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后II_Part 2 中局_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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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梅勒妮
坐公交车北上，穿越巴尔的摩无穷无尽的连栋贫民区和威尔明顿阴沟一样的工业区，我不禁联想到圣奥古斯丁文章中的一句话：“魔鬼把他的城市建在北方。”
我一直不喜欢北方的城市。那里充斥着疯狂和冷漠，煤烟和沙粒遮蔽天空，绝望笼罩在肮脏的街道和同样不洁的居民身上。我一直认为，尼娜最明显的背叛就是放弃了南方，投身纽约的冰冷峡谷。我不打算前往纽约那么靠北的地方。
雪花飘忽而至，为沉闷的风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公交车内部。过道对面的女人从书上抬起头，向我羞赧地笑了笑。这是我们离开华盛顿郊区后，她第三次对我笑。我点点头，继续织毛衣。她估计只有五十出头，但长年的未婚生活让她看起来老了二十岁。我已经开始考虑利用这个怯懦的女人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一个问题。
离开了华盛顿我很高兴。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儿南方味道的冷清城市。直到二战期间，它都给人以休闲而混乱的感觉。但现在，那里喧闹嘈杂，高楼林立，仿佛一座自我标榜的巨大陵墓，里面住的全是蝇营狗苟、热衷权力的虫子。
我瞟了眼窗外纷纷洒洒的雪片，竟一时想不起今天是几月几号，大脑中唯一出现的三个字是“星期四”。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是在距离华盛顿中心几英里的一座沉闷的汽车旅馆度过的。星期三，我让文森特把别克车开到国会大厦附近，将其抛弃，然后走回汽车旅馆。这一趟路花了他三小时，但文森特没有抱怨。他将来也不会抱怨。星期二晚上，我让他用针线给自己封上了嘴，我在烛火上给针简单消过毒。
星期三上午，我去购物中心做采购，买了些裙子、袍子、内衣，但同我在亚特兰大丢失的那些高档货相比，它们寒酸得简直让人想哭。丑陋的编织袋里还有差不多九千美元。当然，在查尔斯顿、明尼阿波利斯、新德里和土伦的保险柜和储蓄账户中，还有更多的钱，但目前我并不打算去取。如果尼娜知道我在亚特兰大的银行有储蓄，那她也肯定知道我在其他地方也存着钱。
尼娜死了，我想。
但她的念控力是我们当中最强的。她能在同我聊天的同时，操控威利的一个傀儡摧毁飞机。她的念控力强得难以置信，令人惊恐，甚至在她死后都能影响到我。尼娜·德雷顿的肉身在棺材中腐朽的同时，她的念控力却愈发强大。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转过头，瞥了眼公交车后排阴影中的人脸……
尼娜死了。
今天是星期四，离圣诞节正好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12月18日。我同尼娜、威利的重聚发生在12月12日。这两天之间似乎隔着无穷的时间。过去二十年，除了必要的放纵，我的生活基本上一成不变。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不好意思，”坐在过道对面的女人说，“你的毛衣打得可真好啊。是给你的孙辈打的吗？”
我转过头，对那个女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年轻的时候，在知道有许多事是女孩子不该做的之前，我常常同父亲去钓鱼。令我最兴奋的，是鱼儿咬钩时从鱼线传来的拉扯感，还有浮标一上一下的运动。真正考验渔夫技能的，正是鱼钩将咬稳而未咬稳的那个瞬间。
“不错，就是。”我说。一想到有个哭哭啼啼的孙子，我就禁不住反胃。但我很早之前就发现，在公众场合打毛衣对调整情绪大有裨益，而且还是很好的伪装。
“孙子？”
“孙女。”我说，悄悄侵入了那女人的意识。我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像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我尽可能谨慎地穿过精神的走廊和通道，穿过一扇扇门，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像入侵者，直到最后发现她脑中的快感中心。我就像抚摸波斯猫一样爱抚着她——虽然我讨厌猫——我感到她的快乐涌遍全身。快感释放得如此突然，就像一股温暖的尿液意外地流了出来。
“哦。”她呻吟了一声，不期而至的快感令她羞红了脸。“孙女。真好。”
我适时地调整爱抚的强度——我说话时就加强，她偷看我时就减弱。这种技术有人掌握得十分娴熟——对年轻人而言，这叫调情；对政治家而言，这叫展示魅力。
倘若具备念控力的是一位演讲大师，那他就能煽动起群众的狂热。阿道夫·希特勒的同辈和同事经常提及但又极少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出现的地方，人们总是感觉很舒服。我只要把这个女人好好调教几个星期，她便会对我的操控上瘾，其程度甚至强于海洛因。我们之所以喜欢恋爱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最接近心灵上瘾的状态。
这个孤独的女人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大很多，而我则恰恰与她相反。同我闲聊了两句后，她拍了拍身边的座位，又红着脸说：“这儿还有空座。你愿不愿过来坐，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声地说话了？”
“当然愿意。”我说，将针线放进了编织袋。这套道具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
她的名字是安妮·毕晓普。她正要返回费城的家，之前她在华盛顿的妹妹家里住了很长时间，但并不开心。聊了十分钟之后，我基本就掌握了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精神抚慰其实并不需要，这个女人渴望找人说话。
安妮来自于一个受人尊重的富裕费城家庭。他父亲设立的信托基金成了她主要的收入来源。她从没有结过婚。这个衰老的女人照顾了自己患病的弟弟保罗整整三十二年。保罗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先是下身瘫痪，最后渐渐全身瘫痪。今年五月，保罗去世了，安妮·毕晓普不习惯不再照顾弟弟的生活，于是她造访了妹妹伊莱恩家。这是他们姐妹八年来第一次重聚，但双方并不愉快。安妮对伊莱恩粗鲁的丈夫和不懂礼貌的孩子很不满，而她妹妹家显然也受不了安妮姨妈长期寡居养成的习惯。
我对安妮·毕晓普这种人非常了解——在长期冬眠生活中，我一直戴着这种老处女的面具。她是一颗寻找轨道的卫星，任何一颗能让她免于冰冷、孤独的星球都能将她捕获。下身瘫痪的弟弟对她来说是上帝的恩赐。尽管全身心地奉献给丈夫或孩子也是她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但照顾身体虚弱的弟弟为她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免去正常生活中的种种义务和烦扰。这种女人表面上不知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虽然她在提到去世的亲爱弟弟时，语气悲悯而慈爱，但我察觉到她对尿盆和轮椅的变态迷恋。三十年来，她牺牲了青春年华、牺牲了做母亲的机会，去伺候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吃喝拉撒，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放纵。我太了解安妮·毕晓普了，她不过是在慢性自杀，但又乐在其中。想到这里，我都为自己身为她的同性而感到羞耻。通常遇到这样的家伙，我都会忍不住让他们把自己的手插进喉咙里，直到他们恶心呕吐，并因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死。
当她讲述痛苦经历而落泪时，我拍着她的手臂说：“我懂，我懂。我懂那是什么感觉。”
“你真的懂？”安妮说，“找到一个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人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点点头，看着安妮·毕晓普。尽管她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岁，但说她七十岁了也有人信。她穿得不算差，但因为人不精神，所以套装也好礼服也罢，到她身上都像是皱巴巴的普通家居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但已经开始泛白，那条中分线似乎四十五年都没有变过，刘海松垮垮地垂在额前。她画着黑色的眼线，一哭就全花了。她嘴唇单薄，神态古板，虽然称不上刻薄，但显然极少开口大笑。她的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仿佛受地球重力作用一般，皱纹的曲线都是朝下的。她性格怯懦，思想浅薄，会依附于任何可以提供庇护的人，如同一只受惊的松鼠。
她是完美的操控对象。
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故事，用的是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这个化名，因为这是我仍在使用的身份。我的丈夫是萨凡纳的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八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套房产给我妹妹的儿子托德管理。托德不仅对房子管理不善，还败光了家中的遗产。去年秋天，他同他没规矩的妻子一起在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死了，害得我来负担葬礼费用，还有他欠的一屁股债。托德的儿子文森特也只好由我来抚养。我自己的儿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在日本冲绳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我已经卖掉了萨凡纳的房子，还掉了最后一笔债，带着甥孙一起去北方，希望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个故事蹩脚极了。但我通过不时爱抚她的快感中心，让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外甥非常英俊。”安妮说。
