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战士在战火中永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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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永银清楚，定陶战斗中出现的英雄排长王克勤，就像是一个天平秤盘砝码，倾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增加份量。王克勤是从一个国民党军士兵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的，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是何等的重要！
假如把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和装备放在一个天平的两端的话，一年前，显然国民党军那一端的秤盘是往下坠的，解放军的这一端的秤盘是往上翘的。然后，一年后，王克勤以英雄的壮举，回答了人民解放军培养的先进典型“王克勤运动”的重量，它犹如从国民党军的秤盘上抽走了一个相当分量的砝码，放到了解放军的那个秤盘上去了，从而加速了两军力量对比，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走向新的不平衡。
自然，王克勤的转变，是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促使了王克勤的成熟，就像南橘北枳一样，同样的品种，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果实是不同的。
四十年后，1997年，湖北电视台拍摄专题片伟大的转折，肖永银应邀前往，重新踏上了曾经战斗过的鲁西南的土地。他仍然惦记着王克勤，仍要了却一个心愿：“到定陶去，看看王克勤。”
那一天，风和日丽，定陶烈士陵园一片苍松翠柏，已经是皓首银发的肖永银缓步向王克勤走去，士兵抬着一个高大的花圈，轻轻放在王克勤的墓前。肖永银三鞠躬，轻声对躺在长方形的墓冢里的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王克勤说：“旅长来了，今天专门来看你。你是一个好战士，对我们党我们军队，你做了伟大贡献，你是光荣的，也是不死的”
和风煦煦，老将军抬起头，似乎看见王克勤依然年轻也依然清秀的面庞。光阴对王克勤不起作用，在肖永银旅长的记忆中，王克勤永远二十六岁！
对于王克勤的怀念，不仅仅是王克勤的旅长肖永银一个人，还有王克勤排里的士兵，他的名字叫张老四。张老四没有文化，但张老四在1959年12月，请了一个叫陶世琼的文化人，帮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自己的老排长王克勤。张老四在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是1947年2月参军的。因为我在家当过民兵队长，一到部队，领导上就要我到三班去当班长。我说：“那不是开玩笑的事，咱干不了！”连长说：“怕什么？有个好排长带领你！”
排长就是王克勤，到他排里以后，果然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工作。
当时，部队里很大成分是解放战士，刚到我们部队，思想上很多顾虑，开小差的事不断发生。巩固部队，成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排长每天晚上召集班长们汇报，了解思想情况，教我们如何去教育战士。他认为：每个同志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他经常说：“只要在革命部队里就是觉悟高的表现。”他每天召集排里22个解放战士上课，教材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他说：“谁要走就走吧！你没有盘川（本书作者注：方言，路费的意思）我给你。革命还能强迫吗？自己要翻身当然得自己起来干！”
别的排开小差的很多，我们排里却很巩固。可是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二班逃亡了一个在清丰参军的战士。排长受了批评，他对班长们说：“谁也不能怨，都怪我没教育好。我们没把他的觉悟启发起来，人家就会跑。我们要找出原因？是哪里工作没做够。”二班长虽没受批评，却难过的哭了，排长倒忙着去安慰他。
过了四天，那个清丰兵在天黑的时候自动回来了。一见排长，他低着头，怯生生地说：“我实在想家，朝家走了两天，越走越觉得对不起排长。你待我比父母还好，我还偷跑”排长叫他先到伙房去吃饭；吃完饭，又叫他休息，还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盖上。那个清丰兵说什么也不要排长的大衣。排长说：“听你有些咳嗽，是不是受了凉？”给他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还说：“这几天，我真担心你挨了饿。唉！”那清丰兵蒙着被子哭了起来。
