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忍情与志诚种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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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家喜汉唐并称，魏晋元明同列。汉唐两代，人人自思有比干之才，希冀有栋梁之用，汉大赋的“劝百讽一”、唐诗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是时人积极参与政治，企求实现儒家传统社会价值的充分表现;魏晋元明时期，人们则对文学自身的价值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审美的追求，魏晋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自觉，元明文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对情的热情追求，则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个性的追求。这两种迥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特色，不断演绎变化的张生形象正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摄影追踪。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的发轫之作是唐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其人物情节自产生之日起就被吸收到广泛的文学创作领域中来，唐代就有和元稹传奇的文人诗作，如杨巨源的崔娘诗、王涣的惆怅诗等。宋代的秦观、毛滂也将其引入词之创作领域，分别写了调笑令•莺莺传。在宋代，崔张故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有了许多创新：宋王楙的野客丛书中，张生有了“君瑞”这个名字且被后世沿用；宋黄顿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中有张公子与崔莺莺的故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传奇类列有盈盈传，这说明在宋代崔张故事已经进入了民间的说话艺术中。北宋后期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使这一故事可以用于演唱表演；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更是将其敷衍成五万余字的说唱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故事地情节，乃至改变了主人公地最终命运，富裕拉故事崭新的面貌。同时期的南戏对这一故事烨有所涉及。可见这一故事题材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与民间大众喜爱的。经过几百年的加工锤炼，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简称“王西厢”）做了极为深厚充分的艺术准备。在这一传承过程中，由于加工者的身份、经历、所处时代背景及所采用的创作形式的不同，使崔张故事有了几种不同解语，有了不同的接受群体。就是在这个不断的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崔张故事的情节才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审美意义也一步步得到升华。张生这一角色的转变亦如此。
下面，本人将比较莺莺传和西厢记杂剧里的张生以说明从“忍情”到“志诚种”的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一、忍情说与自传性传奇
撇开艺术成就不说，单单就故事的真实性而言，莺莺传要比西厢记古老得多，却更贴近现代意识。崔莺莺在张生的心目中可以说是个谜，而他被她迷住了。张生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一见莺莺则不能自持。“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在向莺莺追求的过程中，莺莺一时回书要张生“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一时又端服严容，痛责张生，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张生始终对她有一种神秘感。两人最后的结局是了犹未了，不了了之。莺莺传中张生有一段忍情说，历来为论者所指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秉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让我联想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话“倘若她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真不知她会成为怎样的人。但如果在一个更远古的时代，我相信她会成为圣人，或帝王的情妇。”
唐代才士有一段风流韵事并不新鲜，但如张生之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感情纠葛却是鲜见。张生没有视莺莺为玩物止宿而去，而是爱恋之情发自肺腑形于言表，他的忍情是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与残酷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的。
莺莺传是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传奇作品，尽管我们不能将历史的真实等同于故事的真实，但是只要承认这部传奇的自传性，我们就不防将张生拟化为元缜的影像，用自传者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发展是由借宿普救寺、与莺莺相见而热烈追求并最终离去等一系列张生的行动来推动的，莺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仿佛只是张生的观察对象而并非是一个故事的真正参与者，她的举止言行有明显的叙事性，只是一个被描写的对象。这部传奇真正的主人公是谁？张生与崔莺莺在故事中的位置是否平行？是否两者都处于作者的观察之下，而作者的身份也并未在传奇中消失？如果真正存在一个曾经被他抛弃过的大家闺秀也好，歌姬也好，元稹是并未完全忘情的，一系列的回忆诗即是证明。元稹不会在这样一部回忆性传奇作品中将自身置之度外，张生的视角也许就是元稹的视角，崔莺莺也许就是元稹所回忆的那个对象。这一关系是王实甫所不具备的，这也就造成了其中叙述层次、角度的极大不同。
陈先生在读莺莺传中引用了云麗漫钞中的一段话：“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议论。”传奇在当时并非作为民间读物，也不仅仅用于文人自娱，而是有一定的功利性，一篇好的传奇或用于投献，或传之文坛，往往会给作者带来荣誉和实惠。元稹精心营构的这篇传奇，诗、文（书信）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对张生的评价也同样看到了议论，这给作者展示才华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但也同样给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作者过分炫耀文笔，使得一个故事失去了其本身应具备的情节安排与展开的合理性。