我笑了笑，瞟了眼坐在过道对面的文森特。他上身穿着廉价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防风夹克，打着黑领带，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宽松长裤，还有我们在华盛顿的凯马特买的一双黑色鞋子。我修剪了他的头发，但最后决定留着他的长发。现在，这些头发都干净整齐地扎在了脑后。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窗外的雪花和往后退去的景物。但我没办法改变他短小的下巴和脸上的青春痘。“谢谢。”我说，“他同他母亲长得很像。愿上帝使她灵魂安息。”
“他真安静啊。”安妮说。
我点点头，眼泪滑过脸颊。“那场事故……”我故意欲言又止，“可怜的孩子在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舌头。他们告诉我，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亲爱的，”安妮说，“上帝的意志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默默承受他的安排。”
大巴车在凌驾于费城南部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之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在车里互相安慰。
安妮·毕晓普很开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要去她家陪她几天。
费城闹市区人满为患，又闹又脏。我们来到地铁站，文森特带着我们的包，安妮买了从切斯纳特山到切尔腾大道的车票。在大巴上她已经给我描述过她在德国城的可爱房子。虽然她提到，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因为引入了“不良元素”而日渐堕落，但我脑中的德国城还是砖头和钢铁构成的费城中独立的世界。事实证明我错了。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微茫的暮色中一排排破旧的房屋和工厂，狭窄的街道上堆着被丢弃的汽车，大片的空地，随处都有黑鬼出没。除了能在火车车厢中和同铁轨平行的高速路上的汽车中偶尔看到几个白人外，整个城市似乎都被黑鬼占满了。我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坐在座位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穿着西装夹克的黑鬼小孩在空地上瞎跑，黑鬼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要死不活地走着，黑鬼女人推着偷来的购物车。每扇黑黢黢的窗户背后，似乎都藏着一张黑鬼的脸……
我将脑袋靠在冰冷的窗户上，按捺住想哭的冲动。我的父亲是对的，在一战前最后一段晴朗的日子里，他曾经预言，一旦黑鬼获得投票权，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腐烂。他们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肮脏、懒惰、绝望的废墟。
尼娜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到我。我过去几天的行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同安妮待一周或几周——即便这意味着住进这群失业的黑鬼中间——将会在原有的随机模式上增加更多随机元素。
我们在郊区一个名叫切尔腾大道的车站下车。轨道两边都是水泥墙，城市就在轨道的上方。我突然害怕起来，累得不愿沿着阶梯爬上街道。我让大家坐在一条深黄色的硬木长椅上休息了几分钟。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们面前驶过，返回市中心。一群黑鬼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上阶梯，一边叫喊着脏话，一边互相推搡。我隐隐听见外面街道传来的声音。寒风瑟瑟，雪花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所在的候车区。文森特对此毫无反应，也没有拉上防风夹克的拉链。
“我们去打辆车吧。”安妮说。
我点点头，但直到我看见两只体型大如猫的老鼠之后才站起来。那两只老鼠从轨道对面的水泥墙
缝隙中钻出来，开始在垃圾堆和干涸的下水道里搜寻食物。
出租车司机也是黑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只坐了八个街区，他却明显多收了我们的钱。德国城里的建筑有石质的，也有砖砌的，随处可见霓虹灯和广告牌。切尔腾大道和德国城大道上车满为患，道路两边尽是廉价商店和酒吧，还有北方城市中常见的生活垃圾。但德国城大道上有真正的电车。在银行、酒吧、杂货铺中间，还零星可见古老的石质建筑，或者十九世纪的砖砌商店，或者树立着铁栅栏和绿色雕像的一小片公园。两个世纪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小村落，住着一群有教养的农夫和商人，他们选择在距费城六到十英里的地方生活。一百年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从费城坐火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那时这里依然迷人，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旁坐落着一座座大房子，公路旁偶尔会有一两家旅馆。但今天，费城已经将德国城整个吞噬掉了，就像一条巨大的鲤鱼吞掉了比它漂亮得多的小鱼，只留下一具白骨，同消化液中的残渣混在一起。
安妮红着脸向我们介绍她的小房子，可见她真的对此备感骄傲。这座白色木房的风格完全与时代脱节，很可能是农舍改建而成，位于一条名叫女王巷的窄街上，距德国城大道几十码。房子周围立着高高的木栅栏，但破损严重，而且前部的栅栏上还喷有涂鸦。房前有一个很小的院子，根本不能同我在查尔斯顿的院子相提并论。前门廊也很小，二楼上只有两个小天窗。院子里长着两棵低矮的桃树，看起来已经不能再开花了。房子前面有一个前窗上趴满死苍蝇的干洗店；后面有一座似乎被遗弃了几十年的三层高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窗后闪现的人脸能表明那里还有人住。街对面有仓库、改造成复式住宅的下陷的砖砌房，以及往南延伸了半个街区的联排房屋。
“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家啊。”安妮说，等着我反驳她的前半段话。我反驳了。
安妮的大卧室和稍小的客房在二楼。厨房旁边的小卧室是他弟弟住过的，至今仍闻得到药和雪茄的味道。安妮显然打算将楼下的这个房间给文森特住，而把小客房给我住。我“帮助”她把楼上的两间房给了我们，让她自己去住楼下的房间。她收拾衣服和个人物品的时候，我参观了房子剩余的部分。
饭厅太小太拘谨。小客厅里摆了太多的家具，墙上挂了太多的画。厨房则同安妮本人一样，古板得令人反感。安妮弟弟的房间。一个厕所。一条小小的后门廊。后院只有狗圈那么小。
我打开后门，放入一点儿新鲜空气。一只灰色的肥猫从我脚边掠过。“哦，那是绒毛。”安妮说，怀里抱着自己的衣服进入小卧室。“它是我的小乖乖。帕格内里夫人一直替我照看它，但它知道妈妈回家了。对吧，小乖乖？”她在同猫说话。
我笑着往后退了几步。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本应喜欢猫，一有机会就陪在它身边，像个白痴似的围着这种傲慢而多变的动物。我小时候——差不多六七岁——我姨妈每个夏天来访时都会带着她的暹罗肥猫。我老是担心这个怪物晚上会趴在我脸上，把我憋死。我记得，一天下午，大人们去后院喝柠檬水的时候，我将那只猫塞进麻袋，在邻居的马车车库后的水槽里把它溺死，将湿漉漉的尸体抛在谷仓后一群黄狗经常出没的地方。等我把安妮“调教”好之后，她的“小乖乖”也会遭遇相似的事故。
对于拥有念控力的人来说，操控相对简单，调教则要困难得多。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开始游戏的时候，我们热衷于操控他人——通常是陌生人——每次用完这些傀儡之后就将其抛弃，从未考虑过这样做是否必要。后来，随着我们年岁日长，对念控力的掌握越来越熟练，我们都发现自己需要一个侍从——一半是奴仆，一半是保镖——我们用不着花什么力气操控他们，他们就能自动地满足我们的需求。索恩先生跟了我大概二十五年，在那之前，伴我左右的是特勒蒙特女士，再之前是一个年轻人——出于年轻时的多愁善感，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查尔斯，以纪念我最后的情人。尼娜和威利的侍从则不计其数——威利最后的侍从是那两个不懂礼貌的傀儡，而尼娜最后的侍从是讨厌的巴雷特·克拉默小姐。调教侍从需要时间，起初的几天最为关键。窍门是，掏空其独立自主的人格，使其一言一行都为自己的主人服务。侍从虽然丧失了自主性，但在简单的日常工作上，又必须具备自动性，不需主子直接动用念控力。如果要带着被调教好的侍从到公众场合去，就必须至少让其伪装出原有的人格特征。
调教的好处非常明显。虽然同时操控两个人非常困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尼娜也许可以做到——命令两个被调教好的傀儡却非常简单。威利每次旅行都会带着至少两个“男朋友”，而在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前，尼娜常常大摇大摆地同五六个年轻的单身帅哥旅行。