排长对班长们说：“要对各班进行教育，谁也不准对他说一句讽刺话。他想家、做了糊涂事，我们要让他把革命部队当成家。”
那些解放战士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都感动地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排长像亲兄弟一样引咱往革命道路上走，谁要是再做出对不起革命的事，就不算人！”
打罢汤阴下来，排长出席了旅召开的贺功会。他把自己得的奖品——衣服、毛巾什么的都分给了大家；他得的奖金也给了别人吸烟。他说：“上级给我，也就是给大家的。光我一人能干什么呢？革命功劳是大家挣来的。”
排长不光教育当兵的，他还会教育老百姓。
6月间，部队向黄河进发。有一天，在一个小镇宿营，我们班被分到一个摆香烟摊的老太太家里去住。谁知老太太摊开双手，拦住门口，满脸怒气，不准我们进去。究竟为甚么呢？真摸不着头脑。战士们叽叽咕咕埋怨老乡落后。我又急又气去找排长，要求另外找房子。排长说：“老乡的觉悟都是很高的，你没把道理讲清。”他就和颜悦色的同老太太拉起呱来，拉得真中听，老太太慢慢地消了怒气。原来她儿子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了，她也分不清我们是什么军队，只要看见当兵的就憎恨。排长给她把道理讲通了，她还有些犹豫地答应了让我们住。我们一进屋.就忙着给老太太挑水、打扫屋子。老太太不住地招呼我们歇一歇。
临睡觉以前，排长又和老太太扯了一顿家常。走了一天，他也真该休息了，可是他和老乡一谈起来，就像没有个完。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排长提起自己的挂包，觉得很沉重，他一看，白花花的，装满了鸡蛋，一摸，还有点热气。他问班里谁煮鸡蛋了，老大娘说：“你吃就是了，还问什么？”排长说：“那还行？我们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他掏出来共有12个鸡蛋和一盒纸烟，放在老大娘的桌上。老大娘一把抓住他，激动地说：“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好人！吃吧！你吃了就当我儿子吃的一样。听你那么一讲，我心里才亮堂了，我们穷人也有靠山。你们在外面见到我那儿子，一定要把他带在你们一块！”排长安慰了她一番，到连部去了。
排长回来，偷偷地放了一封信和一块银元在老老娘的香烟摊上的钱箱子里，他说：“不能白吃老乡的东西啊！”出发前，全排集合好以后，排长掏出鸡蛋每个班分给四个，叫全排战士都吃一点。他说：“这是老大娘给她儿子吃的。我们吃了这鸡蛋就要为天下的老大娘好好打仗，当人民的好儿子！”我们当时心里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不打好仗怎么对得起老大娘呢？！
张老四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还对王克勤牺牲前后的过程，作了详细地描写，十分感人。他写道：
我们纵队把定陶包围起来了。
我们团在离城五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作攻城的准备工作。那时，我在王克勤排当三班长。自从我们团接受了主攻任务以后，排长就忙得像筹办什么喜事一样。他分别召集老战士、新战士、党员开会，作了动员。帮助各班编好战斗互助小组。又反复地问大家：“这是过黄河以后的第一仗，咱们纵队参加大反攻的第一炮，同志们有信心打好吗？”这还用问，我们谁不是劲头十足！只要有上级一道命令，有什么铜墙铁壁攻它不开！再说，排长是我们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跟着他打仗，新兵也能顶老兵用。我们说：“有信心！”排长说：“好！大家的信心就是我的信心，我就敢向上级要任务了。”在全连动员会上，林指导员宣布我们被任命为全团的突击连时，全连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等指导员刚讲完话，排长第一个站起来向指导员要求当突击排。二排和三排也不让步，于是动员会变成争任务会了。
排长整天忙着领导咱们讨论攻城的打法，找战士个别谈话，检查咱们的武器装具，组织老战土给新战士介绍战斗经验，精神挺好的。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排长一天天瘦了。吃饭的时候，每顿饭只吃半个馍就搁下了碗。给他煮点面条汤也喝不下几口，我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只说：“头有点痛，不打紧。”过黄河以后在行军路上，我们就发觉排长吃不下东西，大家争着要帮他背背包，但都被他拒绝了。他不但照样行军，到宿营地后还要照顾全排同志的生活。现在，看样子他的病更重了。可是他一刻也不躺下来休息，在全排的党员会议上，我们好几个同志都对他提出意见，说他不爱护身体。排长摇摇头说：“不碍事，大概是在路上中了点暑热。”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已经直接到营首长那儿去要求过三次突击任务了，可是营首长却反过来叫我去住医院。排里这么多新同志，打仗不带头他们能行吗？再说，这一仗还能没咱的份？毛主席指示咱们要把革命战争推向蒋管区去，我的母亲弟弟都还在蒋管区受罪，不打好这一仗，对不起革命也对不起我的母亲”接着他就提出别的问题来研究，避免再谈到自己的病。
