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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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袁皓和项北在那之后很久才知道的，几乎就在那场荒诞的决赛同时，在北京西北郊外的八一体工大队红山口训练基地内，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大讨论——这就是曾经被美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1992年6月22日至27日）。
就像是中国社会任何领域的改革所要面对的重重阻力一样，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也是各种观点和利益之间互相斗争、妥协的结果。一个很小的细节足以说明这种矛盾：为了将会场布置得更有足球气息，有人提出将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旗帜并列放在主席台背后，这个方案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却也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主席台的背景是，并且只能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与此同时，《中国体育报》的头版头条打出了《严峻形势驱动改革战车》的题目，并展开了“路在何方”的研讨。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改革的潮流。在**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主持下，会议最终定下了职业联赛的基调，历史的车轮以义无反顾之势向前方缓缓滚动。
这场改革在足球从业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那些省队、市队、体工大队摇身一变，纷纷被冠以“某某足球俱乐部”的名义，由体委领导的足球队变成了企业和政府共同打造的“城市名片”；而那些曾经只能领着微薄的津贴（并且主力替补待遇毫无区别）度日的专业队员，也在两年之后的第一届甲A联赛开始的同时，成了万人敬仰的“城市英雄”，成了改革大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都在热切地期待着1994年的到来。
但至少在1992年的那个夏天，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还没有波及到袁皓和项北的身上。百队杯决赛之后，袁皓和项北不得不暂时停止训练，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他们的学业上——他们去体校练足球毕竟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的性质，作为初二的学生，生活中的主题却是日复一日的上课、考试。
这对于袁皓来说不成问题——从小就爱看书的他虽然迷上了足球，却并没有落下功课，他似乎是个天生的读书的好材料，别人要用一小时做完的功课，袁皓只需要花半个小时不到就搞定了。中学的老师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的成绩单——所以尽管袁皓“不务正业”地去体校练足球，又时不时地闹出逃课、打架等出格的“坏事”，但他仍然是所有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谁让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可项北就不行了。学校和教室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囚笼，上课铃声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入狱服刑的宣判，可下课铃声又像是一种生命的解脱——尽管铃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尽管每次“干坏事”的时候都是跟袁皓一起，却只有项北被看成是典型的“坏学生”，这让他很不平衡。项北最期待的时候就是放学之后在球场上度过的那段时间，既然体校的训练暂时停止，那么他每天就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踢球直到天黑，如果不是这样，他会被这个无情的学校生生给憋死。
但许笑白却很高兴，她终于又能跟袁皓和项北一同上学、放学了，并且，她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每天放学之后在操场边等着他们一起回家。不同的是，那时候球场上只有项北一个人，现在是项北与袁皓两个。许笑白可不是那种只知道在场下尖叫的女学生，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她对足球的了解甚至连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许笑白每天在场边观察着，她渐渐发现，项北的球踢得非常棒，他的各项技术能力都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是个典型的优秀选手；袁皓同样踢得很好，但或许是位置的原因，他的个人发挥并不抢眼，但他这一队却很少输球。
关于这一点，许笑白曾经与父亲许爱民讨论过。许爱民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的，在他看来，如果在战场上，项北就是个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的勇猛的将军，一匹俊马，一柄战刀，在大漠孤烟之中留下孤独的背影，所向披靡；而袁皓则是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他更注重集体的力量，令旗指处，旌旗飞扬，任你千军万马杀到，我只需摆下空城一座，抚琴一曲就能退敌。许爱民眼光果然犀利，几年之后一位精明的德国老人做出了相同的评价，那是袁皓和项北在欧洲的启蒙教练，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许笑白却女孩儿心态，她是从星座的不同去分析的。项北11月13日生，天蝎座，性格中有孤僻的一面，爱独来独往，对好朋友（比如袁皓和自己）好得不能再好，但对其它人却十分冷漠，爱理不理的。天蝎座的人往往性格坚强，外冷内热，是个“易燃品”，容易爆发。袁皓则是8月5日生，狮子座，性格上活泼开朗，对人热情友善，讲义气，有非凡的领导才能和王者气质，他好像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并且在任何圈子里都能成为焦点。跟袁皓在一起总好像是天气晴朗的日子，浑身上下暖洋洋的。
