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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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三)
贝多芬——力的撞击
一
如果说凡高的一生多半是在众人的轻蔑中度过的，那么在他出生时已去世二十八年，年长他八十三岁的贝多芬的一生，则多半是在听众的敬畏中度过的；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因此比凡高少一些痛苦和孤独。
贝多芬的一生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两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搏斗与动荡；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凡高的时代虽然匍伏在金钱的脚下，但毕竟已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理想，可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些还是少数先觉者为之奔走呼吁，民众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口号。
贝多芬正是在这口号的鼓舞中，在拿破仑进军的炮声里，怀着满腔的激情从莱因河畔的家乡波恩来到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那是一七九二年的初冬，二十二岁的贝多芬顶着一头狮鬃般的黑发；眯着一双激动时才突然睁大的、忧郁而蔑视的眼睛，踏入集金钱和权贵、高雅和平庸于一身的，有着阳光般的音乐和巨石般的封建统治的奥地利帝国的首府。哈布斯堡家族和他们周围的贵族圈子很快就承认了贝多芬的才华。到维也纳的第三年，贝多芬就在自己作品的首次演出中轰动了整个维也纳。要知道他那时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而且就在短短的三年前，他也不过是一个从波恩(那时的波恩还只是个小城镇)来学习音乐的毛头小子。他刚刚从海顿和莫扎特的对头萨利哀里的学琴凳上下来没几天，就以出色的“似乎被音
乐和魔鬼附了体一般的钢琴家”的名声誉满欧洲了。
贝多芬好快乐呀。今天的人们看着他牙床紧咬的严峻而悲壮的脸，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是个善于处世，特别爱开玩笑的乐天派。
换了谁都会快乐得晕过去的。你想，每天住在维也纳最富有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豪华的庭堂中，穿着华丽的服装，在一大群恭恭敬敬又激动不已的贵族面前弹奏他喜欢的曲子；然后，还有一个个娇美动人的小姐夫人簇拥在他的臂旁背后做他的学生、舞伴和崇拜者。而他却可以不必象海顿、萨利哀里们那样委屈求全地去逢迎他们，他尽可以依着自己的本性在皇亲国戚们面前骄傲粗野地行事，那些有教养的文雅的贵族们似乎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他的才华，并愿意借此来表现自己怎样爱才和宽容。
年轻的贝多芬有才华、有个性、有激情、有名望，幸福的大门向他敞开着，他也真的满怀兴奋地朝那扇门走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贝多芬真的进了那扇门，上帝保佑他真的成为贵族中的一员。那么，从世俗生活的物质利益角度看，贝多芬真是个幸运儿了。
但这仅仅是个设想，并且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贝多芬不同于海顿和歌德，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倾向于新时代的人道主义，但在内心深处还是臣服于王权统治的；他也不同于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才逐渐坚定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贝多芬是一个激烈地向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热血青年，他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同王权贵族的封建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他们之间有音乐做纽带，但在社会观念和阶级意识上的对抗始终若明若暗地存在着，这些在贝多芬的晚年表现得更为明确。这一对抗决定了贝多芬不可能成为贵族阶层的附属，因此，无论贝多芬年轻的心怎样羡慕宫廷的生活，无论他怎样需要有音乐修养的贵族做他的听众和资助者，无论他怎样喜欢甚至热爱美丽的贵族小姐，也无论维也纳贵族怎样倾倒于贝多芬的音乐，归根结底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这些深刻的、内在的矛盾加上贝多芬从二十五岁即日益严重的耳聋，使贝多芬与维也纳贵族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搬出了公爵的家，住在偏避的郊区，他所衷爱的姑娘嫁给了伯爵。这是贝多芬在人生的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他原来抱有的对生活的欲望被生活回绝了，他怀着满腔的激情与渴望从波恩出发所做的第一次要与社会相结合的追求失败了。这一失败并不是由于贝多芬的某些失误，也不是由于某些外在的不期而遇的机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贝多芬主动的选择。这一主动性比凡高爱乌苏拉不得转而去爱穷苦的人们时还要更强些，凡高是在被拒绝后才开始了心灵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贝多芬则是在超越和升华的同时，主动拉开了自己与贵族间的距离。
贵族虽然可以为贝多芬提供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做为社会成员是正在退下历史舞台的陈腐势力，虽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可以做贝多芬朋友的出色的或善良的人物，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诚地热爱着贝多芬，但他们无法为贝多芬提供象法国大革命所给予贝多芬的那种激情。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是一些悲剧性的角色，与他们的价值相统一的舞台布景正在被撤掉，下一场戏的新布景正在随新的角色走上台来，而他们则被推挤着向台下退去。
这就在贝多芬的面前摆下两条人生道路：一是为求富贵而同贵族一道龟缩在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内；二是为追求心灵与宏大的社会发展力量和广袤的自然生命力量相融合而走向生活无着、动荡不定的自由天地。
贝多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就决定了，贝多芬终生都处于一种以自我个性意志同身处其中的社会相对抗的境地。在贝多芬生活的年代中，维也纳一直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中。封建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万事都好象先天命定了的世界，象贝多芬这一类天才，虽然倍受尊崇，但那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贝多芬不肯为追求物欲满足而屈从于贵族做他们的乐仆，他要在同贵族社会相对抗的状态中保持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
这一保持既是一种固守，又是一种发展。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一个人为自身的生存而进入社会时，必然要以丧失一部分个体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自由为代价，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供给。这种换取的行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一个人造的世界，它象一个中间地带那样横卧在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同整体及自然界之间。是一个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它即是个人与人类整体和自然界相融合的唯一途径，又是阻隔在两者之间的难以超越的障碍。
人类整体存在具体体现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自然界包括人类，是一个比人类社会更大的物质系统，它自身也有其内在的共性原则。因此，人类个体心灵所追求的融合对象都具有共性的特质。
对共性的追求往往必须以个性的固守为前提，这一固守是相对于人类的另一共性组成部分——物欲追求而言的。人类出于自身生物性需要而具有物质享受欲望，在其满足物质欲望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立于自然界的规范或行为方式，而且在社会中更形成了各有不同规范或方式的集团——阶级。这就决定了，一个人要加入到人类逐欲行列中时，首先必然要为了遵守传统逐欲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方式而约束自我的个性意志，当我们进入某一特定的职务和集团时，我们往往面临着一种终身的，而且忠实的选择。我们的个性意志的发展在此之前本是没有多少先定的范围和规则的，但在这之后，我们却往往被迫使自我的个性意志服从于某个职务和集团的“个性意志”这一服从的程度标志着我们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自觉性丧失的程度。其次也必然要失去一部分做为自然界产物而先天具有的与自然界
的绝对统一性，当人类整体还处于对自然征伐的得意洋洋之中时，一个人越是积极主动地参与逐欲行为，他同自然界的对抗越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为满足生存的物欲需要而创造的人的世界(即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又怎么成了个人心灵与人类共同理想相融合的阻碍的呢？
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由每个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属的集团利益及民族利益组合而成的，作为整体存在的这个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虽然它本身即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每个人，每个集团和每个民族，首先感觉并追求的却是自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和人类整体存在之间，存在着三道障碍，而在个人和自然界之间还要加上一个人类共同利益的障碍。
心灵能否实现同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其决定因素就在于，个人能否超越现实生活中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利益天地或层次，一个人如果不能超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就难以实现心灵与民族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心灵同人类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和人类的利益同样难以实现同自然界的融合。
古往今来，在这一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天地中人类的大部分成员丧失了心灵与人类整体存在和自然界之间，超越狭隘利益以求融合的自觉性。在一般的正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往往是在只关心个人或本集团、本民族的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型的力”参与到人类的整体存在中来，而对于同自然界之间的融合则更是茫然无知了。一般人的心灵只能通过物欲追求中利害得失的计算同比他自身更为深广一些的对象世界发生关系；多少人在逐欲过程中成为自然界的掠夺者和破坏者，全忘了自己本来是与自然界共存亡的统一体。这两种情况意味着人们在主动自觉的物欲追求中使心灵追求处于被动盲目的蒙昧状态。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以自我的小宇宙同对象世界的大宇宙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物欲与心灵两种追求的矛盾。这两种追求本来是应当协调统一起来的，但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两者却往往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贝多芬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贵族阶级在千百年的逐欲过程中已被一整套成功的逐欲手段所特化，到了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只有负隅顽抗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决心而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改变自我的可能了，当社会中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一方面可以给一个人提供物欲满足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又要压抑一个人的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时。要做出心灵追求的选择就必须固守住个性意志中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渴望。这时，一个人就象蓄满了蒸气的锅炉，当他自觉地关闭了通向物欲的阀门时，强大的情感蒸气、生命力的蒸气就冲向了心灵追求的阀门。这样物欲的放弃就导
致了心灵的发展。当然这一放弃并不是绝对的，不是遁入空门的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保持心灵升华其上的积极的超越。
