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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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位教授校长们听的非常高兴，不时就自己熟悉的工业领域发表看法。说起高兴的事情来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晚上，王树翰安排大家到餐厅吃饭，天气热，食物以清淡凉菜为主，菜虽然简单，就还是要喝的。张学良端起酒杯首先致辞道：“诸位先生，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干杯！”
“干杯！”
“学良是军人，不懂教育的事情，只能为诸位先生提供后勤援助，推推车，这个高等教育怎么搞，还是得你们说了算。我是不管的，但是有几点拙见不吐不快。”
“汉卿兄请讲！”
“不敢，我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首先，我是觉得，大学生年轻热血，易冲动被人鼓动，而政治这个东西，波谲云诡极其复杂，即使是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都讲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得失是非对此，何况青年乎！我想发出一个倡议，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我希望校园里能够远离政治纷争，同学们能够安安静静地上学。”众人听了都是沉默，自五四以来，学生们成为成为政治运动的排头兵，经常被各方势力鼓动上街游行示威，成为打击政敌的手段。教授们同情感动于学生们的爱国热诚，但也反对学生们无休无止的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也没有那个教授校长敢于阻止学生的行动，不然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砸下来谁也顶不住。
“汉卿兄，学生们搞政治运动荒废学业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基于爱国热诚组织游行示威对帝国主义表达愤慨施加压力总是好事啊！像去年你们东北与苏俄发生冲突，我们北平的师生组织数万人的大游行不就给你们巨大的支持吗？然后铁岭事件，日本人迫于全国人民巨大的压力不也撤退了吗？自北伐成功，国内反帝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洋人被迫退回了很多租界，这其中学生们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北大教授傅斯年说道。
张学良摇摇头，暗叹一声，“国内政治负责，国际政治外交更是复杂，其间利益交换暗箱操作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要我说，自民国以来，我们国家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都一塌糊涂，只有外交算是办的及格，顾少川这些外交家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是外交的专业人士，我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现在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民国外交，我觉得学生们的行动一半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另外一半实际上也对事情于事无补。”
“胡说八道！”傅斯年拍案而起，别看傅斯年圆圆脸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脾气却是相当的大。旁边胡适和李石曾连忙劝阻安慰。
“哦？傅教授对我的话很不认同？”这两年倒是第一次有人当众呵斥自己，张学良倒像是一夜间回到了当年大学辩论会，倒是没有生气。而且知道这位傅教授可是大名鼎鼎的傅大炮，傅斯年是山东人，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担任游行总指挥，之后赴英国德国留学，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918之前，他醉心于文学史学研究，918之后，痛感于民族危亡，他更多的参加政治，但是他绝不当官，只是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监督政府提出建议。他不侍权贵不媚上，大声疾呼炮轰贪官污吏，连续炮轰扳倒了孔祥熙、宋子文，连毛主席都被他当面呛过，小道消息，1919年当时还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主席被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傅斯年打了一巴掌。
“那我就来说说傅教授的成名之战五四运动吧！当年你是游行总指挥，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高喊他是卖国贼，烧了他的府邸。现在过了十一年，再回过头来看，曹汝霖是卖国贼吗？当年的政府是卖国政府吗？你们当年的行动于国何益？”张学良想起这段历史也是唏嘘不已，后来抗日政治爆发，当年被喊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顽固的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利诱不做汉奸，反而是当年学生运动冲在最前面火烧赵家楼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自甘堕落做了汉奸。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事过境迁，大家谁还不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被人欺负怎么能全怪在办外交的人身上。
