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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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秉诚亲自找樊大章谈的话。
一听谈话的口气像念悼词，尽说好的，樊大章马上就明白坏了。
樊大章从上小学开始就当领导，差不多当了四十年，傻瓜也当精明了，每当遇到班子调整的时候，凡是一把手亲自找谈话的，并且一上来就猛一阵地说好话，准是让你当“黄继光”
果然，樊大章没有进入市委班子，甚至没有进入市政府班子。
“这个岗位相当重要。”姚秉诚说“是全国惟一的试点。我们临港市的国有资产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这一块，要为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摸索经验，做出表率。做好了，经验向全国推广，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
樊大章心里想：说得倒轻巧，既然这么重要，你自己怎么不去？
樊大章这么想，也不能说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家都是京官，彼此太知道底细了。姚秉诚在北京的时候是司长，樊大章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司长，虽然不在一个部，但彼此还是知道的。当初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樊大章想着三峡再小也是一个省，临港市再大也是一个市，省里的发展空间怎么也比市里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终于熬成了司长，如果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地方，熬上县长的就算是奇迹了。所以，为了更大的发展，当时他选择去了三峡，而姚秉诚则来到临港市。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才三年呀，三峡省不搞了，临港市却成了气候。
如果当初樊大章没有去三峡，而是来临港市，那么今天在这里打官腔的还指不定是谁呢。
“我听您的。”樊大章说“来临港市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见了谷老，谷老也教导我听您的。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姚秉诚愣了一下，愣的时间非常短，短到几乎没有间隔，马上就接上樊大章的话说：“好。我就知道帅印交给你没有错。”
就这样，樊大章到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上任。
其实，姚秉诚也不是打官腔，投资管理公司确实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经营，而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具体地说，是代表临港市政府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姚秉诚说它是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是实话。随着改革的深入，政企必须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之后，政府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了。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呢？总不能不管了吧？于是，临港市作为经济特区，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让投资管理公司来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等等，这个位置确实相当重要。
在姚秉诚的眼中，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委市政府里的一个副书记或副市长还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挑选樊大章担任这一职务。不料，刚才樊大章把谷老抬了出来，姚秉诚不知道樊大章这个时候抬出谷老是什么意思。是无意还是有意？应该不会是无意的，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无意的话。如果是有意，那么是什么意思？
临港市是经济特区，各方面都特，特到市委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市长是省委常委。不错，三年前他们在北京都是司长，但是这三年樊大章在三峡荒了三年，荒到三峡省不搞了，才来临港市，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书记，当然更不可能担任书记或市长，而且，按照内地干部来临港市要降半级使用的惯例，樊大章连副市长都做不上。所以说，做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担任的最高最好的职位了，难道他还不满意？
问心无愧的姚秉诚现在只能往好的方面想，认为樊大章刚才提到谷老就是想跟他拉近关系，而并没有对工作安排不满意的意思。姚秉诚这样想也有根据，在官场上混长了的人都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即便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也绝对不会这么快表露出来，尤其不会在一把手面前表露出来，不但不会表露，而且还要越是不满意越是要装作非常满意。这是常识，樊大章不会没有掌握。这么想着，姚秉诚就更加认定樊大章刚才的表白是套近乎了。
其实这个近乎套不套也无所谓。谷老是姚秉诚和樊大章共同的老领导。姚秉诚和樊大章虽然不是一个部委，但是这两个部当初都直接归谷老领导，并且他们俩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司长，都是梯队人物，经常有机会聆听谷老的教诲，如果不是赶上部委合并，机构精简，他们可能早就更上一层楼了。事实上，谷老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对改革和经济发展还是十分关心的，对临港市的工作当然更加关注。毕竟，临港市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和前沿阵地。比如这次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姚秉诚就是事先征得谷老支持的。
谷老特别叮嘱姚秉诚要挑选好一把手。谷老说：同样一件事情，交给得力的同志去做，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则就可能变成坏事情，改革就失败。
这就是谷老，说话非常实在，实在到把改革成败跟用人是否得当联系起来了。其实，不光是谷老这么看，就姚秉诚自己来说，也是这么想的。改革的思路再好，如果具体执行人没有选好，那么还是搞不好，而搞不好之后，当事人马上就会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体制”因为说是体制问题就谁也不得罪，就证明改革是必要的，至少大方向是对的，所以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于是，当事人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十有八九换个地方继续开拓，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
姚秉诚选择樊大章来出任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就是相信他能挑得起这个担子。
实事求是地说，没能进入班子，樊大章多少有点失落，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为紧随其后从北京直接来的两位司局长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让他发觉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种自己实际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觉。
