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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没有鞋穿的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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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跑的树

    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

    那年他六岁,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于是他记住了那天晚上的风雨。

    雨是半夜里下来的。雨在院里的瓦盆上敲出了铜锣的声音,先是“咣,咣”的一滴两滴,而后是墨重的群滴儿,一阵“叭儿叭儿叭儿”之后,斜着就细下来,细得绵,细得曼润,那湿意一丝儿一丝儿地往木窗上贴,慢慢就甜。

    于是他闻到了桐花的气味。

    桐花很淡的,淡出紫,那紫茵茵的,一水一水地往喇叭口上润,润些紫意来,而茎根处却白牙牙的,奶白,那一点点的甜意就在奶嫩处沁着。花开的时候,把桐花从蒂儿上揪下来,他就喜欢吮那一点点的白,小口儿,把那一点点牙白含住,用舌尖尖去品那甜味。那甜意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很原始。他心里叫它“娘娘甜”

    在雨夜里,他听见桐花在一湿一湿地重。慢慢,喇叭口一垂,那蒂儿就松了,而后一朵一朵炸,炸出一片墨得儿声,墨——得儿,墨——得儿一忽儿,旋旋缓缓地飘落下来,于是,那甜意就一缕一缕地在重湿里漫散。多好,那桐花!在沉沉的雨夜里,他听见桐花像墨色的乌鸦一样呱呱地坠在地上,散落满地的扑嗒。娘说,乌鸦不好,一身坟气,那是“碰头灾”头前王豁子家出事那天,他媳妇出门就碰上了乌鸦叫。娘又说,见了乌鸦你要呸它!狠呸,连呸三口!这是躲灾的方法。可是,他还是想到了乌鸦,很甜的乌鸦。

    后来他就睡着了,枕着桐花的气味睡着了。

    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晒住屁股了。他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只觉得木窗上的阳光一霞一霞的。他坐起身来,揉了揉眼,却突然发现父亲的脸色很走样。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他的身子侧侧歪歪地趔趄着,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回窜动,一时屋里一时又屋外,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兔子,又像是一只奓了翅昏了头的老母鸡。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嘴里呢,哼哼叽叽嘟嘟囔囔的,很像是陡然间谁给他糊上了一嘴驴粪!

    父亲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那句话是他听了很多遍之后才弄明白的。父亲说:

    “这得说说”

    “是得说说。”娘说。

    说说,什么叫“说说”说什么呢?

    光脚,摇摇地晃出屋门,他发现猪还没喂呢,猪在圈里嗷嗷地叫着,院里的地也没有扫,一只扫把突兀地扔在院子的中央

    就在这时,他重重地“呀”了一声,心里说,树怎么跑了?!

    是的,树跑了。一夜风雨之后,他家的桐树跑了。

    那棵桐树就栽在离墙很近的院子里,昨天他还尿过,他对着那棵桐树狠狠地撒了一泡!当时被娘发现了,娘骂他是个败家子!娘说,好好的一棵树,它比你还大呢,长了七年了。浇吧,烧死你就安心了,那可是你的学费!

    可那桐树居然会跑?!

    这棵桐树并没跑远,树跑了一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尺。有了这一尺,树就长到墙那边去了,是铜锤家一侧的墙里蓦地,他看见了铜锤。铜锤就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个石磙上立着,正乜斜着绿豆眼踮踮地往这边看呢。

    他看着铜锤铜锤看着他,谁都没有说话。倏尔,铜锤笑了。铜锤一脸油。

    铜锤是和他同年出生的。有一天,娘说,这家也太“那个”了,吃“面条”的时候,他刘一刀说那话真噎人哪。他灌了几口猫尿,就站在当院里喷着唾沫星子说,听说你家娃子起了个名叫钢蛋?钢蛋好啊。好,恁叫钢蛋,俺就叫铜锤!恁要是鏊子锅,俺就是铁锅排!你听听?

    院里的地没有扫,满地都是飘落的桐花,桐花一朵一朵地死在地上

    “说说。”

    陡然间,朦朦胧胧的,他似乎明白了“说说”的含意。这时候,他突然想,树要会说话就好了。让树自己说,多好。

    可树不说话。树不会说话。

    此后“说说”像大山一样压在了父亲的身上。父亲是讲究“体面”的人。父亲的“体面”就在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上穿着。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把所有的扣子全都扣好,扣得很庄重,像是要出席什么仪式,其实他不过是兜了几个鸡蛋。

    他先是用三个鸡蛋在东来的代销点里换了一包烟。拿鸡蛋的时候,娘说:“‘白包’吧?‘白包’俩鸡蛋。”父亲郑重地说:“‘老刀’,‘老刀’。场面上,得‘老刀’。”于是父亲用手巾兜去了三个鸡蛋。结果三个鸡蛋只换来了十九支香烟。在代销点里,东来吃惊地说:“老姑夫,你吸‘老刀’?!”父亲说:“办事呢,求人办事呢。”东来就说:“这不够啊,得三个半鸡蛋,你再给我五分钱吧。”父亲说:“就仨鸡蛋,你看着办吧。”东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就这吧,就这。”说着,他揭开封包,竟从那盒烟里抽了一支而后,父亲精心地把那包烟揣起来,径直往大队部去了。

    在大队部门口,父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先从兜里掏出烟来,一支支敬过去。屋里有六个人,父亲一下子就敬了六支,而后对支书说:“国豆,有个事,我得给你说说。”

    国豆一脸麻子,麻得热烈。国豆说:“开会呢,正开会呢。回头再说吧。”

    父亲说:“那我等吧,我等。”

    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大队干部们才乱纷纷地从瓦屋里走出来。父亲上前拦住了国豆。父亲巴巴地说:“国豆,说说?”