“顾少川告诉我，当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强占山东并且提出二十一条，妄图亡我中华。当时的外交部就开始研究对策，为欧战的结束后和会的召开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力图通过参战成为战胜国而收回山东的权益。欧美国家为了压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是支持中国的主张的，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已经同意归还山东，只保留一些经济利益。当然日本为了面子上好看坚持口头承诺但不对外公布，英法美三国领袖作保。可以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是胜利的。可是你们在国内只是听到南方广东国民党宣传的一鳞半爪，不相信当时的政府，一意作抗争，搞五四运动搞示威游行进而搞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市罢工，给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只好指令代表团拒签，中国拒签巴黎协议，中国自外于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这这，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1922年日本不久将山东归还我国了吗，不就是后来华盛顿会议依照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保证做出的决定吗！而且诸位可以去查证我国及欧美各国的的外交档案，并可访问陆征祥等相关人等以作科学之求证。诸位，过去二十年之北洋政府，贪腐或许有之，官僚或许有之，黩武或许有之，但是卖国却绝对没有。”
“诸位先生需要明白，外交不是小儿过家家，不是非友即敌这么简单。外交的真谛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好勇斗狠。对外强硬多容易啊，而且还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可是作为一个弱国，我们有强硬的资本吗？我们只能利用列强之矛盾，以利益之交换，获取中国最大之利益，或者说让中国少受损失而已。当年，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全国罢课罢市，但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除了让当时的政府难受之外，对日本又有何影响，日本会因为你们的抗议就放弃山东了？”
“从晚清时起，就有这么一些人，于国家大事于战和大计空放大言，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流完全不顾当时中日军事实力之对比，只是空言喊打喊杀。五四时期之广东，内斗借外交之名全不顾国家之利益得失。北伐成功以来，南京中央外交部为了争取民心丝毫不顾忌国际外交准则，动辄以武力推行革命外交，我看迟早要闹出大事！”随着两年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当下来，张学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
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远东的不断扩张，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并在1922年签署《九国公约》。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也就是说，华盛顿体系是对各国在华利益进行了冻结，虽然说是保护了列强已经抢夺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中国不遭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为了获得更多的舆论和民心支持，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
革命外交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因为英美等国觉得一些次要无甚大利的利益，妥协一下还给中国也无大碍，因此九江、汉口的租借英国也就顺势归还了事。而关税主权的谈判能够开启，也因英、美等列强已经准备给予中国关税主权。但是当国民政府想将革命外交进一步用到苏联、日本头上的时候，就出了大事了。前者引发了中东路事件，苏军大举侵入东北。而后者直接造成了918事变。尤其要注意到这两次事件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上是空前的孤立，列强几乎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因为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座的教授们都参加了，有的像胡适当时是教授是倡导者，有的如傅斯年干脆就是亲身参与游行示威。张学良这么一竿子打死了一船人，但是刚刚收了他的一千万，而且言之凿凿也不好反驳。胡适连忙解围说道：“我看汉卿兄说的有道理啊！五四运动对我国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影响非常大，现在过去了十年多，确实应该好好总结一下，鹤寿兄，你是搞历史研究的，而且留学过德国、法国，又精通多门外语方便查阅洋人文献，不如你来主持五四研究，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陈寅恪点点头，胡适阻止了跃跃欲试的傅斯年，“孟真啊，你我在五四参与太深，恐怕不能保持史家的冷静和客观，再说这件事交给鹤寿兄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完又对张学良说道：“汉卿兄，请你继续！”
张学良微点点头，说道：“好吧！还有一事，我看诸位实在是太宠着学生了。我知道，诸位爱惜人才爱护自己的学生，但有些时候，爱之深则成溺爱就成害了他们了。现在有些学生，到学校完全就不是去读书的，整个将学校当成了官场，你就说北洋大学吧，竺校长要求教授不要兼职怎么了？很正当的要求啊，学生们居然想要赶走竺教授。我看啊，诸位校长，慈不掌兵啊！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对于那些不想着学习成天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老师和学生要采取强硬措施！”这话得到了众位校长的一致认同，事实上大家对这种学阀都很头疼，蔡元培在北大声望高吧？1922年竟然因为部分学生闹事要求取消讲义费而辞职！当时他气得浑身颤抖说要跟学生们决斗！五四时他就预见到，品尝到权利的滋味的学生们，欲望恐怕很难得到满足了。奈何学生们常常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居心叵测的人的支持，所以常常一点儿小事就闹得无可挽回的境地。
又说了一阵闲话，李石曾突然说道：“汉卿兄，我有一事相请，还请你答应！”李石曾是清代同治帝老师李鸿藻的第五个儿子，清末留学法国，加入了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在法国办过“勤工俭学会”、“里昂中法大学”等，在政治上、教育界，以及兴办各种事业上，均有很大声望。他这么郑重的请求，张学良连忙请他尽管提。
“前年，我们效法法国法国大学区的办法，在中国建立大学院、大学区，将北平的大学都合并成中华大学，以图简化行政提高效率，到现在两年时间来看，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我这个倡议人和实践者自然是难辞其咎，前面战事频仍我要勉力支撑。如今战事稍歇，我是该退位让贤了，汉卿兄啊，我想请你接任北平大学校长的职务。”
