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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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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月日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80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祝好。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7年8月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具体情况是:197年8月1日,日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一场上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救亡运动终于爆发。8月16日,巴金写出了热烈的《一点感想》,继而接连发表《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给死者》、《上海进行曲》等壮烈诗篇,讴歌上海军民同敌寇殊死战斗的精神,声讨侵略者血腥暴行,呼唤民众奋起抗日,“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他坚信祖国不会灭亡,他挺身而出,“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8月日,巴金和靳以将自己主办的《文季》社,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社、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社和黄源主编的《译文》社联合起来,四位一体,创办了《呐喊》文艺周刊,出刊两期,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于9月5日出刊,诸同仁以此作戟,投身抗战。如此说来,197年8月1日,巴金先生正在激愤地写作和紧张编撰全国第一册抗战期刊。

    巴金针对《烽火》有言,“那些文字,是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几乎与此同时,巴金还出任了《救亡时报》编委,该报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主笔,阿英为主编。因此说,巴金不可能在这个炮火连天的“八月卅一日”,给黛莉写出这样一封气定神闲之信,不可能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抗战之城,写出“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之类闲话,亦不会有“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之雅兴。日寇的轰炸机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冲!

    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6年,即196年8月1日。稍作考察即知,19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8月,左翼作家中先是徐懋庸写信撰文,指责鲁迅,攻击巴金、胡风、黄源、郑振铎等一批作家,继而有戴敦复、灵犀、曹聚仁、白雪等多人,对巴金展开辱骂和围攻。鲁迅于8月5日,扶病写出那封著名长信《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反击对手,为巴金等人辩护。那年**月间,正是双方论战的高潮期,巴金也提笔加盟了反击与论争。面对重重责难,巴金心情沉郁,他描述自己看过徐懋庸文章之后的情景:“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没有扭开电灯,亭子间沉落在阴暗里。我坐在书桌前面,痴呆地望着那蓝色的墙壁。”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八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这里,我们无法绕过一个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即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是哪一年与巴金开始交往的?事实告诉我们,萧珊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萧珊女士原名陈蕴珍,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回到浙江宁波老家住了一段后,重返上海,进入爱国女校续读。陈丹晨先生在《巴金全传》一书中写道:“有一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从196年起与巴金有了通信联系。那年,她十九岁,是一位热爱巴金作品的读者。”而巴金少年时虽然生长于四川成都等地,祖籍却是浙江嘉兴,与同乡萧珊沟通起来想必容易许多。萧珊小姐热情而又真诚,比赵黛莉年长两岁。她于19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帧照片,以利相认,相邀巴金前往南京东路七一九号新雅粤菜馆约会,从此开始了他们时日绵长的真情交往。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先生从这时起“将早年献身革命、置个人爱情婚姻于事业以外的独身主义倾向渐渐淡却,让位于纯洁而又炽烈的爱情了”。

    这第三封书信,正是写成于196年8月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

    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期,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

    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巴金给黛莉寄了一本新书一《忆》,说此书“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忆》确是一部收取了巴金回忆性散文的集子,19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书。

    信中提到改订过的《灭亡》一书,那是巴金早年完成于法国巴黎东部小城的成名作,那个地方被研究者们称作“沙城”。《灭亡》完成的时间早在198年秋。当时,巴金将书稿寄回国内上海,本想拜托友人索非,在开明书店自费印刷出书,却被索非推荐给主编《小说月报》的大编辑叶圣陶。叶圣陶欣赏和推举这部作品,《灭亡》遂于次年元月,奇迹般地在《小说月报》连载,一时间轰动文坛。当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全书弥漫着一个革命者勇于牺牲却最终失败的悲剧气氛。信中提到“这是最近改订本”,显见是出了新版《灭亡》。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似为开明书店出版,我茫然无所知哓。周边诸友均未闻此著,我亦不知该向何方智者请教。网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而未果。及至数月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老友黄宾堂小饮,又无意间言及此惑。宾堂兄当即举杯与我一碰,竟说: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宾堂兄平日言笃,酒后话语却十分绵密流畅。想不到,经他如数家珍往下一说,众人止了喧哗,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话来:开明书店,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早在196年,先贤叶圣陶在上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几度风雨奋斗,到196年,开明书店声誉日隆,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势,苦心经营。周边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丐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一时间,应邀作家纷纷奋笔,为开明建社十年奉上佳作。个个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鲁彦、老舍、张天翼、靳以、王统照、吴祖缃、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叔华、萧乾、萧军、蹇先艾、郑伯奇、艾芜、沙汀、芦焚、沈从文、周文、茅盾、端木蕻良、蒋牧良等。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搬迁北京。

    大江东去,疾风骤雨,革命成功。到195年,全国城乡强力推行公私合营制度,是红色国家推行公有制理想的重要步骤,大势所趋,不可抗拒。爆竹声声里,开明不复明,历史最无情。195年4月1日,开明书店与共青团中央所属青年出版社合二为一,增加了“中国”二字,定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成立首届董事会。这位让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瞩目的首任董事长,就是后来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一公私合营者,称同志未必合适吧。

    宾堂兄喝了酒,不能不语惊四座。

    中青社成立后,连续推出《红岩》、《红日》、《红旗谱》,以及《创业史》等多部红色经典,概称“三红一创”,唱响中国。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飙横扫,当下把个中青社掀翻砸烂,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无论是开明社老编辑,抑或是十七年间新编辑,谁都干不下去了。整个出版社被迫停业,大伙儿都去“五七”干校,荷锄劳作罢。及至“文革”中期,由于毛泽东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点光,这才逐步恢复业务。苦难的人们,尝尽了又一个十年之苦。故事还没有完。先贤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先生,熬过劫难,仍在中青社做编审工作。当时中国出版界,苜要一桩急事,就是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名著正名,重新出版这些著作。古今中外文化结晶,不可能被一场狂暴革命所摧毁。精神焦渴啊!读者们蜂拥而上抢购“新书”,一时间人人读书,手不释卷,如同沙漠行者扑向绿洲甘泉。在这种情势下,一枇现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他们不是牛鬼蛇神。于是,叶至善先生主张重印开明版《十年》一书,并于1984年11月为这部优秀现代作家作品集写了《重印后记》。此著遂于次年重见天日,成为一个出版社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如今,在宾堂兄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书,巴金先生寄给黛莉小姐的《十年》,应是开明书店赠给作者两三本样书中的一本。196年,时间也是对的。光阴流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此著还在人间。

    叶至善先生后来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可能是当代作家叶兆言先生的伯父吧?

    宾堂一席话,知晓《十年》书,得来全不费功夫。历史文化传承有绪,焉能与之“决裂”?要大革文化之命,只有疯子才那么疯。

    印象中,宾堂兄还说了这样的话:当年在社里,时常见到民国年间的出版家和编辑家们,他们讲究真才实学,工作极端严谨,都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顶级宝贝。可叹身处逆境,人人受罪半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由此我想到,今日宝贝犹存,得到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了吗?

    对了,巴金先生这封信,使用的正是开明书店稿纸,竖排小格子,透着一种斯文。

    从信中可见,黛莉“又寄了钱来”,并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钱来送人”,这说明,理想主义者都将个人钱财看得很轻,深知“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黛莉之家应该相当富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这个样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