安妮·毕晓普很容易调教，她似乎渴望被征服。我在她家休息了三天，她就被我调教得服服帖帖。文森特则同她完全不一样。我起初的“调教”摧毁了他所有的自主意识，但他的潜意识却混乱而不受约束，充斥着汹涌的仇恨、恐惧、嫉妒、欲望和黑暗的冲动。我不想清除这些，因为它们将成为日后我可以利用的能量之源。1980年圣诞节前的那个周末，我坐在安妮略带酸臭味的家中，探索着文森特潜意识的迷宫，留下记号，设下机关，留待以后使用。
12月21日，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吃着安妮准备的早餐，询问着她的朋友、收入和生活。结果发现她没有朋友，生活也乏善可陈。邻居帕格内里夫人偶尔会来拜访，帮忙照看绒毛。提到那只失踪的猫，安妮眼中就噙满了泪水。我感觉她的意识突然打滑，就像碾上了黑冰的车一样。我紧握住她的意识缰绳，将她拽回最新、最核心的精神轨道——取悦我。
安妮的储蓄有七万三千美元。如同许许多多自私的老女人一样，她这辈子几十年来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却把现金、股票和债券一点点存起来，如同储藏了一大堆橡子却永远也吃不上的松鼠一样。而现在，她无聊的人生即将走向无聊的终点。我建议她下周将各种有价证券转换为现金。安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讨论她收入来源的时候，她提到了格朗布索普。“我平时会看守那个地方，偶尔会带些人参观。那里关闭很长时间之后，我还会去检查。协会会给我一笔报酬。”
“什么协会？”我问。
“费城古迹保护协会。”安妮说。
“格朗布索普是什么样的古迹呢？”我问。
“我很乐意带你去参观。”安妮热切地说，“离这儿不到一个街区。”
这三天来，我都在安妮的小房子里休息，调教这两个人，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了。我点头道：“那早餐过后去吧，如果我想出去走走的话……”
即便是现在，我都难以描述格朗布索普的魅力和诡异。它坐落在德国城大道破旧的砖砌路旁。在酒吧、杂货铺、熟食铺和廉价小商品店中间，矗立着几座古老而精致的建筑。沿着与主干道相交的狭窄街道走不远，便是贫民窟、联排房屋和空地。德国城大道5267号，在停车计时器的警戒线和两棵被烟熏黑、树皮龟裂的橡树后面，在与汽车、电车和无穷无尽的黑鬼行人相距不到十英尺的地方，便是格朗布索普。它围着石墙，挂着百叶窗，屋顶盖着木瓦。
前门有两扇。安妮拿出钥匙串，带我们从东门进入。建筑内部光线昏暗，因为窗户都被厚重的窗帘遮住了，百叶窗也都紧闭着。空气中弥漫着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木材和油漆的味道。我却感觉像回家了一般温暖。
“这里是1744年由约翰·维斯特建造的。”安妮说，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带上了导游的语气。“他是费城的一个商人，这里是他的避暑别墅。后来维斯特家人全年都住在这里。”
我们从小门厅进入客厅。宽大的木地板被抛光得锃亮，天花板的造型优雅简洁，状如结婚戒指。在小壁炉旁边有一把翼型靠背的椅子。一张古老的椅边桌上放着一根蜡烛。房间里没有电灯和电源插座。
“在德国城战争期间，”安妮说，“英国将军詹姆斯·阿格纽就死在这个房子里。他留下的血迹至今都看得见。”她指着地板说。
我瞟了眼地板上淡淡的污渍。“外面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说。
“窗户上原本贴着一张小卡片。”安妮说，“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两点至五点，这座房子接受公众参观。协会为关注那段历史的人提供私人旅行服务。这里现在是关闭状态——而且至少还要再关一个月——因为已经启动的厨房改造工程的资金尚未到位。”
“现在谁住在这里？”我问。
安妮大笑起来，如同耗子在吱吱尖叫。“现在没人住这儿。”她说，“这里不通电，除了在壁炉里烧柴之外没有别的取暖方式，而且也没有水管。每六到八个星期，我都会来这里检查一次。协会的维弗里夫人则会定期巡视。”
我点点头。“这里还有一扇‘求爱门’。”我说。
“哦，不错。”安妮说，“你知道这儿的习俗。葬礼上也有用。”
“给我们介绍下别的部分吧。”我说。
饭厅里的桌椅形制粗糙，充满殖民地早期的简朴风格。还有木匠师傅干活儿用的工作台。安妮指着一把椅子说，这是由所罗门·富塞尔制作的，独立礼堂里的椅子也出自此人之手。
厨房外就是后院，尽管如今那里只有棕色的冻土和未融的积雪，我还是能看出老式花园的格局，想必夏天那里将是鲜花盛开的景致。厨房地板是石质的，壁炉大得可以直着身子走进去。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旧工具和器皿——古董大剪刀、四英尺长的大镰刀、锄头、筢子、铁夹，等等——旁边还放着一块带踏板的大磨刀石。厨房的一个角落裂开了很大一部分，旁边堆着石头，一层丑陋的黑色塑料盖着洞口。安妮指着那里说：“那边的石头是松的。十一月维修期间，工人发现地板下有一扇腐朽的木门，门下是一段部分坍塌的隧道。”
“逃跑用的？”
“很有可能。”安妮说，“这里建造的时候，印第安人还会不时来骚扰。”
“通往哪里？”
“在附近的车库外发现了石砌出口。”安妮说，指了指结冰的窗户，“但协会现在资金紧张，无力继续发掘，要等到明年二月初，费城历史委员会才会拨下一笔款来。”
“文森特愿意去隧道里看看。”我说。
“哦，”安妮显得有些犹豫，用手摸了摸前额，“这可能不太合适——”
“文森特会去看看。”我说。
“好吧。”安妮同意道。
客厅里亮着一支蜡烛，但我还得派文森特回安妮的家拿火柴。他掀开塑料防水布，顺着短梯进入隧道，我闭上眼睛，用文森特的眼睛观察。
泥土、石头、潮湿而腐朽的气味。隧道就在后院地面下方十二英尺。新伐的木材支撑着部分重见天日的隧道的顶部。我把文森特带上地面，睁开眼睛。
“你愿意去楼上看看吗？”安妮问。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只是通过意念表示同意。
我一上楼，就听见育儿室里传来的耳语声。
“传说这间房子闹鬼。”安妮说，“维弗里夫人的狗都不敢进来。”
我以为安妮听到了耳语，但我搜索她的意识，发现她对此毫无感知，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取悦我。
我朝房内走去。俯瞰街道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光漏进来。昏暗的光线中，我隐约看见一个低矮的金属摇篮，样式丑陋而古老，就像给邪婴住的生锈笼子。房间里还有两张小网床和一把儿童椅。但真正引人注意的是那些玩具、人偶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体模特。角落里
有一个很大的娃娃屋。这玩意儿似乎也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应该是房子建成后至少一个世纪才出现——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它已经腐烂而且部分坍塌，却像一个真正被遗弃的家一样。我甚至怀疑老鼠会从那小小的走廊里匆匆跑过。在娃娃屋旁边，六个玩偶被扔在一张低矮的网床上。只有一个玩偶看上去像是十八世纪传下来的，其他几个玩偶都特别逼真，宛如真正孩子的发霉尸体。
然而，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个人体模特。它的大小宛如七八岁的男孩，身上穿着模仿独立战争时期风格的衣服，但布已经褪色，线也脱了，房间里弥漫着腐败的羊毛的味道。模特的手、脖子和脸上的许多地方的粉色外皮都不见了，露出下面的黑瓷。原本由真人头发制作的假发已经大块脱落，露出布满裂缝的头皮。眼睛逼真极了，我发现它们是义眼。在腐朽的人体模特身上，只有这双玻璃眼睛至今仍闪亮如新。
不知为何，我觉得耳语是人体模特发出的，但我朝模特走去时，那种声音反而减弱了。是墙在说话。安妮和文森特默默地注视着我，我靠在石灰墙上，凝神倾听。我听见了声音，但词语无法分辨。听上去不止一个人在说话，可我隐隐感觉，我不是在偷听他人谈话——那些话是直接对我说的。
“你听到什么了吗？”我问安妮。
她皱起眉，努力思考做出何种反应才最能取悦我。“只听到外面车流的声音。”她最后说，“还有街上孩子们的叫喊。”
我摇了摇头，又把耳朵贴在墙上。耳语仍在继续，既不紧迫，也无恶意。在那轻声细语中，我似乎分辨出了我的名字的音节。我不相信鬼魂。我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但随着我日渐衰老，我也开始相信，就像无线电波在发射器关闭后仍然会传播很远一样，某些人的意念也会在他们死后继续扩散开去。尼娜曾告诉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几千年前的陶罐，它的制作者用指尖将声音记录在旋转的陶罐的沟槽里，如同针尖将声音刻进唱片里一般。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我开始相信信息是可以脱离发送者而延续下去的。某些人，特别是我们这种掌握念控力的人，或许可以将意志镌刻在物品之上，就像我们将其施加于他人一样。
我又想到了尼娜，连忙从墙边挪开。耳语消失了。“不。”我大声说，“这同尼娜没有关系。声音听上去是友好的。”
我的两个侍从都默默地盯着我。安妮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文森特是无法说话。我朝他们微笑，安妮也报之以微笑。
“走吧。”我说，“我们先吃午饭，然后再过来。我很喜欢格朗布索普。你带我来这儿，做得很好。”
安妮·毕晓普笑开了花。
星期一中午，安妮和文森特将一张滚移式折叠床和一块新床垫带到了格朗布索普，购买了更多的蜡烛和三个煤油小暖炉，用罐头和不易腐败的食物堆满了一半的厨房隔板，将小罐装煤气炉放在巨大的案桌上，把每一个房间打扫干净。我把床放在育儿室里。安妮带来了干净床单、毯子和她钟爱的安曼派教徒的被子。文森特将新铲子和铁桶放在厨房的一面墙下。对于水管的缺失，我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安妮家里。我只是希望，在我最终前往格朗布索普的时候，能过得尽量舒服些。
