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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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淌着血的伤口,被狠狠地抹上了一把盐,丁馥的出现,使得江彦城的心,受到了剧烈的刺激。

    肠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他走了几十步,实在支撑不住,扶住了一根电线杆,头朝下一俯“哇”一声,呕吐了。

    当胃里的酸水好像也吐净时,他倒感觉清醒了很多,唯有嘴里苦涩涩的,不好受。

    神智一恢复镇定,眼睛也能清楚地看到身前的景物了。他为自己莽撞的举动感到羞愧,感到不安了。

    回到家,江彦秀一闻到他身上那股酒味,就厌恶地避到另一间屋去了。妈妈以怜悯的目光瞅着他漱口,洗脸,想问什么,又什么也没问。

    江彦城吃了一碗开水泡饭,就躲到自己低矮的三层阁楼上,蹬了鞋,仰面朝天躺在溜窄溜窄的单人床上。这是他唯一的“领地”躺在这儿,就是躺到明天晚上,也不会有人来干涉他。

    他闭上眼睛,想昏昏沉沉地睡去,把人世间的一切都通通遗忘,可是,眼睑虽沉,却怎么也睡不着。从晒台那边的窗户里,传来邻居家播放的流行歌曲。浓重的鼻音、唏嘘的喘息,清晰可闻,一听就知道是双通道立体声,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十足的洋货、洋腔、洋调:是爱情

    不够深,

    还是没缘分?

    希望你告诉我,

    初恋的情人。

    你我各分东西,

    这是谁的责任?

    这是谁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

    刘廷芳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没工作,还是怪刘廷芳太薄情?

    丁馥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太薄情,还是怪丁馥所作所为太卑鄙?

    自从和刘廷芳逐渐好上以后,他总以为,他和丁馥之间的事,已经彻底地画了句号。哪知全不是那么回事,今天这意外的邂逅,把一切又都重新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那个狂飙突起的年头,江彦城在红卫兵团部任勤务员。名称虽像个打杂的,实质上,却是五个常委之一。况且,他还负责发展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呵,那年头,臂膀上只要有写着“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连走路都神气三分。江彦城深知自己肩头所负的责任,决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杂质,混进纯洁的红卫兵队伍。

    “丁馥”从名字看,就不像是纯粹的工人家庭出身,可履历表上,却偏偏填的是“工人”父亲是开救护车的司机,母亲是织布厂工人。这么说,不单是工人,还是挺纯的。江彦城问送表格到总部来的红卫兵排长:“这个丁馥复查过吗?”

    “查了,基本符合要求,只是,只是”比江彦城低两届的红卫兵排长,是个十五岁的姑娘,戴一副眼镜,生得矮小,简直还是个孩子。不过她出身好,父亲是一家大厂的科室干部,没啥问题。

    “什么‘只是’,有话爽爽快快讲!”江彦城俨然是一副领导者兼大哥哥的姿态。

    “只是她父亲过去跑过单帮,她母亲在进厂前做过小买卖,卖过萝卜丝饼、油磴子”

    “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红卫兵呢?参加‘红外围’都勉强!”江彦城决断地说。

    瘦弱纤小的红卫兵排长不服气“呱呱”地争辩着:

    “我们研究过,她父母亲做过小生意,这不假,不过从没剥削过人。”

    “我没空和你辩论,我有权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江彦城不耐烦地把表格掀过去,看下一个人的情况。

    “那,那我无法回话。你自己对她讲吧,她也来了!”红卫兵排长用手朝总部门口指了指,把矛盾上交了。

    这倒是江彦城没料到的,丁馥竟然也跟着来了!他顺着排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姑娘,高挑瘦削,脸色略显苍白,正凝视着他,不待他说话,她却一个转身,走了。

    这就是江彦城和丁馥的第一次见面。那年头,红卫兵团常委要和全校三千多名师生打交道,每天要讲多少话,要看多少张脸,简直无法记住。可事情就是那么怪,丁馥的脸,印在江彦城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甚至直到三年多以后,当他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到了安徽,在广德县乡下的集体户里看到她时,竟一下子就把她认了出来。

    丁馥!

