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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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说，没法凑合，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改不了呢，人家是色香味俱佳，你是色香味俱不佳，上班的时候没起色也就算了，下了岗连个饭也做不好，唉。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杨树林觉得自己深深地受到伤害，他放弃了自己也许还可以重新开始的事业，抹杀了自己尚存的一丝理想，就为了让杨帆能在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到头来却被杨帆这样奚落。一股怒火在杨树林心里燃烧起来，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不吃就放下，哪那么多废话。
杨树林的突然爆发让杨帆措手不及，这次他确实被杨帆伤害到了，一个男人的尊严被儿子几句话无情地击垮了。杨帆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不想说些弥补的话，而是把碗放下，抹了一把嘴下了楼。
二十分钟后，杨帆拿了一把羊肉串上来，还拎了一瓶啤酒，往茶几上一摆，吧唧吧唧吃起来，都不用余光看杨树林，就知道此刻他的心中肯定满是愤恨。
杨树林确实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和感慨：孩子经济独立，再也不用指望父亲了。
杨帆洋洋得意地吃着羊肉串，从杨树林落寞的神情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从儿子挣钱的那一刻起，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父亲的价值便消失了。想到这里，他收敛了很多。
近来杨树林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总感觉特乏，没劲，困倦。开始他没往心里去，以为是岁数大了值夜班不习惯，后来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小便逐渐频繁，且尿液像矿泉水一样无色无味，但沫多，像猛倒在杯子里的啤酒。
杨帆让杨树林去查查，杨树林不去，说人老了，尿也老了，当然和你的不一样了，加上血压也高点儿，没事儿。有一天，杨树林突然感觉背部酸痛，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医院看，以为自己得了肾结石，还想着没事儿，疼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检查结果让他傻了：肾功能衰竭晚期，即尿毒症。
杨树林拿着化验单问大夫：这是我的吗，您没弄错吧。
大夫说，我们这可是三级甲等医院。
杨树林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感觉天旋地转，自言自语说，操，我怎么这么倒霉。
杨树林坐在医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点了根烟，看着过往的人群，心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这病偏偏摊上我。
天慢慢黑了，杨树林抽完了手里的烟，肚子饿了——多年来养成的好习惯，到点儿就饿——脑子里渐渐有了意识，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装好病历，向家里走去。
快到小区口的时候，一想到该怎么和杨帆说，杨树林腿又软了，坐下歇息。
杨树林在小区口徘徊了一会儿，转身向沈老师家走去。在那里，他能获得安慰。这些年来，杨树林隔三差五就会去沈老师那里坐坐，他们的关系，堪比红军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从医院出来后，杨树林的精神世界已经坍塌，需要一个人帮他支撑起来，这个人，只能是沈老师。杨树林也想到过杨帆，但他还难以胜任，虽然身体强健，却不足以肩负杨树林这张病历的重量。
杨树林像回家一样，来到沈老师家。沈老师正要吃饭，见杨树林来了，便拿来一副碗筷，说，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没吃呢吧。杨树林接过碗筷，放下，说，我不饿。
刚才杨树林确实饿了，是肚子想吃饭，而不是精神上想吃饭，现在肚子被精神感染，也不知道饿了，六欲全无。
杨树林说，你先吃，吃完我跟你说个事儿。
沈老师见状，撂下碗：我不吃了，你说吧。
杨树林说，你吃完我再说吧。
沈老师说，出什么事儿了。
杨树林说，你先吃饭。
沈老师说，你说完我再吃。
杨树林说，怕你听了吃不下。
沈老师说，你不说我更吃不下。
杨树林掏出已经被他攥湿的病历单，放在桌上。沈老师拿过来，目光落在上面的瞬间，脸色骤白。
杨树林说，我之前就有症状了，没在意，现在确诊了。
沈老师没说话，拿起碗继续吃，吃着吃着，一颗硕大的眼泪掉进碗里。随即撂下碗，捂住鼻子，哽咽起来。
杨树林喃喃自语：我怎么这么倒霉。
沈老师哽咽了一会儿，抹了一把鼻子，给杨树林盛了一碗饭，摆到他面前说，有病更得注意身体，吃饭。说完自己也端起碗，扒拉起来。
杨树林的手机响了，是杨帆打来的。杨帆下了班，见家里没人，便打了电话。
