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5章 倒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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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大战后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作为直系起家老巢的湖北仍为王占元占据。此时他不但兼湖北督军，又挂了个两湖巡阅使的头衔。
王占元是个贪鄙之徒、专横武夫，他自称“白虎精投胎”，才干平庸，善于搜刮，手段有掉运铜元、垄断军装生产、开设银号贩卖黄金、设立信诚公司售皮件、采购军需，解甲归田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等地广置房地产，仅在天津出租房屋就达三千间，此外还投资实业，涉及金融、矿产、纺织、粮食、电力等，他到底占有多少财富，实难细数，时人估计达三千万元。
他自身兼有第二师师长的职务，又在直皖大战中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组成两个旅，后编为18师，以孙传芳为师长，此举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因此稳坐了鄂省督军之位。
战后大总统徐世昌根据直奉天津会议惩办安福祸首的决定，下令免除皖系何佩瑢湖北省长职务，王占元推荐自己的亲家孙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认为这是王占元广置党羽安插亲信，掀起“拒孙运动”，孙因此未能到任。因为受自治鼓舞，鄂人治鄂风潮迭起，为稳定湖北局面，徐世昌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
夏寿康是湖北武汉人，世家子弟，父子两代翰林。辛亥武昌首义第二天，参加了咨议局会议。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长，后任都督府顾问。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长，10月升任民政长。夏寿康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为人刚正清廉，深得鄂民人心。1913年调入北京，旋即就都肃政史职，于任上扳倒当时只手遮天的王治馨。
王治馨号称为“中国警界鼻祖”，在警界十余年，加上和时任总理赵秉钧关系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个响当当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为京畿最高首长。但是王本是个鲁莽贪婪之人，官名素来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敛，一旦移官地方，遂狮子大开口，放手一贪。京兆府那时所辖二十四县，除一个县太爷因有大后台得免，王上任后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贿金，每人孝敬几千，其赃款达五万以上！
在这样短时间，在天子脚下，这样大规模受贿，即使在前清二百余年之中，也是鲜有所闻。王敢于如此为之，一是因为其强大的警务司法背景，自以为有所恃；二是因为他是袁系北洋老人、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自认为有强大政治后台；最后，据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开销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筹通天有术。
然而他碰到了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夏经过秘密调查，查实证据，上报总统。而袁世凯饬复奇快，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这件事让夏寿康在民国政界获得极好的名声，后任黎元洪总统的总统府秘书长。
王占元对夏寿康入鄂大为不满，27日向北京发电称病请假，暗中发动倒夏，夏寿康手无寸铁，久不敢移入武昌。这样一个好名声的正牌省长得到如此待遇，因此犯了鄂人众怒，极力要求驱逐王占元。
年初王占元在消灭了因川军压迫，自夔巫退驻鄂西蓝天蔚、黎天才、吴醒汉等部后被晋授“壮威上将军”名号。3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召川滇黔桂湘赣等省代表会议，订立“联防条约”，时传为七省联盟，他在任时横征暴敛，克扣军饷，湖北连续发生兵变，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
4月23日王占元应邀北上参加由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主导的曹锟、张作霖的“四巨头会议”，4月27日参与通电反对广州选举孙逸仙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会议结束，商改组内阁、分配地盘及财政等事，确定长江流域及川滇黔湘归王占元，王占元在会上吹嘘“湘川黔滇不日北附”。
此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1921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奉系的策略，后面有详述），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
只有奉系所占省份，因为工农业发展顺利、国内外贸易旺盛、经济繁荣，所以军人的收入处于各路军阀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贴，退伍后还有退伍费，受伤牺牲有抚恤金，家属还额外有当地政|府给予照顾，军人家庭另可以无偿获得与当地民众分配一致的土地。而且据说奉军中提倡官兵一致、又积极教军人读书识字，因此军人的社会地位大增，军人也对部队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加之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辽宁军校毕业生加入军队，将好的培训及制度带到部队，使奉军战斗力与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语。
奉军之所以有钱，与东三省的经济实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关。民国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国税，张作霖在东北自治时已霸占了全部国饷的分配。在“东北新政”时由于财政吃紧，张汉卿便将税收做了如下分配：东三省工业因均被算为地方政|府发展投入，划为一个个垄断的工业实体----行业协会，所得不缴中|央国库，而归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财经委员会”辖下统筹分配。主要的农业税上，为休生养息，全部税收只占土地总产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还掉“买” 地（其实差不多是强买，不过好歹还返还利息）的支出款项，强从全部税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发展税”。因为要普及义务教育，所以要预留占10%的教育税，还有为农业再发展的15%的农业提留税，以及户口税5%，再将剩下的15%以国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东北三省的农业税收总数为3.96亿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税收，仅拿到了3560万元，作为东北三省上缴的国税。
即使是这些，东三省所交税款已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张作霖辖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不但是北京政权的武力支柱，还是强大的经济后台。
