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仍旧战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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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德人不是“二等德国人”从外表看他们是德国人，然而脑子里却还是东欧人。这不是要把他们从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练出的求同的虚伪中这听上去如同亵渎。
因为罗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个寻求避难者身上重新认出了许多细节，因为这些难民就是他们那并不久远的往事，所以产生了仇恨。统一应该保障他们与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离。统一做到了这一点，但仅仅是对外。统一无法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岁月，也无力消除东德与东欧的相似之处，东欧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年前东德的情况。再加上人们期待着通过统一过上富裕的日子，想彻底告别匮乏（并非贫穷）。现在贫穷的外国人就住在自己家门外不远的地方。脱离了专制桎梏的东德人不愿陌生人的贫穷踏上他们的路面。此外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贫穷的陌生人面前要比在西德人面前容易得多。
来自前东德的本地人在对待来自东欧的外国人时分外刻毒，这隐藏着一种否认自己的东欧人身份的情结。他们的表现就像暴发户，在人群中令人厌恶、在道德上毫无操守，类似某些吹牛皮的，只是比后者更危险。新的仇恨也没有放过历史。作为一种被滥用的可恨的意识形态支柱，反法西斯主义被摒弃了，现在人们感到“自由了”愤怒没有发泄到那些从意识形态上滥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人身上，而是表现在以下方面：犹太人的墓上被画上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遭到纵火破坏。
政治家们吞吞吐吐地说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为了与上面提到的罪行划清界限，他们提议通过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旧的法律——反恐吓、勒索、人身伤害、纵火和谋杀——已经失效。
联邦总理至今在说出“右翼”这个词时，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与后者无关。恰恰是在左翼闹事的时候制定了相应法律和条文，而且从那时起还坚持不懈地专门培训了武装警察。当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罗伊茨贝格，这支部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于行动”那时仅仅是街道被占领或超市被点燃，如今活人被焚烧的时候这些警察哪儿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动。在每天的各党竞争之中政治有时会遇到让大家都坐蜡的事，这时政治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跛行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政治不是采取对抗右翼的措施，而仅仅是对右翼行为做出反应。
在各种辩论中最有魔力的词当属修改庇护法。如果不同时出台移民法的话，即使修改了庇护法，也会是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局面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尽管如此，政治家依旧每天与鼠目寸光者结盟。
政治庇护权据说“在本质”上会予以保留，但何为“本质”？要列出一个没有政治迫害的国家的名单，这意味着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以及宗教迫害。罗马尼亚会在这个名单上，即使罗马尼亚人有朝一日又会像在特尔古穆列什那样，坐着国家提供的大巴、拿着棍子去驱赶匈牙利人，即使新老情报人员会和老的在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起随意出入工厂、邮局和办公室，即使反对党和出版社的人受到窥探和威胁。
每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出生和死亡的，这一平庸现象适合成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政治家们想不到这一点，很多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会想到国家。
谈论政治迫害对真正受迫害的人来说是毫无前景的，就像那些经济避难者一样。因为现在人们决定不再相信他的陈述。政治家们现在等着遭到迫害者的所在国为这些人出具书面证明。
“政治庇护”这个概念由于缺乏移民法而形同虚设。它成了经济避难者的唯一理由，成了不得不撒的谎。受到指控的应该是立法者，而不是难民。
在“政治庇护”这个概念已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苦难和必须用于这些苦难后，如今已经很难区分经济难民和受政治迫害者了。今天政治家的座右铭是：闭上眼睛，我们会找到出路。
谁今天向民众许愿，说今后经济避难的人会减少，那是在有意误导，因为出逃的原因贫穷并未消失。穷人是不会让自己被挡在富国外面的。
即使在他们所出生的国家那些人也没有家的感觉，在那里他们拥有的只是些贫瘠的破烂和因无出路及厌恶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那些破烂牵绊不住他们，而毫无出路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迫使他们背井离乡。
优越感意识，德国的平庸想通过这种意识引人注目，即使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也毫无收敛，而这些人二十多年来就生活在德国。歌德学院在国外得为自己的存在找出理由，日本商人打消了在德国东部的投资打算，因为他们害怕当地居民的排外行为。
