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史可法,调兵归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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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同孙承武部两千余人在离开考兰县后,当日下午已经到了黄河边上。
接应的清军全然不知许定国溃败被杀之事,王彦领着手下打起许部旗号,扮作许军步军进入清营,夜里突然发乱,埋伏在营外的孙承武部骑兵,则乘势突袭,随大破清兵。
一战下来,斩杀清兵八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夺取船只二十余艘,可谓大胜。
清军主力与顺军大战将军一个多月,北直隶、山东、豫北一带的清军已经不多,最大的一只也只是驻扎在黄河边上,监视明军的豪格部,一万余人。
兵力空虚,加之清庭在北直隶、山西、山东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豪格格外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这也是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质后,请求他发兵支援,而他却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的原因。
因此可以看出,这正是明军跨河而击,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所以当许定国被杀,接应的清兵全军覆没,船只被夺的消息传回对岸豪格营中时,他顿时便觉得压力倍增。
他害怕高杰部乘势过河,急忙奏报多尔衮,欲调兵前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王彦没有想到,他这次行动给清庭带来了多大压力,身处北京的多尔衮得知豪格的奏报后,心里不由得一沉。
此时清军已经在对大顺的作战中取得了巨大优势,陕北的高一功、李过弃守榆林,败走响水,李自成也带着大顺军主力放弃陕西,准备经蓝田、商洛撤入河南,清军在西线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清庭上下,也因为接连的大胜,显得振奋,但是高杰部兵压黄河的消息传来,却使得大喜中的清庭,犹如中天悬剑,就是多尔衮也陷入了两难之境。
如果不调兵支援豪格,万一高杰部四万人杀过河来,那清庭的大好局势,可能瞬间逆转,被赶回关外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调兵,它处又无兵可派,只能抽调西线人马,但此时李自成败而不乱,还有十几万兵马,若抽调兵力使得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那今后再战,胜负将未可知也!
多尔衮于北京招集大臣商量对策之时,始作俑者之一的王彦却没有料到,他能给清庭带来这样的麻烦。
击败接应的清兵后,王彦便一边领着忠义营练习水站,一边等候李成栋等人的主力到来。
一晃时间便过去五天,来到正月一十九日,可等待的大军却依然未到,这不由让王彦十分疑惑,正欲派遣刘顺去寻李成栋之时,主力派遣的军使正好赶来营中传令。
王彦连忙让人告知孙承武,而后两人便一起听军使传达军令,却不是大军欲渡河攻击清军,而是史阁部急招大军返回徐州。
王彦听完不由一愣,险些气的昏死过去。
他操练忠义营水战,为的便是大军垮河击豪格,收复河山,可一纸令下,不仅他和兄弟们的准备付之东流,大明也将丧失一次绝佳的反击时机。
当年山东局势大好,济王同众多义军已经控制了山东,只等明军北上接收,可南望王师,王师就是不北上,令多少义士心灰意冷。
随后王彦献策为赵应元取下青州,山东局势再次好转,可南望王师,王师又不来,致使事变失败。
如今清庭兵力空虚,正是北伐的绝佳时机,可又要舍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的毫不作为,着实令人寒心!
王彦强忍的怒火,询问使者大军为何东归徐州,军使也不说不清楚,只说李成栋等人接到命令后,便立马拔营而归。
军令传达,孙承武没有王彦那样热衷于同清军作战,因此他得令后,便回营召集人马,准备去追赶主力。
王彦见此,不由一声长叹,他一千人马,没有大军支持,清军不杀过河来,他就阿弥陀佛了,还过河打什么豪格。
事已至此,王彦知道忠义营留下,也不会有什么用,便只得无奈的选择遵从军令,率部东归。
可是他却舍不得刚得到二十艘大船,便同孙承武分别,带着船只和抢夺的清兵物资,顺黄河直下徐州。
高杰部东归,让对岸的豪格松了一口气,连忙派快马报于北京。多尔衮已经准备命令多铎部暂时放弃李自成,调转方向支援豪格,现在得到消息,立马就改回主意,令西路清军全力付李自成的大顺军。
正月中旬,高一功、李过部,在波罗再次被清兵击败,慌忙遁入甘肃、青海地区,而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蓝田经商洛途中,被清兵追杀,中八战皆败,元气大伤。
自此清庭通过这些大战,彻底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大地上,军事最为强大的存在。
二月一日,王彦顺着黄河而下,在历经十天时间后,终于赶到了徐州城外,同日李成栋等人也进入了徐州。
高杰的尸体随同大军入城,邢夫人与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其操办丧礼,王彦献许定国人头,为高杰祭奠。
邢夫人对能为高杰报仇的王彦,感恩戴德,王彦也从一个新投之人,逐渐融入了高杰军中。随着高杰下葬,另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谁来成为高杰部的新主人呢?