打仗的前两天，排长兴冲冲地从营部跑回来，一进门就连声嚷着：“同志们，好消息，准啦！”大家唿啦一下子围了上去，他说：“营首长答应了，把突击任务交给咱排。”同志们有的拍手，有的跳起来。各个班都争着向他要求当突击班，他说：“不用争，谁准备得好谁就去！”
我们都积极地做云梯，练习投弹，练习摆队形。突击班的任务终于被我们班夺过来了。打定陶那天是1947年7月10日，排长已经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嘴唇都干枯了，只有那一双大眼睛珠子却还很有精神。我们几个班长和全排的同志都劝他留在后面，对他说：“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叫咱们排丢脸！”排长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笑着说：“劲头足啊！这一仗准会打好，我不能不去，我不能打，还可以指挥大家，帮你们选择冲锋道路，看冲击信号，我的经验究竟多一些啊！有点小病，一听到枪声就会好的。”我们说不过他，连首长、营首长都没有把他说服，不让他去是不行的。下午6点多钟，我们排出发了，每人手上提着满满一筐手榴弹，像走亲戚家提着什么礼物一样。我们顺着交通沟运动到定陶城北关外50公尺的地方去，在预先挖好的堑壕里隐伏起来。敌人从城墙上的各个枪眼里不停地向外射击，我们的各种重火器也开始找目标进行试射。排长和我蹲在一起，观察前面的地形。城墙有两丈多高，城墙外面有护城壕和鹿砦。他帮我们选择了冲锋道路，又跑到各班检查了一遍，直到每个人都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他才放心了。
西边天上的红云越来越黯淡了，天色开始昏黑起来。我们的大炮开了火，排长连忙喊大家张开嘴来，这是他早就教过我们的，听到打炮张开嘴，心里才不闷得慌。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去，城墙顿时被烟尘和火光吞没了。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轰”的一下把城门楼子打塌了。又接连着几发炮弹把城门打了一个大缺口。炮火开始延伸了，排长把小鬼余三虎的手榴弹筐子夺过去，说：“拿来，我帮你提着！”我说：“排长，你千万不能冲啊！要爬那样高的城墙，你有病！”他头也不回地说了声：“我知道！”他一双眼睛盯着我方上空，等待冲击的信号一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来了，排长喊：“冲！”他随即一跃冲出堑壕，我紧跟在他后面。天色完全黑下来了，但还可以看见模糊的人影。子弹在身边嘘嘘地叫着，前后的重机枪像潮水一样倾泼，城墙上还有一些残存的火力点在喷射着火舌。
排长第一个冲过鹿砦，跳过护城壕，到了那城墙缺口下面，他喊了一声：“架云梯！”我们一起跟着排长向城墙上连着投了两颗手榴弹，副班长陈群和两个战士把云梯竖了起来，排长叫了声：“同志们，冲啊！”他前脚刚踏上梯子，突然一发枪榴弹落在护城壕边上，爆炸声起，排长就倒下去了。我命一组长李树仲赶快登城，自己回身去看排长，用手摸到排长的左肋下，热血一股股地往外涌。排长说：“不用管我，冲冲上去！”我心里像刀扎一样难过，连忙叫陈群给排长包扎好背他下去，回转身我高喊着：“为排长报仇！冲啊！”这时，一班和二班也上来了。只听着排长还在喊：“机枪掩护好，扩大突破口，冲啊！”我们一股旋风似的登上了城，打退了城墙上敌人的反扑。这时该发“登上了城”的信号，可是我想起来了，信号枪还在排长那里，怎么办呢？突然两发白色信号弹由城墙下面升了起来，在城头上空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后面的冲锋号像怒涛般地汹涌而起
排长的血点燃了我们心里的怒火，我们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撕碎。在城里，单我们这一个班就打下了好几个地堡，俘敌—个整连。
当夜，定陶守敌一五三旅全部被我们消灭。
战斗一下来，我们就找陈群打听排长的伤势，问排长在哪里休养，准备去向他报告胜利消息。陈群同志紧皱着眉头，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由于过分激动，他的声音好像失去控制，比平时高出了许多，他说：“排长负伤以后，不准我背他，坐在地上指挥着战斗，直到他发出信号，才昏迷过去。到救护所打了针，只清醒了一会。在去医疗所的路上，排长清醒过来，他听到前面还有枪声，就猛然问我：‘定陶还没打下来吗？’我说：‘放心吧，一定能打下来！’他在担架上吃力地喘息着，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哼出声来。停了停，他又缓缓地说：‘帮我写信告诉毛主席，告诉他老人家，说我感谢他的教育，党教我成了个人，我为党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排长还说他床头上有个包袱，叫我把包袱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他说：‘战斗下来是会缺东西的。’排长还叫我转告大家，他住医院去了，他永远和我们在一块，叫我们要团结互助，好好干革命。”看