贝多芬的选择就是这样的超越，他一生没有离开过维也纳。他一方面深深地感受到封建统治下他与贵族间的差别和不平等，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并时常被强烈的反抗意识激愤着；另一方面又通过与贵族的关系体验着人生中的诸多温情，他一生中爱过的女人大多是贵族小姐，他的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就是赠给他所钟爱的贵族女儿琪丽哀太琪却尔第的。她后来嫁给了一位伯爵，在贝多芬的一生中这样的没有结果的爱情连续不断地萌生和幻灭着。“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也许有人要说贝多芬的阶级立场太不分明，太不坚定；也许有人还要指责贝多芬一生中过多地陷入一些琐碎的烦恼。曾有一位心地过于“纯洁”和“完美”的人在收集了贝多芬所有日常经历的资料后竟放弃了要写一部贝多芬传的想法。他也许弄不懂那些平凡的、甚至比一般平凡的言行更欠妥当的日常生活怎么会塑成一个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他也许怕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会破坏贝多芬在一般崇拜者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面前，一般人的理解力是多么的偏颇和贫乏。
在社会和人类心灵的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某一个制度宣布成立的那个早晨，不是某一个人物拿出惊人创举的那一瞬间，而是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在萌生过程中，身处两难境地时所遭受的煎熬。况且，在无限变化发展的时空中，所谓标志了质的变化的某个时刻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并往往含有过于简单的抽象和理想的片面性。
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生活是否象真空般的纯粹，相反象代数公式一样板结的生活却很少产生伟大的人物。乔答摩也是在中断了山洞中绝对的避世绝欲的苦行，重新走入人群后才获得了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并开创了佛教先河的。
一个人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他一面不避人言地投身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苦乐之中，这种投身往往由于他的单纯和强烈的个性而显得比一般人更放纵不羁，更富于传奇色彩，甚至更多一些失当的言谈行为；但在这同时，他却能把这一切转变成心灵通向更为深广的彼岸世界的桥梁，他能使自身不被日常生活纠缠窒息昏然一生，而是从中煎熬出或提炼出超过常人的、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并把这感悟用某种形式记录下来，表达出来，成为给人们以启发的精神产品。
生活，在一般人那里是一加一等于二，或等于一甚至是零，而在伟大的人那里却是一加一等于一百、一千、一万。这种增值的能力是同他们的心灵超越自我狭隘性的能力成正比的。
贝多芬一生中所承受的极其深刻复杂的、人生社会的矛盾同他跳搏着强烈的个性意志的心灵，象两个相辅相成的n。s磁极，在互相间的对抗中产生强大的能量，这一能量在贝多芬不断地超越一己物欲的狭隘性的努力中，转化为他的心灵通向无限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之源，在他的这一伟力与人类社会整体存在和自然生命整体存在的博大力量的撞击中，他的音乐，象春雷般滚滚震荡着听众的心胸和情感。他的九部交响曲，就是这一连续不断的撞击的记录和表达，它们展现了贝多芬心灵的超越与升华的全过程。
二
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分别创作于一八零零年和一八零三年。这时他已超越了离开波恩时，对维也纳贵族社会带有很浓的物欲色彩的幻想。他不再象刚到维也纳时那样衣着华丽地出入于贵族府地的舞厅和花园。内心世界复杂激烈的矛盾，现实生活中因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而产生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使贝多芬的思想和情感更坚定地倾向于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热烈的、富于斗争的时代精神。因此，虽然此时他处境艰难，爱情的打击和耳聋的折磨甚至曾使他给弟弟写下了注明“等我死后开拆”的遗嘱。孤独与痛苦包围着贝多芬，上帝和他一样耳聋，听不到他内心的呼唤：“——噢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吧！——我没有听到欢乐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贝多芬致弟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
孤独与痛苦是贝多芬固守个性意志的选择，是他使自我心灵摆脱贵族阶层陈腐狭隘性的羁绊而付出的代价。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贝多芬得以保持个性意志的完整与自由，得以使他的心灵在个性意志的托举下超越个人物欲和贵族阶层的狭隘，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整体存在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他的内心矛盾与反抗的情绪，相信通过顽强坚忍的斗争最终能获得欢乐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贝多芬的情感表现带有了广泛的共性意蕴，因此人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的不是他个人的孤独与痛苦，而是当时在欧罗巴世界激荡不已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同陈旧的封建统治之间的斗争及斗争必胜的信念。这是心灵通过个性意志的固守最终进入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共性相
统一的辨证过程。
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生动地记录并表现了贝多芬如何在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在此即为法国大革命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融合中超越了一己的孤独与痛苦，听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贝多芬是怎样以一种博大深厚的激情向整个人类倾诉着对未来的向往。虽然这二部交响乐在表现形式上还残留着莫扎特与海顿的风格，但谁都能听出那是一种以巨人般的脚步跨出贵族府第走向更深广的世界的音乐，它一扫往日宫廷音乐的繁华艳丽的巴罗克和洛克克的旧习，裹着来自莱因河畔的阵阵清风，和着法国大革命的浩荡声势在维也纳的香梦园震响起新时代到来的狂风暴雨般的富于戏剧性的欢呼。
同两年后写成的降e大调第三(英雄)交响乐和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乐相比，第一、第二交响乐还只是一种预习，到了“英雄”和“命运”贝多芬才真正显示出他的英雄气魄，显示出他作为乐圣而具有的伟大创造力，显示出他的心灵同社会变革大潮相融合后，对人类未来幸福与现实的斗争的深刻感悟。
有史以来，交响乐从未有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以往那些为贵族欣赏而创作的交响乐只是情趣与装饰的或平庸或天才的表现，它们虽然不乏优美和感人的形式和情调，但同贝多芬的交响乐相比就显得过于娇柔无力和单调空乏。莫扎特与海顿虽然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的交响乐同贝多芬的相比较，立刻显示出它们是属于旧时代的精品而不是新时代的前奏。它们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宏大似海的展开部，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鲜明生动的实际人生内涵和社会内涵；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高度凝炼的内在逻辑性；更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强烈的斗争性和激烈的戏剧性。
贝多芬的音乐是无愧于他的时代的，而他之所以成为需要并产生巨人的时代中的巨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时代的呼唤或推动的。对于后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于如何描述贝多芬的伟大，而在于分析他怎样从平凡甚至是恼人的日常生活煎熬出伟大的人生及社会感悟并表现成伟大的音乐。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贝多芬如何通过拒绝进入贵族小天地，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保持了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完整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了心灵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人类整体存在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融合。这个过程正是他的心灵超越自我的物欲狭隘，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中获得升华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更为宏大深远的整体运动看，法国大革命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因此，在创作了“英雄”和“命运”之后，贝多芬心灵超越与升华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我曾多次强调过，人生美学所谈的超越物欲，并不是消极遁世的断绝尘缘的禁欲，它是一种积极地，不断地把人类生而具有的物欲追求转变为心灵同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桥梁的活动。因此，那些有着很强的超越物欲狭隘的能力的人们，他们的物欲往往比一般人更丰富甚至更放纵些，这一点在下一章讨论海明威时将进一步加以分析。
尽管贝多芬以其“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乐表明自己已经超越了对维也纳贵族小天地的既得利益的分享的欲望，但他并没因此过上一种隐者般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相反，他对生活中温情与幸福的渴求要比一般人更强烈一些。他不断地衷情就是一个例证。一八六年贝多芬甚至为了同法朗梭阿伯爵的妹妹丹兰士的热恋而中断了“命运”交响乐的创作。
那是贝多芬一生中少有的充满温情的日子。
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塞巴斯提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幸福中的贝多芬搁下悲壮的“命运”创作了第四交响乐，
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谛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这真是令人羡慕的艳遇，但它是短暂的，尽管贝多芬和丹兰士终身相爱，但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由于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不能长期被柔情包裹着，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贵族社会又一次拒绝了贝多芬；生活又一次抛弃了贝多芬。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
丹兰士不是琪丽哀太那种风骚自私的女人，她对贝多芬的爱始终都滋润着贝多芬的心灵，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深挚的爱一直拥抱着他。这种爱给予贝多芬的是人生美好纯洁和热情的感受，这在第四交响乐中被表现为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热爱。
当这一深挚的爱恋再一次被遏制时，我们不难想象它将在贝多芬内心激起多么巨大的波
澜，而这波澜翻涌澎湃之处更显示出贝多芬心灵超越痛苦的伟力。失败没有使他的个性意志变得孱弱，而是变得更加旷野风暴般的桀骜不驯。
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维也纳的贵族，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促进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他们一方面时不时的给贝多芬以生活的资助，使他不至于穷困而死；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他成为自己小天地中的一员，使他不至于贪图安逸而变得平庸。当然，这绝不是造成贝多芬的伟大的全部因素，而只是为贝多芬超越自我物欲狭隘准备了前提。假若贝多芬没有超越的伟力他早就躺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了。
贵族小天地的拒绝使贝多芬更加热切地渴望着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他的心灵也在这一拒绝中更加丰富并保持了个性意志的完满和力量。在社会中倍感孤独的他从维也纳郊外的森林原野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社会生活的寂寞孤独使他的心灵对自然生命的伟大内涵更加敏感，更加热爱。
丹兰士勃仑施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地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地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地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贝多芬传罗曼罗兰)当贝多芬长时间地漫步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时，他渐渐感受到心灵同大自然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伟大的，因此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第六交响乐(“田园”)才具有了伟大的审美价值。
通过“田园”交响乐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实际人生中心灵所处的审美层次之间的关系。