星期一下午，安妮将她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总计约四万二千美元——并且开始将股票、债券和证券都换成现金。有时她得付罚金，但我们俩都不在乎。我将钱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下午四点，外面只剩下一丝冬季的日光，而在十几支蜡烛的照耀下，格朗布索普的每个房间都亮堂堂的。客厅、厨房和育儿室也被煤油炉烘得暖暖的。文森特已经在隧道里挖了三个小时，并把土运到后院远端角落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下。这是一项肮脏、困难而且可能很危险的工作，但干这活儿对文森特有好处。沉重的劳动有助于释放他被积压的愤怒。我知道文森特很强壮——尽管他身材瘦小，面色消沉——但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他那魔鬼般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刚挖了一下午，他就几乎将隧道长度延长了一倍。
在格朗布索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们吹灭蜡烛，关上炉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独自来到育儿室。那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破玩偶的纽扣眼睛和真人大小的男孩的玻璃眼睛里，反射着烛火的光芒。
耳语越来越响。虽然无法辨别字词，但我能听出话语中的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充满好意，欢迎我回去。
星期二，圣诞前夜，文森特搬运了半吨土。我们又挖了十二英尺，发现隧道虽已建成两百多年，但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只是有很少一部分石头松动了，还有一些泥土掉落了下来。星期三上午，文森特打通了出口。出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巷，毗邻我们后面的联排房屋的后院。他用木板盖住出口，回到格朗布索普。文森特看上去邋遢极了。浑身上下都是土，工作服又破又脏，散乱的长发一缕缕挂在脸上。那天格朗布索普只有一个大热水瓶。我让文森特脱掉衣服，坐在厨房的煤油炉边上，自己则走回安妮家，用她的洗衣机和干衣机洗净他的衣服。
安妮整个下午都在准备晚餐。街上光线昏暗，几乎没有行人。一辆孤零零的电车从旁驶过，车厢里洒满温暖的黄色灯光。天开始下雪了。
我发现，自己竟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单独行走。通常来说，倘若没有精心调教过的侍从陪同，我绝不会在城市里行走哪怕一个街区。然而，在格朗布索普一天的工作，以及育儿室中带着警示意味的耳语让我分了神。另外，我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的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圣诞，我们都会立起高高的圣诞树，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父亲会把火鸡切开分给大家。我的任务是给仆人们分发礼物。我记得，自己会提前几个星期构思对仆人们的感谢词。他们大多是年老的黑人。大部分仆人我都会大加表扬，即便有人因为懒惰而需要斥责，也只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已。最好的礼物和最动人的赞美都是为哈丽特阿姨准备的。她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老妇人，不仅是我的奶妈，还一手将我带大。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相识时，居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就包括善待仆人。在维也纳的时候，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重要时光。1928年冬天，我们坐雪橇沿多瑙河前往城市南部威利租的别墅。只是最近几年，我才没有尽情过圣诞节。两个星期前，我同尼娜重聚的时候，曾探讨过如今的圣诞节已被可悲的世俗化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了。
八个男孩，全都是黑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岁。他们都比我高，其中三四个的唇上还长着淡淡的黑胡须。他们绕过布林赫斯特街的拐角，进入德国城大道，朝我径直走过来，一路嚷嚷着脏话。一个男孩还提着一台大收音机，放着聒噪的音乐。
我惊讶地抬起头，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和早已不在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等他们走下人行道，给我让路。或许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或许是我骄傲的姿态，或许是我表现出的“不尊重”——北方城市黑人居住区中的白人见到黑人往往都会畏畏缩缩——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老太婆？”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高个儿男孩问。他缺了门牙，脸上写满蔑视，那是他的种族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蒙昧之中所致。
“我等着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让路呢。”我说，声音轻柔而有礼貌。一般情况下，我会什么都不说，但我当时心有旁骛。
“孩子！”戴红帽的男孩说，“你他妈叫谁孩子呢？”其他男孩在我身边围成了半个圈。我盯着他们头上的虚空。
“嘿，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啊？”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西装夹克的胖小子说。
我一言不发。
“走吧。”一个不那么粗鲁的矮个子男孩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走吧，伙计们。”
他们开始转身，但戴着红帽子的黑鬼还要撂最后一句话。“老婊子，看清楚我们是谁，居然叫我们给你让路。”他说，然后做了个要戳我胸口或肩膀的动作。
我连忙往后一退，以免被他碰到。我的鞋跟扎进人行道的一条裂缝里，我身子一歪，舞动双臂，重重地跌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坐在雪和狗屎之上。大部分黑鬼都哄笑起来。
蓝眼睛的矮个子男孩挥了挥手，让他们收声，然后走上前来。“你没事吧，夫人？”他伸出手想帮我站起来。
我盯着他，但没有扶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领着其他黑鬼走开了。他们那恶心的音乐回荡在店铺之间。
我一直坐在原地，等那八个黑鬼离开之后，我才试图站起来。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改为手脚并用，爬到停车计时器旁，勉强撑起身子。我在计时器上靠了一会儿，瑟瑟发抖。偶尔会有一辆车经过——或许是有人正赶着回家过圣诞——车轮溅起的污泥落到我身上。有一次，两个年轻而肥胖的女黑鬼从我身边走过，大声交谈着，如同在种植园里种地。但她们没有停下来帮助我。
到安妮家之后，我依然颤抖不止。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本可以让她出来帮助我，但当时我的大脑已经混乱了。冷风吹得我流泪，冻结在脸颊上。
安妮立刻给我弄来一盆热水，帮我脱掉湿透的衣服，在我洗澡的时候给我准备好干衣服。
我吃饭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我独自进餐，安妮坐在隔壁——我吃完甜点、樱桃饼之后，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了。
我带上睡袍和其他必需品。我让安妮给她自己带上铺盖卷，给文森特带上换洗衣物，还有多余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我向亚特兰大出租车司机“借”的手枪。
我们没花多久就返回了格朗布索普，路上平安无事。雪越下越大。我没有去看我栽倒的地方。
文森特依旧坐在远处。他换上干净衣服，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文森特就算少吃几顿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他挖了两天隧道，已经消耗了数千卡路里的能量，我想让他补充能量。文森特的手、胳膊、头发依然很脏，覆盖着黏糊糊的红土。他吃饭的样子和发出的声音都像极了野兽。
吃完饭，文森特开始用磨刀石磨砺镰刀和铲子，后者是安妮两天前在切尔腾大道的五金店买的。
我上楼到育儿室睡觉的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我关上门，换上睡袍。
摇曳的烛光中，男孩大小的人体模型亮闪闪的玻璃眼睛注视着我。安妮坐在楼下的客厅里，愉快地盯着前门，脸上挂着微笑，上了弹的点38口径手枪稳稳地放在她大腿的围裙上。
文森特拖着镰刀和铲子穿过黑暗的隧道，带着湿气的泥土沾在他的脸和头发上。我闭上眼睛，借助昏暗的街灯，看见雪片纷扬而下。文森特的身影出现在车库边，拖出两件长长的杀器，沿着小巷快步走开。
空气冷冽澄澈。我能感觉到文森特有力而平稳的心跳，感觉到他的肾上腺素涌入血管，思想如同狂风中的树叶上下翻飞。
文森特咧开嘴，很大很大，如同咆哮的野兽。我仿佛也感到了嘴角被撕裂的疼痛。
我们沿着巷子快速移动，来到一片贫民窟的入口前。前面是一排被熏黑的联排房屋，一直往南延伸到最浓的阴影之中。我们停下脚步，我让文森特朝那八个黑鬼消失的方向抬起头。我能感觉到文森特鼻孔大张，在夜晚的空气中嗅探黑鬼的味道。
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夜晚静谧，只听得见远处教堂的钟声，宣告着救世主的诞生日。文森特低下头，将铲子和镰刀扛在肩上，跑入小巷远端的黑暗之中。