肖永银清楚，定陶战斗中出现的英雄排长王克勤，就像是一个天平秤盘砝码，倾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增加份量。王克勤是从一个国民党军士兵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的，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是何等的重要！
假如把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和装备放在一个天平的两端的话，一年前，显然国民党军那一端的秤盘是往下坠的，解放军的这一端的秤盘是往上翘的。然后，一年后，王克勤以英雄的壮举，回答了人民解放军培养的先进典型“王克勤运动”的重量，它犹如从国民党军的秤盘上抽走了一个相当分量的砝码，放到了解放军的那个秤盘上去了，从而加速了两军力量对比，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走向新的不平衡。
自然，王克勤的转变，是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促使了王克勤的成熟，就像南橘北枳一样，同样的品种，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果实是不同的。
四十年后，1997年，湖北电视台拍摄专题片伟大的转折，肖永银应邀前往，重新踏上了曾经战斗过的鲁西南的土地。他仍然惦记着王克勤，仍要了却一个心愿：“到定陶去，看看王克勤。”
那一天，风和日丽，定陶烈士陵园一片苍松翠柏，已经是皓首银发的肖永银缓步向王克勤走去，士兵抬着一个高大的花圈，轻轻放在王克勤的墓前。肖永银三鞠躬，轻声对躺在长方形的墓冢里的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王克勤说：“旅长来了，今天专门来看你。你是一个好战士，对我们党我们军队，你做了伟大贡献，你是光荣的，也是不死的”
和风煦煦，老将军抬起头，似乎看见王克勤依然年轻也依然清秀的面庞。光阴对王克勤不起作用，在肖永银旅长的记忆中，王克勤永远二十六岁！
对于王克勤的怀念，不仅仅是王克勤的旅长肖永银一个人，还有王克勤排里的士兵，他的名字叫张老四。张老四没有文化，但张老四在1959年12月，请了一个叫陶世琼的文化人，帮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自己的老排长王克勤。张老四在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是1947年2月参军的。因为我在家当过民兵队长，一到部队，领导上就要我到三班去当班长。我说：“那不是开玩笑的事，咱干不了！”连长说：“怕什么？有个好排长带领你！”
排长就是王克勤，到他排里以后，果然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工作。
当时，部队里很大成分是解放战士，刚到我们部队，思想上很多顾虑，开小差的事不断发生。巩固部队，成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排长每天晚上召集班长们汇报，了解思想情况，教我们如何去教育战士。他认为：每个同志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他经常说：“只要在革命部队里就是觉悟高的表现。”他每天召集排里22个解放战士上课，教材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他说：“谁要走就走吧！你没有盘川（本书作者注：方言，路费的意思）我给你。革命还能强迫吗？自己要翻身当然得自己起来干！”
别的排开小差的很多，我们排里却很巩固。可是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二班逃亡了一个在清丰参军的战士。排长受了批评，他对班长们说：“谁也不能怨，都怪我没教育好。我们没把他的觉悟启发起来，人家就会跑。我们要找出原因？是哪里工作没做够。”二班长虽没受批评，却难过的哭了，排长倒忙着去安慰他。
过了四天，那个清丰兵在天黑的时候自动回来了。一见排长，他低着头，怯生生地说：“我实在想家，朝家走了两天，越走越觉得对不起排长。你待我比父母还好，我还偷跑”排长叫他先到伙房去吃饭；吃完饭，又叫他休息，还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盖上。那个清丰兵说什么也不要排长的大衣。排长说：“听你有些咳嗽，是不是受了凉？”给他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还说：“这几天，我真担心你挨了饿。唉！”那清丰兵蒙着被子哭了起来。
排长对班长们说：“要对各班进行教育，谁也不准对他说一句讽刺话。他想家、做了糊涂事，我们要让他把革命部队当成家。”