许多的人生活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中，但他们仅以物欲的眼光看待那里的山水草木，他们安稳平淡地生活着，也用安稳平淡的心灵感受周围的自然界。所以尽管他们也有优美的牧笛，也有欢乐的歌舞，尽管这些牧笛歌舞也蕴含了审美的因素。但这些在人的内心世界上更多的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情感的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多的是安居乐业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喜爱感激之情的表达。这些民间艺术只能构成艺术殿堂的基础，建筑其上的更高层次的艺术及其蕴含的审美价值是那些内心世界更丰富博大，艺术表现力更强的艺术大师们对其进行的提炼升华。在这里，对现实的审美能力的平凡直接造成了民间艺术审美价值的平凡。
也有许多人到过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他们当中有王公贵族、有普通市民也有象斯特劳斯那样的音乐大师。但他们对维也纳郊外的审美观照，在质量和强烈程度上都不能与贝多芬相比。贵族和市民只是抱着游玩的心情来到那里，虽然他们也会感到森林田野的美丽，但这更多地是从好看的角度出发，这种欣赏没有超出肉体上的感官享受的范围，还没有进入到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中。即使有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或天地博大的壮观，但或是由于他们心灵的平凡，生活的平淡而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感到一种愉悦，或是由于没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能力始终只能做一个自然景物的观赏者，象斯特劳斯那一类的音乐大师，尽管他们具有极敏锐的艺术审美的感受力，有可能把握大自然的美。但他们或是由于功成名就在社会享有足够的荣誉富贵使心灵过于世俗化、贵族化而只对自然景物的优美和谐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精
神愉悦感兴趣；或是由于穷困潦倒心怀悲切使心灵过于阴冷而只对自然的春风苦短、秋风萧瑟发出阵阵叹息。从而把审美的感受局限在窄小的天地，因此做为这种审美感受的记录和表达，只能是些明快动听的圆舞曲，或凄婉感人的抒情曲，它们虽然优雅迷人，但在表现自然的深沉博大，展示人的伟大性格与自然的伟大力量的撞击融合上远远不能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同日而语。
贝多芬是以一颗伟大的心灵去感受自然的，因此，他能感受到自然的伟大。贝多芬心灵的伟大表现在他那超群脱俗的个性上，表现在他对事物极其热烈而纯真的激情中。这些个性和激情使他的人生追求比一般人来得更猛烈、更执着。而且这种追求不以一般人渴望的世俗
物质和肉体的享受为最终目的；这种追求要达到的是同社会和自然完成某种更富于创造性和共性的伟大的结合。同时，这种追求也使贝多芬能够把自身的强悍粗野转变为心灵同自然界雄浑旷远的生命力相融合的沟通渠道；使贝多芬能够把世俗生活中诸多令人烦恼或令人痴迷的感受转变为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相融合的桥梁。
如果没有这种心灵超越物欲狭隘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追求。那么，贝多芬强悍粗野的性格只会使贝多芬象自己的父亲那样成为一个鲁莽的酒徒或功利场中野牛般的逐欲者。正象强壮的公鸡能多占有几只母鸡，强悍的猛虎能多吃几只麋鹿一样。生活中的诸多令人烦恼或痴迷的感受也只会使他或者因逐欲失意而仇视人生，或者因逐欲得手而堕入享乐。维也纳贵族社会与贝多芬之间的双向拒绝，使贝多芬保持了他的个性与激情的自然本色并增强了它们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飞升的力度。这就消除了他同自然界本真状态中相撞击、相融合的障碍，使贝多芬能够用与自然界同质的心灵实现这一撞击和融合，并使这一撞击和融合具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纯洁和力度，具有了超过一般人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审美之路往往是从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独立性、自然性和完满性为起点，并通过这一起点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共性存在超越和升华的辩证过程去铺筑的。
维也纳的森林山川不仅安慰了贝多芬孤独的心，更给了他超人的力量。在“英雄”和“命运”中，贝多芬就以惊人的力量奏响了英雄的颂歌，在经历了同丹兰士的失败的恋爱后，贝多芬的个性意志中所蕴含的力量更象脱缰的烈马一样狂放无羁地奔腾起来。
再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束缚贝多芬了，他再也不必为讨谁喜欢而扭曲妆饰自己了。一个人只有在与自我的本性保持一致的状态时，才能与人类整体存在及自然界的最深广、最本质的内涵相融合。
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四十二岁，每天都沉浸在无可抵制的个性意志力量的冲动中，由这力量的托举他得以居高临下地看人世并因而对人世抱着一种轻蔑。这是很自然的，维也纳的平庸使它正渐渐地投入到意大利柔美的抒情音乐或华丽的歌剧的怀抱；曾使贝多芬推崇不已的法国革命变成拿破仑指挥的一场对整个欧洲的征服和掠夺，法国人和拿破仑不再是贝多芬心目中的革命英雄，民主、平等和自由不再是一种外部运动的鼓舞，而是贝多芬心中回响着的独奏曲。总之，贝多芬此时的孤独已经成为他傲视人寰的姿态，在这种孤独中他不但没有孱弱无力、孤苦待援的感觉和祈盼，相反却更加感受到自我个性意志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无阻。在这一年中，他连续写了两部最具力度和自由的交响乐——a大调第七交响乐和f大调第八交响乐。“象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
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者)。”
也就在这同一年的夏天，正在魏玛大公手下做枢密参赞的歌德，在他旧日情人的女儿裴蒂娜勃朗太诺的鼓动下，早已渴望着见一见贝多芬，这个裴蒂娜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她决心继承母志，竭力追求着年长自己三十岁的老歌德。但当她看到贝多芬时，却被这个衣着邋遢、长发乱张的聋子征服了。在她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但是两个伟人的见面却不是很愉快的，原因当然是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要知道这时正是他的性格最为狂放的日子。
贝多芬曾在后来写给裴蒂娜的信中叙述了他和歌德那次流传后世的冲突：君主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象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地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向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尔夫(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贝多芬罗曼罗兰著)
贝多芬强烈的个性伤害了温文尔雅的歌德，歌德认为贝多芬的倔强是一个不幸，并认为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个聋子。很多人把贝多芬的孤独及过于强烈的个性归因于他的耳聋，然后又合乎逻辑地推论说他之所以能全身心地融入维也纳郊外的森林旷野正是因耳聋使他隔绝于人类造成的，就连贝多芬的同行瓦格纳也据此观点对他的耳聋作了赞美的叙述。但我认为把贝多芬的个性力量和他对自然的挚爱归因于生理上的缺欠有些过于简单。贝多芬的耳聋固然是促使他超临社会，陷入并走出孤独的一个因素，但他进入审美境界的过程，主要的还是心灵超越物欲狭隘，追求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这一精神上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过程。耳聋作为人生的不幸只是有待于他超越的一种困境，贝多芬的伟大的力量绝不是从轰轰作响的耳鸣中获得的。
三
一八一四年，狂放孤傲的贝多芬迎来了“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象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靳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和勇气被波拿巴家族当做逐欲欧洲的战马，他们战无不胜地打败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并占领了欧洲的许多国家。这些革命者一面把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强施与那里的城镇，一面肆意掠夺“受恩”于他们的人民。结果，曾经被夹道欢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各国的独立战争从四面八方赶回到巴黎。
贝多芬虽然没有手执滑膛枪参加驱逐拿破仑的战斗(他曾为此而遗憾：“可惜我在战争里不象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但他却以自己排山倒海般的音乐鼓舞着赞颂着这场民族解放的战争。
这些高扬爱国主义情怀的音乐为贝多芬赢来了空前的赞誉，各国的封建君王们比任何时候都满意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是为他们而作，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赞赏贝多芬。
贝多芬的音乐为各国君主和贵族们在维也纳召开的，为庆祝战胜拿破仑，商讨恢复旧秩序的会议增添了光荣与宏伟的气氛。但这种会议同贝多芬的理想实际上是相矛盾的，贝多芬从没有因为憎恶法国军队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侵略及压迫而放弃民主共和的思想。但维也纳会议却是一次封建统治大复辟的开场：“来到会上的是沙皇亚历山大的模糊的人道主义和梦幻似的虚荣心，来到会上的是摇摇欲坠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满怀愤怒的普鲁士霍享索伦家族和英国的贵族政治的传统没有人民来到会议，来到的只是君主和外长们。在维也纳召集的会议，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富丽堂皇的了。会议社交的方面气氛很浓；美丽的贵妇联翩莅临，勋章军服光华耀焕，宴会和舞会无尽无休，妙趣横生的韵事和文采四射的辩才涌流不绝。”(世界史纳赫乔韦尔斯著)
在这腐旧的封建势力同民族独立解放一道鸣锣还魂的年代，狭隘但却无可指责的民族复兴的欢呼暂时遮盖了由法国大革命擂响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鼓声。象贝多芬这一类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推崇者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们从前门赶走了法国佬，而后门进来的并不是民主与共和的女神，却是洒着香水但浑身腐臭的王公贵族。
贝多芬“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战胜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合唱：德意志的再生(正是维也纳会议期间)，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王面前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但这些为贝多芬赢得名誉的作品却远不能和他的另一些作品相比。它们没有“英雄”、“命运”那种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和经过千锤百炼的音乐形式，没有“田园”那种人与自然的伟大融合，也没有“第七”和“第八”交响乐那种强烈的个性意志。它们象一切应景作品一样有着华而不实的弱点，让人感到那些天塌地陷般的音响并不是从贝多芬内心最深处经长期煎熬而奔涌出来的。那些音响虽然表现出广大范围的心情激越，但无论是激越本身还是作为它的表现的音响，都没有具备长久而深刻的内涵。
建立在民族利益之上的爱国情感从来都被各个国家看作一种崇高的精神凝聚力，但这一情感远不是人类情感的最高表现。相对于人类整体的存在，它还是一种有待于超越的低层次的东西。它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本民族受到不公正的外来打击时那一短暂的时期。维也纳会议期间的贝多芬的心灵浮浅地沉浸在这种民族情感中，因此他的音乐作品不再是为欧洲大陆真正代表人类未来发展的整体运动而作，只是在为本民族而作。况且，由于这一情感的浮浅，对于法国革命失败的更为深远复杂的后果，贝多芬当时是缺乏洞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心灵沉浸在与相对有限和狭隘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时，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艺术作品也就只能是
有限的和狭溢的。贝多芬对此似乎有所感觉、维也纳会议期间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的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主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在写给丹兰士的哥哥的信中他说：“我的王国是在天空。”维也纳会议时的贝多芬虽然还没有浮浅到以王公贵胄的赞赏为最大光荣的程度，但此时的贝多芬，在心灵与对象世界的融合上确是下降了一个层次。而且在客观事实上，由于心灵对民族国家的依附，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维也纳贵族的依附。这一依附为他带来了二三年的荣耀，但这荣耀很快就成为过去，因为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封建统治集团走上了彻底的腐朽与没落。而一切腐朽与没落的阶级，几乎无一不沉醉于华丽轻佻的艺术。德奥各国的贵族重新在宝座上坐稳了自己的屁股，随之而来的是对轻松愉快适合享乐的意大利音乐的推崇。