“我？煜瀛兄说笑了，我担任东北军政最高长官，还担任着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殚精竭虑尚且不能面面俱到，如何还能再担任校长。更何况，我年轻识浅，如何能够担任一校之长？不行不行！”
“诶！汉卿兄太过谦虚了，你在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东北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让我好生羡慕！我听说，汉卿兄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百忙之中每周还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小学兼职授课。我看这样吧，我们俩换一换，你来担任北平大学校长每周花半天时间处理公务即可，我去东北新民小学担任老师，全职。如何？我好歹留学法国从事教育事业多年，当个小学老师总比你称职吧！”李石曾极力劝着张学良，胡适也在一旁帮腔，当然不能太过明显，不能让李石曾觉得是在赶他走啊！
“煜瀛兄啊！你这是要将我架在火上烤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东大校长是怎么回事儿吗？我是嘛事不管，只管给钱，我…”说到这儿，张学良反应过来，这哪是让我当校长啊，这是让我当财神啊！张学良瞪大眼睛看着李石曾，李石曾看到张学良反应过来，摸着唇上的两撇胡子大笑起来，张学良也大笑起来。
“哈哈哈，好吧！这个财神我当了！”张学良爽快的答应了下来，对教育进行投资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今东北的财政改善，向北平教育界投资，即促进了中国的教育发展缓解东北高速发展中人才匮乏的问题，另外也能改善东北在全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形象，提高张学良的威望，何乐而不为呢！李石曾也是看到这一双赢的局面，所以才有此提议。
“北平大学原来是叫中华大学，与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合为中国的三中大学，是作为北方唯一的大学存在的。但是后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一直反对并入，中华大学只是合并了原来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俄文专修馆以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这八所学校，再叫中华大学有点儿名难副实，所以改名为北平大学，这段时间以来，北平大学与北京大学名字相近，外人经常搞混淆，依我看，不如改回原名仍叫中华大学，现在有汉卿兄担任校长，定能将这所新大学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大学。”李石曾的提议真是挠到了张学良的痒痒肉，以中华之名的大学，担任它的校长，培养最顶尖的人才，这是张学良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其他人也听明白了李石曾的弯弯绕，也帮着劝说，胡适小声对陈寅恪解释道：“我们给汉卿戴个高帽子，中华大学校长呢！他好意思不多投点儿钱？他多投一点儿钱在教育上，我们就能为中国多培养一名人才，好过他拿着钱去扩充军队啊！汉卿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识，学校的事情当然还是教授们说了算。”在校长们和教授们的一致支持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在李石曾等校长教授看来，中华大学是无足轻重的，当时筹建中华大学关键是要兼并一向拥有“最高学府”声誉的北京大学，兼并不成中华大学名字就太大了叫不下去。现在让张学良来接盘只是希望大财主张学良出点儿钱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已，至于提议重新改回中华大学纯粹是为了满足张学良的虚荣心让他陷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校长的虚幻中多掏钱而已。但是在张学良看来，这是领导中国教育界文化界最好的机会。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文化界一直与最高当局保持距离，对于政府始终持批评态度，虽然这对监督政府有些益处，但是也必须要说这经常损害政府的威信，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张学良领导抗日战争十分需要这些知名学者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舆论上给予强大的支持，因此，取得他们的好感，争取他们的支持，是当前张学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而对于他来说，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华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张学良不需要合并北大，在强大资金和邀请名师的基础上，给予教授们自由开放的教学研究环境，迟早中华大学能够超过北大，君不见，后世创建于1991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不过二十年时间就超过了建校百年而且是大陆大力发展的北大清华成为最吸引华人大学生的大学。而对于现在的北大，资金匮乏、管理混乱、学生不上课、教授没工资，张学良认为两到五年内，在他的大力扶持下，中华大学吸引力就将超过北大。
之后张学良又介绍了东北正在推行的新民小学建设情况，当听说东北已经建设了上百所容纳三千名小学生的小学时，众位教授都对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表示赞叹。张学良表示待关内战事停歇，准备也在河北山东推行全寄宿制小学校的大规模建设。通过使用标准化建造流程、预制块建造以及使用工兵，小学的建造费用被压到最低，但是建造质量是有保障的。按照张学良的预想，是准备在五年内在东北修建一千所新民小学，将东北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目前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现在张学良的管辖区域扩大到华北九省两市，张学良也准备重新制定计划，将新民小学计划扩展到华北，准备在十年内建设两千所新民小学，将华北整体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众位校长们闻听这一计划真是欢欣鼓舞，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感到高兴。