这两个人就是程思涌和王天容，都是原国家部委的正司局级领导，现在调到临港市，到樊大章的手下，由樊大章安排工作。
发觉自己其实是被超值重用之后，樊大章干劲上来了。而且突然发觉投资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实非常适合他做。投资管理公司虽然名称是“公司”其实自己并不参与经营，而是管理下属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这跟当初自己在部里担任企业司司长的工作和后来准备担任的“三峡省”经委主任的角色基本是一样的。
樊大章豁然发觉，市委书记姚秉诚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选用干部方面很有水平。做一把手的，只要选用干部有水平，那么就等于全面有水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体现改革精神，樊大章马上就把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从事国有资本的产权管理和资本运作，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上。定位后，为了方便记忆和汇报宣传，根据以往在北京部里时的工作经验，参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惯用做法，樊大章把投资管理公司主要职能概括为“投资、经营、管理、服务”八个字。
樊大章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了姚秉诚的认同。当然，得到姚秉诚的认同就等于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这种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长”怎么说，大家怎么吆喝，谁也不可能为这种事情影响“班子团结”的大好局面，更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得罪“班长”
职能搞清楚之后，樊大章开始落实干部，重点是下属大中型企业一把手的选拔任用。樊大章认为“八字方针”中，核心是“管理”至于“投资”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说是在投资管理公司正式设立之前，国家早就已经“投资”了，他能把这些已经“投资”的企业管理好就不错了，暂时还考虑不到新投资的问题。至于“经营”前面已经说了，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业去经营，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经营。而最后的一条“服务”则主要是为了好听，就像各级领导都谦虚地自称自己是“公仆”一样，理论上当然也能这么说，好比牧羊人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为羊群“服务”的，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羊还是要听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暂时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操心，因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别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职务是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与他同时定的还有杨昆仑，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另配有副书记一人、副总裁若干和纪委书记一名，几乎没有给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间。所以樊大章所谓的“管人”其实只能是管下属企业的“人”而不是管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见怪不怪，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觉得就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大章是从北京来的，或者说是从中途夭折的“三峡省”来的，所以对“中国特色”非常了解。不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秉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有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了，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大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那么就等于谁都没有责任了。樊大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的“中国特色”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现行管理体制的妙处。这种妙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或者说是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换句好听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思想。试想一下，一句“党委承担”等于是把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倒也确实能挽救许多干部。但是正因为个人都没有责任，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谁挽救我们国家呢？
这么想着，樊大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大章并没有向姚秉诚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想法或许还不成熟，还是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为好。他还担心向上面汇报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现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对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对了，那么他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践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么他就肯定有压力了。他决定学习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里悄悄地干，干失败了，自己悄悄地收场；干成功了，再向上面汇报。
于是，樊大章准备改一改“党委承担责任”的做法，让他下属企业的一把手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肯定还是老样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涌和王天容担任下属两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既没有对他们说“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投资公司党委承担责任”也没有直接指派总裁和副总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确规定的必须派的纪委书记之外，其他一切人员都由程思涌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后报投资管理公司审批。并且只要不离谱，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