从巴顿老爹到莫扎特和海顿，都曾以富于严肃的宗教气氛的古典风格的音乐同意大利浮华的轻松音乐做过不懈的斗争，并最终确立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地位。但到了维也纳会议时期，意大利音乐又风行于欧洲各大城市。罗西尼的歌剧和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被看作最时髦的音乐。这两人倒不是那种平庸之辈，对音乐的发展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音乐的艺术特色基本上是使人感到安逸舒适的那种优雅的，近于柔美的娘娘腔。经过了几十年战乱，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人们，在庆祝狂欢时还需要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宏大的气魄助助兴，但很快，大家开始感到从莫扎特到贝多芬那些揉进了法国冲动情绪的音乐过于震耳和沉重，与他们苟且偷安的快慰心情很不对味。因此，回响于音乐厅中的不再是英雄的豪迈、不再是命运的抗争也不再是自然的博大。那些来自亚平宁海岸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歌剧和小提琴曲，象月下的微波荡漾在维也纳人的心中。
在荣耀之巅的贝多芬几乎一夜之间滑入孤独的低谷。这也许是贝多芬一生中唯一没有扼住自己命运喉咙的日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精神和法国军队的侵略压迫的矛盾中；在日尔曼民族利益的维护和维也纳哈布斯堡家族的封建统治复辟的矛盾中，贝多芬没有把握住心灵与最宏大深远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方向和契合点。结果在心灵依附于较浅层次的对象的同时，也失去了超越与升华的主动性。当他以平常的应景作品呈献给社会时，也就把自我交给了社会民众平常情感的波动去决定，结果必然被维也纳贵族平庸的情调和口味主宰了荣辱与沉浮。这一时期贝多芬音乐创作上的跌落是由于心灵在超越与升华的过程中的跌落造成的。维也纳音乐兴趣的转变使笼罩在贝多芬身上的耀眼光环荡然消散，这反让贝多芬看清了维也纳会议的本质和自身的狭隘。对贵族阶级的彻底绝望使贝多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入孤独的境地。
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李区诺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勃高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全集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罗宁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来。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关于一八二二年费德里奥(贝多芬创作的一部歌剧)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贝多芬后来的朋友)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超乎寻常的痛苦和孤独使贝多芬更其深邃地进入个人的内心世界。革命的英雄义，体现他个人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的融合，无论是作为伟人还是作为群体的大众他都在“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曲中充分表达过了；个人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在“田园”中也充分表达过；个性意志力量的暴发已在“第七”、“第八”交响曲中完成了；对于民族和祖国的一份责任已在“日耳曼的重生”等应时作品中尽了义务。
似乎可以说声再见而退场。“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会玩世不恭的。他会让他的同胞，按他们自己愿意的方式，毁掉他们自己。但在他惊魂甫定之后，他又重新披挂上阵。他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赢得最后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一样，他的左翼崩溃，他的右翼受挫，他的中锋也败下阵来，但他仍要进击。贝多芬周围的所有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拒绝投降。他非常熟悉他的先辈中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了他力量。他发出重新集结队伍的号角，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言，重新宣布，他对人类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写第九交响曲，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人类的艺术房龙著。
这位法国将军就是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战役对德作战的英雄。房龙写这本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暴发，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法国总理因败局已定，率领自己的政府向“二进宫”的德军求和，并成立了遭人唾骂的维希政府，担任伪元首。大战后被法国法庭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囚于大西洋一海岛要塞中。)
第九交响曲的创作，标志着贝多芬从自我命运的深渊一跃登上人类审美境界的最高峰，他所达到境界至今尚无人比肩接踵。这个超越与升华的心灵之旅是他在绝对的孤独中走完的，然而一旦他进入了那个崇高博大的审美境界，并把他在其中的感悟用音乐形式记录和表达出来时，立刻就具有了人类全体都为之共鸣的共性价值。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历史涡流推动下盲目地旋转于利害得失的计较争吵中时，贝多芬又一次在主动的向自我生命的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的回归中、在向人类群体的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的回归中;既超越了个人利害得失的狭隘，也超越了民族利害得失的狭隘。
维也纳会议后的几年，贝多芬过着沉默的生活，在这种沉默中，他倾听着自己内心深处最纯朴、最本色的情感的回响。法国大革命的号角、个性意志与外在命运的拚搏、本民族争取独立的枪炮都在这倾听中沉静下来，但这沉静并不是消极的悲观失望的怨恨与厌弃。这是一种心灵从原有的带有片面性和狭隘性的激情中飞升出来，以一种超临其上的姿态在静穆之中重新审视自我与对象世界的过程。
从波恩向维也纳进发时的贝多芬心中满怀着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的向往，在与维也纳贵族的最初不成功的结合后，这种向往更为激烈，而且带有很浓的对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英雄创世纪的瞩望；这一瞩望虽然意味着个体心灵同更广大的社会整体存在相融合的努力。但这一努力被法国大革命的狭隘性所束缚，而且带有很浓烈的个人的平民身份在与贵族阶级相遇时产生的命运不公平的愤恨，这也就使融合的努力带有个人利害得失的成份。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个性意志的爆发虽然使贝多芬的心灵超出一般平庸者之上，但并没有达到情系全人类的、更纯粹地超越个人命运中利害得失的审美最高境界。当这一努力在维也纳会议期间陷入更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时，贝多芬几乎失去了心灵与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主动性。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当贝多芬重新走上心灵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旅程时，他已不可能在原有的途径上重复以上那些层次和范围的融合了。如果说从波恩出发时，心灵超越与升华之旅是由内向外的进取开始的，那么贝多芬离开维也纳会议豪华喧嚣的宫殿，在维也纳荒避的郊区重新开始心灵之旅时，则是从由外向内的回归起程的。
向自我的自然与本色的回归是心灵追求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过程中，为避免被有限的特定的对象特化而采取的重新获得心灵生气和力量的行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前虽然已经实现了较广范围和较高层次的融合，但心灵也在这一融合中受到诸如法国大革命，个人命运的不公平及由此引起的抗争意识，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日尔曼民族的解放等等有限的、特定的对象的局限。如果没有新的更深广的融合的追求，心灵很容易会在这一局限中特化，失去继续追求的能动性。要实现新的追求就需补充生气或力量，需要有新的情感的涌动。于是，回归自然与本色就是必由之路了。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只创作了少量的作品。而这些作品都是抒情性的，同以前的那些作品比较，它们是那么沉静和纯朴。也许有人会说，致遥远的爱人、a大调奏鸣曲这些作品在力度上无法同贝多芬以前的作品相比，又怎能说这是向内心自然而本色的情感回归中获得生气与力量的表现呢？zz(d这里有一个行为的力量类型及表现方式与行为的目的之间的关系。zz)人类行为中往往有一种怪现象：目的越是特定和有限，行为越是猛烈和快捷；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是表层的和肉体的，喊叫声也越响亮。相反，一个人要获取的目标越是远大，他的行动往往越是在缓慢和沉静中开始；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是内在的和心灵的，也越是表现得沉默寡言。
致遥远的爱人等作品表现的纯粹的抒情意味，深沉的静穆中蕴育着一种更为远大的追求正在起程。这时的贝多芬正象一场严酷征战后，满身创伤回到故园的将士，躺在温馨的情感之泉中疗养着伤痛，蓄积着重新出征的力量。同时以往的融合中被对象的局限性束缚得趋于特化的心灵也在此获得了复原，象幼儿的四肢，保持新的发育的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心灵的回归也是情感源头的进一步开掘，往日征战中复杂而激烈的感受在此获得蒸馏与提炼。因此，这静穆之中也蕴含有往日的积淀。
这同时，贝多芬开始了民族情感的回归。而且这一回归是一种情感源头的更深广的开掘，不是仅限于本民族的范围。“他花了不少时间去收集、编配各国的民歌。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民歌他都作过探索，如苏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瑞士、爱尔兰、威尔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奥地利等等(欧洲音乐史张洪岛主编)。”各国各民族的民歌是人类情感最原始，最自然而本色的发源地。它孕育了无数次民族情感的涌动与奔泻，而且还将不断地孕育新的宣泄。在欧洲各民族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一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变动中的情感奔腾之后，重又陷入封建贵族黑暗重压中的沉默时，是贝多芬在默默地从各民族的情感源头——民歌中采掘汇集着新的理想之源。
中世纪音乐的集大成者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贝多芬心灵回归的重要源头之一。在这位被新潮人物们称为“戴假发的老头”的伟人的作品中，贝多芬获得了德国传统音乐和前辈音乐中最崇高、最宏大的情感滋润。在那种古代风格的清明恬静中，贝多芬一生中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被进一步纯化和升华。
贝多芬的心灵已经通过向自我和欧洲各民族情感源头的回归，汇入了人类情感之河的奔腾中。他的心灵融入了全人类及其世界的最深广的存在中，他体验到的不再是个人的命运坎坷，不再是某个民族的荣辱兴败，不再是具体的自然景色的赞美，不再是个性意志的扬抑。在心灵超越了所有这些局限之后，在与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感悟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欢乐。这是经历了同各种局限相斗争后获得的自由和欢乐。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从他的第九交响曲中感悟到这种超越自我及周围的有限天地，向无限的广宇升华的自由和欢乐。当你面对着它时，当你倾听着它时，你深切地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当你走入它时，当你的心灵汇入那自由飞升的旋流，溶入那欢乐浩荡的海洋，你会由衷地感悟到自我作为生命世界一分子的伟大。
是贝多芬用他的欢乐颂把我们带入了他的境界：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突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
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
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后感动得晕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多么伟大的胜利，贝多芬在心灵超越与升华的旅途上，战胜了自我的狭隘，也战胜了众人的狭隘。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一生心灵历程的总结，也是人类心灵历程的总结，它以最纯朴、最古老的形式表现了心灵在向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回归中重新实现了向更高的审美境界进发的辩证关系。在超越了以往低层次的融合的局限性的同时，第九交响曲也保留并概括了那些融合中的精华。在不屈不挠的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努力中，贝多芬以融合中的感悟，为人类谛造出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正象人类需要物质世界的食粮一样，人类也不断地从他的世界中获取精神食粮。以往我们只知道他是在痛苦中为人类谱写欢乐，然而他走出痛苦的心灵之旅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探查的，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更好地吸收他提供的食粮，而且能获得继续创造新的精神世界的情感营养和力量。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在同社会、同自然、同自我的撞击中达到了与最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境界。这是心灵同对象世界最深刻的本质的融合，象敬佩他的人所说的：“他所达到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