杨树林挂掉手机，对沈老师说，出了医院我就上你这来了，还没把这事儿告诉他。
杨帆见杨树林和沈老师明目张胆地一同出现，便感觉有问题，当得知杨树林的病情后，杨帆目瞪口呆，心里说了一句：我操，不会吧。
杨帆并不清楚这个病的厉害程度，以为是不治之症，急得哭了，说，我让你早点儿看去你不去。杨树林低着头不说话，杨帆一个劲儿地埋怨。沈老师说，还是说说治病的事儿吧。
杨树林的病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程度，杨帆和沈老师一致认为，必须让杨树林立即住院，全面接受检查和治疗。
所有事情定下来后，已经深夜了。沈老师要回去，杨树林不放心，让她留下，杨帆没表态，沈老师还是决定走，杨树林死活不让走，最后杨帆也说留下吧，沈老师这才没走，睡了沙发。但是三人谁也没有睡着，早上起来看了对方的眼睛和脸色，知道对方也没睡好，但谁也不说。
杨树林住下院，开始接受透析。杨帆看着一根根管子在杨树林身上进进出出，心如刀绞，躲到病房外等候。
大夫说，现在透析虽然能维持，但只是一种过渡方法，维持的时间不长。杨帆说，那怎么办。大夫说，换肾，换了肾，你爸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杨帆听了这两个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难以想像把一个和杨树林毫无关系的肾放入他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杨像那个血腥的场面。大夫说这是疗效最好、长期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手段。杨帆问有多大把握，大夫说手术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和你爸匹配的肾源。
杨树林每天的生活极其痛苦，渴了不敢喝水，只能含在嘴里，然后吐掉。杨树林的嘴唇每天都是干裂的，沈老师切了黄瓜片贴在他的嘴上，等黄瓜干了再扔掉，杨树林无奈地说，太浪费了。
杨帆看了很心酸，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给杨树林换肾，早换一天他就少受一天的罪。
随着接触这个病越久，杨帆对手术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更多的成功病例帮助杨帆消除了对手术的恐惧。看见很多得了这个病的人术后三个月便同正常人一样，杨帆觉得杨树林可以接受手术了，这时候，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寻找肾源，医院的肾源很紧张，杨树林前面还排了好几个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杨树林。此时杨树林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每天都在身体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个礼拜的透析费用就两千多块，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大夫说，别光指着医院，自己也想想办法。
一天天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合适的肾还遥遥无期，看着杨树林得不到治愈，杨帆也很痛苦。一天，杨帆在车站等车准备去医院的时候突然作出一个决定，把自己的肾给杨树林用。这么做，不仅为了消除杨树林的痛苦，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做出这个决定后，杨帆豁然开朗。
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帆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小学开学第一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把自己放在大梁上去报到；自己带着杨树林车的陀螺去学校赢得同学们的羡慕；杨树林替自己开家长会，挨老师批评；中考的时候，杨树林趴在桌上给自己写鼓励的信；上大学的时候，杨树林骑自行车给自己送牛肉、和自己比举哑铃，一幅幅画面，过电影似的在杨帆眼前一一浮现。杨帆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必须的。他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儿这样想。
杨帆没有立即把这个决定告诉杨树林，而是先跟沈老师说了，沈老师听完没有表态，而是说，你还得问问其他人。
沈老师说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陈燕和杨树林。问大夫，是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问陈燕，沈老师知道杨帆和陈燕的关系，这件事情不得不考虑陈燕的态度。问杨树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儿子的肾。
大夫说，如果杨帆能捐肾，那再好不过了。