从礼法上讲,自然是高杰之子高元照,继承他老爹的爵位和兵权,可他毕竟年少,威望不足,能否压住那些叔叔伯伯辈的老将,尚未可知。
有道是主少国疑,徐州城内顿时暗流涌动。
随着高杰身死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股暗流也随之扩大,同为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见高杰余部乱成一团,便起了吞并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的心思。
李成栋等人还没挣出个高下,黄得功已经提兵北来,整个徐州顿时风雨飘摇。
身为江北督师的史可法在下达大军东归后,终于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王彦也终于得见这位名臣。
史可法在王彦心里是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他敬畏他的名声和清廉,可对其能力却又满腹非议。
史可法都督师江北已经有些时日,可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他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弘光乞援于武将,导致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尾大不掉,使朝政为军阀操纵。
适逢东林党人与马士英党争激烈之时,他身为首辅大臣,理应坐镇朝中,居中调和,可他却爱惜自身名声,不愿参与,让党争趋于恶化。
他上奏请设四镇,却毫无远图,河南、山东之地置之不理,只是想保住江南。
张岱就曾说过“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京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曾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响,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而不得矣。”
对于他人的建议,史可法也听不进去,其固执可想而知。
在江北四镇的问题上,他也昏招频出。
四镇之中,他谁也指挥不动,除了四镇自身的原因外,不得不说史可法对待四镇的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镇因为拥立弘光有功,本就跋扈难制,史可法不设法限制也罢,居然还想出为他们划分地盘,许其自征钱粮的愚蠢之策,来换取四镇的支持。
殊不知,军队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行征收钱粮后,谁还会听命于中央呢?
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时代,一群掌握地盘和军队的督军们,不就折腾了中华几十年嘛。
史可法经营江北大半年,耗费钱粮、物资无数,可却没有什么成就,毫无进展,足见他能力的平庸。
这次他在高杰军中待了一个多月,苦苦劝说,才促使高杰出兵,欲实现配合清军讨伐大顺的计划。
可是因为睢州之变高杰被杀,他的联虏破贼之策彻底落空。
既然已经失败,史可法身为督师,就因该乘势改弦更张,放弃与满清媾和的幻想,整顿兵马,要么攻击河北,要么收拾河南,整军备战,可他却因为计划失败伤心备至,匆匆东归,坐失大好时机。
东归后,他又不对睢州之变进行总结,直到黄得功率部北来,同高杰余部剑拔弩张,将要引发内战之时,才匆匆前来安抚。
(作者认为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的民族气节,因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但他的贡献却不值得过分夸张。南明二十余载,死节者,全家义死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之所以为人追捧,我想是因为他官大,可其在弘光朝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督臣,作者认为弘光朝快速灭亡,史可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彦同孙承武部两千余人在离开考兰县后,当日下午已经到了黄河边上。
接应的清军全然不知许定国溃败被杀之事,王彦领着手下打起许部旗号,扮作许军步军进入清营,夜里突然发乱,埋伏在营外的孙承武部骑兵,则乘势突袭,随大破清兵。
一战下来,斩杀清兵八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夺取船只二十余艘,可谓大胜。
清军主力与顺军大战将军一个多月,北直隶、山东、豫北一带的清军已经不多,最大的一只也只是驻扎在黄河边上,监视明军的豪格部,一万余人。
兵力空虚,加之清庭在北直隶、山西、山东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豪格格外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这也是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质后,请求他发兵支援,而他却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的原因。
因此可以看出,这正是明军跨河而击,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所以当许定国被杀,接应的清兵全军覆没,船只被夺的消息传回对岸豪格营中时,他顿时便觉得压力倍增。
他害怕高杰部乘势过河,急忙奏报多尔衮,欲调兵前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王彦没有想到,他这次行动给清庭带来了多大压力,身处北京的多尔衮得知豪格的奏报后,心里不由得一沉。
此时清军已经在对大顺的作战中取得了巨大优势,陕北的高一功、李过弃守榆林,败走响水,李自成也带着大顺军主力放弃陕西,准备经蓝田、商洛撤入河南,清军在西线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清庭上下,也因为接连的大胜,显得振奋,但是高杰部兵压黄河的消息传来,却使得大喜中的清庭,犹如中天悬剑,就是多尔衮也陷入了两难之境。
如果不调兵支援豪格,万一高杰部四万人杀过河来,那清庭的大好局势,可能瞬间逆转,被赶回关外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调兵,它处又无兵可派,只能抽调西线人马,但此时李自成败而不乱,还有十几万兵马,若抽调兵力使得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那今后再战,胜负将未可知也!