(下一章:海明威的审美世界)
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三)
贝多芬——力的撞击
一
如果说凡高的一生多半是在众人的轻蔑中度过的，那么在他出生时已去世二十八年，年长他八十三岁的贝多芬的一生，则多半是在听众的敬畏中度过的；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因此比凡高少一些痛苦和孤独。
贝多芬的一生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两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搏斗与动荡；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凡高的时代虽然匍伏在金钱的脚下，但毕竟已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理想，可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些还是少数先觉者为之奔走呼吁，民众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口号。
贝多芬正是在这口号的鼓舞中，在拿破仑进军的炮声里，怀着满腔的激情从莱因河畔的家乡波恩来到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那是一七九二年的初冬，二十二岁的贝多芬顶着一头狮鬃般的黑发；眯着一双激动时才突然睁大的、忧郁而蔑视的眼睛，踏入集金钱和权贵、高雅和平庸于一身的，有着阳光般的音乐和巨石般的封建统治的奥地利帝国的首府。哈布斯堡家族和他们周围的贵族圈子很快就承认了贝多芬的才华。到维也纳的第三年，贝多芬就在自己作品的首次演出中轰动了整个维也纳。要知道他那时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而且就在短短的三年前，他也不过是一个从波恩(那时的波恩还只是个小城镇)来学习音乐的毛头小子。他刚刚从海顿和莫扎特的对头萨利哀里的学琴凳上下来没几天，就以出色的“似乎被音
乐和魔鬼附了体一般的钢琴家”的名声誉满欧洲了。
贝多芬好快乐呀。今天的人们看着他牙床紧咬的严峻而悲壮的脸，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是个善于处世，特别爱开玩笑的乐天派。
换了谁都会快乐得晕过去的。你想，每天住在维也纳最富有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豪华的庭堂中，穿着华丽的服装，在一大群恭恭敬敬又激动不已的贵族面前弹奏他喜欢的曲子；然后，还有一个个娇美动人的小姐夫人簇拥在他的臂旁背后做他的学生、舞伴和崇拜者。而他却可以不必象海顿、萨利哀里们那样委屈求全地去逢迎他们，他尽可以依着自己的本性在皇亲国戚们面前骄傲粗野地行事，那些有教养的文雅的贵族们似乎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他的才华，并愿意借此来表现自己怎样爱才和宽容。
年轻的贝多芬有才华、有个性、有激情、有名望，幸福的大门向他敞开着，他也真的满怀兴奋地朝那扇门走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贝多芬真的进了那扇门，上帝保佑他真的成为贵族中的一员。那么，从世俗生活的物质利益角度看，贝多芬真是个幸运儿了。
但这仅仅是个设想，并且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贝多芬不同于海顿和歌德，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倾向于新时代的人道主义，但在内心深处还是臣服于王权统治的；他也不同于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才逐渐坚定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贝多芬是一个激烈地向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热血青年，他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同王权贵族的封建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他们之间有音乐做纽带，但在社会观念和阶级意识上的对抗始终若明若暗地存在着，这些在贝多芬的晚年表现得更为明确。这一对抗决定了贝多芬不可能成为贵族阶层的附属，因此，无论贝多芬年轻的心怎样羡慕宫廷的生活，无论他怎样需要有音乐修养的贵族做他的听众和资助者，无论他怎样喜欢甚至热爱美丽的贵族小姐，也无论维也纳贵族怎样倾倒于贝多芬的音乐，归根结底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这些深刻的、内在的矛盾加上贝多芬从二十五岁即日益严重的耳聋，使贝多芬与维也纳贵族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搬出了公爵的家，住在偏避的郊区，他所衷爱的姑娘嫁给了伯爵。这是贝多芬在人生的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他原来抱有的对生活的欲望被生活回绝了，他怀着满腔的激情与渴望从波恩出发所做的第一次要与社会相结合的追求失败了。这一失败并不是由于贝多芬的某些失误，也不是由于某些外在的不期而遇的机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贝多芬主动的选择。这一主动性比凡高爱乌苏拉不得转而去爱穷苦的人们时还要更强些，凡高是在被拒绝后才开始了心灵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贝多芬则是在超越和升华的同时，主动拉开了自己与贵族间的距离。
贵族虽然可以为贝多芬提供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做为社会成员是正在退下历史舞台的陈腐势力，虽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可以做贝多芬朋友的出色的或善良的人物，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诚地热爱着贝多芬，但他们无法为贝多芬提供象法国大革命所给予贝多芬的那种激情。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是一些悲剧性的角色，与他们的价值相统一的舞台布景正在被撤掉，下一场戏的新布景正在随新的角色走上台来，而他们则被推挤着向台下退去。
这就在贝多芬的面前摆下两条人生道路：一是为求富贵而同贵族一道龟缩在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内；二是为追求心灵与宏大的社会发展力量和广袤的自然生命力量相融合而走向生活无着、动荡不定的自由天地。
贝多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就决定了，贝多芬终生都处于一种以自我个性意志同身处其中的社会相对抗的境地。在贝多芬生活的年代中，维也纳一直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中。封建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万事都好象先天命定了的世界，象贝多芬这一类天才，虽然倍受尊崇，但那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贝多芬不肯为追求物欲满足而屈从于贵族做他们的乐仆，他要在同贵族社会相对抗的状态中保持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
这一保持既是一种固守，又是一种发展。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一个人为自身的生存而进入社会时，必然要以丧失一部分个体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自由为代价，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供给。这种换取的行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一个人造的世界，它象一个中间地带那样横卧在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同整体及自然界之间。是一个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它即是个人与人类整体和自然界相融合的唯一途径，又是阻隔在两者之间的难以超越的障碍。
人类整体存在具体体现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自然界包括人类，是一个比人类社会更大的物质系统，它自身也有其内在的共性原则。因此，人类个体心灵所追求的融合对象都具有共性的特质。
对共性的追求往往必须以个性的固守为前提，这一固守是相对于人类的另一共性组成部分——物欲追求而言的。人类出于自身生物性需要而具有物质享受欲望，在其满足物质欲望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立于自然界的规范或行为方式，而且在社会中更形成了各有不同规范或方式的集团——阶级。这就决定了，一个人要加入到人类逐欲行列中时，首先必然要为了遵守传统逐欲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方式而约束自我的个性意志，当我们进入某一特定的职务和集团时，我们往往面临着一种终身的，而且忠实的选择。我们的个性意志的发展在此之前本是没有多少先定的范围和规则的，但在这之后，我们却往往被迫使自我的个性意志服从于某个职务和集团的“个性意志”这一服从的程度标志着我们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自觉性丧失的程度。其次也必然要失去一部分做为自然界产物而先天具有的与自然界
的绝对统一性，当人类整体还处于对自然征伐的得意洋洋之中时，一个人越是积极主动地参与逐欲行为，他同自然界的对抗越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为满足生存的物欲需要而创造的人的世界(即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又怎么成了个人心灵与人类共同理想相融合的阻碍的呢？
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由每个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属的集团利益及民族利益组合而成的，作为整体存在的这个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虽然它本身即蕴含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每个人，每个集团和每个民族，首先感觉并追求的却是自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和人类整体存在之间，存在着三道障碍，而在个人和自然界之间还要加上一个人类共同利益的障碍。
心灵能否实现同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其决定因素就在于，个人能否超越现实生活中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利益天地或层次，一个人如果不能超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就难以实现心灵与民族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心灵同人类整体存在的融合;如果不能超越民族和人类的利益同样难以实现同自然界的融合。
古往今来，在这一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天地中人类的大部分成员丧失了心灵与人类整体存在和自然界之间，超越狭隘利益以求融合的自觉性。在一般的正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往往是在只关心个人或本集团、本民族的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型的力”参与到人类的整体存在中来，而对于同自然界之间的融合则更是茫然无知了。一般人的心灵只能通过物欲追求中利害得失的计算同比他自身更为深广一些的对象世界发生关系；多少人在逐欲过程中成为自然界的掠夺者和破坏者，全忘了自己本来是与自然界共存亡的统一体。这两种情况意味着人们在主动自觉的物欲追求中使心灵追求处于被动盲目的蒙昧状态。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以自我的小宇宙同对象世界的大宇宙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物欲与心灵两种追求的矛盾。这两种追求本来是应当协调统一起来的，但在贝多芬的时代，这两者却往往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贝多芬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贵族阶级在千百年的逐欲过程中已被一整套成功的逐欲手段所特化，到了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只有负隅顽抗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决心而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改变自我的可能了，当社会中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一方面可以给一个人提供物欲满足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又要压抑一个人的心灵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时。要做出心灵追求的选择就必须固守住个性意志中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渴望。这时，一个人就象蓄满了蒸气的锅炉，当他自觉地关闭了通向物欲的阀门时，强大的情感蒸气、生命力的蒸气就冲向了心灵追求的阀门。这样物欲的放弃就导
致了心灵的发展。当然这一放弃并不是绝对的，不是遁入空门的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保持心灵升华其上的积极的超越。
