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准备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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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房山呀？还转户口？那不成了房山人哪？房山可是个山区，户口转过去，是不是就成了农民呀？认识我们家的人几乎全部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妈妈则宽慰我说道：“总算是工作了，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如果能养活你自己，那也就让你爸松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我爸在东城区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每月挣五十五元，我们兄弟五人，我上头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一共七口人。按当时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每人十元计算，我爸单位每个月还要补助十五元。后来我哥工作了，每月工资15元，父亲单位的补助也随之取消了。现在如果我能养活自己，我爸肩上的担子也就轻了一些。但现在的报到地点还是学校，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工作，也不知道人家给不给钱？还是我们要交学费？哎！只能到了房山再说。我和妈妈聊着一片茫然的未来……
通知书写着需要携带行李，那就得有褥子、被子、床单、背心、裤衩等，我还没有穿过袜子呢！这也得准备呀，要不让人家笑话，鞋子就没辙了，先穿着这打着包头钉着掌的吧（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穿着我哥剩下的鞋，到我这儿时，底子薄了，需要用轮胎剪成片钉在底子上，也就是俗称的打掌。鞋帮上已露脚趾，用皮子缝在鞋帮与鞋底之间，俗称打包头）。我妈对我说：“现在你去房山，咱们家也没有厚实点的衣服，到时候你穿着你爸在五八年时做的那身制服吧？”“那也太大了吧！我爸一米七五的身高，我才一米六九，衣服还不得盖过屁股啊！”我回答道。后来就只能穿着我爸的这件衣裳走了。
也不知道到了房山时睡地铺还是睡土炕，要是有木板床就好了。接下来还得准备被褥呀！我们家这炕就一床炕褥子，早起来把炕褥子一翻，露出炕席就行，我这么一走就得给我做一个单人的褥子，要是脏了不好拆洗，还得准备个床单，还要买条毛巾！我们家七口人可都只用一条毛巾呀！还有牙膏、牙刷等等，都得给我准备新的，花钱的地方可真是太多了！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了，所以花钱的的地方就显得更多了。
终于开始准备行李了。
我和我妈一起到隆福寺商场，买了毛巾、牙膏、牙刷、尼龙夹底的袜子、背心等，裤衩就穿我妈亲手做的温暖牌了，然后又买了棉布，准备做褥子和床单。
回家后，我妈拆了一床被子，取出了一半的棉花填在给我做的床褥子里面，做好这软乎的褥子，又一针一针在裁好的彩色条形的布上纤着边做完了漂亮的床单。
“快试试袜子的大小吧，你都十六岁了还没穿过袜子呢！”妈妈催促着我。两只手撑着袜边，五个脚趾头紧紧靠在一起，脚后跟一使劲，整个脚就被这棉线织的尼龙底的袜子包裹住了，真是太舒服了呀！合适！太合适！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谁知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这时我爸发话了：“这就算是工作了。可不可心、顺不顺意都由不得你。到了那好好干，对得起人家给你的钱，才是做人的本分。没能耐、不会念书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后一定要多长本事，多卖力气，让人家瞧得起才是正道。房山那条件差，多带几张烟盒的隔潮纸，垫在褥子底下，省的落病。我再多说几句：爸爸曾经是蹬三轮的，经常由东直门处的燕京造纸厂拉各种纸张到广安门马连道仓库，为了防止好纸被剐坏，就在三轮的平板上放好几层香烟的防潮纸。那会的香烟最外的一层是有图案外包装，里面是香烟，好烟卷在外包装与香烟之间是锡纸隔潮，次一点的香烟中间则是隔潮纸。隔潮纸就是两层纸之间涂沥青。”
东西都准备齐了，行李也打好捆了，办事处粮油关系的转移也办好了，派出所户口关系的转出证明也开具完备了。万事俱备，就等着去报道了。我爸嘱咐我道：“到那么远的地方，这行李难免扔来扔去，容易弄脏，我在你的行李外面用你爷爷半身不遂时用的垫布裹住，再用麻绳捆好，等你走时办好。”