在汉堡一位妇女在集市上手里拿着个条乞讨。人们无论老幼，一见她把纸条递过来，脸上就露出不屑的表情，还有人把她推开。一个卖菜的对一个卖火腿的叫道：“给她点儿吃的，干脆给她一整条火腿。”这两个男人笑了起来，在他们的货摊上买东西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在柏林的街上边走边吃“卡巴”在纪念教堂前一个年轻小伙子拽住我的袖子问：“鼠药味道如何？”我回答道：“鼠药不在我的嘴里，而是在你脑壳子里。”他伸出舌头，伴着鬼脸发出了一声恶心得要呕吐的声音。
感知是如何产生的
有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根食指，它指着过往的事情。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说的、讲的、想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是过往的。
我们并不需要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只是在做。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同时还要说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便什么都做不了。通常，做与说是不能并存的。
我们常常是在事后才说。当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我们才说。然后，我们说：事情是这样的缮就在不久之前。或者，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事情是这样的缮这听起来像事情已经了结了，其实才刚开始。不仅仅叙述，我们本身也如此。
当我们好久没听到一个人的消息时，我们会去向那些与此无关的人打听他的情况。我们问：他怎么样了。这个问题精细得让人有点儿害怕。当我们独处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时会很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那便不是问题了。那么，答案就已经隐藏在问题本身中了，因为这样的问答无法继续：我自己怎么样了。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而这很局促。
人们在事后回想事前东西，往往又找寻不出来。在两个太阳穴之间和额头后面能互相照面的选项是不存在的。
我从自己身上感觉到，外部的被人称为事实的东西并没有在记忆中根深蒂固。与外部，与事实相反，人的记忆中更加深刻的是那些当时就是在脑海中留存的来自内部的东西。
因为，来自内部的东西，在肋下挤动，将咽喉束紧，把脉搏追踪。它走自己的路，留下了它的痕迹。
谈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有的人用“伤口”或“疤痕”这样的词。我认为这些词并不恰当。现在我说是“恐惧”也可以说“快乐”我只是谈论，再也不会生活在其中。当我在内心去理解领会的时候，我便重拾回忆。我可以说出来，可以同时理解领会和叙述。
孩提时，我经常听到伊莲娜用她那深沉的声音说，爱是红的，忠诚是蓝的，嫉妒是黄的。那个时候我就理解了这个世界。施特凡问道，是什么东西阻止我继续下去的呢。伊莲娜把手顶到工人施特凡的腹部上，说：岁月，就是岁月！
前东德人不是“二等德国人”从外表看他们是德国人，然而脑子里却还是东欧人。这不是要把他们从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练出的求同的虚伪中这听上去如同亵渎。
因为罗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个寻求避难者身上重新认出了许多细节，因为这些难民就是他们那并不久远的往事，所以产生了仇恨。统一应该保障他们与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离。统一做到了这一点，但仅仅是对外。统一无法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岁月，也无力消除东德与东欧的相似之处，东欧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年前东德的情况。再加上人们期待着通过统一过上富裕的日子，想彻底告别匮乏（并非贫穷）。现在贫穷的外国人就住在自己家门外不远的地方。脱离了专制桎梏的东德人不愿陌生人的贫穷踏上他们的路面。此外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贫穷的陌生人面前要比在西德人面前容易得多。
来自前东德的本地人在对待来自东欧的外国人时分外刻毒，这隐藏着一种否认自己的东欧人身份的情结。他们的表现就像暴发户，在人群中令人厌恶、在道德上毫无操守，类似某些吹牛皮的，只是比后者更危险。新的仇恨也没有放过历史。作为一种被滥用的可恨的意识形态支柱，反法西斯主义被摒弃了，现在人们感到“自由了”愤怒没有发泄到那些从意识形态上滥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人身上，而是表现在以下方面：犹太人的墓上被画上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遭到纵火破坏。
政治家们吞吞吐吐地说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为了与上面提到的罪行划清界限，他们提议通过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旧的法律——反恐吓、勒索、人身伤害、纵火和谋杀——已经失效。
联邦总理至今在说出“右翼”这个词时，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与后者无关。恰恰是在左翼闹事的时候制定了相应法律和条文，而且从那时起还坚持不懈地专门培训了武装警察。当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罗伊茨贝格，这支部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于行动”那时仅仅是街道被占领或超市被点燃，如今活人被焚烧的时候这些警察哪儿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动。在每天的各党竞争之中政治有时会遇到让大家都坐蜡的事，这时政治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跛行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政治不是采取对抗右翼的措施，而仅仅是对右翼行为做出反应。