那些解放战士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都感动地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排长像亲兄弟一样引咱往革命道路上走，谁要是再做出对不起革命的事，就不算人！”
打罢汤阴下来，排长出席了旅召开的贺功会。他把自己得的奖品——衣服、毛巾什么的都分给了大家；他得的奖金也给了别人吸烟。他说：“上级给我，也就是给大家的。光我一人能干什么呢？革命功劳是大家挣来的。”
排长不光教育当兵的，他还会教育老百姓。
6月间，部队向黄河进发。有一天，在一个小镇宿营，我们班被分到一个摆香烟摊的老太太家里去住。谁知老太太摊开双手，拦住门口，满脸怒气，不准我们进去。究竟为甚么呢？真摸不着头脑。战士们叽叽咕咕埋怨老乡落后。我又急又气去找排长，要求另外找房子。排长说：“老乡的觉悟都是很高的，你没把道理讲清。”他就和颜悦色的同老太太拉起呱来，拉得真中听，老太太慢慢地消了怒气。原来她儿子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了，她也分不清我们是什么军队，只要看见当兵的就憎恨。排长给她把道理讲通了，她还有些犹豫地答应了让我们住。我们一进屋.就忙着给老太太挑水、打扫屋子。老太太不住地招呼我们歇一歇。
临睡觉以前，排长又和老太太扯了一顿家常。走了一天，他也真该休息了，可是他和老乡一谈起来，就像没有个完。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排长提起自己的挂包，觉得很沉重，他一看，白花花的，装满了鸡蛋，一摸，还有点热气。他问班里谁煮鸡蛋了，老大娘说：“你吃就是了，还问什么？”排长说：“那还行？我们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他掏出来共有12个鸡蛋和一盒纸烟，放在老大娘的桌上。老大娘一把抓住他，激动地说：“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好人！吃吧！你吃了就当我儿子吃的一样。听你那么一讲，我心里才亮堂了，我们穷人也有靠山。你们在外面见到我那儿子，一定要把他带在你们一块！”排长安慰了她一番，到连部去了。
排长回来，偷偷地放了一封信和一块银元在老老娘的香烟摊上的钱箱子里，他说：“不能白吃老乡的东西啊！”出发前，全排集合好以后，排长掏出鸡蛋每个班分给四个，叫全排战士都吃一点。他说：“这是老大娘给她儿子吃的。我们吃了这鸡蛋就要为天下的老大娘好好打仗，当人民的好儿子！”我们当时心里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不打好仗怎么对得起老大娘呢？！
张老四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还对王克勤牺牲前后的过程，作了详细地描写，十分感人。他写道：
我们纵队把定陶包围起来了。
我们团在离城五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作攻城的准备工作。那时，我在王克勤排当三班长。自从我们团接受了主攻任务以后，排长就忙得像筹办什么喜事一样。他分别召集老战士、新战士、党员开会，作了动员。帮助各班编好战斗互助小组。又反复地问大家：“这是过黄河以后的第一仗，咱们纵队参加大反攻的第一炮，同志们有信心打好吗？”这还用问，我们谁不是劲头十足！只要有上级一道命令，有什么铜墙铁壁攻它不开！再说，排长是我们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跟着他打仗，新兵也能顶老兵用。我们说：“有信心！”排长说：“好！大家的信心就是我的信心，我就敢向上级要任务了。”在全连动员会上，林指导员宣布我们被任命为全团的突击连时，全连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等指导员刚讲完话，排长第一个站起来向指导员要求当突击排。二排和三排也不让步，于是动员会变成争任务会了。
排长整天忙着领导咱们讨论攻城的打法，找战士个别谈话，检查咱们的武器装具，组织老战土给新战士介绍战斗经验，精神挺好的。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排长一天天瘦了。吃饭的时候，每顿饭只吃半个馍就搁下了碗。给他煮点面条汤也喝不下几口，我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只说：“头有点痛，不打紧。”过黄河以后在行军路上，我们就发觉排长吃不下东西，大家争着要帮他背背包，但都被他拒绝了。他不但照样行军，到宿营地后还要照顾全排同志的生活。现在，看样子他的病更重了。可是他一刻也不躺下来休息，在全排的党员会议上，我们好几个同志都对他提出意见，说他不爱护身体。排长摇摇头说：“不碍事，大概是在路上中了点暑热。”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已经直接到营首长那儿去要求过三次突击任务了，可是营首长却反过来叫我去住医院。排里这么多新同志，打仗不带头他们能行吗？再说，这一仗还能没咱的份？毛主席指示咱们要把革命战争推向蒋管区去，我的母亲弟弟都还在蒋管区受罪，不打好这一仗，对不起革命也对不起我的母亲”接着他就提出别的问题来研究，避免再谈到自己的病。
