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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7部 大结局_第十四章 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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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儿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儿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儿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儿,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谷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做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把民军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撒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撒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儿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而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

    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找一个人,看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儿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儿,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儿。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一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没办法,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儿,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儿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儿零活,打点儿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里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表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儿,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儿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的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

    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儿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了,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儿上,只能拼了。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待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做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儿,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儿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检讨

    很巧,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

    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儿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情闹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儿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儿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

    但醒过来之后,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作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作检讨,而是自己作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作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作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被拉去砍了,既然皇帝作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