加上工业回报，张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达到惊人的5.3亿元，按照同期银元对日元比例为9：7来算，约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6倍，远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业产值的锐增，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变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满洲国（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后所建立的傀儡国家）就在1945年，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这还没算上运往日本及作为军事损耗的大部分财产。
西北人民军本来就不穷，不过在占据陕甘各省后，政治、经济生活正在恢复中，基础设施又在大规模地上，因此表面上难有强有力的支撑。不过听说固原地震后张汉卿及时从东北调了一批价值近3亿银元的黄金，除一部分作为赈灾之用，余下作为军饷（这也是张汉卿的一个罩眼法，使得黄金的使用合理化）。所以在各方欠饷时，西北人民军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暴风雨。
1921年6月初，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二百万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
6月7日，王占元直辖部队武昌第二师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8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以为叛乱结束；
然而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师王汝勤部一部又哗变…
武汉是各国租界集中的地方，战乱不止，已经影响到租界的经济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汉口领事团向王占元抗议宜昌、武昌兵变，质问有无保卫能力，否则各国将调军舰来汉口自卫。王占元可以跟吴佩孚叫板，但是对于其背后共同的金主却不敢有任何违背，急忙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稳定武汉的局面。
可是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好日子，到19日湖北富池也发生兵变。这下子老外们不干了，6月21日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外侨损失，向王占元提出三点要求：
侨民所居附近二十里内不得驻兵；
赔偿商民损失，抚恤受伤教士；
领事馆增加卫兵一中队。
在北京的鄂人因此借机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28日再度请愿。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和政权的合法性，7月18日，王占元在武昌招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除了防止外省人借机入鄂外，他还有一重目的，就是向直系，主要是向吴佩孚宣布自己的影响力，以期获得派系内的支持。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后，在湖北主政的山东人王占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更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
正史上为驱逐王占元，湖北人说动了赵恒惕派兵北上帮驱逐王占元，并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等。
可是时光逆转，形势已与历史大不一样。张汉卿的西北人民军安定西北后，在邻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人民军不扰民，人民军信奉“三皿煮义”，人民军政|府广修道路、大办教育、打击官商勾结、致力于发展经济，这让首义之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革命军的盛况。
而且人民军本源于奉系，与直系为争夺北京政权斗得厉害，只要让人民军插手，只怕吴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
直皖大战后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作为直系起家老巢的湖北仍为王占元占据。此时他不但兼湖北督军，又挂了个两湖巡阅使的头衔。
王占元是个贪鄙之徒、专横武夫，他自称“白虎精投胎”，才干平庸，善于搜刮，手段有掉运铜元、垄断军装生产、开设银号贩卖黄金、设立信诚公司售皮件、采购军需，解甲归田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等地广置房地产，仅在天津出租房屋就达三千间，此外还投资实业，涉及金融、矿产、纺织、粮食、电力等，他到底占有多少财富，实难细数，时人估计达三千万元。
他自身兼有第二师师长的职务，又在直皖大战中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组成两个旅，后编为18师，以孙传芳为师长，此举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因此稳坐了鄂省督军之位。
战后大总统徐世昌根据直奉天津会议惩办安福祸首的决定，下令免除皖系何佩瑢湖北省长职务，王占元推荐自己的亲家孙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认为这是王占元广置党羽安插亲信，掀起“拒孙运动”，孙因此未能到任。因为受自治鼓舞，鄂人治鄂风潮迭起，为稳定湖北局面，徐世昌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
夏寿康是湖北武汉人，世家子弟，父子两代翰林。辛亥武昌首义第二天，参加了咨议局会议。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长，后任都督府顾问。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长，10月升任民政长。夏寿康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为人刚正清廉，深得鄂民人心。1913年调入北京，旋即就都肃政史职，于任上扳倒当时只手遮天的王治馨。
王治馨号称为“中国警界鼻祖”，在警界十余年，加上和时任总理赵秉钧关系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个响当当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为京畿最高首长。但是王本是个鲁莽贪婪之人，官名素来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敛，一旦移官地方，遂狮子大开口，放手一贪。京兆府那时所辖二十四县，除一个县太爷因有大后台得免，王上任后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贿金，每人孝敬几千，其赃款达五万以上！
在这样短时间，在天子脚下，这样大规模受贿，即使在前清二百余年之中，也是鲜有所闻。王敢于如此为之，一是因为其强大的警务司法背景，自以为有所恃；二是因为他是袁系北洋老人、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自认为有强大政治后台；最后，据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开销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筹通天有术。
然而他碰到了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夏经过秘密调查，查实证据，上报总统。而袁世凯饬复奇快，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这件事让夏寿康在民国政界获得极好的名声，后任黎元洪总统的总统府秘书长。
