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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读史二十三执政安全记心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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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第一位的概念只有“国家安全”因为它们是政党竞选,轮流执政。对于中国,第一位的概念除了“国家安全”还须加上“执政安全”即维护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按照列宁主义,共产党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是参政党,不设反对党。按照邓小平理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共产党。

    解决执政安全问题,需要考虑三个视角:一是审视自身,反腐倡廉,打铁先须自身硬;二是审视党群关系,发展经济、维护安定、改善民生,保持党与最广大民众血肉联系;三是审视党与国内外政治势力关系,既要发展交往,又要保持警惕。

    如果说毛时代刚过的时候,因为存留着清明余热,我们看不到丢失政权的现实危险,因而认为高度警觉党的执政安全不必要,是脑子进了水才紧抓不放,值得讽刺嘲笑的话;那么,在党内腐败蔓延,民众政治觉悟走低,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已然颠覆、国际共运进入低潮语境下,仍然看轻党的执政安全,那才真的是脑子进了水,因而值得揶揄讽刺,并需棒喝警醒的。

    新中国以来,我党制定过三个“基本路线”一个是立国初期“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备受后人责难的第二个基本路线里,逐步形成而到九大公布的完整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颠覆政权的可能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32页)如果不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一抓就灵”的纲(空头政治、妨害经济),不从“扩大化”“绝对化”(四面打击、导致内乱)角度,而从巩固共产党执政、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角度来看,那么它的基本精神不仅不是瞎说,而且论述恰当、富有预见,因为后来苏东巨变、政治风波的事实,可资有力佐证。

    改革开放废止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党章?总纲有如下论述:“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中共十八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65页)当时苏东巨变尚未发生。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预言阶级斗争的中共顶住了风波,提升了国力;讳言阶级斗争的苏共覆灭了政权,亡党亡国。而中共闯关在前。要说邓公伟大,远见卓识是在这里。

    结合学习党在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联系苏东巨变,联系政治风波,联系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系新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甚嚣尘上,联系“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没有谁都有中国”联系他们给我党描画的“朝鲜中国俄国”三步走演变图,重新审视党的第二个基本路线,人们不难得出更清醒、更深刻、更高远的新见识。那就是邓小平经历严酷政治风波之后表述的:“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选第3卷,第348页)

    政治势力喋喋不休鼓吹照搬西方“三权鼎立”制度,这是表面;念念不忘推翻所谓“共产党一党专政”才是实质。这就给我们深刻启示,那就是反其道而行,念念不忘维护并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依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政治哲理,邓小平已然表明:“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邓选第3卷第286页。)悟而赋焉。

    阶级斗争不为纲

    内外激化记党章。

    帝国无忘主义斗

    霸权总谋利益张。

    封建旧阀呼东郭

    掮客新贵拜西狼。

    润之忧劳戈夫泪

    执政安全国运昌!

    (2015-04-22夜,于南通市德民花苑。)

    注释:1。解题,诗为学习研究党和新中国历史演变轨迹,归纳社会政治哲理,提供后人思考借鉴而作。2。首联,写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引用党章-总纲论述,谓在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经济建设是中心,阶级斗争不是纲,但表现为演变党的执政地位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有时还会激化。3。颔联,写阶级斗争存在的国际因素。谓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是不会改变的。4。颈联,写阶级斗争存在的国内因素。谓极少数、乃至极个别人,有意无意鼓吹共产党人学习东郭先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认贼作父、与狼同床。他们秉持的理论基础,仍是历史的老套:“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日本人要的是中国的地方,共产党要的是我的命。”(蒋介石)5。尾联,卒章显志,谓执政安全是政党领袖的重器和治国理政的舞台,应当夙夜萦怀、须臾不忘。戈夫,戈尔巴乔夫。

    荣生按:“阶级斗争”这个词儿,现在没多少人喜欢听。因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曲折磨难,大多与没处理好此事有关。也许用“政党竞争”或“执政安全”取而代之更中听些。例如江泽民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里写道:“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61页)有趣的是,这样极其重要的论述,却被遗编在江选之外。邓公晚年却是两次引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在南巡谈话(邓选第3卷,第364-365页,第379页)。原因大概是用大家熟知的老词儿,能够更明白晓畅地说明他的观点。

    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党章总纲引用十一届六中全会论断而作的规定多不多余?党的执政地位存不存在挑战者与敌对者?结论是存在,不多余。事实证据是苏东巨变和政治风波,理论证据是邓公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邓选第3卷,第304页)苏共执政70多年被敌人颠覆,我党执政才60多年,远没到“莫予毒也”的境界。邓公说得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选第3卷,第380页)十几代人就是几百年,五十代人就是1000年。也许,在党领导人民走上坡路的长征进取中,我们党永远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清醒,别指望他们会犯迷糊。他们都是精明的政治家和熟套的阴谋家。朝思暮想担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落败的帝国主义,夙夜在心妄图取共产党执政地位而代之的政治势力,如果遇到能一把掐死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有天真书生的犹豫和小脚女人的迟缓的。

    别人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能做的是作好自己的事:保持和加强对党员与人民的教育。因为“党员和人民是永远需要教育的。”(参见笔者名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当代历史研究家?,刘炳坤主编中国领导科学文库,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卷首,第32-46页)

    邓公晚年检讨失误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选第3卷,第306页)又指出,经济失误补救易,政治失误补课难:“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他举例说:“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邓选第3卷,第327页)看来,毛时代突出政治,过了头会欠经济账;邓时代突出经济,过了头会欠政治账。怎样创新并保持对党和人民的有效教育?是新时期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时代课题。过去时代,经济类型单一,人民都被组织在机关团体或国有、集体企业里,每个组织各有灌输政治理论的渠道。现在经济多元化,绝大多数人民分散就业,除了手机电视之外,缺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渠道,而手机电视用于收看新闻联播的能有几人?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是“千万不要忘记”的形象表述。像共产党执政地位这样关系全局的根本命题,显然,一年只讲一次,或者只讲十二次,是显然不够的,需要讲365次。否则“言谈终日,语不及义”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何补益?邓公当年就深痛于宣讲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邓选第3卷,第305页)他的批评不只是针对两任总书记,而且是针对宣传思想干部和新闻媒体工作者:宣传改革开放理直气壮,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心虚气短,是整整十年的风尚时髦。他早就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对前台人麻木迟钝不满意,但年届耄耋的他又没精力亲自抓,只能无奈兴叹:“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选第3卷,第196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华骄子、世纪伟人,既各领时代风骚,又互相联系衔接。关于治国理政的许多论述,他们说的具体言语可能不同,但其立场观点的实质没有天渊之别。差异只在:毛探索在前,出语不尽科学;邓扬弃在后,论断更加精当。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大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小道理,原本就是承扬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