    尽管这时候的丁馥,已是个娴静温存、寡言少语的十八岁大姑娘。和三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他还是认出她来了。

    有多少次,他都想和她说些什么;有多少次,他都试图帮着她挑水、砍柴,干些她干不了的重活。虽然他啥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帮她干,可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他们虽没说话,可青春的眼睛,有时候比说千百句话还管用呢!

    只怪她不争气!

    “哈哈,彦城,这才是奇闻呢,上海知青在集市上摆出五香豆摊了,奇闻,奇闻,天下奇闻!”

    “是哪个?”

    “还有哪个,就是我们同户的丁馥!”

    “啊!”江彦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是的,这已是插队落户的第四年,招生、招工没份,回上海无望,就是要搞病退,也得家中有底子,拿得出钞票,去打通各种各样必须打通的路子。家庭经济拮据的,只有在农村慢慢拖。知青的生活艰难,日子不好过,这是事实,可这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她丁馥为啥这么蠢呢?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卖五香豆,做小生意,在这一代闹过“文化革命”的青年眼里,是多么可卑的事儿。

    “她她怎么如此糊涂,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憋了半天,江彦城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就是嘛,该去劝劝她。”于艺文兴冲冲地说。

    “还劝呢,”邻队的刘廷芳撅着嘴说“这种人啊,连面子也不要了,就该出出她的丑!”

    “走!”江彦城想到自己当过红卫兵常委,又是顶着名儿的户长,决定亲自出马去劝告丁馥。

    谁料到,邻近几个大队的上海知青,你呼我唤的,不多会儿都传遍了,要到集市上,去出摆五香豆摊的丁馥的洋相。尤其是一帮酗酒、赌博、不三不四的流氓,更是哄得凶。

    当这一大帮人,出现在丁馥的五香豆摊跟前时,丁馥惊慌地大瞪着一对眼睛,询问地瞅着江彦城。

    “你这是在干啥?”江彦城的语气委婉、恳切。

    “卖五香豆,养活自己。”丁馥的声音比蚊子叫还低。

    “不,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知青,怎么连这点是非也分不清?”江彦城的口气,气恼中带着哀怜。

    “豆是集体分的,五香豆是我双手做的,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丁馥的嗓音响了些,辩解着。

    “不要和她多啰嗦了,堵住她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掀翻她的摊子!”有人在后面高声喊着。

    不待江彦城转过身去劝阻,不待丁馥护住那小小的摊子,几个不三不四的知青便一拥而上,一眨眼的工夫,丁馥被逼到了角落里,小小的摊子掀翻了,箩筐、簸箕里的五香豆,被蜂拥上来的男女知青们一抢而空。

    “哈哈,谁叫她走资本主义道路!”

    “快吃啊,这五香豆味不错!”

    “香得够滋味!”

    “今天有口福,这五香豆,和上海城隍庙出产的差不多!”

    “拆上海知青的台,就该这样子整她!”

    箩筐被踩扁了,簸箕被抢烂了,包五香豆的纸袋,撒得满地都是。衣袋里装满五香豆的男女知青,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

    江彦城绝没想到,他的好心劝告,会以这种场面而告终。他退到一边,揪心地瞧着远去了的知青,转过头来,他看到,惊骇的丁馥倚着泥墙,脸色煞白,脸颊上淌着两行清泪。他不忍心看下去,拔腿就跑

    以后,很久很久,江彦城总在寻找一个机会,想对丁馥赔礼道歉。内心深处,他还暗忖着,试图弄清她为啥要摆摊卖五香豆,是她自小就受父母亲做买卖思想的影响呢,还是另有缘由?

