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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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她那时约六岁。
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之后，低烧就没有了。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她那时约六岁。
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之后，低烧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