许笑白分析来分析去就分析歪了……
+++++++
时间就像是穿过十指的流沙，你想抓住他们，他们却挣脱着跑掉了。转过一年的3月，冬天刚刚褪去了它肆虐的寒冷，春天就迫不及待地从微风中悄悄地回来了。枯黄的草坪里星星点点地露出了翠绿的颜色，绿色既是养眼的颜色，同时又孕育着一整年的希望。午后温暖的阳光慷慨地泼洒在大地上，也照耀在袁皓和项北的身上。
他们俩是来参加陈指组织的新球队的——17岁以下年龄组的北京市足球队，这就是陈建民送给两人的礼物。前面已经说过，在百队杯决赛结束之前，陈建民就已经得到了调令，要在全市范围内选拔出优秀的足球苗子，组成一支17岁以下年龄组的球队训练、比赛，这支球队不仅担负着相应的比赛任务，同时还将为那支即将成立的职业联赛俱乐部输送人才。换句话说，在这支球队踢得出色的话，就有可能被选进职业联赛俱乐部的二队，而进入了二队，也就看到了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的希望。
毫无疑问，来到这支球队的全都是该年龄段的足球精英，而且大多数是16、17岁，袁皓与项北这时候才15岁，他们属于“跳级”入队的，这当然得感谢陈建民，后者对这俩孩子有着很深的了解，虽然这是个身体快速发育的年龄，相差一岁的球员身体上的差距也是巨大的，但陈建民坚信这俩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在队中立足。不只是他们俩，还有一位15岁的球员也被陈建民招了进来，他就是八一中学的那个守门员——安然。
安然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的两个“老朋友”——一个是被自己双拳打晕的西城体校后卫，另一个则是他们那个爱挑事儿的前锋。
事实上安然在那场决赛后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很想亲自去探望袁皓，亲口对他说声对不起；但另一方面又恨透了项北，这个粗野的家伙，害得我也被红牌罚下。但安然毕竟是小孩儿心性，这些念头也只在心里想了想，后来听教练说那个后卫没什么大事儿，也就不再挂怀——对项北虽然仍旧比较讨厌，但也不至于恨之入骨。他只是十分郁闷八一中学最后也没有得到冠军，八一中学在决赛中战胜了西城体校，但在市足协领导的眼皮底下打架斗殴，这绝不是件小事情。市足协领导当场决定取消两支球队的成绩，将冠军荣誉颁发给了第三名。
安然犹豫了一下，但还还是大方地走了过去，先是同袁皓打了招呼：“你叫袁皓是吧，刚点名的时候我记住了。那次比赛……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人都这么表态了，袁皓还能怎样？虽然袁皓心里还是不大舒服，可面子上总要过得去，“嗨！都是为了踢球，小意思！”
“那个……项北，”安然稍微顿了顿，伸出右手，“咱们之后就是队友了，之前的那些事儿，就过去了吧？”说完双目直视项北。
项北远没有袁皓那么好说话，其实他也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他没有吭声，只是侧过脸去，伸手在安然掌心拍了一下。
安然笑了笑，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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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袁皓和项北在那之后很久才知道的，几乎就在那场荒诞的决赛同时，在北京西北郊外的八一体工大队红山口训练基地内，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大讨论——这就是曾经被美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1992年6月22日至27日）。
就像是中国社会任何领域的改革所要面对的重重阻力一样，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也是各种观点和利益之间互相斗争、妥协的结果。一个很小的细节足以说明这种矛盾：为了将会场布置得更有足球气息，有人提出将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旗帜并列放在主席台背后，这个方案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却也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主席台的背景是，并且只能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与此同时，《中国体育报》的头版头条打出了《严峻形势驱动改革战车》的题目，并展开了“路在何方”的研讨。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改革的潮流。在**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主持下，会议最终定下了职业联赛的基调，历史的车轮以义无反顾之势向前方缓缓滚动。
这场改革在足球从业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那些省队、市队、体工大队摇身一变，纷纷被冠以“某某足球俱乐部”的名义，由体委领导的足球队变成了企业和政府共同打造的“城市名片”；而那些曾经只能领着微薄的津贴（并且主力替补待遇毫无区别）度日的专业队员，也在两年之后的第一届甲A联赛开始的同时，成了万人敬仰的“城市英雄”，成了改革大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都在热切地期待着1994年的到来。
但至少在1992年的那个夏天，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还没有波及到袁皓和项北的身上。百队杯决赛之后，袁皓和项北不得不暂时停止训练，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他们的学业上——他们去体校练足球毕竟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的性质，作为初二的学生，生活中的主题却是日复一日的上课、考试。
