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后II_Part 3 终局_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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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梅勒妮
回家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尽管我住的是单人病房，两边的病房没让住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伺候我，但我已经厌倦了住院。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家更适合调养身体，振奋精神的了。
许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些离奇的故事——濒死患者体验“灵魂出窍”，不幸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又活过来，诸如此类——对此我一概不信。如今，这种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新闻仍然大行其道。可是，当我在医院中苏醒过来时，那感觉就跟这些故事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仿佛飘浮在病房的天花板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却仿佛又能感知到一切。我能感知到病床上我那干瘦蜷曲的躯体，我能感受到连在那具躯体上的传感器、输液管、针头和导尿管，我能感知到护士、医生、勤杂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忙着维持我的生命。当我重新进入影像和声音的世界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是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和耳朵感知一切的，而且是同时感觉这些人的所见所闻！我的念控力从未强大到可以同时获取多人的清晰感觉信息。我知道威利和尼娜也没有过。有一定经验的念控者可以同时操控一个陌生人和一个调教好的傀儡；经验更丰富的念控者甚至能通过快速转换操控对象同时操控两个陌生人，只是这样更耗费精力。但像我现在这样轻松地获取如此清晰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却是我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操控别人的时候，受控者必定会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他们要么会因此发疯，要么会下意识地不去回忆被操控的经历——后者是人的本能反应，但会造成受控者丧失一段记忆，而且受控者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失忆。可是现在，我同时拥有六个人的视角，而且我知道，这些人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
可是，我能操控他们吗？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一会儿让护士拿起杯子，一会儿让勤杂工关门，一会儿又让医生说一两句他并不打算说的话。我不会进入他们的意识太深，以免影响到他们的医护专业能力。他们全都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还处在昏迷之中，靠机器和不间断的看护来维持生命。我看上去像是被囚禁在躯壳中，但实际上，我的灵魂在以从未达到甚至想象过的灵活四处遨游、探索。我会进入一个护士，躲在她的双眼背后离开房间，感受她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品尝她口中咀嚼的薄荷味口香糖。来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会伸出另一只感觉触角，进入外科主任的意识——同时绝不会与年轻护士脱离连接！——同他乘电梯下楼，发动林肯大陆汽车，向郊区行驶六英里，去与等待他的妻子会面。整个过程中，我还同时与另外四人保持着紧密连接，包括那名护士、走廊中的义工、病房楼下查看X光片的实习生，以及正站在病房里俯视我身体的第二个医生。我的念控力已经不再受距离的影响。多年以来，我和尼娜一直都惊叹于威利远距离操控傀儡的能力，但现在我比他强大得多。
我的念控力每天都在增强。
第二天，就在我测试新能力的时候，那家人回来了。我没有认出那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和苗条的金发妻子，但我透过接待员的眼睛看见了那三个孩子，并立刻认出了他们就是我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些孩子。
红发男人一看到我的模样就惊呆了。我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这里就像是一个网，中心是护士站，周围辐射出一个个扇形的小房间。而在我所属的房间，我又被困在一个由静脉注射软管和感应线路构成的更小的网之中。医生将红发男人带离了可以观察重症监护病房的探视区。
“你是她的家人吗？”医生问。他是一个医术精湛、一丝不苟的男人，留着一头棕色长发。他是哈特曼医生，每当他出现在护士们面前时，我都能感觉到她们的愉悦、焦虑和尊敬。
“哦，不是。”红发男人说，“我名叫霍华德·沃登。昨天我……不，是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呃……院子里散步时发现了她。她摔倒了……”
“不错，”哈特曼医生说，“我看过你给急诊室护士的报告。你不知道这位女士是谁？”
“是的。当时她只穿着浴袍和睡袍。我的孩子说，他们看见她从森林里走出来……”
“也不知道她从何而来？”