众人就着中国教育问题一直聊到深夜，直到几位年纪大的教授精力不济年纪大了才散，张学良吩咐谭海安排车送众位校长教授一位一位的送回家。
众位教授校长们听的非常高兴，不时就自己熟悉的工业领域发表看法。说起高兴的事情来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晚上，王树翰安排大家到餐厅吃饭，天气热，食物以清淡凉菜为主，菜虽然简单，就还是要喝的。张学良端起酒杯首先致辞道：“诸位先生，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干杯！”
“干杯！”
“学良是军人，不懂教育的事情，只能为诸位先生提供后勤援助，推推车，这个高等教育怎么搞，还是得你们说了算。我是不管的，但是有几点拙见不吐不快。”
“汉卿兄请讲！”
“不敢，我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首先，我是觉得，大学生年轻热血，易冲动被人鼓动，而政治这个东西，波谲云诡极其复杂，即使是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都讲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得失是非对此，何况青年乎！我想发出一个倡议，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我希望校园里能够远离政治纷争，同学们能够安安静静地上学。”众人听了都是沉默，自五四以来，学生们成为成为政治运动的排头兵，经常被各方势力鼓动上街游行示威，成为打击政敌的手段。教授们同情感动于学生们的爱国热诚，但也反对学生们无休无止的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也没有那个教授校长敢于阻止学生的行动，不然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砸下来谁也顶不住。
“汉卿兄，学生们搞政治运动荒废学业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基于爱国热诚组织游行示威对帝国主义表达愤慨施加压力总是好事啊！像去年你们东北与苏俄发生冲突，我们北平的师生组织数万人的大游行不就给你们巨大的支持吗？然后铁岭事件，日本人迫于全国人民巨大的压力不也撤退了吗？自北伐成功，国内反帝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洋人被迫退回了很多租界，这其中学生们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北大教授傅斯年说道。
张学良摇摇头，暗叹一声，“国内政治负责，国际政治外交更是复杂，其间利益交换暗箱操作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要我说，自民国以来，我们国家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都一塌糊涂，只有外交算是办的及格，顾少川这些外交家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是外交的专业人士，我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现在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民国外交，我觉得学生们的行动一半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另外一半实际上也对事情于事无补。”
“胡说八道！”傅斯年拍案而起，别看傅斯年圆圆脸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脾气却是相当的大。旁边胡适和李石曾连忙劝阻安慰。
“哦？傅教授对我的话很不认同？”这两年倒是第一次有人当众呵斥自己，张学良倒像是一夜间回到了当年大学辩论会，倒是没有生气。而且知道这位傅教授可是大名鼎鼎的傅大炮，傅斯年是山东人，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担任游行总指挥，之后赴英国德国留学，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918之前，他醉心于文学史学研究，918之后，痛感于民族危亡，他更多的参加政治，但是他绝不当官，只是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监督政府提出建议。他不侍权贵不媚上，大声疾呼炮轰贪官污吏，连续炮轰扳倒了孔祥熙、宋子文，连毛主席都被他当面呛过，小道消息，1919年当时还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主席被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傅斯年打了一巴掌。
“那我就来说说傅教授的成名之战五四运动吧！当年你是游行总指挥，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高喊他是卖国贼，烧了他的府邸。现在过了十一年，再回过头来看，曹汝霖是卖国贼吗？当年的政府是卖国政府吗？你们当年的行动于国何益？”张学良想起这段历史也是唏嘘不已，后来抗日政治爆发，当年被喊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顽固的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利诱不做汉奸，反而是当年学生运动冲在最前面火烧赵家楼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自甘堕落做了汉奸。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事过境迁，大家谁还不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被人欺负怎么能全怪在办外交的人身上。
“顾少川告诉我，当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强占山东并且提出二十一条，妄图亡我中华。当时的外交部就开始研究对策，为欧战的结束后和会的召开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力图通过参战成为战胜国而收回山东的权益。欧美国家为了压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是支持中国的主张的，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已经同意归还山东，只保留一些经济利益。当然日本为了面子上好看坚持口头承诺但不对外公布，英法美三国领袖作保。可以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是胜利的。可是你们在国内只是听到南方广东国民党宣传的一鳞半爪，不相信当时的政府，一意作抗争，搞五四运动搞示威游行进而搞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市罢工，给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只好指令代表团拒签，中国拒签巴黎协议，中国自外于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这这，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1922年日本不久将山东归还我国了吗，不就是后来华盛顿会议依照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保证做出的决定吗！而且诸位可以去查证我国及欧美各国的的外交档案，并可访问陆征祥等相关人等以作科学之求证。诸位，过去二十年之北洋政府，贪腐或许有之，官僚或许有之，黩武或许有之，但是卖国却绝对没有。”