二、志诚种与俗文学
而王西厢从主题到情节都对莺莺传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在艺术上、主题上对崔张故事的加工相对于元稹的莺莺传有了更为高明的不同讲述，王西厢给了崔张一个较为合理完满的结果，道出了全剧的主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尤其精彩动人。
我们应看到王西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仅在于情节安排上的巧妙，也在于诗一般的语言。赵景深先生在评价王实甫与关汉卿语言风格特点时讲到：“前者长于抒情，后者长于叙事，前者是诗的，后者是散文的，前者影响后来汤显祖的词藻派，后者影响后来沈景的本色派。”（中国戏剧初考•西厢记作者问题辩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好评。作为俗文学的代表，也受到后世文人墨客的重视。他所创造的张生形象成了“志诚种”的代表。
王西厢中，张生是个“银样蜡枪头”一见莺莺就产生了“我死矣”的强烈反应，且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功名富贵在意中人面前如草芥一般，自是不同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不恋富贵，不是豪杰，只是个性情中人“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解白马之围、断肠赴试，都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他受尽老夫人的摆布，悔婚、斥私情、逼试，折磨得他形消魂伤，病态恹恹，却不愿放弃自得追求。为爱情执着无悔，对爱情忠贞不移。他沉溺于感情中，爱得那么纯真，对世俗变幻毫不以为意，也无力应付，若没有红娘的倾情相助，他与莺莺的爱情很难有美满的结局。追求爱情的高大形象与世俗生活中羸弱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生形象虽从唐到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角色上由热衷功名到沉溺于感情；在男女关系上由诗作文人的花边新闻、生活佐料到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个性上由适于现实的多样性到社会的单一性，一步步更内敛、更倾向于内心的感情世界。但金榜题名结局的一致，说明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传统的文人形象，功名富贵始终是他们精神的最终归宿。
三、张生塑造的文化背景
法国批评家伯纳德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文学所表现的是作家体验、感受到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作家们的个人经历及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审美倾向和价值追求反观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文学的嬗变。
元稹塑造的热衷功名的张生是个具有强烈“男人”意识的传统文人，在人人思进的唐朝，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科举制和其他用人之路所造成的文化氛围有何情景给他们的恰图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梦想，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成的优越社会地位，给他们的心理上以一种莫大的优势。外在社会的立身现名、安邦定国；自然的瑰丽风光、奇景异像；历史的巨大变迁、家忧国患充盈在唐代文人的眼界心间。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家族兴旺、国家稳定、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没有时间和心思审视灵魂深处的情感欲求、倾诉心灵的空闷彷徨。因此，唐代是开放外向的社会，唐代文人士功名现实的人，唐文学是干预时政的现实主义文学。
元代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司马般才、潘安般貌、女儿般脾性成了他最大魅力。较之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异化了男人的阳刚之气，沉溺于最为男人不屑的“女人化”的情感中，成为“真心耐”的志诚种。他隐遁在感情中不愿也不能自拔是由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盖兹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考，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气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文人失去了干预社会的途径，只有沉浸在文学世界中，以谈情来对抗名利的幻灭，来慰藉自己的怀才不遇、对理想的追求而不得“情”成为冲破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的载体。社会形象的卑微、孱弱云内心对感情的执着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的社会形象越难树立，对内在情感的需求就越强烈。对情的热情礼赞正是由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丽憧憬的幻灭，是随严酷现实的控诉与逃逸，是对自由心性的渴望。元代以后重情文学的极大发展，人性解放思潮的出现正是以黑暗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为契机产生的。
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内在情感的追求是文人心中永远相互抵触又无法真正此消彼长的分庭抗礼的两极。历来的文人无人能真正执立一端或超越这两极。即使是元稹不也在莺莺传结尾，让张生几欲见崔氏吗？“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热情呼唤者王实甫不也是以张生状元及第、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结束全剧的吗？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从一端渐渐滑向另一端，真正的动力正式时代历史的变迁，他们赤诚的热血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而且都可以达到高超的水平，但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故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承性。没有莺莺传就不会有直到今天我们仍为之叹服的西厢记杂剧。正是这样不断地继承、发展、创新，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极为丰富精彩的艺术积淀，从而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