“唔……”沃登说，“我……我没有报警。我想我错了。南希和我在这儿待了几个小时。等确认她……这位老妇人……不会……我是说，确认她情况稳定之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今天休假，我本来打算今早报警，但我想先来看看她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通知警察了。”哈特曼医生撒谎道。我是第一次操控他，简单得就像穿上一件自己钟爱的旧外套。“他们来录了口供。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这位多伊夫人是从哪儿来的。没有人报警说有亲人失踪了。”
“多伊夫人？”霍华德·沃登说，“哦，是简·多伊的意思吧。听我说，医生，我们也觉她很可疑。我们住在公园里面大概两英里的地方，而孩子们说，她甚至都不是沿着公路走进来的。”说着，他朝重症监护病房瞥了一眼，“她怎么样了，医生？她看上去……看上去情况不妙。”
“这位女士得了严重中风。”哈特曼医生说，“很可能是连续发作了。”见霍华德面色煞白，医生继续说道，“这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脑血管意外’，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脑出血。大脑供氧短暂中止。据我们诊断，出血发生在患者的右半脑，导致大脑和神经机能崩溃。这在她的左半身得到集中体现——眼皮低垂，上下肢瘫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值得庆幸，因为失语症——就是说不出话来——一般是左半脑损伤造成的。我们对患者做了脑电图和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实话对你说，结果令我们费解。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确认患者很可能脑中动脉梗死，而脑电图的读数却不支持这一结论……”
我对不知所云的医学讨论丧失了兴趣，将关注点转移到门厅中的中年接待员那里。我让她站起来，走到三个孩子身边。“你们好，”我让她说，“我知道你们来这儿是探望谁的。”
“我们不能进病房去。”六岁的女孩说，她曾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演唱《嘿，朱迪》，“我们太小了。”
“但我知道你们想见谁。”接待员微笑着说。
“我想看到那位慈祥的老奶奶。”小男孩说，眼中带泪。
“我不想。”年纪最大的女孩断然否定。
“我也不想。”她六岁的妹妹也说。
“为什么？”我有点儿伤心。
“因为她很怪。”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我原来也喜欢她，但我昨天碰到她手的时候，那感觉太搞笑了。”
“搞笑是什么意思？”我问。接待员戴着厚厚的眼镜，我的视野被扭曲了。我从不需要眼镜，除非要读书看报。
“搞笑，”女孩说，“古怪。就像摸到了蛇皮。我很快就松开了手，在她晕倒之前就松开了。可我就是觉得她不是好人。”
“不错。”女孩的妹妹说。
“闭嘴，艾莉。”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显然后悔对我讲了这么多。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级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
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在巴德伊舍度过的那个夏天。我们从维也纳出来后，在一个名叫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小镇换乘了一次火车。尼娜开玩笑说，将这个镇子的名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反复念出来，就是火车自己发出的声音。我们捧腹大笑，笑完了又接着笑。我记得过道对面年长的贵妇人向我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天正午过后，我发现早诺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发声课，但老师病了，我只好回咖啡馆。威利和尼娜总是在那儿等我，但他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是空的。
我回到河畔散步大道上尼娜和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儿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会突然离开，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我打开门，客厅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尼娜房中传来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痛苦的呻吟，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天真地想为某个遇到麻烦的女仆提供帮助。
当然，声音是尼娜和威利发出的。他们没有遇到麻烦。我记得，在透过褐红色窗帘的昏暗光线中，我看见了尼娜洁白的大腿，还有威利向前猛冲的侧腹部。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注视着他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威利的脸都没有对着我，而是埋在尼娜的肩膀和羽绒枕头里，但尼娜立刻转过头，用湛蓝的眼睛看着我。我肯定她看到我了，但她没有停下。从她那张开的精致的粉红色嘴巴中，有节奏的野兽般的呻吟也没有中断。
三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医院和费城，返回查尔斯顿的家。
我让霍华德·沃登负责搬家的具体事务。可是，就算将他的储蓄全拿出来，霍华德也只凑出两千五百美元。这家伙一辈子都会没出息。但南希卖掉了她母亲的房子，取出了她所有的储蓄，结果很不错——一共凑出了四万八千美元。这本来是为孩子们读大学准备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操心这件事了。