    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黄昏,田野里已经收净了稻子、棉花、黄豆。农活已不是那么忙碌了,松闲下来的人们,已在静静地做着越冬的准备。想回上海去过元旦和春节的江彦城,只等着秋后分配结果就动身。这年他出工多,扣除口粮款子,多少还有点钱可进。带着这点钱回去,至少还可以进点心店吃点馄饨、排骨年糕。

    他不用预备过冬的烤火柴,百无聊赖地出了村庄,沿着稀疏的树林边缘过去。

    太阳沉到西边地平线上,远方的苍穹透出绚丽多姿的晚霞。电线杆啊,农舍啊,静静淌着的河流啊,散放着的牛羊啊,陡然间,都像在这暮色渐近的时候,汇聚在一个画框子里似的,特别静谧,安宁,富有色彩。

    江彦城正在欣赏着这一派乡村的美景时,一眼看到了丁馥。

    她肩上挎着一小捆柴,右手握一把柴刀,弯腰正砍着被晒得干脆了的荆棘、灌木。

    一直等候着的机会总算来了!他加快了步子走过去。

    也许是脚步声惊动了她,她骇然直起了腰,惊惧地瞪着他,双手情不由己护住了那一小捆准备过冬的干柴,好像怕他把柴抢走似的。

    “别别怕”一看到她那副慌乱的样子,江彦城的心隐隐作痛,他词不达意地嗫嚅着,摆着手。看她不住地往后退,他不敢前行了。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他俯下脸,垂落下眼睑,结结巴巴地说:“丁、丁馥,我我对不起你,害、害你”不待他说完,她迅速地车转身,抱起那一小捆柴,顺着稀疏的树林子边缘的小径,朝村落那边跑去。

    江彦城站在那儿,像一根木桩,呆痴痴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暮色里,不知为啥,他只觉得自己的心,找不到个着落处。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和她单独相处过。直到来年的春耕时节,他在雨中插秧受了寒,病倒在集体户男生寝室的床上,孤苦伶仃地忍受着寂寞、病痛的折磨。丁馥给他端进一杯开水来,送到他的口边,他才意识到,丁馥是谅解他的,至少,是没把他看成抢劫的流氓。

    捧着微温的搪瓷茶杯,双眼凝定般瞅着丁馥文静的眸子,他们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谢谢,谢谢!你、你咋想到我要喝水呢?”

    “没啥。集体户的知青都出去了”

    “丁馥”

    “你还想要啥?”

    “啊不,不要。我,我是说,过去的事”

    “别提那些了!”

    “可我、我总想不明白,你、你为什么要干那种事?”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我唉我也是没办法呀”

    “到底是为啥?”

    “喝水吧!”

    她用手掌托起他手中的杯子,使他不能讲话。趁他喝着开水时,她默默地走出了男生寝室。

    直到他病好之后,他才从她嘴里断断续续地知道:她父亲开车出了事故,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着三个弟妹,家庭经济情况很糟。她想到自己是家中的大姐,有责任减轻母亲的负担,而队里,又恰恰分了那么多胡豆,于是

    是增进了了解,还是总觉得自己欠了她一点什么,或是她的个性中,有着吸引他的东西,江彦城分辨不清。不过有一点,他是明了的,那就是他开始倾心于她,默默地、谁也不曾告诉地爱上了她。在集体户,他希望她在茅屋里;到集市上去,他希望她也去;她收工晚了,他心头焦急,思念,会不由自主跑到村边去迎她,遇见了什么事,他愿意第一个讲给她听。他也看到,当他帮她挑水,当他把砍回的柴分一半给她,当他悄悄地塞一块从集市上买回的糕饼给她时;她总会羞怯地偏过头去,默不作声地接受下来。同时,她的嘴角,会露出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笑意。

    夜间,躺在床上;或是收工后,沿着河边散步,江彦城老在思忖,找一个什么样的时辰,周围没有其他人、向她表白;或者是,写一张小小的条子,趁人不注意,塞给她,约她在河边、在树林里,在村后的稻垛子后面见面。多少次啊,他为自己的这些念头激动得心颤、脸红。

    他发现,她似乎也在为这样的情思忧郁、犯愁。她瘦了,脸容愈加瘦削,眼睛凹陷,话也出奇的少。在那些小说里描写的坠入情网的姑娘,不都是这样的吗?这就逼着江彦城,更早地向她有所表示。

    啊,要不是那件事,江彦城真的会这么做了。

    太令人惊讶,太令人不可理解了。他心目中那么好的一个姑娘,竟会做出如此缺德,如此毁坏自己名誉的事。在这之前,什么预感也没有,什么迹象也看不出啊!