陈燕知道杨帆的决定后，丝毫没有阻拦，她认为杨帆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年，陈燕对自己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她爸爸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的，没有合适的血源，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陈燕至今后悔自己那时候还小，给爸爸献不了血。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杨帆身上，除了支持他，陈燕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杨树林没有答应，理由是：你还年轻。杨帆说，所以我的身体允许我干这件事情。
杨树林说，如果是你的肾，这个手术我不做了。
杨帆说，你不做我也捐，到时候掏出来你不用就浪费了。
杨树林说，浪费了我也不用。
杨帆说，行，到时候咱们就走着瞧。
杨帆并没有因为杨树林的拒绝而改变决定，他做了检查，肾型基本匹配。透析了一段时间，杨树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节省治疗费用，从医院搬回家住，透析的时候再过去。
杨树林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杨帆对自己和杨树林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认识。原来每天早上，杨树林起得早，穿着拖鞋趿拉趿拉地走来走去，吵得杨帆睡不好觉，杨帆异常反感这个声音，但是杨树林住院后，每天这个时候，杨帆都会自然醒来，听不到这个声音，心里空落落的，想睡也睡不着了。原来家里都是两个人，现在杨树林住了院，杨帆感觉世界塌了一半。
杨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门坏了也不会修，杨树林回来后，换了个合页，几下就弄好了，让杨帆自愧不如。杨树林刚下岗的时候，杨帆认为他的价值从此便消失了，但是这段时间，杨帆改变了看法，认为父亲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他的存在，会让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份挂念。以前杨帆一直认为自己长大了，独立了，但是这次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长大，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离不开杨树林。
杨帆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施计让杨树林接受手术。一天沈老师拎着菜和肉来杨树林家，做完了正准备吃，杨帆说想和杨树林喝点儿啤酒，家里没了，得出去买。杨帆慢吞吞地换鞋，准备下楼，这时候手机响了，其实是他上好的闹钟，杨帆去接，对着电话说起来没完。沈老师让杨树林帮她解开围裙，她下去买，围裙系了死扣，半天解不开，杨树林便说，我下去吧。
杨树林拿了啤酒瓶下去换，十分钟后上来了，刚进门，沈老师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肾了。
杨树林放下啤酒说，哪儿的。
杨帆说，刚才医院的大夫来电话了，说有肾源了。
杨树林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惊喜，他看了看杨帆和沈老师，说，家里的电话昨天停机了，我还没交费。
杨帆急忙补充说，打的是我的手机。
杨树林说，把你的手机给我看看。
杨帆没有表现出不情愿，怕杨树林察觉到，心想反正他也不怎么会用手机，给他看吧。但是杨树林翻出了通话记录，拨打了最近一次通话的号码，对方接通后上来就说：你丫嘛呀。杨树林知道这是杨帆同学或同事的声音，肯定不是大夫的声音，挂了电话，说，你们骗不了我。
杨树林启开啤酒，倒了三杯，说，吃饭吧。
三人就坐，谁也不说话，光夹菜吃。吃了会儿，杨树林举起杯子说，咱们仨喝一个。杨帆和沈老师也端起杯子。杨树林说，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幸运的是有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杨树林顿了一下说，一个好伙伴。然后接着说，我的前半生活得没什么意思，但从今天起，因为你们两个，我的后半生会活得很有意思，杨帆给我捐肾，我接受。说完仰头干了杯里的酒。
大夫定了手术的日子，杨树林提前住进医院，杨帆在公司请了假，陪护杨树林。手术的前一天，杨树林突然变得沉默，一言不发。杨帆很不适应，原来杨树林絮絮叨叨他烦，现在杨树林不说话了他又害怕。
第二天早上，两人被沈老师叫醒，洗漱吃饭，准备手术。在杨树林去卫生间的时候，杨帆掏出一条红丝巾，交给沈老师，并改了称谓，说，沈阿姨，等我爸做完手术，你们就结婚吧。
沈老师看着手里的红丝巾，眼圈红了。
准备完毕，父子二人上了手术车。在等待推往手术室的时候，杨帆问杨树林：爸，你说咱们会好吗。
杨树林说，会好的，我感觉会好的。
杨帆说，可是感觉这东西不靠谱。
杨树林说，但是我的感觉很准，当初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我感觉是，结果真是。
杨帆说，爸，我相信你。杨帆拉住了杨树林的手。
这一瞬间，杨帆很震撼，没想到杨树林的手竟然这么粗糙、坚硬，像一块树皮。这双手，让杨帆对杨树林有了更多理解。
大夫过来了，看了一眼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手术的时间到了。杨帆将先进入手术室，一个小时后，杨树林进入。