我让哈特曼医生去了趟城堡。霍华德和南希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医生带着两根针管去了女孩们的房间。随后，医生处理了后事。我记得在费尔蒙特公园里，向铁路桥方向走大约一英里，有一小块可爱的空地。早上，霍华德和南希给五岁的贾斯汀喂了饭——在我的调教之下——但他们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记忆，就像是做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梦见自己忘了穿衣服，正赤身裸体地坐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一样。
这些事做完之后，霍华德和南希很顺利地适应了只有一个孩子。我很高兴我没有操控霍华德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一般来说，没有残留创伤或愤恨的人更容易调教。
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的婚礼是一件小事，婚礼由费城的一位太平绅士主持，观礼的只有休厄尔护士、霍华德、南希和贾斯汀。我觉得他们是一对俊男靓女，尽管有人说欧德史密斯护士长有一张严肃而缺乏幽默感的脸。
搬家结束之后，哈特曼医生也捐出了他的钱。他用了一段时间才卖掉了股票和房产，还有那辆他钟爱的保时捷轿车。除去信托财产——他必须用这笔钱给他的两个前妻支付赡养费——他仍然为我们贡献了十八万五千六百美元。考虑到哈特曼医生实际上即将提前退休，这笔钱应该足够支持我们这些人近期的基本开销。
可是，这笔钱还不足以购买我的
老房子或者霍奇斯的房子。我不愿意让人再住到我家院子的另一头。但愚蠢的沃登夫妇竟然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买保险。霍华德只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额一万美金的寿险。同查尔斯顿房子的价钱相比，这笔钱简直渺小得可笑。
最后，是哈特曼医生的母亲的房子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这个老太太八十二岁，身体健康，住在棕榈泉别墅。圣灰星期三，哈特曼医生还在做手术，接到消息说他母亲突发栓塞。他当天下午就飞去了西岸。葬礼在三月七日星期六举行。因为还有一些法律事务需处理，他直到十一日星期三才飞回来。霍华德也同机返回。那座房子卖出了四十万美元出头。一个星期后的圣帕特里克节，我们搬往南方。
在离开北方之前，还需要敲定一些最终的细节。我新的家人——霍华德、南希和年幼的贾斯汀，还有我们未来的邻居——哈特曼医生，欧德史密斯护士，以及休厄尔小姐，我对他们感到很满意，但我总觉得安全方面还有所欠缺。医生身材瘦小，只有五英尺五英寸。霍华德人高马大，但行动起来就跟思考的速度一样缓慢，而且他身上的脂肪太多。我们这个集体中需要一两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才。
在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周末，霍华德把卡利带到了医院。他是一个巨汉，身高至少六英尺五英寸，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身体露出来的部分全是一块块紧绷的肌肉。卡利脑子有点儿笨，几乎不能连贯地说话，但像丛林野猫一样敏捷灵活。霍华德解释说，卡利本是负责公园场地维护的副工头，但七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开除。去年他又回来上班了，但只能干最低级、最艰苦的维护工作——清除树桩，拆掉老建筑，给大小道路铺沥青，清除积雪。卡利毫无怨言，而且已经过了假释期。
卡利的脑袋在颌颈连接处最宽，然后向上收窄，到头顶处最尖。他剪着平头，发茬儿极短极粗糙，仿佛理发师是个瞎了眼的虐待狂。
霍华德告诉卡利，一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出现了，但霍华德用的语言更简单。把卡利带到医院来是我的主意。
“她今后就是你的老板。”霍华德说指着病床上我的躯壳说，“你将为她服务，保护她，在必要的时候为她献出生命。”
卡利发出来一种如同猫在清嗓子的声音。“这老太婆还活着？”他说，“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我进入了他的意识。在那颗仿佛被挤扁了的小脑瓜里，只留存着原始的动机：饥饿、干渴、恐惧、骄傲、仇恨，以及取悦他人的愿望——这源自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得到归属感和被人关爱的欲望。我利用了这种欲望，将其放大增强。卡利在我的房间中连续待了十八个小时。当他离开房间去帮霍华德打包行李并做其他旅行准备时，原来的卡利只剩下高大的肉体、力量、灵敏，以及取悦我的欲望。
我从来都不知道卡利是他的姓还是名。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旅行都会犯一个毛病——我抵抗不住收集纪念品的诱惑。同威利和尼娜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经常想立刻就去买纪念品，这也成了我的侣伴取笑我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旅行过，但我收集纪念品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消失。
3月16日晚上，我让霍华德和卡利开车去德国城。对我来说，那些街道如同隐约记得的梦中景物一般。尽管霍华德被调教过，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卡利在他身边，他到了那个黑鬼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只记得他的姓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霍华德接触的四个年轻人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就用五花八门的绰号加以回答。但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一个大冷天里仍然穿着破烂运动衫的十岁孩子——他说：“我知道，伙计。你是说马文·盖尔吧。他刚从牢里放出来，伙计，因为发动骚乱什么的。你找马文干什么？”