在各种辩论中最有魔力的词当属修改庇护法。如果不同时出台移民法的话，即使修改了庇护法，也会是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局面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尽管如此，政治家依旧每天与鼠目寸光者结盟。
政治庇护权据说“在本质”上会予以保留，但何为“本质”？要列出一个没有政治迫害的国家的名单，这意味着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以及宗教迫害。罗马尼亚会在这个名单上，即使罗马尼亚人有朝一日又会像在特尔古穆列什那样，坐着国家提供的大巴、拿着棍子去驱赶匈牙利人，即使新老情报人员会和老的在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起随意出入工厂、邮局和办公室，即使反对党和出版社的人受到窥探和威胁。
每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出生和死亡的，这一平庸现象适合成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政治家们想不到这一点，很多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会想到国家。
谈论政治迫害对真正受迫害的人来说是毫无前景的，就像那些经济避难者一样。因为现在人们决定不再相信他的陈述。政治家们现在等着遭到迫害者的所在国为这些人出具书面证明。
“政治庇护”这个概念由于缺乏移民法而形同虚设。它成了经济避难者的唯一理由，成了不得不撒的谎。受到指控的应该是立法者，而不是难民。
在“政治庇护”这个概念已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苦难和必须用于这些苦难后，如今已经很难区分经济难民和受政治迫害者了。今天政治家的座右铭是：闭上眼睛，我们会找到出路。
谁今天向民众许愿，说今后经济避难的人会减少，那是在有意误导，因为出逃的原因贫穷并未消失。穷人是不会让自己被挡在富国外面的。
即使在他们所出生的国家那些人也没有家的感觉，在那里他们拥有的只是些贫瘠的破烂和因无出路及厌恶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那些破烂牵绊不住他们，而毫无出路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迫使他们背井离乡。
优越感意识，德国的平庸想通过这种意识引人注目，即使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也毫无收敛，而这些人二十多年来就生活在德国。歌德学院在国外得为自己的存在找出理由，日本商人打消了在德国东部的投资打算，因为他们害怕当地居民的排外行为。
在汉堡一位妇女在集市上手里拿着个条乞讨。人们无论老幼，一见她把纸条递过来，脸上就露出不屑的表情，还有人把她推开。一个卖菜的对一个卖火腿的叫道：“给她点儿吃的，干脆给她一整条火腿。”这两个男人笑了起来，在他们的货摊上买东西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在柏林的街上边走边吃“卡巴”在纪念教堂前一个年轻小伙子拽住我的袖子问：“鼠药味道如何？”我回答道：“鼠药不在我的嘴里，而是在你脑壳子里。”他伸出舌头，伴着鬼脸发出了一声恶心得要呕吐的声音。
感知是如何产生的
有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根食指，它指着过往的事情。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说的、讲的、想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是过往的。
我们并不需要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只是在做。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同时还要说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便什么都做不了。通常，做与说是不能并存的。
我们常常是在事后才说。当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我们才说。然后，我们说：事情是这样的缮就在不久之前。或者，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事情是这样的缮这听起来像事情已经了结了，其实才刚开始。不仅仅叙述，我们本身也如此。
当我们好久没听到一个人的消息时，我们会去向那些与此无关的人打听他的情况。我们问：他怎么样了。这个问题精细得让人有点儿害怕。当我们独处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时会很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那便不是问题了。那么，答案就已经隐藏在问题本身中了，因为这样的问答无法继续：我自己怎么样了。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而这很局促。
人们在事后回想事前东西，往往又找寻不出来。在两个太阳穴之间和额头后面能互相照面的选项是不存在的。
我从自己身上感觉到，外部的被人称为事实的东西并没有在记忆中根深蒂固。与外部，与事实相反，人的记忆中更加深刻的是那些当时就是在脑海中留存的来自内部的东西。
因为，来自内部的东西，在肋下挤动，将咽喉束紧，把脉搏追踪。它走自己的路，留下了它的痕迹。
谈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有的人用“伤口”或“疤痕”这样的词。我认为这些词并不恰当。现在我说是“恐惧”也可以说“快乐”我只是谈论，再也不会生活在其中。当我在内心去理解领会的时候，我便重拾回忆。我可以说出来，可以同时理解领会和叙述。
孩提时，我经常听到伊莲娜用她那深沉的声音说，爱是红的，忠诚是蓝的，嫉妒是黄的。那个时候我就理解了这个世界。施特凡问道，是什么东西阻止我继续下去的呢。伊莲娜把手顶到工人施特凡的腹部上，说：岁月，就是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