贝多芬的选择就是这样的超越，他一生没有离开过维也纳。他一方面深深地感受到封建统治下他与贵族间的差别和不平等，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并时常被强烈的反抗意识激愤着；另一方面又通过与贵族的关系体验着人生中的诸多温情，他一生中爱过的女人大多是贵族小姐，他的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就是赠给他所钟爱的贵族女儿琪丽哀太琪却尔第的。她后来嫁给了一位伯爵，在贝多芬的一生中这样的没有结果的爱情连续不断地萌生和幻灭着。“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也许有人要说贝多芬的阶级立场太不分明，太不坚定；也许有人还要指责贝多芬一生中过多地陷入一些琐碎的烦恼。曾有一位心地过于“纯洁”和“完美”的人在收集了贝多芬所有日常经历的资料后竟放弃了要写一部贝多芬传的想法。他也许弄不懂那些平凡的、甚至比一般平凡的言行更欠妥当的日常生活怎么会塑成一个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他也许怕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会破坏贝多芬在一般崇拜者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面前，一般人的理解力是多么的偏颇和贫乏。
在社会和人类心灵的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某一个制度宣布成立的那个早晨，不是某一个人物拿出惊人创举的那一瞬间，而是一件事物和一个人物在萌生过程中，身处两难境地时所遭受的煎熬。况且，在无限变化发展的时空中，所谓标志了质的变化的某个时刻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并往往含有过于简单的抽象和理想的片面性。
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生活是否象真空般的纯粹，相反象代数公式一样板结的生活却很少产生伟大的人物。乔答摩也是在中断了山洞中绝对的避世绝欲的苦行，重新走入人群后才获得了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并开创了佛教先河的。
一个人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他一面不避人言地投身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苦乐之中，这种投身往往由于他的单纯和强烈的个性而显得比一般人更放纵不羁，更富于传奇色彩，甚至更多一些失当的言谈行为；但在这同时，他却能把这一切转变成心灵通向更为深广的彼岸世界的桥梁，他能使自身不被日常生活纠缠窒息昏然一生，而是从中煎熬出或提炼出超过常人的、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并把这感悟用某种形式记录下来，表达出来，成为给人们以启发的精神产品。
生活，在一般人那里是一加一等于二，或等于一甚至是零，而在伟大的人那里却是一加一等于一百、一千、一万。这种增值的能力是同他们的心灵超越自我狭隘性的能力成正比的。
贝多芬一生中所承受的极其深刻复杂的、人生社会的矛盾同他跳搏着强烈的个性意志的心灵，象两个相辅相成的n。s磁极，在互相间的对抗中产生强大的能量，这一能量在贝多芬不断地超越一己物欲的狭隘性的努力中，转化为他的心灵通向无限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之源，在他的这一伟力与人类社会整体存在和自然生命整体存在的博大力量的撞击中，他的音乐，象春雷般滚滚震荡着听众的心胸和情感。他的九部交响曲，就是这一连续不断的撞击的记录和表达，它们展现了贝多芬心灵的超越与升华的全过程。
二
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分别创作于一八零零年和一八零三年。这时他已超越了离开波恩时，对维也纳贵族社会带有很浓的物欲色彩的幻想。他不再象刚到维也纳时那样衣着华丽地出入于贵族府地的舞厅和花园。内心世界复杂激烈的矛盾，现实生活中因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而产生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使贝多芬的思想和情感更坚定地倾向于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热烈的、富于斗争的时代精神。因此，虽然此时他处境艰难，爱情的打击和耳聋的折磨甚至曾使他给弟弟写下了注明“等我死后开拆”的遗嘱。孤独与痛苦包围着贝多芬，上帝和他一样耳聋，听不到他内心的呼唤：“——噢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吧！——我没有听到欢乐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贝多芬致弟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
孤独与痛苦是贝多芬固守个性意志的选择，是他使自我心灵摆脱贵族阶层陈腐狭隘性的羁绊而付出的代价。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贝多芬得以保持个性意志的完整与自由，得以使他的心灵在个性意志的托举下超越个人物欲和贵族阶层的狭隘，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整体存在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他的内心矛盾与反抗的情绪，相信通过顽强坚忍的斗争最终能获得欢乐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贝多芬的情感表现带有了广泛的共性意蕴，因此人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的不是他个人的孤独与痛苦，而是当时在欧罗巴世界激荡不已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同陈旧的封建统治之间的斗争及斗争必胜的信念。这是心灵通过个性意志的固守最终进入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共性相
统一的辨证过程。
c大调第一交响乐和d大调第二交响乐生动地记录并表现了贝多芬如何在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在此即为法国大革命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融合中超越了一己的孤独与痛苦，听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贝多芬是怎样以一种博大深厚的激情向整个人类倾诉着对未来的向往。虽然这二部交响乐在表现形式上还残留着莫扎特与海顿的风格，但谁都能听出那是一种以巨人般的脚步跨出贵族府第走向更深广的世界的音乐，它一扫往日宫廷音乐的繁华艳丽的巴罗克和洛克克的旧习，裹着来自莱因河畔的阵阵清风，和着法国大革命的浩荡声势在维也纳的香梦园震响起新时代到来的狂风暴雨般的富于戏剧性的欢呼。
同两年后写成的降e大调第三(英雄)交响乐和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乐相比，第一、第二交响乐还只是一种预习，到了“英雄”和“命运”贝多芬才真正显示出他的英雄气魄，显示出他作为乐圣而具有的伟大创造力，显示出他的心灵同社会变革大潮相融合后，对人类未来幸福与现实的斗争的深刻感悟。
有史以来，交响乐从未有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以往那些为贵族欣赏而创作的交响乐只是情趣与装饰的或平庸或天才的表现，它们虽然不乏优美和感人的形式和情调，但同贝多芬的交响乐相比就显得过于娇柔无力和单调空乏。莫扎特与海顿虽然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的交响乐同贝多芬的相比较，立刻显示出它们是属于旧时代的精品而不是新时代的前奏。它们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宏大似海的展开部，没有“英雄”与“命运”那样鲜明生动的实际人生内涵和社会内涵；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高度凝炼的内在逻辑性；更没有“英雄”与“命运”那种强烈的斗争性和激烈的戏剧性。
贝多芬的音乐是无愧于他的时代的，而他之所以成为需要并产生巨人的时代中的巨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时代的呼唤或推动的。对于后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于如何描述贝多芬的伟大，而在于分析他怎样从平凡甚至是恼人的日常生活煎熬出伟大的人生及社会感悟并表现成伟大的音乐。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贝多芬如何通过拒绝进入贵族小天地，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自由，保持了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完整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了心灵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人类整体存在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融合。这个过程正是他的心灵超越自我的物欲狭隘，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中获得升华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更为宏大深远的整体运动看，法国大革命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因此，在创作了“英雄”和“命运”之后，贝多芬心灵超越与升华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我曾多次强调过，人生美学所谈的超越物欲，并不是消极遁世的断绝尘缘的禁欲，它是一种积极地，不断地把人类生而具有的物欲追求转变为心灵同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桥梁的活动。因此，那些有着很强的超越物欲狭隘的能力的人们，他们的物欲往往比一般人更丰富甚至更放纵些，这一点在下一章讨论海明威时将进一步加以分析。
尽管贝多芬以其“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乐表明自己已经超越了对维也纳贵族小天地的既得利益的分享的欲望，但他并没因此过上一种隐者般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相反，他对生活中温情与幸福的渴求要比一般人更强烈一些。他不断地衷情就是一个例证。一八六年贝多芬甚至为了同法朗梭阿伯爵的妹妹丹兰士的热恋而中断了“命运”交响乐的创作。
那是贝多芬一生中少有的充满温情的日子。
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塞巴斯提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幸福中的贝多芬搁下悲壮的“命运”创作了第四交响乐，
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谛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这真是令人羡慕的艳遇，但它是短暂的，尽管贝多芬和丹兰士终身相爱，但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由于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不能长期被柔情包裹着，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贵族社会又一次拒绝了贝多芬；生活又一次抛弃了贝多芬。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
丹兰士不是琪丽哀太那种风骚自私的女人，她对贝多芬的爱始终都滋润着贝多芬的心灵，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深挚的爱一直拥抱着他。这种爱给予贝多芬的是人生美好纯洁和热情的感受，这在第四交响乐中被表现为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热爱。
当这一深挚的爱恋再一次被遏制时，我们不难想象它将在贝多芬内心激起多么巨大的波
澜，而这波澜翻涌澎湃之处更显示出贝多芬心灵超越痛苦的伟力。失败没有使他的个性意志变得孱弱，而是变得更加旷野风暴般的桀骜不驯。
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维也纳的贵族，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促进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他们一方面时不时的给贝多芬以生活的资助，使他不至于穷困而死；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他成为自己小天地中的一员，使他不至于贪图安逸而变得平庸。当然，这绝不是造成贝多芬的伟大的全部因素，而只是为贝多芬超越自我物欲狭隘准备了前提。假若贝多芬没有超越的伟力他早就躺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了。
贵族小天地的拒绝使贝多芬更加热切地渴望着心灵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他的心灵也在这一拒绝中更加丰富并保持了个性意志的完满和力量。在社会中倍感孤独的他从维也纳郊外的森林原野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社会生活的寂寞孤独使他的心灵对自然生命的伟大内涵更加敏感，更加热爱。
丹兰士勃仑施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地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地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地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贝多芬传罗曼罗兰)当贝多芬长时间地漫步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时，他渐渐感受到心灵同大自然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伟大的，因此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第六交响乐(“田园”)才具有了伟大的审美价值。
通过“田园”交响乐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实际人生中心灵所处的审美层次之间的关系。