霍华德和卡利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从孩子口中套出了马文家的位置。马文·盖尔住在一座朽败的、石棉瓦屋顶的联排房屋的二楼，紧挨着两座高高的公寓楼。一个男孩打开了门，卡利和霍华德走进屋子，只见客厅里坐垫下陷的沙发上盖着一层粉红床单，一台古老的电视中一个绿皮肤的知识问答节目主使人正兴奋地讲个不停，灰泥已开始剥落的墙上贴着宗教宣传品和一张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个趴在沙发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傻傻地看着两名来访者。
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边在花格子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你们俩要干啥？”
“我们想找你的儿子谈谈，夫人。”霍华德说。
“谈什么？”女人质问道，“你们不是警察。马文什么也没干。你们走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霍华德谄媚地说，“我们只是想给马文提供一份工作。”
“工作？”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利，然后又看着霍华德，“什么工作？”
“没事的，妈妈。”马文·盖尔站在内走廊的门口，只穿着一条旧短裤和一件超大的T恤。他脸部松弛，眼神涣散，就像刚睡醒一样。
“马文，你用不着同这些人说话——”
“没事的，妈妈。”他盯着母亲，脸上死气沉沉。见母亲垂下头，他转头看着霍华德问，“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能到外面谈谈吗？”霍华德问。
马文耸耸肩，跟我们走出房间。外面黑黢黢的，寒风凛冽。在母亲的抗议下，马文关上了门。他抬头盯着卡利，然后走到霍华德面前。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他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且乐见其成。
“我们将给你一个新的人生。”霍华德小声说，“一个全新的人生……”
马文·盖尔刚想张口讲话，我就从十英里之外挤入了他的意识，这个黑人男孩的下颌张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严格地说，在我向格朗布索普告别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曾操控过这个男孩，所以这次“进食”或许会容易那么一点点儿。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患病之后，念控力已经大涨。透过霍华德·沃登的感官过滤，同时操控卡利、我的医生，以及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被调教的傀儡，我的意志之钳依然如此有力，以至于那个黑人男孩倒吸了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了，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条命令。他的眼神不再像瘾君子那样颓废，而是像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空洞地瞪视着虚空。
马文·盖尔的生活、思想、记忆和可怜的抱负永远消失了。这种彻底的调教，我从没有一举成功过。我几乎忘了我那具躺在医院病床上完全瘫痪的躯体。在休厄尔护士的按摩下，这躯体会不时地抽搐一下。
马文·盖尔——如今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皮囊——静静地在寒风和黑暗中等待着。
我最后通过卡利说话。我不需要直接向卡利下令，只需要让他去听霍华德的意识。“去穿好衣服。”他说，“把这个给你母亲。告诉她，这是预付的薪水。”卡利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交给这个年轻的黑人。
马文返回房间，三分钟之后走了出来。他只穿着牛仔裤、毛衣、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没有携带任何行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可以在搬家之后为他准备几套服装。
在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记得家中始终都有黑人奴仆。回到查尔斯顿之后恢复这一惯例也不是坏事。
我不能不带什么纪念品就离开费城。
三天之后，由若干辆卡车、两辆豪华轿车、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里面装着我的床和医疗器械）组成的车队上路了。霍华德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先行出发——贾斯汀称它为“蓝色窝窝”——去为我回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打开宅子的窗户透气。
我们在入夜之后很久才到。卡利把我抬上了楼。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举着静脉注射的输液瓶跟在一旁。
我的卧室亮着灯，被子掀开到合适的位置，床单干净而清爽。床、梳妆台、衣柜都是黑檀木做的，散发着擦亮剂的柠檬香味。我的梳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
我们都哭了。卡利温柔地、近乎虔诚地把我放在长长的床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矮棕榈叶和含羞草花的气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
医疗器械被搬上来安装好。闪着绿色荧光的示波器在我熟悉的卧室中显得格格不入。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哈特曼医生和他的新婚妻子欧德史密斯护士给我做身体检查；霍华德和南希规规矩地站着，贾斯汀站在他们中间，仿佛在照全家福；年轻的护士休厄尔在窗边对我露出微笑；穿着白色勤杂工制服的卡利站在门边，看起来仍然十分高大；马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擦洗干净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深黑的脸几乎融入了黑漆漆的走廊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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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妮