文史学家喜汉唐并称，魏晋元明同列。汉唐两代，人人自思有比干之才，希冀有栋梁之用，汉大赋的“劝百讽一”、唐诗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是时人积极参与政治，企求实现儒家传统社会价值的充分表现;魏晋元明时期，人们则对文学自身的价值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审美的追求，魏晋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自觉，元明文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对情的热情追求，则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个性的追求。这两种迥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特色，不断演绎变化的张生形象正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摄影追踪。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的发轫之作是唐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其人物情节自产生之日起就被吸收到广泛的文学创作领域中来，唐代就有和元稹传奇的文人诗作，如杨巨源的崔娘诗、王涣的惆怅诗等。宋代的秦观、毛滂也将其引入词之创作领域，分别写了调笑令•莺莺传。在宋代，崔张故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有了许多创新：宋王楙的野客丛书中，张生有了“君瑞”这个名字且被后世沿用；宋黄顿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中有张公子与崔莺莺的故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传奇类列有盈盈传，这说明在宋代崔张故事已经进入了民间的说话艺术中。北宋后期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使这一故事可以用于演唱表演；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更是将其敷衍成五万余字的说唱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故事地情节，乃至改变了主人公地最终命运，富裕拉故事崭新的面貌。同时期的南戏对这一故事烨有所涉及。可见这一故事题材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与民间大众喜爱的。经过几百年的加工锤炼，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简称“王西厢”）做了极为深厚充分的艺术准备。在这一传承过程中，由于加工者的身份、经历、所处时代背景及所采用的创作形式的不同，使崔张故事有了几种不同解语，有了不同的接受群体。就是在这个不断的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崔张故事的情节才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审美意义也一步步得到升华。张生这一角色的转变亦如此。
下面，本人将比较莺莺传和西厢记杂剧里的张生以说明从“忍情”到“志诚种”的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一、忍情说与自传性传奇
撇开艺术成就不说，单单就故事的真实性而言，莺莺传要比西厢记古老得多，却更贴近现代意识。崔莺莺在张生的心目中可以说是个谜，而他被她迷住了。张生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一见莺莺则不能自持。“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在向莺莺追求的过程中，莺莺一时回书要张生“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一时又端服严容，痛责张生，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张生始终对她有一种神秘感。两人最后的结局是了犹未了，不了了之。莺莺传中张生有一段忍情说，历来为论者所指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秉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让我联想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话“倘若她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真不知她会成为怎样的人。但如果在一个更远古的时代，我相信她会成为圣人，或帝王的情妇。”
唐代才士有一段风流韵事并不新鲜，但如张生之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感情纠葛却是鲜见。张生没有视莺莺为玩物止宿而去，而是爱恋之情发自肺腑形于言表，他的忍情是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与残酷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的。
莺莺传是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传奇作品，尽管我们不能将历史的真实等同于故事的真实，但是只要承认这部传奇的自传性，我们就不防将张生拟化为元缜的影像，用自传者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发展是由借宿普救寺、与莺莺相见而热烈追求并最终离去等一系列张生的行动来推动的，莺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仿佛只是张生的观察对象而并非是一个故事的真正参与者，她的举止言行有明显的叙事性，只是一个被描写的对象。这部传奇真正的主人公是谁？张生与崔莺莺在故事中的位置是否平行？是否两者都处于作者的观察之下，而作者的身份也并未在传奇中消失？如果真正存在一个曾经被他抛弃过的大家闺秀也好，歌姬也好，元稹是并未完全忘情的，一系列的回忆诗即是证明。元稹不会在这样一部回忆性传奇作品中将自身置之度外，张生的视角也许就是元稹的视角，崔莺莺也许就是元稹所回忆的那个对象。这一关系是王实甫所不具备的，这也就造成了其中叙述层次、角度的极大不同。
陈先生在读莺莺传中引用了云麗漫钞中的一段话：“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议论。”传奇在当时并非作为民间读物，也不仅仅用于文人自娱，而是有一定的功利性，一篇好的传奇或用于投献，或传之文坛，往往会给作者带来荣誉和实惠。元稹精心营构的这篇传奇，诗、文（书信）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对张生的评价也同样看到了议论，这给作者展示才华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但也同样给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作者过分炫耀文笔，使得一个故事失去了其本身应具备的情节安排与展开的合理性。
