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倒众人推 挟天子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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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权力必须学会变通术，人们经常把权力和智慧相联系，简称“权智”，因为权力离不开智慧。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变，是谋权者成功的必备素质，只有精通权变术，才能将权力资源转为真正的力量。才能用权力来扭转危局，治繁理乱。
领袖不一定是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谋略家，但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忠于自己的智囊团，从而为他出谋划策。但他必须虚怀若谷，虚心接受别人的忠告。并且付诸实施，拥有一个忠于自己的智囊团，天下就有一半的成功。
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子牙为国师，并尊称他为尚父。姜子牙，又名姜尚，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谋略家。
一次，周武王问姜子牙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多劝善，简其令而教化民众，何道可行？”
姜子牙答道：“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赏之。令一人而千人得，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
武王心领神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来愈清明。
这时，殷商王朝正趋于衰亡。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周武王姬发又在扩建都邑，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作为新的政治、军事中心，积极从事颠覆商朝的活动。
武王九年，周军东观兵于孟津。姜子牙左杖黄铸，右持白旄，统领众兵，驾驭舟楫，沿黄河顺流而下，严申军纪，号令将士。“后至者斩！
周军到达孟津之后，各地诸侯也陆续到了孟津，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声讨商纣王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会。”
在誓师会上，诸侯一直认为讨伐商纣的时机已经到了。
姜子牙则认为，当时商朝的政局虽成土崩之势，但其内部还没有瓦解的征兆。讨伐商纣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于是，周军班师回朝。这次行动虽然只是灭商前的一次政治、军事预演，但也是对天下人心向背的一次实测。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朝。
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商纣王受妖姬苏妲己的盅惑，害死姜皇后，忠心臣比干被挖心而死，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投降周武王。朝中大臣们见商纣王已不可救药，都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商朝面临土崩瓦解之绝境。
这一年，适逢周朝遭遇饥荒，民众争欲外出作战，借机掠取敌国粮食物资，以度荒年。
武王见灭商时机已成熟，就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
姜尚知天时、地利、人和周朝皆占，就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
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00乘，虎贲（猛士）000名，甲士4.5万人，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统兵进取商都。
周朝的部队行至中途，数次遇到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甚至到了拔树倒屋，折旗损毁。姜子牙见上下交互不安，便把这肃杀的之征巧释为对商朝的天怒之象，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来推行人事，理直气壮地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群雄并举，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朝军队东进途中，各地诸侯纷纷前来会师。
十二月，周朝军队的士气高昂。从孟津渡黄河，浩浩荡荡直捣商朝都城朝歌。
清晨，周朝军队和诸侯的兵将抵达商郊牧野，距朝歌70里，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谗言、不祭祖宗、不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等罪行。
誓师大会后，周朝军队和各路诸侯陈兵牧野等待着与商朝军队决战。此时，商纣王在王宫骤闻敌军强兵压境，慌乱中只得驱使十七万奴隶和战俘仓促应战。姜子牙做前锋，亲率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商军虽多，却全无心恋战，居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惶恐地登上鹿台，蒙衣自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有五百余年的商朝就此灭亡。
司马迁对姜子牙的谋略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有一段概括评价：“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姜子牙具有过人胆略和远见卓识，治国用兵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具有开拓创业的精神。他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周朝以后的兵家和谋略家都尊他为祖师。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权势，权势，有权才有势，反之有势才有权。权力是势力和实力的结合体，有实无势是名不正言不顺，有势无实反而受制于人。
曹操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长方面表现非凡，同袁绍的刚愎自用、短于从善形成鲜明的对比。
曹操能够独断大事占得战争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确如荀或所论“谋取胜算”，仅举一例加以论述：
俗话说：“乱世既出英雄，又出枭雄。”
建安元年（190年）春，中原大地，董卓专权，诸侯割据，群雄聚集，逐鹿中原。虽然汉献帝刘协沦落成名存实亡的傀儡流落安邑，汉室天下即将分崩离析。但汉室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都想打着拥护汉室皇帝的幌子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都想把汉献帝抓到手。以当时的军事实力论之，袁绍雄据北方，拥兵数十万，旗下良将谋士众多，军事实力最为强大。
沮授劝袁绍说：“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很高兴，打算照办。
郭图却说：“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沮授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计，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
由于郭图等人的阻止，袁绍没能听从沮授的意见。
后来，曹操就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实际上在迎奉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争议，他的大多数谋臣对迎奉汉献帝一事都持反对意见，只有荀或主张奉迎汉献帝。他提出“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想和沮授所说“挟天子而令诸侯”完全是不谋而合。这真是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
曹操在这稍纵即逝的机遇面前，果断的采纳了荀或的建议奉迎汉献帝。恰好此时董承不满韩暹矜功专姿，难以共事，暗里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王。这样，曹操就名正言顺的带兵赴洛阳朝见汉献帝。顺利地将汉献帝奉迎到许都。
在奉迎汉献帝的事上，曹操当机立断，充分显示了其“独断大事，应变有方”、“谋取胜算”的卓越才能。
虽然曹操在拓展疆域，清除政敌，排除异己方面表现出他酷虐、谋权机变的个性，显露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但是他还需要审时度势，多谋而善断才能成就其雄图霸业。
【作者***】：运用权力必须学会变通术，人们经常把权力和智慧相联系，简称“权智”，因为权力离不开智慧。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变，是谋权者成功的必备素质，只有精通权变术，才能将权力资源转为真正的力量。才能用权力来扭转危局，治繁理乱。
