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香山上的较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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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学校,有写诗歌的,有写散文的,有写游记的,都往网上发。我们宿舍也 很快乐,却自感无话可说。晚上我去徐涛他们宿舍聊天,终于把我和杨伟同学智斗 歹徒,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英勇事迹嘚瑟了一下。徐涛一拍大腿叫,还 有这事?见义勇为啊,可以上校报啦!当即给“学通社”的记者——就是朱丹红的 某个师弟或师妹——打电话,让来采访我。我兴奋地推辞说,不要了吧?我做好事 二十年从来不留名,我很低调的啊。但是徐涛挂了电话,很关切地安慰我,已经定 下了,你就不用谦虚了,回去准备一下怎么接受采访吧。班领导的话让我倍觉温暖,但考虑到他年底的工作总结又有半页可以写,我也不用特意感谢他。 话说某某同志做好事总被人民群众发现,主要是他动作太慢。我和杨伟身手敏
捷,但躲来躲去,还是被校报记者采访住了。考虑到那个齐耳短发的新闻妹神情很 严肃,我和杨伟将受访地安排在了校园里的一棵古松下。我们仨往底下一站,这样 的事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简直是绝配了。采访开始后,我基本没让杨伟 同学说话。英雄事迹是有普遍意义的,他的河南味太重了。我重点强调了敌我力量 对比的悬殊,和我内心深处个人安危与群众安危的矛盾与挣扎,至于受到古今中外 英雄人物的激励,那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伟大的他们,也就没有今天的伟大的我们 俩。那些爱看娱乐频道的师弟师妹们,自己去下面惭愧去吧。受访到最后,我为让 新闻妹确信那事真的发生过,特意叫杨伟表演了一套少林拳;俯卧撑,我在那棵古 松下,配合着做了仨。遒劲的苍松见证着我高尚的情操,明年它还会再发新芽。收 功后我强烈要求进一步提供人证、物证和书证,但新闻妹说就先这样吧,最多也就 登个火柴盒了。我和杨伟,倒也省事了。
两天以后我去图书馆还书,特意关注了一下门口的阅报栏,不想我和杨伟的大 名已经在校报上面了。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上报纸,虽然传播范围仅限于校内,还 是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我回到宿舍很不好意思地提了两句,他们竟很好意思地让 我和杨伟请客,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庆贺。我于是给金铭打电话,把我俩请客的买单 人给叫来了。
我们宿舍人跟着金铭一起往校外走……他胳肢窝夹着小黑包,昂首挺胸,两只 小短腿捯腾得飞快,一脸严肃。我们也不知他要带我们去哪里,只感觉我们一帮人 正肩负着神奇的使命,跟老大走向一个龙潭虎穴、风云际会、神秘莫测的江湖地, 比如漕运码头,或上海滩;而我们一伙人,不是闯业者,就是拆迁队,或者武工团。 可惜走到半道上,金铭同志开始跟杨伟眉来眼去,卿卿我我,拉拉扯扯,摸摸索索, 把我们肃穆而脉动的气氛搅得有些稀薄。我凑上去探摸我们机构的内幕,他俩就像 初恋的男女似的红着脸蛋迅即分开了。我估计他俩定有见不得人的交易,但为维护 我们出去混的气氛,我想我还是多担待一些吧。