杨帆紧紧握了握杨树林的手，然后松开，冲杨树林微笑了一下，在心里说了一句，爸，我是你儿子。
杨帆说，没法凑合，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改不了呢，人家是色香味俱佳，你是色香味俱不佳，上班的时候没起色也就算了，下了岗连个饭也做不好，唉。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杨树林觉得自己深深地受到伤害，他放弃了自己也许还可以重新开始的事业，抹杀了自己尚存的一丝理想，就为了让杨帆能在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到头来却被杨帆这样奚落。一股怒火在杨树林心里燃烧起来，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不吃就放下，哪那么多废话。
杨树林的突然爆发让杨帆措手不及，这次他确实被杨帆伤害到了，一个男人的尊严被儿子几句话无情地击垮了。杨帆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不想说些弥补的话，而是把碗放下，抹了一把嘴下了楼。
二十分钟后，杨帆拿了一把羊肉串上来，还拎了一瓶啤酒，往茶几上一摆，吧唧吧唧吃起来，都不用余光看杨树林，就知道此刻他的心中肯定满是愤恨。
杨树林确实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和感慨：孩子经济独立，再也不用指望父亲了。
杨帆洋洋得意地吃着羊肉串，从杨树林落寞的神情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从儿子挣钱的那一刻起，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父亲的价值便消失了。想到这里，他收敛了很多。
近来杨树林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总感觉特乏，没劲，困倦。开始他没往心里去，以为是岁数大了值夜班不习惯，后来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小便逐渐频繁，且尿液像矿泉水一样无色无味，但沫多，像猛倒在杯子里的啤酒。
杨帆让杨树林去查查，杨树林不去，说人老了，尿也老了，当然和你的不一样了，加上血压也高点儿，没事儿。有一天，杨树林突然感觉背部酸痛，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医院看，以为自己得了肾结石，还想着没事儿，疼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检查结果让他傻了：肾功能衰竭晚期，即尿毒症。
杨树林拿着化验单问大夫：这是我的吗，您没弄错吧。
大夫说，我们这可是三级甲等医院。
杨树林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感觉天旋地转，自言自语说，操，我怎么这么倒霉。
杨树林坐在医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点了根烟，看着过往的人群，心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这病偏偏摊上我。
天慢慢黑了，杨树林抽完了手里的烟，肚子饿了——多年来养成的好习惯，到点儿就饿——脑子里渐渐有了意识，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装好病历，向家里走去。
快到小区口的时候，一想到该怎么和杨帆说，杨树林腿又软了，坐下歇息。
杨树林在小区口徘徊了一会儿，转身向沈老师家走去。在那里，他能获得安慰。这些年来，杨树林隔三差五就会去沈老师那里坐坐，他们的关系，堪比红军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从医院出来后，杨树林的精神世界已经坍塌，需要一个人帮他支撑起来，这个人，只能是沈老师。杨树林也想到过杨帆，但他还难以胜任，虽然身体强健，却不足以肩负杨树林这张病历的重量。
杨树林像回家一样，来到沈老师家。沈老师正要吃饭，见杨树林来了，便拿来一副碗筷，说，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没吃呢吧。杨树林接过碗筷，放下，说，我不饿。
刚才杨树林确实饿了，是肚子想吃饭，而不是精神上想吃饭，现在肚子被精神感染，也不知道饿了，六欲全无。
杨树林说，你先吃，吃完我跟你说个事儿。
沈老师见状，撂下碗：我不吃了，你说吧。
杨树林说，你吃完我再说吧。
沈老师说，出什么事儿了。
杨树林说，你先吃饭。
沈老师说，你说完我再吃。
杨树林说，怕你听了吃不下。
沈老师说，你不说我更吃不下。
杨树林掏出已经被他攥湿的病历单，放在桌上。沈老师拿过来，目光落在上面的瞬间，脸色骤白。
杨树林说，我之前就有症状了，没在意，现在确诊了。
沈老师没说话，拿起碗继续吃，吃着吃着，一颗硕大的眼泪掉进碗里。随即撂下碗，捂住鼻子，哽咽起来。
杨树林喃喃自语：我怎么这么倒霉。
沈老师哽咽了一会儿，抹了一把鼻子，给杨树林盛了一碗饭，摆到他面前说，有病更得注意身体，吃饭。说完自己也端起碗，扒拉起来。
杨树林的手机响了，是杨帆打来的。杨帆下了班，见家里没人，便打了电话。
杨树林挂掉手机，对沈老师说，出了医院我就上你这来了，还没把这事儿告诉他。
杨帆见杨树林和沈老师明目张胆地一同出现，便感觉有问题，当得知杨树林的病情后，杨帆目瞪口呆，心里说了一句：我操，不会吧。
