习惯姓刘的当皇帝”，把这事儿回避过去了，但并未一劳永逸解决。
汉武帝时用民过重，这个问题愈发凸显，董仲舒就写了一部《春秋繁露》，拼凑出一套“天人感应”，把他自己的私货塞到了儒家的皮里，彻底击败了道家法家：
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纲君父夫。把天上的一切自然天道，跟人间的施政得失对应起来。只要天道没变，没有重大灾异，就说明如今的天子仍然受到天的眷顾，有“天命”在身。
天下人都被天人感应愚民之后，很多人明明都活不下去了，但因为相信“现在天还没有灾异，说明皇帝还没昏庸到被天抛弃的程度，咱现在造反肯定是送死，不如再等等”，谁都不敢当出头鸟。
但这也有问题，那就是天灾迟早是要发生的。风调雨顺之年倒是隐忍了，大灾之年却更加人心惶惶。
幸好，汉武帝当时还有第二招，那就是杀相谢罪。
西汉早期的政治制度是实相虚君。这就带来一个好处，因为丞相大权独揽，事情没做好就能追责。
而且天灾往往是暂时的，比如一次大地震后，立刻杀一个丞相，只要地震没有马上跟着来第二次，那皇帝就可以说他的举措有效：你看，丞相被我杀了之后，天就不再立刻降下第二道灾异了，说明我杀得对，杀完后问题也解决掉了，天命回到我身上了。
汉武帝一朝12个丞相，杀了6个，另外还有5个或罢免、下狱、或畏罪自杀，只有公孙弘在任期上善终老死。
以至于丞相就是个消耗品，杀到后来武帝任命谁当丞相，那大臣都跪下来求饶。
但这一套也仅仅是在西汉中期运行得不错，后来随着相权的分散、上天的灾异无法明确应对到某一个具体的相身上时，就开始渐渐尾大不掉。
东汉就玩得更烂了。
……
上面这些，李素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然后他重点陈述应废掉“天人感应”的理由：
“蔡公，此一时，彼一时也，先汉之时，天人感应之所以能安定天下人心，都是因为当时独相专权、天子不问细政，遇灾异则能归咎丞相。虽丞相多有冤枉，但好歹不致使天下百姓怀疑朝廷的天命。
如今，外戚专权时，无论有何灾异，都不可能杀大将军谢天下，宦官专权时亦然——这事你是最清楚的，10年前，你因何罢官？还不是因为各地上报台风、冰雹、地震、蝗灾四重灾异，天子下诏罪己，你也上书言事，归咎为‘妇侍干政’，弹劾多人。
可是你的弹劾有效果么？没有。就因为如今不是独相，最终结果就是掌权者曲解天意，归咎于朝廷争斗中弱势的一方，残害弱势以搪塞天命。天下大事沦落至此，天灾天命已经成了强者打击异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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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浅显的道理，对于汉朝时候的文人，却无异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天人感应之利弊，居然能如此分析？”蔡邕微微瞠目，他自幼学习圣人之学，笃信不疑，以至于从来没想到以这个角度怀疑过。
李素严肃地追加：“还不止于此——朝堂上无法确权明责，还只是开始。一旦朝堂归责不利，民间就也有贼子开始利用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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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瞳孔迅速地一缩一放，居然无法反驳。
事实上，凭良心说，汉末的种种天灾导致的困难，虽然也应该改朝换代，需要来场大战宣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但毕竟从灾害程度上来说，还不如明末的小冰期剧烈。（汉末主要是瘟疫多，农业绝收远没明末多）
可为什么汉朝人对天灾的“忍耐力”比明朝的百姓更差呢？说到底就是汉人相信天人感应的反作用爆发了。
灾异无法归咎，大家就相信天命要变革了。
天灾对汉朝的打击，是物质层面的物理打击，和人心向背层面的精神魔法打击，所组成的双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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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能通过精神煽动类的魔法攻击毁灭大汉，只能通过加倍努力的物理攻击毁灭。（比如要是遇到超强的异族入侵，那还是有可能灭的，野蛮人不会听你哔哔天命，无法用政治哲学煽动，这就属于典型的纯物理攻击，出魔反装也没用）
蔡邕思之再三，觉得李素所言果然道理深微，但影响太大。
天人感应都已经被天下人信奉了快三百年了！哪能说改就改？动了那些鸿儒学阀的利益怎么办？天下读书人世代传家的学问，从此都要改，都要重学一部分，他们不会反抗么？
蔡邕深呼吸了一口，叹道：“别驾真乃不世出之奇才，微言大义，当世罕见，老夫恰才着实小看你了。然此事牵连过广，你尚且年轻，不知其中阻力。
试想，若是你我质疑天人感应，使天下读书人都要重修经义，这得是多大的动荡？多大的靡费？他们肯乖乖就范么？天下已然大乱，如此破而不立，恐非吉兆。”
李素推心置腹诚恳说道：“此事困难，我也早有估计，但并非完全不可为之。首先，蔡公若有意与我共襄盛举，可徐徐细思，董仲舒之法何处可留、何处当删、何处当改，使删改的篇幅尽量变小。
而且，自武帝以来，历代先帝独尊的乃是‘儒术’，而非‘董术’，我们继续尊儒、托名复古，去董而归孔孟，我们只打击‘天人感应’一点，不及其余，未必不能与守旧之辈一战，此其一也。
董仲舒之学说，本就牵强附会，其所著《春秋繁露》，文笔哲理都远不如同时的太史公、司马相如，完全是因为迎合上意，能为帝王所用，才将此拼凑之作，列入经传。蔡公若肯推敲文意、细思哲理，又有我从旁指点方向，可在文理上胜过董仲舒，此其二也。
最后，当今之世，上至天子、下至官僚、世家豪族，其实皆苦天人感应久矣。以天子立场，如今天时不正，连年灾异，废除天人感应，可断天下反贼一臂，使其无法妖言惑众。
于众臣而言，虽然如今擅权一派可以借助灾异打击异己，但他们也要担心有朝一日天子驾崩、朝中洗牌，万一天道循环，自己失势敌人当权，也用灾异归责之法陷害他们。这等于是双方各退一步，各自废去一种陷害弱者的招数，各方都乐见其成。”
李素说的最后一点，就好比是一群官互相攻击，今天虽然一派政治斗争赢了，但如果有人建议：从此所有因为贪钱而获罪的人，不许判死刑。
那么相信斗赢了的这一方，也是会支持的，谁知道将来他会不会沦落到斗输的那一天？谁不想给自己多留条后路呢？
蔡邕听到这一刻，已然觉得一切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这李素怎么可以这么奸？把圣人之学解剖得如此鲜血淋漓？
生而知之者谓之圣。
这世上，真有生而知之者呢，否则以李素的年龄阅历，根本无法解释。
“别驾真乃天纵之才，老夫愿奋此残躯，共襄盛举——老夫并非为名利，也不是为了圣人之名，只是为了使天下百姓少受乱局之苦，教化天下人心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