“诸位先生需要明白，外交不是小儿过家家，不是非友即敌这么简单。外交的真谛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好勇斗狠。对外强硬多容易啊，而且还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可是作为一个弱国，我们有强硬的资本吗？我们只能利用列强之矛盾，以利益之交换，获取中国最大之利益，或者说让中国少受损失而已。当年，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全国罢课罢市，但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除了让当时的政府难受之外，对日本又有何影响，日本会因为你们的抗议就放弃山东了？”
“从晚清时起，就有这么一些人，于国家大事于战和大计空放大言，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流完全不顾当时中日军事实力之对比，只是空言喊打喊杀。五四时期之广东，内斗借外交之名全不顾国家之利益得失。北伐成功以来，南京中央外交部为了争取民心丝毫不顾忌国际外交准则，动辄以武力推行革命外交，我看迟早要闹出大事！”随着两年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当下来，张学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
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远东的不断扩张，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并在1922年签署《九国公约》。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也就是说，华盛顿体系是对各国在华利益进行了冻结，虽然说是保护了列强已经抢夺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中国不遭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为了获得更多的舆论和民心支持，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
革命外交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因为英美等国觉得一些次要无甚大利的利益，妥协一下还给中国也无大碍，因此九江、汉口的租借英国也就顺势归还了事。而关税主权的谈判能够开启，也因英、美等列强已经准备给予中国关税主权。但是当国民政府想将革命外交进一步用到苏联、日本头上的时候，就出了大事了。前者引发了中东路事件，苏军大举侵入东北。而后者直接造成了918事变。尤其要注意到这两次事件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上是空前的孤立，列强几乎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因为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座的教授们都参加了，有的像胡适当时是教授是倡导者，有的如傅斯年干脆就是亲身参与游行示威。张学良这么一竿子打死了一船人，但是刚刚收了他的一千万，而且言之凿凿也不好反驳。胡适连忙解围说道：“我看汉卿兄说的有道理啊！五四运动对我国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影响非常大，现在过去了十年多，确实应该好好总结一下，鹤寿兄，你是搞历史研究的，而且留学过德国、法国，又精通多门外语方便查阅洋人文献，不如你来主持五四研究，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陈寅恪点点头，胡适阻止了跃跃欲试的傅斯年，“孟真啊，你我在五四参与太深，恐怕不能保持史家的冷静和客观，再说这件事交给鹤寿兄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完又对张学良说道：“汉卿兄，请你继续！”
张学良微点点头，说道：“好吧！还有一事，我看诸位实在是太宠着学生了。我知道，诸位爱惜人才爱护自己的学生，但有些时候，爱之深则成溺爱就成害了他们了。现在有些学生，到学校完全就不是去读书的，整个将学校当成了官场，你就说北洋大学吧，竺校长要求教授不要兼职怎么了？很正当的要求啊，学生们居然想要赶走竺教授。我看啊，诸位校长，慈不掌兵啊！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对于那些不想着学习成天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老师和学生要采取强硬措施！”这话得到了众位校长的一致认同，事实上大家对这种学阀都很头疼，蔡元培在北大声望高吧？1922年竟然因为部分学生闹事要求取消讲义费而辞职！当时他气得浑身颤抖说要跟学生们决斗！五四时他就预见到，品尝到权利的滋味的学生们，欲望恐怕很难得到满足了。奈何学生们常常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居心叵测的人的支持，所以常常一点儿小事就闹得无可挽回的境地。
又说了一阵闲话，李石曾突然说道：“汉卿兄，我有一事相请，还请你答应！”李石曾是清代同治帝老师李鸿藻的第五个儿子，清末留学法国，加入了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在法国办过“勤工俭学会”、“里昂中法大学”等，在政治上、教育界，以及兴办各种事业上，均有很大声望。他这么郑重的请求，张学良连忙请他尽管提。
“前年，我们效法法国法国大学区的办法，在中国建立大学院、大学区，将北平的大学都合并成中华大学，以图简化行政提高效率，到现在两年时间来看，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我这个倡议人和实践者自然是难辞其咎，前面战事频仍我要勉力支撑。如今战事稍歇，我是该退位让贤了，汉卿兄啊，我想请你接任北平大学校长的职务。”