后来的实践证明，樊大章的这种把权力和责任同时下放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姚秉诚亲自找樊大章谈的话。
一听谈话的口气像念悼词，尽说好的，樊大章马上就明白坏了。
樊大章从上小学开始就当领导，差不多当了四十年，傻瓜也当精明了，每当遇到班子调整的时候，凡是一把手亲自找谈话的，并且一上来就猛一阵地说好话，准是让你当“黄继光”
果然，樊大章没有进入市委班子，甚至没有进入市政府班子。
“这个岗位相当重要。”姚秉诚说“是全国惟一的试点。我们临港市的国有资产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这一块，要为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摸索经验，做出表率。做好了，经验向全国推广，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
樊大章心里想：说得倒轻巧，既然这么重要，你自己怎么不去？
樊大章这么想，也不能说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家都是京官，彼此太知道底细了。姚秉诚在北京的时候是司长，樊大章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司长，虽然不在一个部，但彼此还是知道的。当初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樊大章想着三峡再小也是一个省，临港市再大也是一个市，省里的发展空间怎么也比市里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终于熬成了司长，如果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地方，熬上县长的就算是奇迹了。所以，为了更大的发展，当时他选择去了三峡，而姚秉诚则来到临港市。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才三年呀，三峡省不搞了，临港市却成了气候。
如果当初樊大章没有去三峡，而是来临港市，那么今天在这里打官腔的还指不定是谁呢。
“我听您的。”樊大章说“来临港市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见了谷老，谷老也教导我听您的。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姚秉诚愣了一下，愣的时间非常短，短到几乎没有间隔，马上就接上樊大章的话说：“好。我就知道帅印交给你没有错。”
就这样，樊大章到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上任。
其实，姚秉诚也不是打官腔，投资管理公司确实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经营，而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具体地说，是代表临港市政府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姚秉诚说它是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是实话。随着改革的深入，政企必须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之后，政府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了。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呢？总不能不管了吧？于是，临港市作为经济特区，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让投资管理公司来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等等，这个位置确实相当重要。
在姚秉诚的眼中，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委市政府里的一个副书记或副市长还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挑选樊大章担任这一职务。不料，刚才樊大章把谷老抬了出来，姚秉诚不知道樊大章这个时候抬出谷老是什么意思。是无意还是有意？应该不会是无意的，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无意的话。如果是有意，那么是什么意思？
临港市是经济特区，各方面都特，特到市委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市长是省委常委。不错，三年前他们在北京都是司长，但是这三年樊大章在三峡荒了三年，荒到三峡省不搞了，才来临港市，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书记，当然更不可能担任书记或市长，而且，按照内地干部来临港市要降半级使用的惯例，樊大章连副市长都做不上。所以说，做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担任的最高最好的职位了，难道他还不满意？
问心无愧的姚秉诚现在只能往好的方面想，认为樊大章刚才提到谷老就是想跟他拉近关系，而并没有对工作安排不满意的意思。姚秉诚这样想也有根据，在官场上混长了的人都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即便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也绝对不会这么快表露出来，尤其不会在一把手面前表露出来，不但不会表露，而且还要越是不满意越是要装作非常满意。这是常识，樊大章不会没有掌握。这么想着，姚秉诚就更加认定樊大章刚才的表白是套近乎了。
其实这个近乎套不套也无所谓。谷老是姚秉诚和樊大章共同的老领导。姚秉诚和樊大章虽然不是一个部委，但是这两个部当初都直接归谷老领导，并且他们俩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司长，都是梯队人物，经常有机会聆听谷老的教诲，如果不是赶上部委合并，机构精简，他们可能早就更上一层楼了。事实上，谷老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对改革和经济发展还是十分关心的，对临港市的工作当然更加关注。毕竟，临港市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和前沿阵地。比如这次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姚秉诚就是事先征得谷老支持的。
谷老特别叮嘱姚秉诚要挑选好一把手。谷老说：同样一件事情，交给得力的同志去做，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则就可能变成坏事情，改革就失败。
这就是谷老，说话非常实在，实在到把改革成败跟用人是否得当联系起来了。其实，不光是谷老这么看，就姚秉诚自己来说，也是这么想的。改革的思路再好，如果具体执行人没有选好，那么还是搞不好，而搞不好之后，当事人马上就会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体制”因为说是体制问题就谁也不得罪，就证明改革是必要的，至少大方向是对的，所以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于是，当事人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十有八九换个地方继续开拓，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
姚秉诚选择樊大章来出任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就是相信他能挑得起这个担子。
实事求是地说，没能进入班子，樊大章多少有点失落，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为紧随其后从北京直接来的两位司局长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让他发觉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种自己实际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觉。