出来校门没走多远,金铭的奔驰车就停在马路边。好家伙!那么宽,那么长,那么亮。这真的是出去混的啊!金铭这车我坐过,他们还都没见过。我故作镇静地 径直往奔驰车跟前走,金铭还真配合,“叽”一声摁了下遥控器,四门“啪嗒”一 下全开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几个在我身后“哇”地一声叫,跟土匪似的全 扑上来了。杨伟不自量力地想上副驾驶座儿——可能是金铭路上跟他说了两句话, 他觉得他的身份跟我们不一样了吧——可惜我不承认他,肩膀一扛,把他顶到一边 了。前门失意后,他再往后门跑,后排座上人已经坐满了。这辆车核定乘客是五人, 可我们有六个,杨伟同学只得蹲在前排座与后排座之间了。好在后排空间非常大, 杨伟同学蹲那儿还算舒服吧。金铭拉上安全带,对他说,你现在抬头看窗外没问题, 等会儿看见警察了,赶紧趴下,别让警察发现了。杨伟同学不服气,说:
“我靠!头一回坐你的车,还跟个地下工作者似的。” 我们都争做金铭的代言人,挤对他:“没给你戴手铐,已经便宜你了。要不我们坐车,你跟后面跑着吧?” 杨伟同学于是满面羞愧地把头低下。
金铭一踩油门,我们一宿舍人就蹿出去了。夜色降临,华灯齐放,车流如灯河, 高楼大厦上霓虹乱闪烁……坐在奔驰车里看北京,那种感觉很拉风,一会儿工夫就 感觉我们个个变成了精英。过道口时碰上一窝蜂似的自行车,一辆辆地往车头前面 *,让我们时速能达二百五的高级轿车也寸步难行了。我刚探出窗口想骂那些不 让道的骑车人,他们已经仰脸望着我,骂出了我正要骂的话:“一帮土鳖,素质真差!”金铭拉着我们一宿舍的人,直接开到了号称亚洲第一大号的购物中心的停车 场,乘电梯上到五层的美食一条街,拣最大个儿的餐馆杀进去,到包间里面坐下。 这馆子棒极了,后门桥的茶馆——一品轩!酒要好的,肉要贵的,围着农民伯伯 的粮食,我们就糟践起来。服务员都穿着红旗袍,前凸后翘,很吸引眼球。但我 们顾不上耍流氓,净顾着跟金铭表功了。崔震说他当时撮了一肚子火,肺都气炸了; 李舒男说他嗓子都骂劈了,从没这么粗鲁过;牛犇说他差一点给驻京办打电话, 叫他的叔叔伯伯们都过来;杨伟说他手都砸肿了,全身酸麻,再过一会儿就得吃 肉补补了。我说:“金铭,你瞧多悬吧!若不是我现场调度指挥得好,杨伟一旦支持不住,你的 小命可就玩完了。”
金铭一脸羞愧地点着头,点了半个多小时后,已深感不聊表寸心,将食不下咽, 出去给我们买烟抽。他一出去,我们开始奋力吃菜,等他回来,我们已把菜吃完。 金铭也是好样的,“红塔山”一人给我们买了一条。这可是难得一买的好烟啊,平 时我们买的最贵的才是“都宝”。拿着红塔山,我们开始专门喝酒:
“干杯,干杯,Cheers !……” 干完一瓶五粮液,又走一箱啤酒。喝到畅快时,我拿起我的那条红塔山当棒子,模拟杨伟砸木桩似的砸那个运动员的头。大家全都很快乐,又下一箱啤酒。我于是 更加起劲了,忽想起小时唱过一首儿歌叫《拔萝卜》,开始砸着木桩唱:打坏蛋,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不死, 老太太,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打坏蛋。大家一听,全都拿起自己的那条红塔山,去桌子上敲拍子,一起合唱:打坏蛋,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不死, 老太太,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打坏蛋。
…………乐到最后,谁说起校报上竟然也登了我的大名,都嚷嚷说,这一次是金铭,下一次得马杰请客。我只好很谦虚地把军功章跟杨伟留下一半,剩下那一半掰成三份 分给那仨人,然后又坐金铭的奔驰回来。
下来车,一帮人酒气熏天地往宿舍走。我搂住杨伟的肩膀,把嘴凑到他耳边: “你丫讹了金铭多少钱?” 杨伟还是很狡猾的,支支吾吾地抵赖说:“什么……讹什么钱?没钱!” 我说:“你丫还装?出去之前,在校园里,你俩拉拉扯扯我都看见了。再不承