“我？煜瀛兄说笑了，我担任东北军政最高长官，还担任着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殚精竭虑尚且不能面面俱到，如何还能再担任校长。更何况，我年轻识浅，如何能够担任一校之长？不行不行！”
“诶！汉卿兄太过谦虚了，你在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东北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让我好生羡慕！我听说，汉卿兄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百忙之中每周还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小学兼职授课。我看这样吧，我们俩换一换，你来担任北平大学校长每周花半天时间处理公务即可，我去东北新民小学担任老师，全职。如何？我好歹留学法国从事教育事业多年，当个小学老师总比你称职吧！”李石曾极力劝着张学良，胡适也在一旁帮腔，当然不能太过明显，不能让李石曾觉得是在赶他走啊！
“煜瀛兄啊！你这是要将我架在火上烤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东大校长是怎么回事儿吗？我是嘛事不管，只管给钱，我…”说到这儿，张学良反应过来，这哪是让我当校长啊，这是让我当财神啊！张学良瞪大眼睛看着李石曾，李石曾看到张学良反应过来，摸着唇上的两撇胡子大笑起来，张学良也大笑起来。
“哈哈哈，好吧！这个财神我当了！”张学良爽快的答应了下来，对教育进行投资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今东北的财政改善，向北平教育界投资，即促进了中国的教育发展缓解东北高速发展中人才匮乏的问题，另外也能改善东北在全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形象，提高张学良的威望，何乐而不为呢！李石曾也是看到这一双赢的局面，所以才有此提议。
“北平大学原来是叫中华大学，与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合为中国的三中大学，是作为北方唯一的大学存在的。但是后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一直反对并入，中华大学只是合并了原来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俄文专修馆以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这八所学校，再叫中华大学有点儿名难副实，所以改名为北平大学，这段时间以来，北平大学与北京大学名字相近，外人经常搞混淆，依我看，不如改回原名仍叫中华大学，现在有汉卿兄担任校长，定能将这所新大学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大学。”李石曾的提议真是挠到了张学良的痒痒肉，以中华之名的大学，担任它的校长，培养最顶尖的人才，这是张学良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其他人也听明白了李石曾的弯弯绕，也帮着劝说，胡适小声对陈寅恪解释道：“我们给汉卿戴个高帽子，中华大学校长呢！他好意思不多投点儿钱？他多投一点儿钱在教育上，我们就能为中国多培养一名人才，好过他拿着钱去扩充军队啊！汉卿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识，学校的事情当然还是教授们说了算。”在校长们和教授们的一致支持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在李石曾等校长教授看来，中华大学是无足轻重的，当时筹建中华大学关键是要兼并一向拥有“最高学府”声誉的北京大学，兼并不成中华大学名字就太大了叫不下去。现在让张学良来接盘只是希望大财主张学良出点儿钱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已，至于提议重新改回中华大学纯粹是为了满足张学良的虚荣心让他陷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校长的虚幻中多掏钱而已。但是在张学良看来，这是领导中国教育界文化界最好的机会。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文化界一直与最高当局保持距离，对于政府始终持批评态度，虽然这对监督政府有些益处，但是也必须要说这经常损害政府的威信，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张学良领导抗日战争十分需要这些知名学者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舆论上给予强大的支持，因此，取得他们的好感，争取他们的支持，是当前张学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而对于他来说，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华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张学良不需要合并北大，在强大资金和邀请名师的基础上，给予教授们自由开放的教学研究环境，迟早中华大学能够超过北大，君不见，后世创建于1991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不过二十年时间就超过了建校百年而且是大陆大力发展的北大清华成为最吸引华人大学生的大学。而对于现在的北大，资金匮乏、管理混乱、学生不上课、教授没工资，张学良认为两到五年内，在他的大力扶持下，中华大学吸引力就将超过北大。
之后张学良又介绍了东北正在推行的新民小学建设情况，当听说东北已经建设了上百所容纳三千名小学生的小学时，众位教授都对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表示赞叹。张学良表示待关内战事停歇，准备也在河北山东推行全寄宿制小学校的大规模建设。通过使用标准化建造流程、预制块建造以及使用工兵，小学的建造费用被压到最低，但是建造质量是有保障的。按照张学良的预想，是准备在五年内在东北修建一千所新民小学，将东北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目前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现在张学良的管辖区域扩大到华北九省两市，张学良也准备重新制定计划，将新民小学计划扩展到华北，准备在十年内建设两千所新民小学，将华北整体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众位校长们闻听这一计划真是欢欣鼓舞，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感到高兴。
众人就着中国教育问题一直聊到深夜，直到几位年纪大的教授精力不济年纪大了才散，张学良吩咐谭海安排车送众位校长教授一位一位的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