在格朗布索普的育儿室里，我微笑着转头面对墙壁。墙后隐约的耳语越来越响，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
18
梅勒妮
坐公交车北上，穿越巴尔的摩无穷无尽的连栋贫民区和威尔明顿阴沟一样的工业区，我不禁联想到圣奥古斯丁文章中的一句话：“魔鬼把他的城市建在北方。”
我一直不喜欢北方的城市。那里充斥着疯狂和冷漠，煤烟和沙粒遮蔽天空，绝望笼罩在肮脏的街道和同样不洁的居民身上。我一直认为，尼娜最明显的背叛就是放弃了南方，投身纽约的冰冷峡谷。我不打算前往纽约那么靠北的地方。
雪花飘忽而至，为沉闷的风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公交车内部。过道对面的女人从书上抬起头，向我羞赧地笑了笑。这是我们离开华盛顿郊区后，她第三次对我笑。我点点头，继续织毛衣。她估计只有五十出头，但长年的未婚生活让她看起来老了二十岁。我已经开始考虑利用这个怯懦的女人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一个问题。
离开了华盛顿我很高兴。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儿南方味道的冷清城市。直到二战期间，它都给人以休闲而混乱的感觉。但现在，那里喧闹嘈杂，高楼林立，仿佛一座自我标榜的巨大陵墓，里面住的全是蝇营狗苟、热衷权力的虫子。
我瞟了眼窗外纷纷洒洒的雪片，竟一时想不起今天是几月几号，大脑中唯一出现的三个字是“星期四”。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是在距离华盛顿中心几英里的一座沉闷的汽车旅馆度过的。星期三，我让文森特把别克车开到国会大厦附近，将其抛弃，然后走回汽车旅馆。这一趟路花了他三小时，但文森特没有抱怨。他将来也不会抱怨。星期二晚上，我让他用针线给自己封上了嘴，我在烛火上给针简单消过毒。
星期三上午，我去购物中心做采购，买了些裙子、袍子、内衣，但同我在亚特兰大丢失的那些高档货相比，它们寒酸得简直让人想哭。丑陋的编织袋里还有差不多九千美元。当然，在查尔斯顿、明尼阿波利斯、新德里和土伦的保险柜和储蓄账户中，还有更多的钱，但目前我并不打算去取。如果尼娜知道我在亚特兰大的银行有储蓄，那她也肯定知道我在其他地方也存着钱。
尼娜死了，我想。
但她的念控力是我们当中最强的。她能在同我聊天的同时，操控威利的一个傀儡摧毁飞机。她的念控力强得难以置信，令人惊恐，甚至在她死后都能影响到我。尼娜·德雷顿的肉身在棺材中腐朽的同时，她的念控力却愈发强大。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转过头，瞥了眼公交车后排阴影中的人脸……
尼娜死了。
今天是星期四，离圣诞节正好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12月18日。我同尼娜、威利的重聚发生在12月12日。这两天之间似乎隔着无穷的时间。过去二十年，除了必要的放纵，我的生活基本上一成不变。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不好意思，”坐在过道对面的女人说，“你的毛衣打得可真好啊。是给你的孙辈打的吗？”
我转过头，对那个女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年轻的时候，在知道有许多事是女孩子不该做的之前，我常常同父亲去钓鱼。令我最兴奋的，是鱼儿咬钩时从鱼线传来的拉扯感，还有浮标一上一下的运动。真正考验渔夫技能的，正是鱼钩将咬稳而未咬稳的那个瞬间。
“不错，就是。”我说。一想到有个哭哭啼啼的孙子，我就禁不住反胃。但我很早之前就发现，在公众场合打毛衣对调整情绪大有裨益，而且还是很好的伪装。
“孙子？”
“孙女。”我说，悄悄侵入了那女人的意识。我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像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我尽可能谨慎地穿过精神的走廊和通道，穿过一扇扇门，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像入侵者，直到最后发现她脑中的快感中心。我就像抚摸波斯猫一样爱抚着她——虽然我讨厌猫——我感到她的快乐涌遍全身。快感释放得如此突然，就像一股温暖的尿液意外地流了出来。
“哦。”她呻吟了一声，不期而至的快感令她羞红了脸。“孙女。真好。”
我适时地调整爱抚的强度——我说话时就加强，她偷看我时就减弱。这种技术有人掌握得十分娴熟——对年轻人而言，这叫调情；对政治家而言，这叫展示魅力。
倘若具备念控力的是一位演讲大师，那他就能煽动起群众的狂热。阿道夫·希特勒的同辈和同事经常提及但又极少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出现的地方，人们总是感觉很舒服。我只要把这个女人好好调教几个星期，她便会对我的操控上瘾，其程度甚至强于海洛因。我们之所以喜欢恋爱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最接近心灵上瘾的状态。
这个孤独的女人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大很多，而我则恰恰与她相反。同我闲聊了两句后，她拍了拍身边的座位，又红着脸说：“这儿还有空座。你愿不愿过来坐，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声地说话了？”
“当然愿意。”我说，将针线放进了编织袋。这套道具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
她的名字是安妮·毕晓普。她正要返回费城的家，之前她在华盛顿的妹妹家里住了很长时间，但并不开心。聊了十分钟之后，我基本就掌握了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精神抚慰其实并不需要，这个女人渴望找人说话。
安妮来自于一个受人尊重的富裕费城家庭。他父亲设立的信托基金成了她主要的收入来源。她从没有结过婚。这个衰老的女人照顾了自己患病的弟弟保罗整整三十二年。保罗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先是下身瘫痪，最后渐渐全身瘫痪。今年五月，保罗去世了，安妮·毕晓普不习惯不再照顾弟弟的生活，于是她造访了妹妹伊莱恩家。这是他们姐妹八年来第一次重聚，但双方并不愉快。安妮对伊莱恩粗鲁的丈夫和不懂礼貌的孩子很不满，而她妹妹家显然也受不了安妮姨妈长期寡居养成的习惯。
我对安妮·毕晓普这种人非常了解——在长期冬眠生活中，我一直戴着这种老处女的面具。她是一颗寻找轨道的卫星，任何一颗能让她免于冰冷、孤独的星球都能将她捕获。下身瘫痪的弟弟对她来说是上帝的恩赐。尽管全身心地奉献给丈夫或孩子也是她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但照顾身体虚弱的弟弟为她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免去正常生活中的种种义务和烦扰。这种女人表面上不知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虽然她在提到去世的亲爱弟弟时，语气悲悯而慈爱，但我察觉到她对尿盆和轮椅的变态迷恋。三十年来，她牺牲了青春年华、牺牲了做母亲的机会，去伺候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吃喝拉撒，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放纵。我太了解安妮·毕晓普了，她不过是在慢性自杀，但又乐在其中。想到这里，我都为自己身为她的同性而感到羞耻。通常遇到这样的家伙，我都会忍不住让他们把自己的手插进喉咙里，直到他们恶心呕吐，并因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死。
当她讲述痛苦经历而落泪时，我拍着她的手臂说：“我懂，我懂。我懂那是什么感觉。”
“你真的懂？”安妮说，“找到一个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人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点点头，看着安妮·毕晓普。尽管她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岁，但说她七十岁了也有人信。她穿得不算差，但因为人不精神，所以套装也好礼服也罢，到她身上都像是皱巴巴的普通家居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但已经开始泛白，那条中分线似乎四十五年都没有变过，刘海松垮垮地垂在额前。她画着黑色的眼线，一哭就全花了。她嘴唇单薄，神态古板，虽然称不上刻薄，但显然极少开口大笑。她的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仿佛受地球重力作用一般，皱纹的曲线都是朝下的。她性格怯懦，思想浅薄，会依附于任何可以提供庇护的人，如同一只受惊的松鼠。
她是完美的操控对象。
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故事，用的是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这个化名，因为这是我仍在使用的身份。我的丈夫是萨凡纳的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八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套房产给我妹妹的儿子托德管理。托德不仅对房子管理不善，还败光了家中的遗产。去年秋天，他同他没规矩的妻子一起在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死了，害得我来负担葬礼费用，还有他欠的一屁股债。托德的儿子文森特也只好由我来抚养。我自己的儿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在日本冲绳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我已经卖掉了萨凡纳的房子，还掉了最后一笔债，带着甥孙一起去北方，希望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个故事蹩脚极了。但我通过不时爱抚她的快感中心，让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外甥非常英俊。”安妮说。