权势，权势，有权才有势，反之有势才有权。权力是势力和实力的结合体，有实无势是名不正言不顺，有势无实反而受制于人。（未完待续）
运用权力必须学会变通术，人们经常把权力和智慧相联系，简称“权智”，因为权力离不开智慧。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变，是谋权者成功的必备素质，只有精通权变术，才能将权力资源转为真正的力量。才能用权力来扭转危局，治繁理乱。
领袖不一定是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谋略家，但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忠于自己的智囊团，从而为他出谋划策。但他必须虚怀若谷，虚心接受别人的忠告。并且付诸实施，拥有一个忠于自己的智囊团，天下就有一半的成功。
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子牙为国师，并尊称他为尚父。姜子牙，又名姜尚，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谋略家。
一次，周武王问姜子牙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多劝善，简其令而教化民众，何道可行？”
姜子牙答道：“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赏之。令一人而千人得，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
武王心领神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来愈清明。
这时，殷商王朝正趋于衰亡。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周武王姬发又在扩建都邑，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作为新的政治、军事中心，积极从事颠覆商朝的活动。
武王九年，周军东观兵于孟津。姜子牙左杖黄铸，右持白旄，统领众兵，驾驭舟楫，沿黄河顺流而下，严申军纪，号令将士。“后至者斩！
周军到达孟津之后，各地诸侯也陆续到了孟津，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声讨商纣王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会。”
在誓师会上，诸侯一直认为讨伐商纣的时机已经到了。
姜子牙则认为，当时商朝的政局虽成土崩之势，但其内部还没有瓦解的征兆。讨伐商纣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于是，周军班师回朝。这次行动虽然只是灭商前的一次政治、军事预演，但也是对天下人心向背的一次实测。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朝。
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商纣王受妖姬苏妲己的盅惑，害死姜皇后，忠心臣比干被挖心而死，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投降周武王。朝中大臣们见商纣王已不可救药，都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商朝面临土崩瓦解之绝境。
这一年，适逢周朝遭遇饥荒，民众争欲外出作战，借机掠取敌国粮食物资，以度荒年。
武王见灭商时机已成熟，就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
姜尚知天时、地利、人和周朝皆占，就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
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00乘，虎贲（猛士）000名，甲士4.5万人，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统兵进取商都。
周朝的部队行至中途，数次遇到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甚至到了拔树倒屋，折旗损毁。姜子牙见上下交互不安，便把这肃杀的之征巧释为对商朝的天怒之象，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来推行人事，理直气壮地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群雄并举，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朝军队东进途中，各地诸侯纷纷前来会师。
十二月，周朝军队的士气高昂。从孟津渡黄河，浩浩荡荡直捣商朝都城朝歌。
清晨，周朝军队和诸侯的兵将抵达商郊牧野，距朝歌70里，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谗言、不祭祖宗、不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等罪行。
誓师大会后，周朝军队和各路诸侯陈兵牧野等待着与商朝军队决战。此时，商纣王在王宫骤闻敌军强兵压境，慌乱中只得驱使十七万奴隶和战俘仓促应战。姜子牙做前锋，亲率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商军虽多，却全无心恋战，居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惶恐地登上鹿台，蒙衣自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有五百余年的商朝就此灭亡。
司马迁对姜子牙的谋略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有一段概括评价：“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姜子牙具有过人胆略和远见卓识，治国用兵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具有开拓创业的精神。他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周朝以后的兵家和谋略家都尊他为祖师。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权势，权势，有权才有势，反之有势才有权。权力是势力和实力的结合体，有实无势是名不正言不顺，有势无实反而受制于人。
曹操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长方面表现非凡，同袁绍的刚愎自用、短于从善形成鲜明的对比。
曹操能够独断大事占得战争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确如荀或所论“谋取胜算”，仅举一例加以论述：
俗话说：“乱世既出英雄，又出枭雄。”
建安元年（190年）春，中原大地，董卓专权，诸侯割据，群雄聚集，逐鹿中原。虽然汉献帝刘协沦落成名存实亡的傀儡流落安邑，汉室天下即将分崩离析。但汉室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都想打着拥护汉室皇帝的幌子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都想把汉献帝抓到手。以当时的军事实力论之，袁绍雄据北方，拥兵数十万，旗下良将谋士众多，军事实力最为强大。
沮授劝袁绍说：“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很高兴，打算照办。
郭图却说：“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沮授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计，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
由于郭图等人的阻止，袁绍没能听从沮授的意见。
后来，曹操就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实际上在迎奉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争议，他的大多数谋臣对迎奉汉献帝一事都持反对意见，只有荀或主张奉迎汉献帝。他提出“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想和沮授所说“挟天子而令诸侯”完全是不谋而合。这真是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
曹操在这稍纵即逝的机遇面前，果断的采纳了荀或的建议奉迎汉献帝。恰好此时董承不满韩暹矜功专姿，难以共事，暗里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王。这样，曹操就名正言顺的带兵赴洛阳朝见汉献帝。顺利地将汉献帝奉迎到许都。
在奉迎汉献帝的事上，曹操当机立断，充分显示了其“独断大事，应变有方”、“谋取胜算”的卓越才能。
虽然曹操在拓展疆域，清除政敌，排除异己方面表现出他酷虐、谋权机变的个性，显露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但是他还需要审时度势，多谋而善断才能成就其雄图霸业。
【作者***】：运用权力必须学会变通术，人们经常把权力和智慧相联系，简称“权智”，因为权力离不开智慧。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变，是谋权者成功的必备素质，只有精通权变术，才能将权力资源转为真正的力量。才能用权力来扭转危局，治繁理乱。
权势，权势，有权才有势，反之有势才有权。权力是势力和实力的结合体，有实无势是名不正言不顺，有势无实反而受制于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