多尔衮于北京招集大臣商量对策之时,始作俑者之一的王彦却没有料到,他能给清庭带来这样的麻烦。
击败接应的清兵后,王彦便一边领着忠义营练习水站,一边等候李成栋等人的主力到来。
一晃时间便过去五天,来到正月一十九日,可等待的大军却依然未到,这不由让王彦十分疑惑,正欲派遣刘顺去寻李成栋之时,主力派遣的军使正好赶来营中传令。
王彦连忙让人告知孙承武,而后两人便一起听军使传达军令,却不是大军欲渡河攻击清军,而是史阁部急招大军返回徐州。
王彦听完不由一愣,险些气的昏死过去。
他操练忠义营水战,为的便是大军垮河击豪格,收复河山,可一纸令下,不仅他和兄弟们的准备付之东流,大明也将丧失一次绝佳的反击时机。
当年山东局势大好,济王同众多义军已经控制了山东,只等明军北上接收,可南望王师,王师就是不北上,令多少义士心灰意冷。
随后王彦献策为赵应元取下青州,山东局势再次好转,可南望王师,王师又不来,致使事变失败。
如今清庭兵力空虚,正是北伐的绝佳时机,可又要舍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的毫不作为,着实令人寒心!
王彦强忍的怒火,询问使者大军为何东归徐州,军使也不说不清楚,只说李成栋等人接到命令后,便立马拔营而归。
军令传达,孙承武没有王彦那样热衷于同清军作战,因此他得令后,便回营召集人马,准备去追赶主力。
王彦见此,不由一声长叹,他一千人马,没有大军支持,清军不杀过河来,他就阿弥陀佛了,还过河打什么豪格。
事已至此,王彦知道忠义营留下,也不会有什么用,便只得无奈的选择遵从军令,率部东归。
可是他却舍不得刚得到二十艘大船,便同孙承武分别,带着船只和抢夺的清兵物资,顺黄河直下徐州。
高杰部东归,让对岸的豪格松了一口气,连忙派快马报于北京。多尔衮已经准备命令多铎部暂时放弃李自成,调转方向支援豪格,现在得到消息,立马就改回主意,令西路清军全力付李自成的大顺军。
正月中旬,高一功、李过部,在波罗再次被清兵击败,慌忙遁入甘肃、青海地区,而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蓝田经商洛途中,被清兵追杀,中八战皆败,元气大伤。
自此清庭通过这些大战,彻底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大地上,军事最为强大的存在。
二月一日,王彦顺着黄河而下,在历经十天时间后,终于赶到了徐州城外,同日李成栋等人也进入了徐州。
高杰的尸体随同大军入城,邢夫人与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其操办丧礼,王彦献许定国人头,为高杰祭奠。
邢夫人对能为高杰报仇的王彦,感恩戴德,王彦也从一个新投之人,逐渐融入了高杰军中。随着高杰下葬,另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谁来成为高杰部的新主人呢?
从礼法上讲,自然是高杰之子高元照,继承他老爹的爵位和兵权,可他毕竟年少,威望不足,能否压住那些叔叔伯伯辈的老将,尚未可知。
有道是主少国疑,徐州城内顿时暗流涌动。
随着高杰身死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股暗流也随之扩大,同为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见高杰余部乱成一团,便起了吞并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的心思。
李成栋等人还没挣出个高下,黄得功已经提兵北来,整个徐州顿时风雨飘摇。
身为江北督师的史可法在下达大军东归后,终于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王彦也终于得见这位名臣。
史可法在王彦心里是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他敬畏他的名声和清廉,可对其能力却又满腹非议。
史可法都督师江北已经有些时日,可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他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弘光乞援于武将,导致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尾大不掉,使朝政为军阀操纵。
适逢东林党人与马士英党争激烈之时,他身为首辅大臣,理应坐镇朝中,居中调和,可他却爱惜自身名声,不愿参与,让党争趋于恶化。
他上奏请设四镇,却毫无远图,河南、山东之地置之不理,只是想保住江南。
张岱就曾说过“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京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曾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响,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而不得矣。”
对于他人的建议,史可法也听不进去,其固执可想而知。
在江北四镇的问题上,他也昏招频出。
四镇之中,他谁也指挥不动,除了四镇自身的原因外,不得不说史可法对待四镇的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镇因为拥立弘光有功,本就跋扈难制,史可法不设法限制也罢,居然还想出为他们划分地盘,许其自征钱粮的愚蠢之策,来换取四镇的支持。
殊不知,军队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行征收钱粮后,谁还会听命于中央呢?
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时代,一群掌握地盘和军队的督军们,不就折腾了中华几十年嘛。
史可法经营江北大半年,耗费钱粮、物资无数,可却没有什么成就,毫无进展,足见他能力的平庸。
这次他在高杰军中待了一个多月,苦苦劝说,才促使高杰出兵,欲实现配合清军讨伐大顺的计划。
可是因为睢州之变高杰被杀,他的联虏破贼之策彻底落空。
既然已经失败,史可法身为督师,就因该乘势改弦更张,放弃与满清媾和的幻想,整顿兵马,要么攻击河北,要么收拾河南,整军备战,可他却因为计划失败伤心备至,匆匆东归,坐失大好时机。
东归后,他又不对睢州之变进行总结,直到黄得功率部北来,同高杰余部剑拔弩张,将要引发内战之时,才匆匆前来安抚。
(作者认为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的民族气节,因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但他的贡献却不值得过分夸张。南明二十余载,死节者,全家义死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之所以为人追捧,我想是因为他官大,可其在弘光朝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督臣,作者认为弘光朝快速灭亡,史可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