杨帆并不清楚这个病的厉害程度，以为是不治之症，急得哭了，说，我让你早点儿看去你不去。杨树林低着头不说话，杨帆一个劲儿地埋怨。沈老师说，还是说说治病的事儿吧。
杨树林的病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程度，杨帆和沈老师一致认为，必须让杨树林立即住院，全面接受检查和治疗。
所有事情定下来后，已经深夜了。沈老师要回去，杨树林不放心，让她留下，杨帆没表态，沈老师还是决定走，杨树林死活不让走，最后杨帆也说留下吧，沈老师这才没走，睡了沙发。但是三人谁也没有睡着，早上起来看了对方的眼睛和脸色，知道对方也没睡好，但谁也不说。
杨树林住下院，开始接受透析。杨帆看着一根根管子在杨树林身上进进出出，心如刀绞，躲到病房外等候。
大夫说，现在透析虽然能维持，但只是一种过渡方法，维持的时间不长。杨帆说，那怎么办。大夫说，换肾，换了肾，你爸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杨帆听了这两个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难以想像把一个和杨树林毫无关系的肾放入他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杨像那个血腥的场面。大夫说这是疗效最好、长期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手段。杨帆问有多大把握，大夫说手术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和你爸匹配的肾源。
杨树林每天的生活极其痛苦，渴了不敢喝水，只能含在嘴里，然后吐掉。杨树林的嘴唇每天都是干裂的，沈老师切了黄瓜片贴在他的嘴上，等黄瓜干了再扔掉，杨树林无奈地说，太浪费了。
杨帆看了很心酸，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给杨树林换肾，早换一天他就少受一天的罪。
随着接触这个病越久，杨帆对手术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更多的成功病例帮助杨帆消除了对手术的恐惧。看见很多得了这个病的人术后三个月便同正常人一样，杨帆觉得杨树林可以接受手术了，这时候，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寻找肾源，医院的肾源很紧张，杨树林前面还排了好几个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杨树林。此时杨树林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每天都在身体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个礼拜的透析费用就两千多块，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大夫说，别光指着医院，自己也想想办法。
一天天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合适的肾还遥遥无期，看着杨树林得不到治愈，杨帆也很痛苦。一天，杨帆在车站等车准备去医院的时候突然作出一个决定，把自己的肾给杨树林用。这么做，不仅为了消除杨树林的痛苦，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做出这个决定后，杨帆豁然开朗。
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帆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小学开学第一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把自己放在大梁上去报到；自己带着杨树林车的陀螺去学校赢得同学们的羡慕；杨树林替自己开家长会，挨老师批评；中考的时候，杨树林趴在桌上给自己写鼓励的信；上大学的时候，杨树林骑自行车给自己送牛肉、和自己比举哑铃，一幅幅画面，过电影似的在杨帆眼前一一浮现。杨帆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必须的。他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儿这样想。
杨帆没有立即把这个决定告诉杨树林，而是先跟沈老师说了，沈老师听完没有表态，而是说，你还得问问其他人。
沈老师说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陈燕和杨树林。问大夫，是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问陈燕，沈老师知道杨帆和陈燕的关系，这件事情不得不考虑陈燕的态度。问杨树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儿子的肾。
大夫说，如果杨帆能捐肾，那再好不过了。
陈燕知道杨帆的决定后，丝毫没有阻拦，她认为杨帆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年，陈燕对自己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她爸爸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的，没有合适的血源，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陈燕至今后悔自己那时候还小，给爸爸献不了血。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杨帆身上，除了支持他，陈燕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杨树林没有答应，理由是：你还年轻。杨帆说，所以我的身体允许我干这件事情。
