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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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将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继承了特务头子戴笠的衣钵，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而成立的。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从1946年月17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以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各方面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都希望能按照中国提出的主张早日撤消。但蒋介石对如何完整地保留这一组织。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一直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保密局是1946年7月1日成立的，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在保密局成立后不久，蒋介石曾召集该局处长以上一级的成员训话。他表扬了戴笠一番，要大家继承其“遗志”。保密局的内部组织，与“军统”时期大致相同。在局长副局长之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在郑介民时期，办公室主任先后由黄天迈和张继勋担任过。室下设专员及秘书，还有一个文书科。
保密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科。
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四科。
第三处为人事处，因“军统”原任人事处长龚仙舫已为戴笠陪葬，改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
第四处仍和“军统”一样，是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
第五处为司法处，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所去管。
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沈醉任处长；都是“军统”的旧班底。
保密局局本部还有三个室：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
在上述处、室之外，还有几个组：
1、机要组，由“军统”女少将姜毅英任纽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
、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专门研究有关中G的问题，成员都是一些叛徒。这个机构在“军统”时代，由张国焘主持，张离去后，由瞿会任组长。毛人凤对予这些人是不放心的，只想利用他们的旧关系为保密局工作，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只在有事时，找瞿梦秋去开开会，别的成员都不让到保密局去。
、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纵火等技术工作，并制造各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刀、纵火伞、纵火金笔等。
4、从人事处划出一部分人来，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专门负责布置潜伏工作。
“军统”原有的设计委员会，保密局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先后由张严佛、刘启瑞等当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十四名，其中有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的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地区，称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为一百一十人；再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为六十人。甲种站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至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专搞学生特务工作的学运指导员，和一个专搞工人特务工作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
省站一级，大都由局本部电讯处配置一个电讯支台，各组则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保密局成立时，毛人凤因为担心对外勤人员控制不了，所以各省站的站长，用的大都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和提升起来的一些中级特务，有意不用资格老的人。但因为由“军统”时期起便有一条规定：“秘密领导公开”，而各省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又多是“军统”的老特务，他们对那些年资浅的省站站长都不买账，所以各站的工作也就推不动。
等到毛人凤把郑介民挤了出去之后，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一方面也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才决定把一些将官级的人员调出去当站长。并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把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总共三十人左右，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训练了一个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资历较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
在站长讲习班结束时，蒋介石还在黄浦路“官邸”接见了这些参加讲习的站长。他对毛人凤调整省站人事的办法，极为赞许。又说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并要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
又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必须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去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多多拉拢一些动摇分子参加特务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G产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去。
他又吩咐，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到公开机关去安插。还要不断吸收新人员参加。蒋介石说，各省站的负责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提出，省站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要绝对秘密。
保密局的外勤站，先后设立的有北平站、河北站（设在保定）、天津站（分为两站：一站搞一般情报，二站搞外事情报）、山西站、山东站、青岛站、河南站、陕西站、甘肃站、新疆站、拉萨站、云南站、贵州站、川西站（蓉站）、重庆站、康定站、湖北站、鄂北站、湖南站、江西站、安徽站、南京站、上海站、苏南站、苏北站、浙江站、福建站、台湾站、广东站、广西站、承德站、沈阳站、长春站、察哈尔站、绥远站、河西站、宁波站、琼州站、香港站、南朝鲜站、西贡站、新加坡站、曼谷站、开罗站、卡拉奇站、菲律宾站等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螋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1949年蒋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过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逃到藿庆，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在戴笠生前，蒋介石因为一来局势对他还不象后来这样坏，二来他对戴也比较放心，对于特务机关的事，“躬亲”的时候不多；但后来因为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生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用神了。因此，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的或个别的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拚命。
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也特别大卖力气。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保密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先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未完待续）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将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继承了特务头子戴笠的衣钵，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而成立的。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从1946年月17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以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各方面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都希望能按照中国提出的主张早日撤消。但蒋介石对如何完整地保留这一组织。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一直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保密局是1946年7月1日成立的，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在保密局成立后不久，蒋介石曾召集该局处长以上一级的成员训话。他表扬了戴笠一番，要大家继承其“遗志”。保密局的内部组织，与“军统”时期大致相同。在局长副局长之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在郑介民时期，办公室主任先后由黄天迈和张继勋担任过。室下设专员及秘书，还有一个文书科。
保密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科。
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四科。
第三处为人事处，因“军统”原任人事处长龚仙舫已为戴笠陪葬，改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
第四处仍和“军统”一样，是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
第五处为司法处，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所去管。
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沈醉任处长；都是“军统”的旧班底。
保密局局本部还有三个室：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
在上述处、室之外，还有几个组：
1、机要组，由“军统”女少将姜毅英任纽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
、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专门研究有关中G的问题，成员都是一些叛徒。这个机构在“军统”时代，由张国焘主持，张离去后，由瞿会任组长。毛人凤对予这些人是不放心的，只想利用他们的旧关系为保密局工作，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只在有事时，找瞿梦秋去开开会，别的成员都不让到保密局去。
、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纵火等技术工作，并制造各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刀、纵火伞、纵火金笔等。
4、从人事处划出一部分人来，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专门负责布置潜伏工作。
“军统”原有的设计委员会，保密局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先后由张严佛、刘启瑞等当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十四名，其中有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的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地区，称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为一百一十人；再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为六十人。甲种站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至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专搞学生特务工作的学运指导员，和一个专搞工人特务工作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
省站一级，大都由局本部电讯处配置一个电讯支台，各组则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保密局成立时，毛人凤因为担心对外勤人员控制不了，所以各省站的站长，用的大都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和提升起来的一些中级特务，有意不用资格老的人。但因为由“军统”时期起便有一条规定：“秘密领导公开”，而各省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又多是“军统”的老特务，他们对那些年资浅的省站站长都不买账，所以各站的工作也就推不动。
等到毛人凤把郑介民挤了出去之后，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一方面也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才决定把一些将官级的人员调出去当站长。并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把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总共三十人左右，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训练了一个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资历较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
在站长讲习班结束时，蒋介石还在黄浦路“官邸”接见了这些参加讲习的站长。他对毛人凤调整省站人事的办法，极为赞许。又说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并要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
又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必须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去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多多拉拢一些动摇分子参加特务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G产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去。
他又吩咐，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到公开机关去安插。还要不断吸收新人员参加。蒋介石说，各省站的负责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提出，省站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要绝对秘密。
保密局的外勤站，先后设立的有北平站、河北站（设在保定）、天津站（分为两站：一站搞一般情报，二站搞外事情报）、山西站、山东站、青岛站、河南站、陕西站、甘肃站、新疆站、拉萨站、云南站、贵州站、川西站（蓉站）、重庆站、康定站、湖北站、鄂北站、湖南站、江西站、安徽站、南京站、上海站、苏南站、苏北站、浙江站、福建站、台湾站、广东站、广西站、承德站、沈阳站、长春站、察哈尔站、绥远站、河西站、宁波站、琼州站、香港站、南朝鲜站、西贡站、新加坡站、曼谷站、开罗站、卡拉奇站、菲律宾站等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螋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1949年蒋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过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逃到藿庆，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在戴笠生前，蒋介石因为一来局势对他还不象后来这样坏，二来他对戴也比较放心，对于特务机关的事，“躬亲”的时候不多；但后来因为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生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用神了。因此，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的或个别的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拚命。
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也特别大卖力气。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保密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先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