许多的人生活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中，但他们仅以物欲的眼光看待那里的山水草木，他们安稳平淡地生活着，也用安稳平淡的心灵感受周围的自然界。所以尽管他们也有优美的牧笛，也有欢乐的歌舞，尽管这些牧笛歌舞也蕴含了审美的因素。但这些在人的内心世界上更多的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情感的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多的是安居乐业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喜爱感激之情的表达。这些民间艺术只能构成艺术殿堂的基础，建筑其上的更高层次的艺术及其蕴含的审美价值是那些内心世界更丰富博大，艺术表现力更强的艺术大师们对其进行的提炼升华。在这里，对现实的审美能力的平凡直接造成了民间艺术审美价值的平凡。
也有许多人到过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他们当中有王公贵族、有普通市民也有象斯特劳斯那样的音乐大师。但他们对维也纳郊外的审美观照，在质量和强烈程度上都不能与贝多芬相比。贵族和市民只是抱着游玩的心情来到那里，虽然他们也会感到森林田野的美丽，但这更多地是从好看的角度出发，这种欣赏没有超出肉体上的感官享受的范围，还没有进入到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中。即使有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或天地博大的壮观，但或是由于他们心灵的平凡，生活的平淡而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感到一种愉悦，或是由于没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能力始终只能做一个自然景物的观赏者，象斯特劳斯那一类的音乐大师，尽管他们具有极敏锐的艺术审美的感受力，有可能把握大自然的美。但他们或是由于功成名就在社会享有足够的荣誉富贵使心灵过于世俗化、贵族化而只对自然景物的优美和谐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精
神愉悦感兴趣；或是由于穷困潦倒心怀悲切使心灵过于阴冷而只对自然的春风苦短、秋风萧瑟发出阵阵叹息。从而把审美的感受局限在窄小的天地，因此做为这种审美感受的记录和表达，只能是些明快动听的圆舞曲，或凄婉感人的抒情曲，它们虽然优雅迷人，但在表现自然的深沉博大，展示人的伟大性格与自然的伟大力量的撞击融合上远远不能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同日而语。
贝多芬是以一颗伟大的心灵去感受自然的，因此，他能感受到自然的伟大。贝多芬心灵的伟大表现在他那超群脱俗的个性上，表现在他对事物极其热烈而纯真的激情中。这些个性和激情使他的人生追求比一般人来得更猛烈、更执着。而且这种追求不以一般人渴望的世俗
物质和肉体的享受为最终目的；这种追求要达到的是同社会和自然完成某种更富于创造性和共性的伟大的结合。同时，这种追求也使贝多芬能够把自身的强悍粗野转变为心灵同自然界雄浑旷远的生命力相融合的沟通渠道；使贝多芬能够把世俗生活中诸多令人烦恼或令人痴迷的感受转变为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相融合的桥梁。
如果没有这种心灵超越物欲狭隘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追求。那么，贝多芬强悍粗野的性格只会使贝多芬象自己的父亲那样成为一个鲁莽的酒徒或功利场中野牛般的逐欲者。正象强壮的公鸡能多占有几只母鸡，强悍的猛虎能多吃几只麋鹿一样。生活中的诸多令人烦恼或痴迷的感受也只会使他或者因逐欲失意而仇视人生，或者因逐欲得手而堕入享乐。维也纳贵族社会与贝多芬之间的双向拒绝，使贝多芬保持了他的个性与激情的自然本色并增强了它们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飞升的力度。这就消除了他同自然界本真状态中相撞击、相融合的障碍，使贝多芬能够用与自然界同质的心灵实现这一撞击和融合，并使这一撞击和融合具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纯洁和力度，具有了超过一般人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审美之路往往是从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独立性、自然性和完满性为起点，并通过这一起点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共性存在超越和升华的辩证过程去铺筑的。
维也纳的森林山川不仅安慰了贝多芬孤独的心，更给了他超人的力量。在“英雄”和“命运”中，贝多芬就以惊人的力量奏响了英雄的颂歌，在经历了同丹兰士的失败的恋爱后，贝多芬的个性意志中所蕴含的力量更象脱缰的烈马一样狂放无羁地奔腾起来。
再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束缚贝多芬了，他再也不必为讨谁喜欢而扭曲妆饰自己了。一个人只有在与自我的本性保持一致的状态时，才能与人类整体存在及自然界的最深广、最本质的内涵相融合。
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四十二岁，每天都沉浸在无可抵制的个性意志力量的冲动中，由这力量的托举他得以居高临下地看人世并因而对人世抱着一种轻蔑。这是很自然的，维也纳的平庸使它正渐渐地投入到意大利柔美的抒情音乐或华丽的歌剧的怀抱；曾使贝多芬推崇不已的法国革命变成拿破仑指挥的一场对整个欧洲的征服和掠夺，法国人和拿破仑不再是贝多芬心目中的革命英雄，民主、平等和自由不再是一种外部运动的鼓舞，而是贝多芬心中回响着的独奏曲。总之，贝多芬此时的孤独已经成为他傲视人寰的姿态，在这种孤独中他不但没有孱弱无力、孤苦待援的感觉和祈盼，相反却更加感受到自我个性意志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无阻。在这一年中，他连续写了两部最具力度和自由的交响乐——a大调第七交响乐和f大调第八交响乐。“象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
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者)。”
也就在这同一年的夏天，正在魏玛大公手下做枢密参赞的歌德，在他旧日情人的女儿裴蒂娜勃朗太诺的鼓动下，早已渴望着见一见贝多芬，这个裴蒂娜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她决心继承母志，竭力追求着年长自己三十岁的老歌德。但当她看到贝多芬时，却被这个衣着邋遢、长发乱张的聋子征服了。在她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但是两个伟人的见面却不是很愉快的，原因当然是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要知道这时正是他的性格最为狂放的日子。
贝多芬曾在后来写给裴蒂娜的信中叙述了他和歌德那次流传后世的冲突：君主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象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地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向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尔夫(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贝多芬罗曼罗兰著)
贝多芬强烈的个性伤害了温文尔雅的歌德，歌德认为贝多芬的倔强是一个不幸，并认为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个聋子。很多人把贝多芬的孤独及过于强烈的个性归因于他的耳聋，然后又合乎逻辑地推论说他之所以能全身心地融入维也纳郊外的森林旷野正是因耳聋使他隔绝于人类造成的，就连贝多芬的同行瓦格纳也据此观点对他的耳聋作了赞美的叙述。但我认为把贝多芬的个性力量和他对自然的挚爱归因于生理上的缺欠有些过于简单。贝多芬的耳聋固然是促使他超临社会，陷入并走出孤独的一个因素，但他进入审美境界的过程，主要的还是心灵超越物欲狭隘，追求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这一精神上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过程。耳聋作为人生的不幸只是有待于他超越的一种困境，贝多芬的伟大的力量绝不是从轰轰作响的耳鸣中获得的。
三
一八一四年，狂放孤傲的贝多芬迎来了“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象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靳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和勇气被波拿巴家族当做逐欲欧洲的战马，他们战无不胜地打败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并占领了欧洲的许多国家。这些革命者一面把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强施与那里的城镇，一面肆意掠夺“受恩”于他们的人民。结果，曾经被夹道欢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各国的独立战争从四面八方赶回到巴黎。
贝多芬虽然没有手执滑膛枪参加驱逐拿破仑的战斗(他曾为此而遗憾：“可惜我在战争里不象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但他却以自己排山倒海般的音乐鼓舞着赞颂着这场民族解放的战争。
这些高扬爱国主义情怀的音乐为贝多芬赢来了空前的赞誉，各国的封建君王们比任何时候都满意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是为他们而作，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赞赏贝多芬。
贝多芬的音乐为各国君主和贵族们在维也纳召开的，为庆祝战胜拿破仑，商讨恢复旧秩序的会议增添了光荣与宏伟的气氛。但这种会议同贝多芬的理想实际上是相矛盾的，贝多芬从没有因为憎恶法国军队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侵略及压迫而放弃民主共和的思想。但维也纳会议却是一次封建统治大复辟的开场：“来到会上的是沙皇亚历山大的模糊的人道主义和梦幻似的虚荣心，来到会上的是摇摇欲坠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满怀愤怒的普鲁士霍享索伦家族和英国的贵族政治的传统没有人民来到会议，来到的只是君主和外长们。在维也纳召集的会议，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富丽堂皇的了。会议社交的方面气氛很浓；美丽的贵妇联翩莅临，勋章军服光华耀焕，宴会和舞会无尽无休，妙趣横生的韵事和文采四射的辩才涌流不绝。”(世界史纳赫乔韦尔斯著)
在这腐旧的封建势力同民族独立解放一道鸣锣还魂的年代，狭隘但却无可指责的民族复兴的欢呼暂时遮盖了由法国大革命擂响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鼓声。象贝多芬这一类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推崇者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们从前门赶走了法国佬，而后门进来的并不是民主与共和的女神，却是洒着香水但浑身腐臭的王公贵族。
贝多芬“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战胜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合唱：德意志的再生(正是维也纳会议期间)，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王面前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但这些为贝多芬赢得名誉的作品却远不能和他的另一些作品相比。它们没有“英雄”、“命运”那种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和经过千锤百炼的音乐形式，没有“田园”那种人与自然的伟大融合，也没有“第七”和“第八”交响乐那种强烈的个性意志。它们象一切应景作品一样有着华而不实的弱点，让人感到那些天塌地陷般的音响并不是从贝多芬内心最深处经长期煎熬而奔涌出来的。那些音响虽然表现出广大范围的心情激越，但无论是激越本身还是作为它的表现的音响，都没有具备长久而深刻的内涵。
建立在民族利益之上的爱国情感从来都被各个国家看作一种崇高的精神凝聚力，但这一情感远不是人类情感的最高表现。相对于人类整体的存在，它还是一种有待于超越的低层次的东西。它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本民族受到不公正的外来打击时那一短暂的时期。维也纳会议期间的贝多芬的心灵浮浅地沉浸在这种民族情感中，因此他的音乐作品不再是为欧洲大陆真正代表人类未来发展的整体运动而作，只是在为本民族而作。况且，由于这一情感的浮浅，对于法国革命失败的更为深远复杂的后果，贝多芬当时是缺乏洞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心灵沉浸在与相对有限和狭隘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时，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艺术作品也就只能是
有限的和狭溢的。贝多芬对此似乎有所感觉、维也纳会议期间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的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主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在写给丹兰士的哥哥的信中他说：“我的王国是在天空。”维也纳会议时的贝多芬虽然还没有浮浅到以王公贵胄的赞赏为最大光荣的程度，但此时的贝多芬，在心灵与对象世界的融合上确是下降了一个层次。而且在客观事实上，由于心灵对民族国家的依附，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维也纳贵族的依附。这一依附为他带来了二三年的荣耀，但这荣耀很快就成为过去，因为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封建统治集团走上了彻底的腐朽与没落。而一切腐朽与没落的阶级，几乎无一不沉醉于华丽轻佻的艺术。德奥各国的贵族重新在宝座上坐稳了自己的屁股，随之而来的是对轻松愉快适合享乐的意大利音乐的推崇。
从巴顿老爹到莫扎特和海顿，都曾以富于严肃的宗教气氛的古典风格的音乐同意大利浮华的轻松音乐做过不懈的斗争，并最终确立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地位。但到了维也纳会议时期，意大利音乐又风行于欧洲各大城市。罗西尼的歌剧和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被看作最时髦的音乐。这两人倒不是那种平庸之辈，对音乐的发展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音乐的艺术特色基本上是使人感到安逸舒适的那种优雅的，近于柔美的娘娘腔。经过了几十年战乱，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人们，在庆祝狂欢时还需要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宏大的气魄助助兴，但很快，大家开始感到从莫扎特到贝多芬那些揉进了法国冲动情绪的音乐过于震耳和沉重，与他们苟且偷安的快慰心情很不对味。因此，回响于音乐厅中的不再是英雄的豪迈、不再是命运的抗争也不再是自然的博大。那些来自亚平宁海岸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歌剧和小提琴曲，象月下的微波荡漾在维也纳人的心中。