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出发。
1965年10月13日，我们早早起来，爸爸给我打行李，妈妈给我爸打下手，结结实实的将行李捆好。二大妈也早早起来，把蜂窝火捅着，给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还卧了两个鸡蛋。要知道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家就没条件正式吃过早点。二大妈端着面条笑呵呵的说：“吃口面条，顺顺溜溜，吮口卧蛋，圆圆满满。”我从二大妈手上端过碗来，挑着面条，啜着点有香油的面汤，吃着那圆而挺实的鸡蛋，真香啊！真好吃！这顿早点我记住了一辈子。
爸爸给了我到外贸局南大礼堂的车钱并对我说：“我就不跟着去了，如果你到学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先和老师说，让学校先垫着，等发了钱再还上或等回家时爸再给你还上。”穷啊！真穷啊！穷的没尊严！穷的没面子！但……
我扛着行李，爸爸将我送到四路公交车的北新桥站，没等车来就转身进入胡同回家了，没有过多地言语，没有嘱咐，没有叮咛。看着父亲的背影，我读懂了他的心，读懂了对我的期望，虽不指望我出人头地，但总算有个挣钱、吃饭的地方了。车来了，上了车，到了电报大楼后倒十路后到了三庙前街站。下车后我扛着行李走到了南大礼堂，路边停着3辆大敞篷的货车，还是矮槽帮。我停在中间那辆车旁边，过来了一个大人，我连忙叫了声“先生”（我们念初中时，称呼老师为先生），因为他就是面试我的那位老师。老师笑着对我说：“我姓潘，叫潘且勋。你叫我潘老师就可以了。”我笑着叫了声“潘老师”。潘老师望了望四周问我：“你的家里人呢？”“没来，就我一人！”我回答道。潘老师不解的摇了摇头，他帮我把行李扔到车上，我也随即爬上车厢。三辆车我是第一个爬上去，我也是唯一一个让老师帮助把行李扔上车的。只见路边70多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们说说笑笑，忙着拜托老师，叮嘱孩子们互相照顾……70多名同学里唯一没人送的我呆呆地看着他们，等待着开车。
不知几点，汽车开动了，载着70多名落榜生驶向人生的第一站----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半工半读）。这些学生都是被分配的，而不是考上的。
去房山呀？还转户口？那不成了房山人哪？房山可是个山区，户口转过去，是不是就成了农民呀？认识我们家的人几乎全部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妈妈则宽慰我说道：“总算是工作了，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如果能养活你自己，那也就让你爸松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我爸在东城区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每月挣五十五元，我们兄弟五人，我上头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一共七口人。按当时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每人十元计算，我爸单位每个月还要补助十五元。后来我哥工作了，每月工资15元，父亲单位的补助也随之取消了。现在如果我能养活自己，我爸肩上的担子也就轻了一些。但现在的报到地点还是学校，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工作，也不知道人家给不给钱？还是我们要交学费？哎！只能到了房山再说。我和妈妈聊着一片茫然的未来……
通知书写着需要携带行李，那就得有褥子、被子、床单、背心、裤衩等，我还没有穿过袜子呢！这也得准备呀，要不让人家笑话，鞋子就没辙了，先穿着这打着包头钉着掌的吧（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穿着我哥剩下的鞋，到我这儿时，底子薄了，需要用轮胎剪成片钉在底子上，也就是俗称的打掌。鞋帮上已露脚趾，用皮子缝在鞋帮与鞋底之间，俗称打包头）。我妈对我说：“现在你去房山，咱们家也没有厚实点的衣服，到时候你穿着你爸在五八年时做的那身制服吧？”“那也太大了吧！我爸一米七五的身高，我才一米六九，衣服还不得盖过屁股啊！”我回答道。后来就只能穿着我爸的这件衣裳走了。