打仗的前两天，排长兴冲冲地从营部跑回来，一进门就连声嚷着：“同志们，好消息，准啦！”大家唿啦一下子围了上去，他说：“营首长答应了，把突击任务交给咱排。”同志们有的拍手，有的跳起来。各个班都争着向他要求当突击班，他说：“不用争，谁准备得好谁就去！”
我们都积极地做云梯，练习投弹，练习摆队形。突击班的任务终于被我们班夺过来了。打定陶那天是1947年7月10日，排长已经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嘴唇都干枯了，只有那一双大眼睛珠子却还很有精神。我们几个班长和全排的同志都劝他留在后面，对他说：“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叫咱们排丢脸！”排长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笑着说：“劲头足啊！这一仗准会打好，我不能不去，我不能打，还可以指挥大家，帮你们选择冲锋道路，看冲击信号，我的经验究竟多一些啊！有点小病，一听到枪声就会好的。”我们说不过他，连首长、营首长都没有把他说服，不让他去是不行的。下午6点多钟，我们排出发了，每人手上提着满满一筐手榴弹，像走亲戚家提着什么礼物一样。我们顺着交通沟运动到定陶城北关外50公尺的地方去，在预先挖好的堑壕里隐伏起来。敌人从城墙上的各个枪眼里不停地向外射击，我们的各种重火器也开始找目标进行试射。排长和我蹲在一起，观察前面的地形。城墙有两丈多高，城墙外面有护城壕和鹿砦。他帮我们选择了冲锋道路，又跑到各班检查了一遍，直到每个人都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他才放心了。
西边天上的红云越来越黯淡了，天色开始昏黑起来。我们的大炮开了火，排长连忙喊大家张开嘴来，这是他早就教过我们的，听到打炮张开嘴，心里才不闷得慌。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去，城墙顿时被烟尘和火光吞没了。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轰”的一下把城门楼子打塌了。又接连着几发炮弹把城门打了一个大缺口。炮火开始延伸了，排长把小鬼余三虎的手榴弹筐子夺过去，说：“拿来，我帮你提着！”我说：“排长，你千万不能冲啊！要爬那样高的城墙，你有病！”他头也不回地说了声：“我知道！”他一双眼睛盯着我方上空，等待冲击的信号一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来了，排长喊：“冲！”他随即一跃冲出堑壕，我紧跟在他后面。天色完全黑下来了，但还可以看见模糊的人影。子弹在身边嘘嘘地叫着，前后的重机枪像潮水一样倾泼，城墙上还有一些残存的火力点在喷射着火舌。
排长第一个冲过鹿砦，跳过护城壕，到了那城墙缺口下面，他喊了一声：“架云梯！”我们一起跟着排长向城墙上连着投了两颗手榴弹，副班长陈群和两个战士把云梯竖了起来，排长叫了声：“同志们，冲啊！”他前脚刚踏上梯子，突然一发枪榴弹落在护城壕边上，爆炸声起，排长就倒下去了。我命一组长李树仲赶快登城，自己回身去看排长，用手摸到排长的左肋下，热血一股股地往外涌。排长说：“不用管我，冲冲上去！”我心里像刀扎一样难过，连忙叫陈群给排长包扎好背他下去，回转身我高喊着：“为排长报仇！冲啊！”这时，一班和二班也上来了。只听着排长还在喊：“机枪掩护好，扩大突破口，冲啊！”我们一股旋风似的登上了城，打退了城墙上敌人的反扑。这时该发“登上了城”的信号，可是我想起来了，信号枪还在排长那里，怎么办呢？突然两发白色信号弹由城墙下面升了起来，在城头上空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后面的冲锋号像怒涛般地汹涌而起
排长的血点燃了我们心里的怒火，我们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撕碎。在城里，单我们这一个班就打下了好几个地堡，俘敌—个整连。
当夜，定陶守敌一五三旅全部被我们消灭。
战斗一下来，我们就找陈群打听排长的伤势，问排长在哪里休养，准备去向他报告胜利消息。陈群同志紧皱着眉头，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由于过分激动，他的声音好像失去控制，比平时高出了许多，他说：“排长负伤以后，不准我背他，坐在地上指挥着战斗，直到他发出信号，才昏迷过去。到救护所打了针，只清醒了一会。在去医疗所的路上，排长清醒过来，他听到前面还有枪声，就猛然问我：‘定陶还没打下来吗？’我说：‘放心吧，一定能打下来！’他在担架上吃力地喘息着，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哼出声来。停了停，他又缓缓地说：‘帮我写信告诉毛主席，告诉他老人家，说我感谢他的教育，党教我成了个人，我为党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排长还说他床头上有个包袱，叫我把包袱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他说：‘战斗下来是会缺东西的。’排长还叫我转告大家，他住医院去了，他永远和我们在一块，叫我们要团结互助，好好干革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