认,我搜了啊!” 伸手去他兜里摸,他晃着肩膀说:“别闹,别闹……给了一千。我没跟他借,
是他主动的……这不合适,不应该……” 我喷口酒气说:“靠!是不合适。丫真够抠门的!” 杨伟翻着白眼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着也得在一千后面加个‘万’。” 杨伟猛力晃开我肩膀:“太黑了吧?他有那么多钱吗?” 我说:“他即便没有,也值这个价——他爸是煤老板。” 杨伟说:“你歇着吧!这一千块钱是我借的,我还要还给他呢。” 我说:“别还,别还。你要不想要,先给我,我替你保管……” 正闹着,几个穿球衣的特招生人高马大地迎面晃过来。“刷”一下,我脑海中
划过了一道闪电:虽然校报上只登了个火柴盒,但毕竟我和杨伟的系别、姓名都在 上面,万一被 8 号和 13 号看到了,他们会不会上门寻仇啊?如果两个庞然大物堵 住了我们的宿舍门,我和杨伟要是在外面,没法回去睡觉了;要是在室内,可能只 有跳楼一途。
我惊出一身冷汗,让牛犇、崔震、李舒男他们先回去,拉杨伟到阅报栏跟前, 围着阅报栏研究如何把报纸偷出来。管阅报栏的人拿新换旧时,没见他们砸过玻璃, 肯定有办法在不惊动校方的情况下将校报偷走。果然阅报栏后面有把锁,一拉,开 一道缝,报纸能看见,指头够不着。我让杨伟找根小树棍,我从缝隙里伸进去拨拉。 报纸都捅烂了,也没弄出来,显然棍子这东西不大顺手。最后我俩去外面买了一把 小镊子,歪脖子的那种,伸进去一夹,轻轻松松地把报纸从缝隙里拉出来了。我们如法炮制,连夜作案,终于把全校阅报栏里的校报全部偷完。 回到宿舍后,我俩把校报一人发了他们一张,嘱咐他们好好收藏,为安全起见,
仅在室内阅读。可见“好事不出门”这种现象,竟源自人们对人身安全方面的追求。 至于为何“丑事”可以“传千里”,至今我也没有搞懂。(未完待续)
回来学校,有写诗歌的,有写散文的,有写游记的,都往网上发。我们宿舍也 很快乐,却自感无话可说。晚上我去徐涛他们宿舍聊天,终于把我和杨伟同学智斗 歹徒,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英勇事迹嘚瑟了一下。徐涛一拍大腿叫,还 有这事?见义勇为啊,可以上校报啦!当即给“学通社”的记者——就是朱丹红的 某个师弟或师妹——打电话,让来采访我。我兴奋地推辞说,不要了吧?我做好事 二十年从来不留名,我很低调的啊。但是徐涛挂了电话,很关切地安慰我,已经定 下了,你就不用谦虚了,回去准备一下怎么接受采访吧。班领导的话让我倍觉温暖,但考虑到他年底的工作总结又有半页可以写,我也不用特意感谢他。 话说某某同志做好事总被人民群众发现,主要是他动作太慢。我和杨伟身手敏
捷,但躲来躲去,还是被校报记者采访住了。考虑到那个齐耳短发的新闻妹神情很 严肃,我和杨伟将受访地安排在了校园里的一棵古松下。我们仨往底下一站,这样 的事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简直是绝配了。采访开始后,我基本没让杨伟 同学说话。英雄事迹是有普遍意义的,他的河南味太重了。我重点强调了敌我力量 对比的悬殊,和我内心深处个人安危与群众安危的矛盾与挣扎,至于受到古今中外 英雄人物的激励,那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伟大的他们,也就没有今天的伟大的我们 俩。那些爱看娱乐频道的师弟师妹们,自己去下面惭愧去吧。受访到最后,我为让 新闻妹确信那事真的发生过,特意叫杨伟表演了一套少林拳;俯卧撑,我在那棵古 松下,配合着做了仨。遒劲的苍松见证着我高尚的情操,明年它还会再发新芽。收 功后我强烈要求进一步提供人证、物证和书证,但新闻妹说就先这样吧,最多也就 登个火柴盒了。我和杨伟,倒也省事了。