也不知道到了房山时睡地铺还是睡土炕，要是有木板床就好了。接下来还得准备被褥呀！我们家这炕就一床炕褥子，早起来把炕褥子一翻，露出炕席就行，我这么一走就得给我做一个单人的褥子，要是脏了不好拆洗，还得准备个床单，还要买条毛巾！我们家七口人可都只用一条毛巾呀！还有牙膏、牙刷等等，都得给我准备新的，花钱的地方可真是太多了！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了，所以花钱的的地方就显得更多了。
终于开始准备行李了。
我和我妈一起到隆福寺商场，买了毛巾、牙膏、牙刷、尼龙夹底的袜子、背心等，裤衩就穿我妈亲手做的温暖牌了，然后又买了棉布，准备做褥子和床单。
回家后，我妈拆了一床被子，取出了一半的棉花填在给我做的床褥子里面，做好这软乎的褥子，又一针一针在裁好的彩色条形的布上纤着边做完了漂亮的床单。
“快试试袜子的大小吧，你都十六岁了还没穿过袜子呢！”妈妈催促着我。两只手撑着袜边，五个脚趾头紧紧靠在一起，脚后跟一使劲，整个脚就被这棉线织的尼龙底的袜子包裹住了，真是太舒服了呀！合适！太合适！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谁知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这时我爸发话了：“这就算是工作了。可不可心、顺不顺意都由不得你。到了那好好干，对得起人家给你的钱，才是做人的本分。没能耐、不会念书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后一定要多长本事，多卖力气，让人家瞧得起才是正道。房山那条件差，多带几张烟盒的隔潮纸，垫在褥子底下，省的落病。我再多说几句：爸爸曾经是蹬三轮的，经常由东直门处的燕京造纸厂拉各种纸张到广安门马连道仓库，为了防止好纸被剐坏，就在三轮的平板上放好几层香烟的防潮纸。那会的香烟最外的一层是有图案外包装，里面是香烟，好烟卷在外包装与香烟之间是锡纸隔潮，次一点的香烟中间则是隔潮纸。隔潮纸就是两层纸之间涂沥青。”
东西都准备齐了，行李也打好捆了，办事处粮油关系的转移也办好了，派出所户口关系的转出证明也开具完备了。万事俱备，就等着去报道了。我爸嘱咐我道：“到那么远的地方，这行李难免扔来扔去，容易弄脏，我在你的行李外面用你爷爷半身不遂时用的垫布裹住，再用麻绳捆好，等你走时办好。”
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出发。
1965年10月13日，我们早早起来，爸爸给我打行李，妈妈给我爸打下手，结结实实的将行李捆好。二大妈也早早起来，把蜂窝火捅着，给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还卧了两个鸡蛋。要知道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家就没条件正式吃过早点。二大妈端着面条笑呵呵的说：“吃口面条，顺顺溜溜，吮口卧蛋，圆圆满满。”我从二大妈手上端过碗来，挑着面条，啜着点有香油的面汤，吃着那圆而挺实的鸡蛋，真香啊！真好吃！这顿早点我记住了一辈子。
爸爸给了我到外贸局南大礼堂的车钱并对我说：“我就不跟着去了，如果你到学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先和老师说，让学校先垫着，等发了钱再还上或等回家时爸再给你还上。”穷啊！真穷啊！穷的没尊严！穷的没面子！但……
我扛着行李，爸爸将我送到四路公交车的北新桥站，没等车来就转身进入胡同回家了，没有过多地言语，没有嘱咐，没有叮咛。看着父亲的背影，我读懂了他的心，读懂了对我的期望，虽不指望我出人头地，但总算有个挣钱、吃饭的地方了。车来了，上了车，到了电报大楼后倒十路后到了三庙前街站。下车后我扛着行李走到了南大礼堂，路边停着3辆大敞篷的货车，还是矮槽帮。我停在中间那辆车旁边，过来了一个大人，我连忙叫了声“先生”（我们念初中时，称呼老师为先生），因为他就是面试我的那位老师。老师笑着对我说：“我姓潘，叫潘且勋。你叫我潘老师就可以了。”我笑着叫了声“潘老师”。潘老师望了望四周问我：“你的家里人呢？”“没来，就我一人！”我回答道。潘老师不解的摇了摇头，他帮我把行李扔到车上，我也随即爬上车厢。三辆车我是第一个爬上去，我也是唯一一个让老师帮助把行李扔上车的。只见路边70多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们说说笑笑，忙着拜托老师，叮嘱孩子们互相照顾……70多名同学里唯一没人送的我呆呆地看着他们，等待着开车。
不知几点，汽车开动了，载着70多名落榜生驶向人生的第一站----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半工半读）。这些学生都是被分配的，而不是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