二、志诚种与俗文学
而王西厢从主题到情节都对莺莺传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在艺术上、主题上对崔张故事的加工相对于元稹的莺莺传有了更为高明的不同讲述，王西厢给了崔张一个较为合理完满的结果，道出了全剧的主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尤其精彩动人。
我们应看到王西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仅在于情节安排上的巧妙，也在于诗一般的语言。赵景深先生在评价王实甫与关汉卿语言风格特点时讲到：“前者长于抒情，后者长于叙事，前者是诗的，后者是散文的，前者影响后来汤显祖的词藻派，后者影响后来沈景的本色派。”（中国戏剧初考•西厢记作者问题辩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好评。作为俗文学的代表，也受到后世文人墨客的重视。他所创造的张生形象成了“志诚种”的代表。
王西厢中，张生是个“银样蜡枪头”一见莺莺就产生了“我死矣”的强烈反应，且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功名富贵在意中人面前如草芥一般，自是不同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不恋富贵，不是豪杰，只是个性情中人“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解白马之围、断肠赴试，都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他受尽老夫人的摆布，悔婚、斥私情、逼试，折磨得他形消魂伤，病态恹恹，却不愿放弃自得追求。为爱情执着无悔，对爱情忠贞不移。他沉溺于感情中，爱得那么纯真，对世俗变幻毫不以为意，也无力应付，若没有红娘的倾情相助，他与莺莺的爱情很难有美满的结局。追求爱情的高大形象与世俗生活中羸弱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生形象虽从唐到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角色上由热衷功名到沉溺于感情；在男女关系上由诗作文人的花边新闻、生活佐料到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个性上由适于现实的多样性到社会的单一性，一步步更内敛、更倾向于内心的感情世界。但金榜题名结局的一致，说明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传统的文人形象，功名富贵始终是他们精神的最终归宿。
三、张生塑造的文化背景
法国批评家伯纳德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文学所表现的是作家体验、感受到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作家们的个人经历及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审美倾向和价值追求反观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文学的嬗变。
元稹塑造的热衷功名的张生是个具有强烈“男人”意识的传统文人，在人人思进的唐朝，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科举制和其他用人之路所造成的文化氛围有何情景给他们的恰图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梦想，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成的优越社会地位，给他们的心理上以一种莫大的优势。外在社会的立身现名、安邦定国；自然的瑰丽风光、奇景异像；历史的巨大变迁、家忧国患充盈在唐代文人的眼界心间。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家族兴旺、国家稳定、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没有时间和心思审视灵魂深处的情感欲求、倾诉心灵的空闷彷徨。因此，唐代是开放外向的社会，唐代文人士功名现实的人，唐文学是干预时政的现实主义文学。
元代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司马般才、潘安般貌、女儿般脾性成了他最大魅力。较之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异化了男人的阳刚之气，沉溺于最为男人不屑的“女人化”的情感中，成为“真心耐”的志诚种。他隐遁在感情中不愿也不能自拔是由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盖兹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考，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气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文人失去了干预社会的途径，只有沉浸在文学世界中，以谈情来对抗名利的幻灭，来慰藉自己的怀才不遇、对理想的追求而不得“情”成为冲破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的载体。社会形象的卑微、孱弱云内心对感情的执着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的社会形象越难树立，对内在情感的需求就越强烈。对情的热情礼赞正是由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丽憧憬的幻灭，是随严酷现实的控诉与逃逸，是对自由心性的渴望。元代以后重情文学的极大发展，人性解放思潮的出现正是以黑暗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为契机产生的。
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内在情感的追求是文人心中永远相互抵触又无法真正此消彼长的分庭抗礼的两极。历来的文人无人能真正执立一端或超越这两极。即使是元稹不也在莺莺传结尾，让张生几欲见崔氏吗？“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热情呼唤者王实甫不也是以张生状元及第、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结束全剧的吗？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从一端渐渐滑向另一端，真正的动力正式时代历史的变迁，他们赤诚的热血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而且都可以达到高超的水平，但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故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承性。没有莺莺传就不会有直到今天我们仍为之叹服的西厢记杂剧。正是这样不断地继承、发展、创新，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极为丰富精彩的艺术积淀，从而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