杨树林说，如果是你的肾，这个手术我不做了。
杨帆说，你不做我也捐，到时候掏出来你不用就浪费了。
杨树林说，浪费了我也不用。
杨帆说，行，到时候咱们就走着瞧。
杨帆并没有因为杨树林的拒绝而改变决定，他做了检查，肾型基本匹配。透析了一段时间，杨树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节省治疗费用，从医院搬回家住，透析的时候再过去。
杨树林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杨帆对自己和杨树林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认识。原来每天早上，杨树林起得早，穿着拖鞋趿拉趿拉地走来走去，吵得杨帆睡不好觉，杨帆异常反感这个声音，但是杨树林住院后，每天这个时候，杨帆都会自然醒来，听不到这个声音，心里空落落的，想睡也睡不着了。原来家里都是两个人，现在杨树林住了院，杨帆感觉世界塌了一半。
杨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门坏了也不会修，杨树林回来后，换了个合页，几下就弄好了，让杨帆自愧不如。杨树林刚下岗的时候，杨帆认为他的价值从此便消失了，但是这段时间，杨帆改变了看法，认为父亲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他的存在，会让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份挂念。以前杨帆一直认为自己长大了，独立了，但是这次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长大，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离不开杨树林。
杨帆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施计让杨树林接受手术。一天沈老师拎着菜和肉来杨树林家，做完了正准备吃，杨帆说想和杨树林喝点儿啤酒，家里没了，得出去买。杨帆慢吞吞地换鞋，准备下楼，这时候手机响了，其实是他上好的闹钟，杨帆去接，对着电话说起来没完。沈老师让杨树林帮她解开围裙，她下去买，围裙系了死扣，半天解不开，杨树林便说，我下去吧。
杨树林拿了啤酒瓶下去换，十分钟后上来了，刚进门，沈老师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肾了。
杨树林放下啤酒说，哪儿的。
杨帆说，刚才医院的大夫来电话了，说有肾源了。
杨树林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惊喜，他看了看杨帆和沈老师，说，家里的电话昨天停机了，我还没交费。
杨帆急忙补充说，打的是我的手机。
杨树林说，把你的手机给我看看。
杨帆没有表现出不情愿，怕杨树林察觉到，心想反正他也不怎么会用手机，给他看吧。但是杨树林翻出了通话记录，拨打了最近一次通话的号码，对方接通后上来就说：你丫嘛呀。杨树林知道这是杨帆同学或同事的声音，肯定不是大夫的声音，挂了电话，说，你们骗不了我。
杨树林启开啤酒，倒了三杯，说，吃饭吧。
三人就坐，谁也不说话，光夹菜吃。吃了会儿，杨树林举起杯子说，咱们仨喝一个。杨帆和沈老师也端起杯子。杨树林说，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幸运的是有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杨树林顿了一下说，一个好伙伴。然后接着说，我的前半生活得没什么意思，但从今天起，因为你们两个，我的后半生会活得很有意思，杨帆给我捐肾，我接受。说完仰头干了杯里的酒。
大夫定了手术的日子，杨树林提前住进医院，杨帆在公司请了假，陪护杨树林。手术的前一天，杨树林突然变得沉默，一言不发。杨帆很不适应，原来杨树林絮絮叨叨他烦，现在杨树林不说话了他又害怕。
第二天早上，两人被沈老师叫醒，洗漱吃饭，准备手术。在杨树林去卫生间的时候，杨帆掏出一条红丝巾，交给沈老师，并改了称谓，说，沈阿姨，等我爸做完手术，你们就结婚吧。
沈老师看着手里的红丝巾，眼圈红了。
准备完毕，父子二人上了手术车。在等待推往手术室的时候，杨帆问杨树林：爸，你说咱们会好吗。
杨树林说，会好的，我感觉会好的。
杨帆说，可是感觉这东西不靠谱。
杨树林说，但是我的感觉很准，当初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我感觉是，结果真是。
杨帆说，爸，我相信你。杨帆拉住了杨树林的手。
这一瞬间，杨帆很震撼，没想到杨树林的手竟然这么粗糙、坚硬，像一块树皮。这双手，让杨帆对杨树林有了更多理解。
大夫过来了，看了一眼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手术的时间到了。杨帆将先进入手术室，一个小时后，杨树林进入。
杨帆紧紧握了握杨树林的手，然后松开，冲杨树林微笑了一下，在心里说了一句，爸，我是你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