回家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尽管我住的是单人病房，两边的病房没让住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伺候我，但我已经厌倦了住院。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家更适合调养身体，振奋精神的了。
许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些离奇的故事——濒死患者体验“灵魂出窍”，不幸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又活过来，诸如此类——对此我一概不信。如今，这种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新闻仍然大行其道。可是，当我在医院中苏醒过来时，那感觉就跟这些故事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仿佛飘浮在病房的天花板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却仿佛又能感知到一切。我能感知到病床上我那干瘦蜷曲的躯体，我能感受到连在那具躯体上的传感器、输液管、针头和导尿管，我能感知到护士、医生、勤杂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忙着维持我的生命。当我重新进入影像和声音的世界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是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和耳朵感知一切的，而且是同时感觉这些人的所见所闻！我的念控力从未强大到可以同时获取多人的清晰感觉信息。我知道威利和尼娜也没有过。有一定经验的念控者可以同时操控一个陌生人和一个调教好的傀儡；经验更丰富的念控者甚至能通过快速转换操控对象同时操控两个陌生人，只是这样更耗费精力。但像我现在这样轻松地获取如此清晰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却是我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操控别人的时候，受控者必定会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他们要么会因此发疯，要么会下意识地不去回忆被操控的经历——后者是人的本能反应，但会造成受控者丧失一段记忆，而且受控者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失忆。可是现在，我同时拥有六个人的视角，而且我知道，这些人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
可是，我能操控他们吗？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一会儿让护士拿起杯子，一会儿让勤杂工关门，一会儿又让医生说一两句他并不打算说的话。我不会进入他们的意识太深，以免影响到他们的医护专业能力。他们全都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还处在昏迷之中，靠机器和不间断的看护来维持生命。我看上去像是被囚禁在躯壳中，但实际上，我的灵魂在以从未达到甚至想象过的灵活四处遨游、探索。我会进入一个护士，躲在她的双眼背后离开房间，感受她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品尝她口中咀嚼的薄荷味口香糖。来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会伸出另一只感觉触角，进入外科主任的意识——同时绝不会与年轻护士脱离连接！——同他乘电梯下楼，发动林肯大陆汽车，向郊区行驶六英里，去与等待他的妻子会面。整个过程中，我还同时与另外四人保持着紧密连接，包括那名护士、走廊中的义工、病房楼下查看X光片的实习生，以及正站在病房里俯视我身体的第二个医生。我的念控力已经不再受距离的影响。多年以来，我和尼娜一直都惊叹于威利远距离操控傀儡的能力，但现在我比他强大得多。
我的念控力每天都在增强。
第二天，就在我测试新能力的时候，那家人回来了。我没有认出那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和苗条的金发妻子，但我透过接待员的眼睛看见了那三个孩子，并立刻认出了他们就是我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些孩子。
红发男人一看到我的模样就惊呆了。我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这里就像是一个网，中心是护士站，周围辐射出一个个扇形的小房间。而在我所属的房间，我又被困在一个由静脉注射软管和感应线路构成的更小的网之中。医生将红发男人带离了可以观察重症监护病房的探视区。
“你是她的家人吗？”医生问。他是一个医术精湛、一丝不苟的男人，留着一头棕色长发。他是哈特曼医生，每当他出现在护士们面前时，我都能感觉到她们的愉悦、焦虑和尊敬。
“哦，不是。”红发男人说，“我名叫霍华德·沃登。昨天我……不，是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呃……院子里散步时发现了她。她摔倒了……”
“不错，”哈特曼医生说，“我看过你给急诊室护士的报告。你不知道这位女士是谁？”
“是的。当时她只穿着浴袍和睡袍。我的孩子说，他们看见她从森林里走出来……”
“也不知道她从何而来？”
“唔……”沃登说，“我……我没有报警。我想我错了。南希和我在这儿待了几个小时。等确认她……这位老妇人……不会……我是说，确认她情况稳定之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今天休假，我本来打算今早报警，但我想先来看看她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通知警察了。”哈特曼医生撒谎道。我是第一次操控他，简单得就像穿上一件自己钟爱的旧外套。“他们来录了口供。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这位多伊夫人是从哪儿来的。没有人报警说有亲人失踪了。”