我笑了笑，瞟了眼坐在过道对面的文森特。他上身穿着廉价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防风夹克，打着黑领带，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宽松长裤，还有我们在华盛顿的凯马特买的一双黑色鞋子。我修剪了他的头发，但最后决定留着他的长发。现在，这些头发都干净整齐地扎在了脑后。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窗外的雪花和往后退去的景物。但我没办法改变他短小的下巴和脸上的青春痘。“谢谢。”我说，“他同他母亲长得很像。愿上帝使她灵魂安息。”
“他真安静啊。”安妮说。
我点点头，眼泪滑过脸颊。“那场事故……”我故意欲言又止，“可怜的孩子在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舌头。他们告诉我，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亲爱的，”安妮说，“上帝的意志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默默承受他的安排。”
大巴车在凌驾于费城南部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之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在车里互相安慰。
安妮·毕晓普很开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要去她家陪她几天。
费城闹市区人满为患，又闹又脏。我们来到地铁站，文森特带着我们的包，安妮买了从切斯纳特山到切尔腾大道的车票。在大巴上她已经给我描述过她在德国城的可爱房子。虽然她提到，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因为引入了“不良元素”而日渐堕落，但我脑中的德国城还是砖头和钢铁构成的费城中独立的世界。事实证明我错了。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微茫的暮色中一排排破旧的房屋和工厂，狭窄的街道上堆着被丢弃的汽车，大片的空地，随处都有黑鬼出没。除了能在火车车厢中和同铁轨平行的高速路上的汽车中偶尔看到几个白人外，整个城市似乎都被黑鬼占满了。我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坐在座位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穿着西装夹克的黑鬼小孩在空地上瞎跑，黑鬼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要死不活地走着，黑鬼女人推着偷来的购物车。每扇黑黢黢的窗户背后，似乎都藏着一张黑鬼的脸……
我将脑袋靠在冰冷的窗户上，按捺住想哭的冲动。我的父亲是对的，在一战前最后一段晴朗的日子里，他曾经预言，一旦黑鬼获得投票权，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腐烂。他们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肮脏、懒惰、绝望的废墟。
尼娜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到我。我过去几天的行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同安妮待一周或几周——即便这意味着住进这群失业的黑鬼中间——将会在原有的随机模式上增加更多随机元素。
我们在郊区一个名叫切尔腾大道的车站下车。轨道两边都是水泥墙，城市就在轨道的上方。我突然害怕起来，累得不愿沿着阶梯爬上街道。我让大家坐在一条深黄色的硬木长椅上休息了几分钟。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们面前驶过，返回市中心。一群黑鬼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上阶梯，一边叫喊着脏话，一边互相推搡。我隐隐听见外面街道传来的声音。寒风瑟瑟，雪花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所在的候车区。文森特对此毫无反应，也没有拉上防风夹克的拉链。
“我们去打辆车吧。”安妮说。
我点点头，但直到我看见两只体型大如猫的老鼠之后才站起来。那两只老鼠从轨道对面的水泥墙
缝隙中钻出来，开始在垃圾堆和干涸的下水道里搜寻食物。
出租车司机也是黑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只坐了八个街区，他却明显多收了我们的钱。德国城里的建筑有石质的，也有砖砌的，随处可见霓虹灯和广告牌。切尔腾大道和德国城大道上车满为患，道路两边尽是廉价商店和酒吧，还有北方城市中常见的生活垃圾。但德国城大道上有真正的电车。在银行、酒吧、杂货铺中间，还零星可见古老的石质建筑，或者十九世纪的砖砌商店，或者树立着铁栅栏和绿色雕像的一小片公园。两个世纪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小村落，住着一群有教养的农夫和商人，他们选择在距费城六到十英里的地方生活。一百年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从费城坐火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那时这里依然迷人，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旁坐落着一座座大房子，公路旁偶尔会有一两家旅馆。但今天，费城已经将德国城整个吞噬掉了，就像一条巨大的鲤鱼吞掉了比它漂亮得多的小鱼，只留下一具白骨，同消化液中的残渣混在一起。
安妮红着脸向我们介绍她的小房子，可见她真的对此备感骄傲。这座白色木房的风格完全与时代脱节，很可能是农舍改建而成，位于一条名叫女王巷的窄街上，距德国城大道几十码。房子周围立着高高的木栅栏，但破损严重，而且前部的栅栏上还喷有涂鸦。房前有一个很小的院子，根本不能同我在查尔斯顿的院子相提并论。前门廊也很小，二楼上只有两个小天窗。院子里长着两棵低矮的桃树，看起来已经不能再开花了。房子前面有一个前窗上趴满死苍蝇的干洗店；后面有一座似乎被遗弃了几十年的三层高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窗后闪现的人脸能表明那里还有人住。街对面有仓库、改造成复式住宅的下陷的砖砌房，以及往南延伸了半个街区的联排房屋。
“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家啊。”安妮说，等着我反驳她的前半段话。我反驳了。
安妮的大卧室和稍小的客房在二楼。厨房旁边的小卧室是他弟弟住过的，至今仍闻得到药和雪茄的味道。安妮显然打算将楼下的这个房间给文森特住，而把小客房给我住。我“帮助”她把楼上的两间房给了我们，让她自己去住楼下的房间。她收拾衣服和个人物品的时候，我参观了房子剩余的部分。
饭厅太小太拘谨。小客厅里摆了太多的家具，墙上挂了太多的画。厨房则同安妮本人一样，古板得令人反感。安妮弟弟的房间。一个厕所。一条小小的后门廊。后院只有狗圈那么小。
我打开后门，放入一点儿新鲜空气。一只灰色的肥猫从我脚边掠过。“哦，那是绒毛。”安妮说，怀里抱着自己的衣服进入小卧室。“它是我的小乖乖。帕格内里夫人一直替我照看它，但它知道妈妈回家了。对吧，小乖乖？”她在同猫说话。
我笑着往后退了几步。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本应喜欢猫，一有机会就陪在它身边，像个白痴似的围着这种傲慢而多变的动物。我小时候——差不多六七岁——我姨妈每个夏天来访时都会带着她的暹罗肥猫。我老是担心这个怪物晚上会趴在我脸上，把我憋死。我记得，一天下午，大人们去后院喝柠檬水的时候，我将那只猫塞进麻袋，在邻居的马车车库后的水槽里把它溺死，将湿漉漉的尸体抛在谷仓后一群黄狗经常出没的地方。等我把安妮“调教”好之后，她的“小乖乖”也会遭遇相似的事故。
对于拥有念控力的人来说，操控相对简单，调教则要困难得多。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开始游戏的时候，我们热衷于操控他人——通常是陌生人——每次用完这些傀儡之后就将其抛弃，从未考虑过这样做是否必要。后来，随着我们年岁日长，对念控力的掌握越来越熟练，我们都发现自己需要一个侍从——一半是奴仆，一半是保镖——我们用不着花什么力气操控他们，他们就能自动地满足我们的需求。索恩先生跟了我大概二十五年，在那之前，伴我左右的是特勒蒙特女士，再之前是一个年轻人——出于年轻时的多愁善感，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查尔斯，以纪念我最后的情人。尼娜和威利的侍从则不计其数——威利最后的侍从是那两个不懂礼貌的傀儡，而尼娜最后的侍从是讨厌的巴雷特·克拉默小姐。调教侍从需要时间，起初的几天最为关键。窍门是，掏空其独立自主的人格，使其一言一行都为自己的主人服务。侍从虽然丧失了自主性，但在简单的日常工作上，又必须具备自动性，不需主子直接动用念控力。如果要带着被调教好的侍从到公众场合去，就必须至少让其伪装出原有的人格特征。
调教的好处非常明显。虽然同时操控两个人非常困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尼娜也许可以做到——命令两个被调教好的傀儡却非常简单。威利每次旅行都会带着至少两个“男朋友”，而在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前，尼娜常常大摇大摆地同五六个年轻的单身帅哥旅行。
安妮·毕晓普很容易调教，她似乎渴望被征服。我在她家休息了三天，她就被我调教得服服帖帖。文森特则同她完全不一样。我起初的“调教”摧毁了他所有的自主意识，但他的潜意识却混乱而不受约束，充斥着汹涌的仇恨、恐惧、嫉妒、欲望和黑暗的冲动。我不想清除这些，因为它们将成为日后我可以利用的能量之源。1980年圣诞节前的那个周末，我坐在安妮略带酸臭味的家中，探索着文森特潜意识的迷宫，留下记号，设下机关，留待以后使用。