王占元对夏寿康入鄂大为不满，27日向北京发电称病请假，暗中发动倒夏，夏寿康手无寸铁，久不敢移入武昌。这样一个好名声的正牌省长得到如此待遇，因此犯了鄂人众怒，极力要求驱逐王占元。
年初王占元在消灭了因川军压迫，自夔巫退驻鄂西蓝天蔚、黎天才、吴醒汉等部后被晋授“壮威上将军”名号。3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召川滇黔桂湘赣等省代表会议，订立“联防条约”，时传为七省联盟，他在任时横征暴敛，克扣军饷，湖北连续发生兵变，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
4月23日王占元应邀北上参加由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主导的曹锟、张作霖的“四巨头会议”，4月27日参与通电反对广州选举孙逸仙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会议结束，商改组内阁、分配地盘及财政等事，确定长江流域及川滇黔湘归王占元，王占元在会上吹嘘“湘川黔滇不日北附”。
此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1921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奉系的策略，后面有详述），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
只有奉系所占省份，因为工农业发展顺利、国内外贸易旺盛、经济繁荣，所以军人的收入处于各路军阀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贴，退伍后还有退伍费，受伤牺牲有抚恤金，家属还额外有当地政|府给予照顾，军人家庭另可以无偿获得与当地民众分配一致的土地。而且据说奉军中提倡官兵一致、又积极教军人读书识字，因此军人的社会地位大增，军人也对部队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加之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辽宁军校毕业生加入军队，将好的培训及制度带到部队，使奉军战斗力与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语。
奉军之所以有钱，与东三省的经济实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关。民国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国税，张作霖在东北自治时已霸占了全部国饷的分配。在“东北新政”时由于财政吃紧，张汉卿便将税收做了如下分配：东三省工业因均被算为地方政|府发展投入，划为一个个垄断的工业实体----行业协会，所得不缴中|央国库，而归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财经委员会”辖下统筹分配。主要的农业税上，为休生养息，全部税收只占土地总产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还掉“买” 地（其实差不多是强买，不过好歹还返还利息）的支出款项，强从全部税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发展税”。因为要普及义务教育，所以要预留占10%的教育税，还有为农业再发展的15%的农业提留税，以及户口税5%，再将剩下的15%以国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东北三省的农业税收总数为3.96亿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税收，仅拿到了3560万元，作为东北三省上缴的国税。
即使是这些，东三省所交税款已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张作霖辖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不但是北京政权的武力支柱，还是强大的经济后台。
加上工业回报，张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达到惊人的5.3亿元，按照同期银元对日元比例为9：7来算，约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6倍，远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业产值的锐增，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变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满洲国（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后所建立的傀儡国家）就在1945年，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这还没算上运往日本及作为军事损耗的大部分财产。
西北人民军本来就不穷，不过在占据陕甘各省后，政治、经济生活正在恢复中，基础设施又在大规模地上，因此表面上难有强有力的支撑。不过听说固原地震后张汉卿及时从东北调了一批价值近3亿银元的黄金，除一部分作为赈灾之用，余下作为军饷（这也是张汉卿的一个罩眼法，使得黄金的使用合理化）。所以在各方欠饷时，西北人民军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暴风雨。
1921年6月初，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二百万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
6月7日，王占元直辖部队武昌第二师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8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以为叛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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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好日子，到19日湖北富池也发生兵变。这下子老外们不干了，6月21日汉口领事团以宜昌、武昌兵变外侨损失，向王占元提出三点要求：
侨民所居附近二十里内不得驻兵；
赔偿商民损失，抚恤受伤教士；
领事馆增加卫兵一中队。
在北京的鄂人因此借机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28日再度请愿。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和政权的合法性，7月18日，王占元在武昌招集鄂、赣、桂、湘、黔、蜀、滇七省联防会议。除了防止外省人借机入鄂外，他还有一重目的，就是向直系，主要是向吴佩孚宣布自己的影响力，以期获得派系内的支持。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后，在湖北主政的山东人王占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更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
正史上为驱逐王占元，湖北人说动了赵恒惕派兵北上帮驱逐王占元，并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等。
可是时光逆转，形势已与历史大不一样。张汉卿的西北人民军安定西北后，在邻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人民军不扰民，人民军信奉“三皿煮义”，人民军政|府广修道路、大办教育、打击官商勾结、致力于发展经济，这让首义之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革命军的盛况。
而且人民军本源于奉系，与直系为争夺北京政权斗得厉害，只要让人民军插手，只怕吴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