    一年一度的秋末冬初又来到了。生产队面临着年终结算,知识青年们纷纷打着主意,有的想趁农闲去县城、去地区找找关系,做点打通关节的事儿;有的在准备着回上海去消磨漫长的冬天。于艺文家寄来了五十元钱,要他在当地集镇上采购些便宜的年货带回上海,其余的作为路费。

    于艺文领回汇款,那股高兴劲儿,甭提了。他把五十元钱,放在枕头底下的皮夹子里,同寝室的江彦城是知道的,就像江彦城常把钱压在板箱上的玻璃板底下,于艺文也知道一样。

    于艺文什么东西还没买,有一天回来,一翻枕头,打开皮夹子,当着江彦城的面,就连声怪叫:“钱被盗了!”还一口咬定,钱是江彦城偷去的。因为他出门之后,大约只过了半个小时,江彦城就回来了。而他放钱的地方,只有江彦城晓得。

    江彦城听了,大为恼火,和于艺文争执起来。他心里想,要是这事儿传到丁馥耳里,该多么难堪!而丁馥,就住在和他们隔着一间炉屋的女生寝室里。

    一个咬定钱是被他盗了,一个矢口否认,两人争执不下,险些打起架来。

    集体户里的吵嚷,惊动了村庄里的农民,造反蹦上大队主任宝座的高国璋,手里抓着五张十元的人民币,问于艺文:

    “你认认,这是你的钱吗?”

    于艺文拿过钱来,稍一辨认,就认出来了:这正是他的钱,一点也不错。其中一张,撕破了一小个角,那一小个角,还在他皮夹子里呢。

    高国璋“嘿嘿嘿”一声冷笑,立即宣布:于艺文的五十元钱,是丁馥偷的。她昨天晚上,刚把这钱作为欠款,交给年终分配的结算小组。

    江彦城顾不上问于艺文,钱是不是昨天丢的?他震惊地盯着被喊出来的丁馥,嘶哑地嚷着问:

    “这、这钱是你偷的?”

    周围多少张脸望着她啊,知青们,村庄里闻讯而来的男女老少,可她她她她她她垂着头,胸脯起伏着,嚅动着嘴唇,答了一个字:

    “是。”

    “你!”江彦城的怒吼盖过了所有人的嘁喳私议“你真下贱!”

    隔壁那家人,怎么这么爱听那首缠绵的情歌呢?听,又放起来了:是爱情

    不够深,

    还是没缘分?

    希望你告诉我,

    初恋的情人,

    你我各分东西,

    这是谁的责任?

    谁的责任?当然是丁馥的责任。他怎么可能去爱一个“三只手”的姑娘,他怎么能向她表白呢?

    江彦城在他那狭小的“领地”上翻了个身,是他的领地太小,还是他翻身过猛?幸亏他及时地抓住了床沿,才没掉到地板上。哦,想上海,盼上海,回到了上海,却只能睡在三层阁楼上,房子拥挤,恋人背信弃义,连工作也没有,快三十了,还在待业。

    待业,待业,从知识青年,变成待业青年,名称变化了,可实际情况几乎没啥变化,没有收入,不能自立,而唯有年龄,一年一年增大起来。

    想到自己的身份,江彦城陡然想起,那个丁馥,在酒店里给他买两盘菜的丁馥,不也是待业青年吗!他听说,她父亲在行车事故中死了,她母亲退了休,让她一个弟弟顶替;她本人,回到上海以后,也在待业。

    那么,她哪来的钱给他买菜呢?是故意硬着头皮,来当众羞辱他,奚落他,嘲弄他?还是她又在卖五香豆、花生米、炒瓜子赚的钱?或者是干脆当了小偷?要不,她一个女的,为啥要去那种小酒店?

    江彦城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自从发生了偷盗事件,他再没和丁馥讲过一句话。特别是后来同刘廷芳好上了以后,他连正眼也没瞅过丁馥一眼。丁馥为何会出现在小酒店里,还给他买来两个冷盘?他绞尽脑汁,也得不出个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