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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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深呼吸一口,捅了捅正在用含煳不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é:
“哎,rené, 沥川的病,你再讲详细点。”
他回过神来,反问:“刚才那些,你听了还不够?还不怕?”
“不够。你说了一大堆术语,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我说,“这么说,沥川的腿,不是因为车祸?”
“是车祸发现的。”rené说,“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半道上出了车祸。他妈妈死掉了,他的大腿受了轻伤,可是好久也不好,还痛得要命,接着就查出了骨癌。恶性的。当时医生说,情况太严重,就算做手术也没什么机会。于是就进行了保守的化疗。”
“……”
“那时,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一家人伤心得要命。想不到化疗之后,运气不错,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于是,alex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之后继续化疗,恢复得很好。有整整八年没有复发。在这些年中,连医生都告诉我们,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虽然走路不方便,可是,他可以像一个常人那样生活,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
瞬时间,故事所有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的扣上了:“六年前,沥川突然离开我,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再次恶化?”
rené点头:“沥川每半年都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那一年回瑞士,他被查出癌症转移到了肺部。你知道,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他说,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只有十七岁,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伤心。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宁愿你恨他一辈子。所以,他下定决心离开你。”
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抽泣出声:“那他……那五年……是不是过得很苦?”
rené叹了一口气,点点头:“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人瘦得脱了形,头发也掉光了,非常虚弱,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说真的,他的样子完全变了,就算你见了,也不会认得他。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此外,他还有骨痛和幻肢痛,有几次,实在太痛苦,他想一死了之,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总之……那三年,若不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é叹道:“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安妮,你做好准备,等会儿他醒了,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é,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é,什么是mds?”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之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疑》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吗?”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é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é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 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勐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着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彷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士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 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彷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 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 when? (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功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动,双目直视天花板,沉重地喘气:“我要她……立即离开。”
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一群护士冲进来,为首的是值班医生。
护士长连忙对我说:“谢小姐,病人情绪不佳,情况也不好,你还是回避吧。”
说罢,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
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长出来了。见我仍旧守在门外,也不坐,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苦笑着摇头。
“他怎么样?没事吧?”我赶紧问。
“暂时脱离危险。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至少好好地睡一觉。”
“哪个病房?”我问。
“407。”
“我去看看。”我拔腿就走。
“唉――”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
407是单间隔离病房。
我悄悄地走进去,以为沥川睡着了。不料,他竟睁着眼,迅速地发现了我。
迟疑片刻,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hi――”我心疼坏了,顾不得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你觉得好些了吗?”
他张嘴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把耳朵凑到他面前。
他说:“回去……睡觉。”
到底还是顾念我,心头微微一暖,我的眼眶顿时发红:“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有……护士。”
“我知道。”
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他用力咬了咬牙,身子卷起来,手紧紧拽住床单,出了一头冷汗。
“不舒服吗?”我紧张地看着他,“我去叫医生。”
“不……”
他急促地喘气,又似被痰堵住,想咳嗽,又咳不出,胸口发出嘶鸣之声,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冲出去叫护士,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半抱着他,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折腾了十几分钟,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本已疲惫不堪,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彷佛随时都可能出事。一时间又急又怕,睡意全无。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回来时,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护工的衣服。
“rené,这位是?”我端着咖啡,顾不得礼貌,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
“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叫小穆。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非常专业、也非常仔细。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再说,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脾气特大还别扭。在苏黎士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还管用。”
我莞尔。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尤其是我。在这一方面,他异常顽固,我已领教多次了。
“嗨,小秋,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快回家睡一会儿吧。这里有我,你明天再来。”
我坚决摇头:“我不放心,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呆着。”
“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rené观察我的脸,“别沥川的病好了,你倒下了。”
“不是我不想睡,可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rené想了想,说:“这样吧。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你去那儿休息吧。”
“rené,”我忽然说,“我得洗个澡。”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深呼吸一口,捅了捅正在用含煳不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é:
“哎,rené, 沥川的病,你再讲详细点。”
他回过神来,反问:“刚才那些,你听了还不够?还不怕?”
“不够。你说了一大堆术语,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我说,“这么说,沥川的腿,不是因为车祸?”
“是车祸发现的。”rené说,“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半道上出了车祸。他妈妈死掉了,他的大腿受了轻伤,可是好久也不好,还痛得要命,接着就查出了骨癌。恶性的。当时医生说,情况太严重,就算做手术也没什么机会。于是就进行了保守的化疗。”
“……”
“那时,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一家人伤心得要命。想不到化疗之后,运气不错,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于是,alex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之后继续化疗,恢复得很好。有整整八年没有复发。在这些年中,连医生都告诉我们,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虽然走路不方便,可是,他可以像一个常人那样生活,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
瞬时间,故事所有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的扣上了:“六年前,沥川突然离开我,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再次恶化?”
rené点头:“沥川每半年都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那一年回瑞士,他被查出癌症转移到了肺部。你知道,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他说,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只有十七岁,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伤心。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宁愿你恨他一辈子。所以,他下定决心离开你。”
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抽泣出声:“那他……那五年……是不是过得很苦?”
rené叹了一口气,点点头:“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人瘦得脱了形,头发也掉光了,非常虚弱,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说真的,他的样子完全变了,就算你见了,也不会认得他。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此外,他还有骨痛和幻肢痛,有几次,实在太痛苦,他想一死了之,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总之……那三年,若不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é叹道:“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安妮,你做好准备,等会儿他醒了,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é,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é,什么是mds?”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之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疑》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吗?”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é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é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 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勐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着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彷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士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 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彷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 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 when? (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功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动,双目直视天花板,沉重地喘气:“我要她……立即离开。”
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一群护士冲进来,为首的是值班医生。
护士长连忙对我说:“谢小姐,病人情绪不佳,情况也不好,你还是回避吧。”
说罢,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
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长出来了。见我仍旧守在门外,也不坐,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苦笑着摇头。
“他怎么样?没事吧?”我赶紧问。
“暂时脱离危险。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至少好好地睡一觉。”
“哪个病房?”我问。
“407。”
“我去看看。”我拔腿就走。
“唉――”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
407是单间隔离病房。
我悄悄地走进去,以为沥川睡着了。不料,他竟睁着眼,迅速地发现了我。
迟疑片刻,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hi――”我心疼坏了,顾不得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你觉得好些了吗?”
他张嘴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把耳朵凑到他面前。
他说:“回去……睡觉。”
到底还是顾念我,心头微微一暖,我的眼眶顿时发红:“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有……护士。”
“我知道。”
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他用力咬了咬牙,身子卷起来,手紧紧拽住床单,出了一头冷汗。
“不舒服吗?”我紧张地看着他,“我去叫医生。”
“不……”
他急促地喘气,又似被痰堵住,想咳嗽,又咳不出,胸口发出嘶鸣之声,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冲出去叫护士,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半抱着他,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折腾了十几分钟,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本已疲惫不堪,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彷佛随时都可能出事。一时间又急又怕,睡意全无。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回来时,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护工的衣服。
“rené,这位是?”我端着咖啡,顾不得礼貌,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
“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叫小穆。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非常专业、也非常仔细。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再说,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脾气特大还别扭。在苏黎士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还管用。”
我莞尔。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尤其是我。在这一方面,他异常顽固,我已领教多次了。
“嗨,小秋,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快回家睡一会儿吧。这里有我,你明天再来。”
我坚决摇头:“我不放心,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呆着。”
“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rené观察我的脸,“别沥川的病好了,你倒下了。”
“不是我不想睡,可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rené想了想,说:“这样吧。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你去那儿休息吧。”
“rené,”我忽然说,“我得洗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