这对于袁皓来说不成问题——从小就爱看书的他虽然迷上了足球，却并没有落下功课，他似乎是个天生的读书的好材料，别人要用一小时做完的功课，袁皓只需要花半个小时不到就搞定了。中学的老师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的成绩单——所以尽管袁皓“不务正业”地去体校练足球，又时不时地闹出逃课、打架等出格的“坏事”，但他仍然是所有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谁让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可项北就不行了。学校和教室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囚笼，上课铃声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入狱服刑的宣判，可下课铃声又像是一种生命的解脱——尽管铃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尽管每次“干坏事”的时候都是跟袁皓一起，却只有项北被看成是典型的“坏学生”，这让他很不平衡。项北最期待的时候就是放学之后在球场上度过的那段时间，既然体校的训练暂时停止，那么他每天就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踢球直到天黑，如果不是这样，他会被这个无情的学校生生给憋死。
但许笑白却很高兴，她终于又能跟袁皓和项北一同上学、放学了，并且，她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每天放学之后在操场边等着他们一起回家。不同的是，那时候球场上只有项北一个人，现在是项北与袁皓两个。许笑白可不是那种只知道在场下尖叫的女学生，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她对足球的了解甚至连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许笑白每天在场边观察着，她渐渐发现，项北的球踢得非常棒，他的各项技术能力都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是个典型的优秀选手；袁皓同样踢得很好，但或许是位置的原因，他的个人发挥并不抢眼，但他这一队却很少输球。
关于这一点，许笑白曾经与父亲许爱民讨论过。许爱民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的，在他看来，如果在战场上，项北就是个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的勇猛的将军，一匹俊马，一柄战刀，在大漠孤烟之中留下孤独的背影，所向披靡；而袁皓则是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他更注重集体的力量，令旗指处，旌旗飞扬，任你千军万马杀到，我只需摆下空城一座，抚琴一曲就能退敌。许爱民眼光果然犀利，几年之后一位精明的德国老人做出了相同的评价，那是袁皓和项北在欧洲的启蒙教练，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许笑白却女孩儿心态，她是从星座的不同去分析的。项北11月13日生，天蝎座，性格中有孤僻的一面，爱独来独往，对好朋友（比如袁皓和自己）好得不能再好，但对其它人却十分冷漠，爱理不理的。天蝎座的人往往性格坚强，外冷内热，是个“易燃品”，容易爆发。袁皓则是8月5日生，狮子座，性格上活泼开朗，对人热情友善，讲义气，有非凡的领导才能和王者气质，他好像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并且在任何圈子里都能成为焦点。跟袁皓在一起总好像是天气晴朗的日子，浑身上下暖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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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来到这支球队的全都是该年龄段的足球精英，而且大多数是16、17岁，袁皓与项北这时候才15岁，他们属于“跳级”入队的，这当然得感谢陈建民，后者对这俩孩子有着很深的了解，虽然这是个身体快速发育的年龄，相差一岁的球员身体上的差距也是巨大的，但陈建民坚信这俩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在队中立足。不只是他们俩，还有一位15岁的球员也被陈建民招了进来，他就是八一中学的那个守门员——安然。
安然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的两个“老朋友”——一个是被自己双拳打晕的西城体校后卫，另一个则是他们那个爱挑事儿的前锋。
事实上安然在那场决赛后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很想亲自去探望袁皓，亲口对他说声对不起；但另一方面又恨透了项北，这个粗野的家伙，害得我也被红牌罚下。但安然毕竟是小孩儿心性，这些念头也只在心里想了想，后来听教练说那个后卫没什么大事儿，也就不再挂怀——对项北虽然仍旧比较讨厌，但也不至于恨之入骨。他只是十分郁闷八一中学最后也没有得到冠军，八一中学在决赛中战胜了西城体校，但在市足协领导的眼皮底下打架斗殴，这绝不是件小事情。市足协领导当场决定取消两支球队的成绩，将冠军荣誉颁发给了第三名。
安然犹豫了一下，但还还是大方地走了过去，先是同袁皓打了招呼：“你叫袁皓是吧，刚点名的时候我记住了。那次比赛……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人都这么表态了，袁皓还能怎样？虽然袁皓心里还是不大舒服，可面子上总要过得去，“嗨！都是为了踢球，小意思！”
“那个……项北，”安然稍微顿了顿，伸出右手，“咱们之后就是队友了，之前的那些事儿，就过去了吧？”说完双目直视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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