这两个人就是程思涌和王天容，都是原国家部委的正司局级领导，现在调到临港市，到樊大章的手下，由樊大章安排工作。
发觉自己其实是被超值重用之后，樊大章干劲上来了。而且突然发觉投资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实非常适合他做。投资管理公司虽然名称是“公司”其实自己并不参与经营，而是管理下属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这跟当初自己在部里担任企业司司长的工作和后来准备担任的“三峡省”经委主任的角色基本是一样的。
樊大章豁然发觉，市委书记姚秉诚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选用干部方面很有水平。做一把手的，只要选用干部有水平，那么就等于全面有水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体现改革精神，樊大章马上就把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从事国有资本的产权管理和资本运作，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上。定位后，为了方便记忆和汇报宣传，根据以往在北京部里时的工作经验，参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惯用做法，樊大章把投资管理公司主要职能概括为“投资、经营、管理、服务”八个字。
樊大章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了姚秉诚的认同。当然，得到姚秉诚的认同就等于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这种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长”怎么说，大家怎么吆喝，谁也不可能为这种事情影响“班子团结”的大好局面，更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得罪“班长”
职能搞清楚之后，樊大章开始落实干部，重点是下属大中型企业一把手的选拔任用。樊大章认为“八字方针”中，核心是“管理”至于“投资”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说是在投资管理公司正式设立之前，国家早就已经“投资”了，他能把这些已经“投资”的企业管理好就不错了，暂时还考虑不到新投资的问题。至于“经营”前面已经说了，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业去经营，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经营。而最后的一条“服务”则主要是为了好听，就像各级领导都谦虚地自称自己是“公仆”一样，理论上当然也能这么说，好比牧羊人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为羊群“服务”的，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羊还是要听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暂时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操心，因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别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职务是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与他同时定的还有杨昆仑，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另配有副书记一人、副总裁若干和纪委书记一名，几乎没有给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间。所以樊大章所谓的“管人”其实只能是管下属企业的“人”而不是管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见怪不怪，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觉得就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大章是从北京来的，或者说是从中途夭折的“三峡省”来的，所以对“中国特色”非常了解。不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秉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有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了，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大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那么就等于谁都没有责任了。樊大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的“中国特色”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现行管理体制的妙处。这种妙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或者说是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换句好听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思想。试想一下，一句“党委承担”等于是把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倒也确实能挽救许多干部。但是正因为个人都没有责任，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谁挽救我们国家呢？
这么想着，樊大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大章并没有向姚秉诚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想法或许还不成熟，还是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为好。他还担心向上面汇报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现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对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对了，那么他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践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么他就肯定有压力了。他决定学习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里悄悄地干，干失败了，自己悄悄地收场；干成功了，再向上面汇报。
于是，樊大章准备改一改“党委承担责任”的做法，让他下属企业的一把手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肯定还是老样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涌和王天容担任下属两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既没有对他们说“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投资公司党委承担责任”也没有直接指派总裁和副总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确规定的必须派的纪委书记之外，其他一切人员都由程思涌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后报投资管理公司审批。并且只要不离谱，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
后来的实践证明，樊大章的这种把权力和责任同时下放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