12月21日，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吃着安妮准备的早餐，询问着她的朋友、收入和生活。结果发现她没有朋友，生活也乏善可陈。邻居帕格内里夫人偶尔会来拜访，帮忙照看绒毛。提到那只失踪的猫，安妮眼中就噙满了泪水。我感觉她的意识突然打滑，就像碾上了黑冰的车一样。我紧握住她的意识缰绳，将她拽回最新、最核心的精神轨道——取悦我。
安妮的储蓄有七万三千美元。如同许许多多自私的老女人一样，她这辈子几十年来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却把现金、股票和债券一点点存起来，如同储藏了一大堆橡子却永远也吃不上的松鼠一样。而现在，她无聊的人生即将走向无聊的终点。我建议她下周将各种有价证券转换为现金。安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讨论她收入来源的时候，她提到了格朗布索普。“我平时会看守那个地方，偶尔会带些人参观。那里关闭很长时间之后，我还会去检查。协会会给我一笔报酬。”
“什么协会？”我问。
“费城古迹保护协会。”安妮说。
“格朗布索普是什么样的古迹呢？”我问。
“我很乐意带你去参观。”安妮热切地说，“离这儿不到一个街区。”
这三天来，我都在安妮的小房子里休息，调教这两个人，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了。我点头道：“那早餐过后去吧，如果我想出去走走的话……”
即便是现在，我都难以描述格朗布索普的魅力和诡异。它坐落在德国城大道破旧的砖砌路旁。在酒吧、杂货铺、熟食铺和廉价小商品店中间，矗立着几座古老而精致的建筑。沿着与主干道相交的狭窄街道走不远，便是贫民窟、联排房屋和空地。德国城大道5267号，在停车计时器的警戒线和两棵被烟熏黑、树皮龟裂的橡树后面，在与汽车、电车和无穷无尽的黑鬼行人相距不到十英尺的地方，便是格朗布索普。它围着石墙，挂着百叶窗，屋顶盖着木瓦。
前门有两扇。安妮拿出钥匙串，带我们从东门进入。建筑内部光线昏暗，因为窗户都被厚重的窗帘遮住了，百叶窗也都紧闭着。空气中弥漫着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木材和油漆的味道。我却感觉像回家了一般温暖。
“这里是1744年由约翰·维斯特建造的。”安妮说，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带上了导游的语气。“他是费城的一个商人，这里是他的避暑别墅。后来维斯特家人全年都住在这里。”
我们从小门厅进入客厅。宽大的木地板被抛光得锃亮，天花板的造型优雅简洁，状如结婚戒指。在小壁炉旁边有一把翼型靠背的椅子。一张古老的椅边桌上放着一根蜡烛。房间里没有电灯和电源插座。
“在德国城战争期间，”安妮说，“英国将军詹姆斯·阿格纽就死在这个房子里。他留下的血迹至今都看得见。”她指着地板说。
我瞟了眼地板上淡淡的污渍。“外面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说。
“窗户上原本贴着一张小卡片。”安妮说，“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两点至五点，这座房子接受公众参观。协会为关注那段历史的人提供私人旅行服务。这里现在是关闭状态——而且至少还要再关一个月——因为已经启动的厨房改造工程的资金尚未到位。”
“现在谁住在这里？”我问。
安妮大笑起来，如同耗子在吱吱尖叫。“现在没人住这儿。”她说，“这里不通电，除了在壁炉里烧柴之外没有别的取暖方式，而且也没有水管。每六到八个星期，我都会来这里检查一次。协会的维弗里夫人则会定期巡视。”
我点点头。“这里还有一扇‘求爱门’。”我说。
“哦，不错。”安妮说，“你知道这儿的习俗。葬礼上也有用。”
“给我们介绍下别的部分吧。”我说。
饭厅里的桌椅形制粗糙，充满殖民地早期的简朴风格。还有木匠师傅干活儿用的工作台。安妮指着一把椅子说，这是由所罗门·富塞尔制作的，独立礼堂里的椅子也出自此人之手。
厨房外就是后院，尽管如今那里只有棕色的冻土和未融的积雪，我还是能看出老式花园的格局，想必夏天那里将是鲜花盛开的景致。厨房地板是石质的，壁炉大得可以直着身子走进去。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旧工具和器皿——古董大剪刀、四英尺长的大镰刀、锄头、筢子、铁夹，等等——旁边还放着一块带踏板的大磨刀石。厨房的一个角落裂开了很大一部分，旁边堆着石头，一层丑陋的黑色塑料盖着洞口。安妮指着那里说：“那边的石头是松的。十一月维修期间，工人发现地板下有一扇腐朽的木门，门下是一段部分坍塌的隧道。”
“逃跑用的？”
“很有可能。”安妮说，“这里建造的时候，印第安人还会不时来骚扰。”
“通往哪里？”
“在附近的车库外发现了石砌出口。”安妮说，指了指结冰的窗户，“但协会现在资金紧张，无力继续发掘，要等到明年二月初，费城历史委员会才会拨下一笔款来。”
“文森特愿意去隧道里看看。”我说。
“哦，”安妮显得有些犹豫，用手摸了摸前额，“这可能不太合适——”
“文森特会去看看。”我说。
“好吧。”安妮同意道。
客厅里亮着一支蜡烛，但我还得派文森特回安妮的家拿火柴。他掀开塑料防水布，顺着短梯进入隧道，我闭上眼睛，用文森特的眼睛观察。
泥土、石头、潮湿而腐朽的气味。隧道就在后院地面下方十二英尺。新伐的木材支撑着部分重见天日的隧道的顶部。我把文森特带上地面，睁开眼睛。
“你愿意去楼上看看吗？”安妮问。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只是通过意念表示同意。
我一上楼，就听见育儿室里传来的耳语声。
“传说这间房子闹鬼。”安妮说，“维弗里夫人的狗都不敢进来。”
我以为安妮听到了耳语，但我搜索她的意识，发现她对此毫无感知，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取悦我。
我朝房内走去。俯瞰街道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光漏进来。昏暗的光线中，我隐约看见一个低矮的金属摇篮，样式丑陋而古老，就像给邪婴住的生锈笼子。房间里还有两张小网床和一把儿童椅。但真正引人注意的是那些玩具、人偶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体模特。角落里
有一个很大的娃娃屋。这玩意儿似乎也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应该是房子建成后至少一个世纪才出现——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它已经腐烂而且部分坍塌，却像一个真正被遗弃的家一样。我甚至怀疑老鼠会从那小小的走廊里匆匆跑过。在娃娃屋旁边，六个玩偶被扔在一张低矮的网床上。只有一个玩偶看上去像是十八世纪传下来的，其他几个玩偶都特别逼真，宛如真正孩子的发霉尸体。
然而，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个人体模特。它的大小宛如七八岁的男孩，身上穿着模仿独立战争时期风格的衣服，但布已经褪色，线也脱了，房间里弥漫着腐败的羊毛的味道。模特的手、脖子和脸上的许多地方的粉色外皮都不见了，露出下面的黑瓷。原本由真人头发制作的假发已经大块脱落，露出布满裂缝的头皮。眼睛逼真极了，我发现它们是义眼。在腐朽的人体模特身上，只有这双玻璃眼睛至今仍闪亮如新。
不知为何，我觉得耳语是人体模特发出的，但我朝模特走去时，那种声音反而减弱了。是墙在说话。安妮和文森特默默地注视着我，我靠在石灰墙上，凝神倾听。我听见了声音，但词语无法分辨。听上去不止一个人在说话，可我隐隐感觉，我不是在偷听他人谈话——那些话是直接对我说的。
“你听到什么了吗？”我问安妮。
她皱起眉，努力思考做出何种反应才最能取悦我。“只听到外面车流的声音。”她最后说，“还有街上孩子们的叫喊。”
我摇了摇头，又把耳朵贴在墙上。耳语仍在继续，既不紧迫，也无恶意。在那轻声细语中，我似乎分辨出了我的名字的音节。我不相信鬼魂。我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但随着我日渐衰老，我也开始相信，就像无线电波在发射器关闭后仍然会传播很远一样，某些人的意念也会在他们死后继续扩散开去。尼娜曾告诉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几千年前的陶罐，它的制作者用指尖将声音记录在旋转的陶罐的沟槽里，如同针尖将声音刻进唱片里一般。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我开始相信信息是可以脱离发送者而延续下去的。某些人，特别是我们这种掌握念控力的人，或许可以将意志镌刻在物品之上，就像我们将其施加于他人一样。
我又想到了尼娜，连忙从墙边挪开。耳语消失了。“不。”我大声说，“这同尼娜没有关系。声音听上去是友好的。”
我的两个侍从都默默地盯着我。安妮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文森特是无法说话。我朝他们微笑，安妮也报之以微笑。
“走吧。”我说，“我们先吃午饭，然后再过来。我很喜欢格朗布索普。你带我来这儿，做得很好。”
安妮·毕晓普笑开了花。
星期一中午，安妮和文森特将一张滚移式折叠床和一块新床垫带到了格朗布索普，购买了更多的蜡烛和三个煤油小暖炉，用罐头和不易腐败的食物堆满了一半的厨房隔板，将小罐装煤气炉放在巨大的案桌上，把每一个房间打扫干净。我把床放在育儿室里。安妮带来了干净床单、毯子和她钟爱的安曼派教徒的被子。文森特将新铲子和铁桶放在厨房的一面墙下。对于水管的缺失，我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安妮家里。我只是希望，在我最终前往格朗布索普的时候，能过得尽量舒服些。