“多伊夫人？”霍华德·沃登说，“哦，是简·多伊的意思吧。听我说，医生，我们也觉她很可疑。我们住在公园里面大概两英里的地方，而孩子们说，她甚至都不是沿着公路走进来的。”说着，他朝重症监护病房瞥了一眼，“她怎么样了，医生？她看上去……看上去情况不妙。”
“这位女士得了严重中风。”哈特曼医生说，“很可能是连续发作了。”见霍华德面色煞白，医生继续说道，“这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脑血管意外’，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脑出血。大脑供氧短暂中止。据我们诊断，出血发生在患者的右半脑，导致大脑和神经机能崩溃。这在她的左半身得到集中体现——眼皮低垂，上下肢瘫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值得庆幸，因为失语症——就是说不出话来——一般是左半脑损伤造成的。我们对患者做了脑电图和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实话对你说，结果令我们费解。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确认患者很可能脑中动脉梗死，而脑电图的读数却不支持这一结论……”
我对不知所云的医学讨论丧失了兴趣，将关注点转移到门厅中的中年接待员那里。我让她站起来，走到三个孩子身边。“你们好，”我让她说，“我知道你们来这儿是探望谁的。”
“我们不能进病房去。”六岁的女孩说，她曾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演唱《嘿，朱迪》，“我们太小了。”
“但我知道你们想见谁。”接待员微笑着说。
“我想看到那位慈祥的老奶奶。”小男孩说，眼中带泪。
“我不想。”年纪最大的女孩断然否定。
“我也不想。”她六岁的妹妹也说。
“为什么？”我有点儿伤心。
“因为她很怪。”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我原来也喜欢她，但我昨天碰到她手的时候，那感觉太搞笑了。”
“搞笑是什么意思？”我问。接待员戴着厚厚的眼镜，我的视野被扭曲了。我从不需要眼镜，除非要读书看报。
“搞笑，”女孩说，“古怪。就像摸到了蛇皮。我很快就松开了手，在她晕倒之前就松开了。可我就是觉得她不是好人。”
“不错。”女孩的妹妹说。
“闭嘴，艾莉。”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显然后悔对我讲了这么多。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级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
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在巴德伊舍度过的那个夏天。我们从维也纳出来后，在一个名叫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小镇换乘了一次火车。尼娜开玩笑说，将这个镇子的名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反复念出来，就是火车自己发出的声音。我们捧腹大笑，笑完了又接着笑。我记得过道对面年长的贵妇人向我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天正午过后，我发现早诺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发声课，但老师病了，我只好回咖啡馆。威利和尼娜总是在那儿等我，但他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是空的。
我回到河畔散步大道上尼娜和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儿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会突然离开，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我打开门，客厅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尼娜房中传来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痛苦的呻吟，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天真地想为某个遇到麻烦的女仆提供帮助。
当然，声音是尼娜和威利发出的。他们没有遇到麻烦。我记得，在透过褐红色窗帘的昏暗光线中，我看见了尼娜洁白的大腿，还有威利向前猛冲的侧腹部。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注视着他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威利的脸都没有对着我，而是埋在尼娜的肩膀和羽绒枕头里，但尼娜立刻转过头，用湛蓝的眼睛看着我。我肯定她看到我了，但她没有停下。从她那张开的精致的粉红色嘴巴中，有节奏的野兽般的呻吟也没有中断。
三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医院和费城，返回查尔斯顿的家。
我让霍华德·沃登负责搬家的具体事务。可是，就算将他的储蓄全拿出来，霍华德也只凑出两千五百美元。这家伙一辈子都会没出息。但南希卖掉了她母亲的房子，取出了她所有的储蓄，结果很不错——一共凑出了四万八千美元。这本来是为孩子们读大学准备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操心这件事了。
我让哈特曼医生去了趟城堡。霍华德和南希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医生带着两根针管去了女孩们的房间。随后，医生处理了后事。我记得在费尔蒙特公园里，向铁路桥方向走大约一英里，有一小块可爱的空地。早上，霍华德和南希给五岁的贾斯汀喂了饭——在我的调教之下——但他们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记忆，就像是做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梦见自己忘了穿衣服，正赤身裸体地坐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一样。