在荣耀之巅的贝多芬几乎一夜之间滑入孤独的低谷。这也许是贝多芬一生中唯一没有扼住自己命运喉咙的日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精神和法国军队的侵略压迫的矛盾中；在日尔曼民族利益的维护和维也纳哈布斯堡家族的封建统治复辟的矛盾中，贝多芬没有把握住心灵与最宏大深远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方向和契合点。结果在心灵依附于较浅层次的对象的同时，也失去了超越与升华的主动性。当他以平常的应景作品呈献给社会时，也就把自我交给了社会民众平常情感的波动去决定，结果必然被维也纳贵族平庸的情调和口味主宰了荣辱与沉浮。这一时期贝多芬音乐创作上的跌落是由于心灵在超越与升华的过程中的跌落造成的。维也纳音乐兴趣的转变使笼罩在贝多芬身上的耀眼光环荡然消散，这反让贝多芬看清了维也纳会议的本质和自身的狭隘。对贵族阶级的彻底绝望使贝多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入孤独的境地。
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李区诺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勃高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全集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罗宁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来。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关于一八二二年费德里奥(贝多芬创作的一部歌剧)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贝多芬后来的朋友)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超乎寻常的痛苦和孤独使贝多芬更其深邃地进入个人的内心世界。革命的英雄义，体现他个人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的融合，无论是作为伟人还是作为群体的大众他都在“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曲中充分表达过了；个人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在“田园”中也充分表达过；个性意志力量的暴发已在“第七”、“第八”交响曲中完成了；对于民族和祖国的一份责任已在“日耳曼的重生”等应时作品中尽了义务。
似乎可以说声再见而退场。“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会玩世不恭的。他会让他的同胞，按他们自己愿意的方式，毁掉他们自己。但在他惊魂甫定之后，他又重新披挂上阵。他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赢得最后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一样，他的左翼崩溃，他的右翼受挫，他的中锋也败下阵来，但他仍要进击。贝多芬周围的所有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拒绝投降。他非常熟悉他的先辈中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了他力量。他发出重新集结队伍的号角，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言，重新宣布，他对人类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写第九交响曲，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人类的艺术房龙著。
这位法国将军就是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战役对德作战的英雄。房龙写这本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暴发，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法国总理因败局已定，率领自己的政府向“二进宫”的德军求和，并成立了遭人唾骂的维希政府，担任伪元首。大战后被法国法庭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囚于大西洋一海岛要塞中。)
第九交响曲的创作，标志着贝多芬从自我命运的深渊一跃登上人类审美境界的最高峰，他所达到境界至今尚无人比肩接踵。这个超越与升华的心灵之旅是他在绝对的孤独中走完的，然而一旦他进入了那个崇高博大的审美境界，并把他在其中的感悟用音乐形式记录和表达出来时，立刻就具有了人类全体都为之共鸣的共性价值。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历史涡流推动下盲目地旋转于利害得失的计较争吵中时，贝多芬又一次在主动的向自我生命的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的回归中、在向人类群体的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的回归中;既超越了个人利害得失的狭隘，也超越了民族利害得失的狭隘。
维也纳会议后的几年，贝多芬过着沉默的生活，在这种沉默中，他倾听着自己内心深处最纯朴、最本色的情感的回响。法国大革命的号角、个性意志与外在命运的拚搏、本民族争取独立的枪炮都在这倾听中沉静下来，但这沉静并不是消极的悲观失望的怨恨与厌弃。这是一种心灵从原有的带有片面性和狭隘性的激情中飞升出来，以一种超临其上的姿态在静穆之中重新审视自我与对象世界的过程。
从波恩向维也纳进发时的贝多芬心中满怀着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的向往，在与维也纳贵族的最初不成功的结合后，这种向往更为激烈，而且带有很浓的对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英雄创世纪的瞩望；这一瞩望虽然意味着个体心灵同更广大的社会整体存在相融合的努力。但这一努力被法国大革命的狭隘性所束缚，而且带有很浓烈的个人的平民身份在与贵族阶级相遇时产生的命运不公平的愤恨，这也就使融合的努力带有个人利害得失的成份。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个性意志的爆发虽然使贝多芬的心灵超出一般平庸者之上，但并没有达到情系全人类的、更纯粹地超越个人命运中利害得失的审美最高境界。当这一努力在维也纳会议期间陷入更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时，贝多芬几乎失去了心灵与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主动性。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当贝多芬重新走上心灵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旅程时，他已不可能在原有的途径上重复以上那些层次和范围的融合了。如果说从波恩出发时，心灵超越与升华之旅是由内向外的进取开始的，那么贝多芬离开维也纳会议豪华喧嚣的宫殿，在维也纳荒避的郊区重新开始心灵之旅时，则是从由外向内的回归起程的。
向自我的自然与本色的回归是心灵追求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过程中，为避免被有限的特定的对象特化而采取的重新获得心灵生气和力量的行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前虽然已经实现了较广范围和较高层次的融合，但心灵也在这一融合中受到诸如法国大革命，个人命运的不公平及由此引起的抗争意识，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日尔曼民族的解放等等有限的、特定的对象的局限。如果没有新的更深广的融合的追求，心灵很容易会在这一局限中特化，失去继续追求的能动性。要实现新的追求就需补充生气或力量，需要有新的情感的涌动。于是，回归自然与本色就是必由之路了。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只创作了少量的作品。而这些作品都是抒情性的，同以前的那些作品比较，它们是那么沉静和纯朴。也许有人会说，致遥远的爱人、a大调奏鸣曲这些作品在力度上无法同贝多芬以前的作品相比，又怎能说这是向内心自然而本色的情感回归中获得生气与力量的表现呢？zz(d这里有一个行为的力量类型及表现方式与行为的目的之间的关系。zz)人类行为中往往有一种怪现象：目的越是特定和有限，行为越是猛烈和快捷；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是表层的和肉体的，喊叫声也越响亮。相反，一个人要获取的目标越是远大，他的行动往往越是在缓慢和沉静中开始；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是内在的和心灵的，也越是表现得沉默寡言。
致遥远的爱人等作品表现的纯粹的抒情意味，深沉的静穆中蕴育着一种更为远大的追求正在起程。这时的贝多芬正象一场严酷征战后，满身创伤回到故园的将士，躺在温馨的情感之泉中疗养着伤痛，蓄积着重新出征的力量。同时以往的融合中被对象的局限性束缚得趋于特化的心灵也在此获得了复原，象幼儿的四肢，保持新的发育的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心灵的回归也是情感源头的进一步开掘，往日征战中复杂而激烈的感受在此获得蒸馏与提炼。因此，这静穆之中也蕴含有往日的积淀。
这同时，贝多芬开始了民族情感的回归。而且这一回归是一种情感源头的更深广的开掘，不是仅限于本民族的范围。“他花了不少时间去收集、编配各国的民歌。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民歌他都作过探索，如苏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瑞士、爱尔兰、威尔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奥地利等等(欧洲音乐史张洪岛主编)。”各国各民族的民歌是人类情感最原始，最自然而本色的发源地。它孕育了无数次民族情感的涌动与奔泻，而且还将不断地孕育新的宣泄。在欧洲各民族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一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变动中的情感奔腾之后，重又陷入封建贵族黑暗重压中的沉默时，是贝多芬在默默地从各民族的情感源头——民歌中采掘汇集着新的理想之源。
中世纪音乐的集大成者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贝多芬心灵回归的重要源头之一。在这位被新潮人物们称为“戴假发的老头”的伟人的作品中，贝多芬获得了德国传统音乐和前辈音乐中最崇高、最宏大的情感滋润。在那种古代风格的清明恬静中，贝多芬一生中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被进一步纯化和升华。
贝多芬的心灵已经通过向自我和欧洲各民族情感源头的回归，汇入了人类情感之河的奔腾中。他的心灵融入了全人类及其世界的最深广的存在中，他体验到的不再是个人的命运坎坷，不再是某个民族的荣辱兴败，不再是具体的自然景色的赞美，不再是个性意志的扬抑。在心灵超越了所有这些局限之后，在与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感悟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欢乐。这是经历了同各种局限相斗争后获得的自由和欢乐。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从他的第九交响曲中感悟到这种超越自我及周围的有限天地，向无限的广宇升华的自由和欢乐。当你面对着它时，当你倾听着它时，你深切地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当你走入它时，当你的心灵汇入那自由飞升的旋流，溶入那欢乐浩荡的海洋，你会由衷地感悟到自我作为生命世界一分子的伟大。
是贝多芬用他的欢乐颂把我们带入了他的境界：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突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
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
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后感动得晕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多么伟大的胜利，贝多芬在心灵超越与升华的旅途上，战胜了自我的狭隘，也战胜了众人的狭隘。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一生心灵历程的总结，也是人类心灵历程的总结，它以最纯朴、最古老的形式表现了心灵在向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回归中重新实现了向更高的审美境界进发的辩证关系。在超越了以往低层次的融合的局限性的同时，第九交响曲也保留并概括了那些融合中的精华。在不屈不挠的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努力中，贝多芬以融合中的感悟，为人类谛造出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正象人类需要物质世界的食粮一样，人类也不断地从他的世界中获取精神食粮。以往我们只知道他是在痛苦中为人类谱写欢乐，然而他走出痛苦的心灵之旅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探查的，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更好地吸收他提供的食粮，而且能获得继续创造新的精神世界的情感营养和力量。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在同社会、同自然、同自我的撞击中达到了与最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境界。这是心灵同对象世界最深刻的本质的融合，象敬佩他的人所说的：“他所达到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
(下一章:海明威的审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