星期一下午，安妮将她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总计约四万二千美元——并且开始将股票、债券和证券都换成现金。有时她得付罚金，但我们俩都不在乎。我将钱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下午四点，外面只剩下一丝冬季的日光，而在十几支蜡烛的照耀下，格朗布索普的每个房间都亮堂堂的。客厅、厨房和育儿室也被煤油炉烘得暖暖的。文森特已经在隧道里挖了三个小时，并把土运到后院远端角落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下。这是一项肮脏、困难而且可能很危险的工作，但干这活儿对文森特有好处。沉重的劳动有助于释放他被积压的愤怒。我知道文森特很强壮——尽管他身材瘦小，面色消沉——但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他那魔鬼般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刚挖了一下午，他就几乎将隧道长度延长了一倍。
在格朗布索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们吹灭蜡烛，关上炉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独自来到育儿室。那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破玩偶的纽扣眼睛和真人大小的男孩的玻璃眼睛里，反射着烛火的光芒。
耳语越来越响。虽然无法辨别字词，但我能听出话语中的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充满好意，欢迎我回去。
星期二，圣诞前夜，文森特搬运了半吨土。我们又挖了十二英尺，发现隧道虽已建成两百多年，但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只是有很少一部分石头松动了，还有一些泥土掉落了下来。星期三上午，文森特打通了出口。出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巷，毗邻我们后面的联排房屋的后院。他用木板盖住出口，回到格朗布索普。文森特看上去邋遢极了。浑身上下都是土，工作服又破又脏，散乱的长发一缕缕挂在脸上。那天格朗布索普只有一个大热水瓶。我让文森特脱掉衣服，坐在厨房的煤油炉边上，自己则走回安妮家，用她的洗衣机和干衣机洗净他的衣服。
安妮整个下午都在准备晚餐。街上光线昏暗，几乎没有行人。一辆孤零零的电车从旁驶过，车厢里洒满温暖的黄色灯光。天开始下雪了。
我发现，自己竟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单独行走。通常来说，倘若没有精心调教过的侍从陪同，我绝不会在城市里行走哪怕一个街区。然而，在格朗布索普一天的工作，以及育儿室中带着警示意味的耳语让我分了神。另外，我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的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圣诞，我们都会立起高高的圣诞树，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父亲会把火鸡切开分给大家。我的任务是给仆人们分发礼物。我记得，自己会提前几个星期构思对仆人们的感谢词。他们大多是年老的黑人。大部分仆人我都会大加表扬，即便有人因为懒惰而需要斥责，也只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已。最好的礼物和最动人的赞美都是为哈丽特阿姨准备的。她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老妇人，不仅是我的奶妈，还一手将我带大。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相识时，居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就包括善待仆人。在维也纳的时候，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重要时光。1928年冬天，我们坐雪橇沿多瑙河前往城市南部威利租的别墅。只是最近几年，我才没有尽情过圣诞节。两个星期前，我同尼娜重聚的时候，曾探讨过如今的圣诞节已被可悲的世俗化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了。
八个男孩，全都是黑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岁。他们都比我高，其中三四个的唇上还长着淡淡的黑胡须。他们绕过布林赫斯特街的拐角，进入德国城大道，朝我径直走过来，一路嚷嚷着脏话。一个男孩还提着一台大收音机，放着聒噪的音乐。
我惊讶地抬起头，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和早已不在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等他们走下人行道，给我让路。或许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或许是我骄傲的姿态，或许是我表现出的“不尊重”——北方城市黑人居住区中的白人见到黑人往往都会畏畏缩缩——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老太婆？”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高个儿男孩问。他缺了门牙，脸上写满蔑视，那是他的种族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蒙昧之中所致。
“我等着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让路呢。”我说，声音轻柔而有礼貌。一般情况下，我会什么都不说，但我当时心有旁骛。
“孩子！”戴红帽的男孩说，“你他妈叫谁孩子呢？”其他男孩在我身边围成了半个圈。我盯着他们头上的虚空。
“嘿，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啊？”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西装夹克的胖小子说。
我一言不发。
“走吧。”一个不那么粗鲁的矮个子男孩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走吧，伙计们。”
他们开始转身，但戴着红帽子的黑鬼还要撂最后一句话。“老婊子，看清楚我们是谁，居然叫我们给你让路。”他说，然后做了个要戳我胸口或肩膀的动作。
我连忙往后一退，以免被他碰到。我的鞋跟扎进人行道的一条裂缝里，我身子一歪，舞动双臂，重重地跌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坐在雪和狗屎之上。大部分黑鬼都哄笑起来。
蓝眼睛的矮个子男孩挥了挥手，让他们收声，然后走上前来。“你没事吧，夫人？”他伸出手想帮我站起来。
我盯着他，但没有扶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领着其他黑鬼走开了。他们那恶心的音乐回荡在店铺之间。
我一直坐在原地，等那八个黑鬼离开之后，我才试图站起来。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改为手脚并用，爬到停车计时器旁，勉强撑起身子。我在计时器上靠了一会儿，瑟瑟发抖。偶尔会有一辆车经过——或许是有人正赶着回家过圣诞——车轮溅起的污泥落到我身上。有一次，两个年轻而肥胖的女黑鬼从我身边走过，大声交谈着，如同在种植园里种地。但她们没有停下来帮助我。
到安妮家之后，我依然颤抖不止。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本可以让她出来帮助我，但当时我的大脑已经混乱了。冷风吹得我流泪，冻结在脸颊上。
安妮立刻给我弄来一盆热水，帮我脱掉湿透的衣服，在我洗澡的时候给我准备好干衣服。
我吃饭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我独自进餐，安妮坐在隔壁——我吃完甜点、樱桃饼之后，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了。
我带上睡袍和其他必需品。我让安妮给她自己带上铺盖卷，给文森特带上换洗衣物，还有多余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我向亚特兰大出租车司机“借”的手枪。
我们没花多久就返回了格朗布索普，路上平安无事。雪越下越大。我没有去看我栽倒的地方。
文森特依旧坐在远处。他换上干净衣服，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文森特就算少吃几顿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他挖了两天隧道，已经消耗了数千卡路里的能量，我想让他补充能量。文森特的手、胳膊、头发依然很脏，覆盖着黏糊糊的红土。他吃饭的样子和发出的声音都像极了野兽。
吃完饭，文森特开始用磨刀石磨砺镰刀和铲子，后者是安妮两天前在切尔腾大道的五金店买的。
我上楼到育儿室睡觉的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我关上门，换上睡袍。
摇曳的烛光中，男孩大小的人体模型亮闪闪的玻璃眼睛注视着我。安妮坐在楼下的客厅里，愉快地盯着前门，脸上挂着微笑，上了弹的点38口径手枪稳稳地放在她大腿的围裙上。
文森特拖着镰刀和铲子穿过黑暗的隧道，带着湿气的泥土沾在他的脸和头发上。我闭上眼睛，借助昏暗的街灯，看见雪片纷扬而下。文森特的身影出现在车库边，拖出两件长长的杀器，沿着小巷快步走开。
空气冷冽澄澈。我能感觉到文森特有力而平稳的心跳，感觉到他的肾上腺素涌入血管，思想如同狂风中的树叶上下翻飞。
文森特咧开嘴，很大很大，如同咆哮的野兽。我仿佛也感到了嘴角被撕裂的疼痛。
我们沿着巷子快速移动，来到一片贫民窟的入口前。前面是一排被熏黑的联排房屋，一直往南延伸到最浓的阴影之中。我们停下脚步，我让文森特朝那八个黑鬼消失的方向抬起头。我能感觉到文森特鼻孔大张，在夜晚的空气中嗅探黑鬼的味道。
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夜晚静谧，只听得见远处教堂的钟声，宣告着救世主的诞生日。文森特低下头，将铲子和镰刀扛在肩上，跑入小巷远端的黑暗之中。
在格朗布索普的育儿室里，我微笑着转头面对墙壁。墙后隐约的耳语越来越响，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