这些事做完之后，霍华德和南希很顺利地适应了只有一个孩子。我很高兴我没有操控霍华德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一般来说，没有残留创伤或愤恨的人更容易调教。
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的婚礼是一件小事，婚礼由费城的一位太平绅士主持，观礼的只有休厄尔护士、霍华德、南希和贾斯汀。我觉得他们是一对俊男靓女，尽管有人说欧德史密斯护士长有一张严肃而缺乏幽默感的脸。
搬家结束之后，哈特曼医生也捐出了他的钱。他用了一段时间才卖掉了股票和房产，还有那辆他钟爱的保时捷轿车。除去信托财产——他必须用这笔钱给他的两个前妻支付赡养费——他仍然为我们贡献了十八万五千六百美元。考虑到哈特曼医生实际上即将提前退休，这笔钱应该足够支持我们这些人近期的基本开销。
可是，这笔钱还不足以购买我的
老房子或者霍奇斯的房子。我不愿意让人再住到我家院子的另一头。但愚蠢的沃登夫妇竟然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买保险。霍华德只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额一万美金的寿险。同查尔斯顿房子的价钱相比，这笔钱简直渺小得可笑。
最后，是哈特曼医生的母亲的房子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这个老太太八十二岁，身体健康，住在棕榈泉别墅。圣灰星期三，哈特曼医生还在做手术，接到消息说他母亲突发栓塞。他当天下午就飞去了西岸。葬礼在三月七日星期六举行。因为还有一些法律事务需处理，他直到十一日星期三才飞回来。霍华德也同机返回。那座房子卖出了四十万美元出头。一个星期后的圣帕特里克节，我们搬往南方。
在离开北方之前，还需要敲定一些最终的细节。我新的家人——霍华德、南希和年幼的贾斯汀，还有我们未来的邻居——哈特曼医生，欧德史密斯护士，以及休厄尔小姐，我对他们感到很满意，但我总觉得安全方面还有所欠缺。医生身材瘦小，只有五英尺五英寸。霍华德人高马大，但行动起来就跟思考的速度一样缓慢，而且他身上的脂肪太多。我们这个集体中需要一两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才。
在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周末，霍华德把卡利带到了医院。他是一个巨汉，身高至少六英尺五英寸，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身体露出来的部分全是一块块紧绷的肌肉。卡利脑子有点儿笨，几乎不能连贯地说话，但像丛林野猫一样敏捷灵活。霍华德解释说，卡利本是负责公园场地维护的副工头，但七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开除。去年他又回来上班了，但只能干最低级、最艰苦的维护工作——清除树桩，拆掉老建筑，给大小道路铺沥青，清除积雪。卡利毫无怨言，而且已经过了假释期。
卡利的脑袋在颌颈连接处最宽，然后向上收窄，到头顶处最尖。他剪着平头，发茬儿极短极粗糙，仿佛理发师是个瞎了眼的虐待狂。
霍华德告诉卡利，一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出现了，但霍华德用的语言更简单。把卡利带到医院来是我的主意。
“她今后就是你的老板。”霍华德说指着病床上我的躯壳说，“你将为她服务，保护她，在必要的时候为她献出生命。”
卡利发出来一种如同猫在清嗓子的声音。“这老太婆还活着？”他说，“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我进入了他的意识。在那颗仿佛被挤扁了的小脑瓜里，只留存着原始的动机：饥饿、干渴、恐惧、骄傲、仇恨，以及取悦他人的愿望——这源自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得到归属感和被人关爱的欲望。我利用了这种欲望，将其放大增强。卡利在我的房间中连续待了十八个小时。当他离开房间去帮霍华德打包行李并做其他旅行准备时，原来的卡利只剩下高大的肉体、力量、灵敏，以及取悦我的欲望。
我从来都不知道卡利是他的姓还是名。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旅行都会犯一个毛病——我抵抗不住收集纪念品的诱惑。同威利和尼娜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经常想立刻就去买纪念品，这也成了我的侣伴取笑我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旅行过，但我收集纪念品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消失。
3月16日晚上，我让霍华德和卡利开车去德国城。对我来说，那些街道如同隐约记得的梦中景物一般。尽管霍华德被调教过，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卡利在他身边，他到了那个黑鬼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只记得他的姓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霍华德接触的四个年轻人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就用五花八门的绰号加以回答。但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一个大冷天里仍然穿着破烂运动衫的十岁孩子——他说：“我知道，伙计。你是说马文·盖尔吧。他刚从牢里放出来，伙计，因为发动骚乱什么的。你找马文干什么？”
霍华德和卡利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从孩子口中套出了马文家的位置。马文·盖尔住在一座朽败的、石棉瓦屋顶的联排房屋的二楼，紧挨着两座高高的公寓楼。一个男孩打开了门，卡利和霍华德走进屋子，只见客厅里坐垫下陷的沙发上盖着一层粉红床单，一台古老的电视中一个绿皮肤的知识问答节目主使人正兴奋地讲个不停，灰泥已开始剥落的墙上贴着宗教宣传品和一张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个趴在沙发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傻傻地看着两名来访者。