两天以后我去图书馆还书,特意关注了一下门口的阅报栏,不想我和杨伟的大 名已经在校报上面了。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上报纸,虽然传播范围仅限于校内,还 是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我回到宿舍很不好意思地提了两句,他们竟很好意思地让 我和杨伟请客,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庆贺。我于是给金铭打电话,把我俩请客的买单 人给叫来了。
我们宿舍人跟着金铭一起往校外走……他胳肢窝夹着小黑包,昂首挺胸,两只 小短腿捯腾得飞快,一脸严肃。我们也不知他要带我们去哪里,只感觉我们一帮人 正肩负着神奇的使命,跟老大走向一个龙潭虎穴、风云际会、神秘莫测的江湖地, 比如漕运码头,或上海滩;而我们一伙人,不是闯业者,就是拆迁队,或者武工团。 可惜走到半道上,金铭同志开始跟杨伟眉来眼去,卿卿我我,拉拉扯扯,摸摸索索, 把我们肃穆而脉动的气氛搅得有些稀薄。我凑上去探摸我们机构的内幕,他俩就像 初恋的男女似的红着脸蛋迅即分开了。我估计他俩定有见不得人的交易,但为维护 我们出去混的气氛,我想我还是多担待一些吧。
出来校门没走多远,金铭的奔驰车就停在马路边。好家伙!那么宽,那么长,那么亮。这真的是出去混的啊!金铭这车我坐过,他们还都没见过。我故作镇静地 径直往奔驰车跟前走,金铭还真配合,“叽”一声摁了下遥控器,四门“啪嗒”一 下全开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几个在我身后“哇”地一声叫,跟土匪似的全 扑上来了。杨伟不自量力地想上副驾驶座儿——可能是金铭路上跟他说了两句话, 他觉得他的身份跟我们不一样了吧——可惜我不承认他,肩膀一扛,把他顶到一边 了。前门失意后,他再往后门跑,后排座上人已经坐满了。这辆车核定乘客是五人, 可我们有六个,杨伟同学只得蹲在前排座与后排座之间了。好在后排空间非常大, 杨伟同学蹲那儿还算舒服吧。金铭拉上安全带,对他说,你现在抬头看窗外没问题, 等会儿看见警察了,赶紧趴下,别让警察发现了。杨伟同学不服气,说:
“我靠!头一回坐你的车,还跟个地下工作者似的。” 我们都争做金铭的代言人,挤对他:“没给你戴手铐,已经便宜你了。要不我们坐车,你跟后面跑着吧?” 杨伟同学于是满面羞愧地把头低下。
金铭一踩油门,我们一宿舍人就蹿出去了。夜色降临,华灯齐放,车流如灯河, 高楼大厦上霓虹乱闪烁……坐在奔驰车里看北京,那种感觉很拉风,一会儿工夫就 感觉我们个个变成了精英。过道口时碰上一窝蜂似的自行车,一辆辆地往车头前面 *,让我们时速能达二百五的高级轿车也寸步难行了。我刚探出窗口想骂那些不 让道的骑车人,他们已经仰脸望着我,骂出了我正要骂的话:“一帮土鳖,素质真差!”金铭拉着我们一宿舍的人,直接开到了号称亚洲第一大号的购物中心的停车 场,乘电梯上到五层的美食一条街,拣最大个儿的餐馆杀进去,到包间里面坐下。 这馆子棒极了,后门桥的茶馆——一品轩!酒要好的,肉要贵的,围着农民伯伯 的粮食,我们就糟践起来。服务员都穿着红旗袍,前凸后翘,很吸引眼球。但我 们顾不上耍流氓,净顾着跟金铭表功了。崔震说他当时撮了一肚子火,肺都气炸了; 李舒男说他嗓子都骂劈了,从没这么粗鲁过;牛犇说他差一点给驻京办打电话, 叫他的叔叔伯伯们都过来;杨伟说他手都砸肿了,全身酸麻,再过一会儿就得吃 肉补补了。我说:“金铭,你瞧多悬吧!若不是我现场调度指挥得好,杨伟一旦支持不住,你的 小命可就玩完了。”
金铭一脸羞愧地点着头,点了半个多小时后,已深感不聊表寸心,将食不下咽, 出去给我们买烟抽。他一出去,我们开始奋力吃菜,等他回来,我们已把菜吃完。 金铭也是好样的,“红塔山”一人给我们买了一条。这可是难得一买的好烟啊,平 时我们买的最贵的才是“都宝”。拿着红塔山,我们开始专门喝酒:
“干杯,干杯,Cheers !……” 干完一瓶五粮液,又走一箱啤酒。喝到畅快时,我拿起我的那条红塔山当棒子,模拟杨伟砸木桩似的砸那个运动员的头。大家全都很快乐,又下一箱啤酒。我于是 更加起劲了,忽想起小时唱过一首儿歌叫《拔萝卜》,开始砸着木桩唱:打坏蛋,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不死, 老太太,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打坏蛋。大家一听,全都拿起自己的那条红塔山,去桌子上敲拍子,一起合唱:打坏蛋,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不死, 老太太,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打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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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车,一帮人酒气熏天地往宿舍走。我搂住杨伟的肩膀,把嘴凑到他耳边: “你丫讹了金铭多少钱?” 杨伟还是很狡猾的,支支吾吾地抵赖说:“什么……讹什么钱?没钱!” 我说:“你丫还装?出去之前,在校园里,你俩拉拉扯扯我都看见了。再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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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主动的……这不合适,不应该……” 我喷口酒气说:“靠!是不合适。丫真够抠门的!” 杨伟翻着白眼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着也得在一千后面加个‘万’。” 杨伟猛力晃开我肩膀:“太黑了吧?他有那么多钱吗?” 我说:“他即便没有,也值这个价——他爸是煤老板。” 杨伟说:“你歇着吧!这一千块钱是我借的,我还要还给他呢。” 我说:“别还,别还。你要不想要,先给我,我替你保管……” 正闹着,几个穿球衣的特招生人高马大地迎面晃过来。“刷”一下,我脑海中
划过了一道闪电:虽然校报上只登了个火柴盒,但毕竟我和杨伟的系别、姓名都在 上面,万一被 8 号和 13 号看到了,他们会不会上门寻仇啊?如果两个庞然大物堵 住了我们的宿舍门,我和杨伟要是在外面,没法回去睡觉了;要是在室内,可能只 有跳楼一途。
我惊出一身冷汗,让牛犇、崔震、李舒男他们先回去,拉杨伟到阅报栏跟前, 围着阅报栏研究如何把报纸偷出来。管阅报栏的人拿新换旧时,没见他们砸过玻璃, 肯定有办法在不惊动校方的情况下将校报偷走。果然阅报栏后面有把锁,一拉,开 一道缝,报纸能看见,指头够不着。我让杨伟找根小树棍,我从缝隙里伸进去拨拉。 报纸都捅烂了,也没弄出来,显然棍子这东西不大顺手。最后我俩去外面买了一把 小镊子,歪脖子的那种,伸进去一夹,轻轻松松地把报纸从缝隙里拉出来了。我们如法炮制,连夜作案,终于把全校阅报栏里的校报全部偷完。 回到宿舍后,我俩把校报一人发了他们一张,嘱咐他们好好收藏,为安全起见,
仅在室内阅读。可见“好事不出门”这种现象,竟源自人们对人身安全方面的追求。 至于为何“丑事”可以“传千里”,至今我也没有搞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