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边在花格子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你们俩要干啥？”
“我们想找你的儿子谈谈，夫人。”霍华德说。
“谈什么？”女人质问道，“你们不是警察。马文什么也没干。你们走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霍华德谄媚地说，“我们只是想给马文提供一份工作。”
“工作？”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利，然后又看着霍华德，“什么工作？”
“没事的，妈妈。”马文·盖尔站在内走廊的门口，只穿着一条旧短裤和一件超大的T恤。他脸部松弛，眼神涣散，就像刚睡醒一样。
“马文，你用不着同这些人说话——”
“没事的，妈妈。”他盯着母亲，脸上死气沉沉。见母亲垂下头，他转头看着霍华德问，“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能到外面谈谈吗？”霍华德问。
马文耸耸肩，跟我们走出房间。外面黑黢黢的，寒风凛冽。在母亲的抗议下，马文关上了门。他抬头盯着卡利，然后走到霍华德面前。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他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且乐见其成。
“我们将给你一个新的人生。”霍华德小声说，“一个全新的人生……”
马文·盖尔刚想张口讲话，我就从十英里之外挤入了他的意识，这个黑人男孩的下颌张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严格地说，在我向格朗布索普告别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曾操控过这个男孩，所以这次“进食”或许会容易那么一点点儿。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患病之后，念控力已经大涨。透过霍华德·沃登的感官过滤，同时操控卡利、我的医生，以及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被调教的傀儡，我的意志之钳依然如此有力，以至于那个黑人男孩倒吸了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了，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条命令。他的眼神不再像瘾君子那样颓废，而是像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空洞地瞪视着虚空。
马文·盖尔的生活、思想、记忆和可怜的抱负永远消失了。这种彻底的调教，我从没有一举成功过。我几乎忘了我那具躺在医院病床上完全瘫痪的躯体。在休厄尔护士的按摩下，这躯体会不时地抽搐一下。
马文·盖尔——如今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皮囊——静静地在寒风和黑暗中等待着。
我最后通过卡利说话。我不需要直接向卡利下令，只需要让他去听霍华德的意识。“去穿好衣服。”他说，“把这个给你母亲。告诉她，这是预付的薪水。”卡利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交给这个年轻的黑人。
马文返回房间，三分钟之后走了出来。他只穿着牛仔裤、毛衣、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没有携带任何行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可以在搬家之后为他准备几套服装。
在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记得家中始终都有黑人奴仆。回到查尔斯顿之后恢复这一惯例也不是坏事。
我不能不带什么纪念品就离开费城。
三天之后，由若干辆卡车、两辆豪华轿车、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里面装着我的床和医疗器械）组成的车队上路了。霍华德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先行出发——贾斯汀称它为“蓝色窝窝”——去为我回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打开宅子的窗户透气。
我们在入夜之后很久才到。卡利把我抬上了楼。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举着静脉注射的输液瓶跟在一旁。
我的卧室亮着灯，被子掀开到合适的位置，床单干净而清爽。床、梳妆台、衣柜都是黑檀木做的，散发着擦亮剂的柠檬香味。我的梳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
我们都哭了。卡利温柔地、近乎虔诚地把我放在长长的床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矮棕榈叶和含羞草花的气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
医疗器械被搬上来安装好。闪着绿色荧光的示波器在我熟悉的卧室中显得格格不入。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哈特曼医生和他的新婚妻子欧德史密斯护士给我做身体检查；霍华德和南希规规矩地站着，贾斯汀站在他们中间，仿佛在照全家福；年轻的护士休厄尔在窗边对我露出微笑；穿着白色勤杂工制服的卡利站在门边，看起来仍然十分高大；马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擦洗干净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深黑的脸几乎融入了黑漆漆的走廊背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