    国豆漫不经心地往地上一蹲:“说说呗。”

    这时,父亲又敬上了一支烟,那是第七支烟。接下去,父亲说了树的事父亲说:“你去看看,真欺负人哪!”

    国豆说:“球,不就一棵树吗?”

    父亲说:“那不是一棵树。”

    父亲又说:“你去看看,你一看就知道了。那树我栽了七年了,是老德给弄的树秧,老德是厚道人,老德可以作证。”

    国豆说:“老德能给你作证?”

    父亲说:“能。他给弄的树秧,还能忘了?”

    那支烟很快就吸完了。吸完烟,国豆把烟蒂往地上一按,说:“那就这吧,老姑夫,回头说说。”

    父亲恳求说:“得说说呀!”

    国豆一抖上衣,很威严地说:“说说。”

    天擦黑的时候,父亲又在村口拦住了老德。老德躬身背着一捆草,一闷一闷像口瓮似的走着。父亲拦住他,又给他说了一遍树的事。父亲说:“德哥,七年了,那树秧还是你给买的,你不会忘吧?”

    老德迟疑了一下,耸了耸肩上的草,而后,他的目光往远处望去,久久才说:“树,你说那树”

    父亲提示说:“院里的那棵桐树,树秧是你给梢的,一块六毛钱,仨五毛的,两个五分的,那五分的是钢镚儿”

    老德的目光被村子里的炊烟绊住了。远远的,他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被烙铁烫了眼。老德勾回头,呓呓怔怔地说:“树?年后捎的?”

    父亲递上一支烟,老刀牌香烟。父亲说:“德哥,春头上,是春头上。”

    老德把烟夹在耳朵上,又是闷了很久才哑声说:“他姑夫,我,记性老不好”父亲急了,说:“德哥,你想想,你再好好想想。”

    老德闷头往前走了两步,说:“叫我想想。”

    天黑下来了,父亲像乌鸦似的在村口的路边上立着,他的两臂像翅膀一样乍开去,喃喃地对着夜空高声自语:“说是树,那能是‘树’吗?老天,这就不能说说?!”突然间,他又像是夹了尾巴的狗一样,掉头就往村里奔去。父亲太痛苦了,奔跑中的父亲就像是一匹不能生育的骡子!

    夜墨下来的时候,穗儿奶奶还在院里纺花呢。那时候穗儿奶奶家里有一架老式的木纺车,那是她当媳妇时娘家陪送的嫁妆。那纺车上点着一支线香,飘一线香火头,一支香就足够了,穗儿奶奶纺花时就要这么一点点亮。那亮里一嗡一嗡的,扯出些蜜蜂声儿,一时长出来,一时短回去,诗润润的像是胡琴。穗儿奶奶心静,穗儿奶奶有个好儿子。

    这时,父亲一头闯了进来,父亲像口黑锅,一下子就扣在了穗儿奶奶的面前!父亲说:“妗子,纺花呢?”

    穗儿奶奶吓了一跳!片刻,她说:“是他姑夫吧?”

    这时,父亲往地上一蹲就开始说“树”的事。父亲把“树”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而后说:“妗子,老短哪,这事做得老短。”

    纺车一长一短地听着,纺车听得很仔细,很有耐性。一直到接棉穗儿的时候,穗儿奶奶才说:“万选不在家呀,万选在公社呢。”

    父亲说:“万选回来了你给他说说。”

    穗儿奶奶就说:“我说说。”

    接下去,父亲把“树”说给了全村的人。在会计二水家,父亲说:“不够一句呀,这不够一句。”在保管贵田家,父亲说:“贵田,说起来可都是亲戚呀!”在记工员宝灿家,父亲说:“啥是秤,人心总是秤吧?!”在民兵队长秋实家,父亲说:“我又不是头皮薄,我又不是成分高”在泥瓦匠老槐家,父亲说:“我也不说别的,能这样吗?!”在煤矿工人广生家,父亲对广生媳妇辣嫂说:“那能是树吗?那不是树啊!”人们全都客客气气地听着,做出很理解的样子。一包老刀牌香烟,就这样一支一支散去了。

    可铜锤家岿然不动,铜锤家一点表示也没有。

    有一天,父亲站在院子里,拄着一只粪叉喃喃地说:“拼了吧,我跟他拼了!”可到了最后,父亲的头又垂下来了,垂得很无力。

    在这三天时间里,他看见父亲在他的眼里一天天倒下。父亲的“脸面”很薄,薄得就像是一张纸。他跟着父亲走了一家又一家,人们都答应了是要“说说”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站出来说,没有一个人说。

    树跑了,树就这样跑了。为什么呢?!

    在此后的时光里,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慢慢地、朦朦胧胧地品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几乎笼罩了他的整个童年。

    在上梁,姓冯的只有他们一家。

    这就好比一大片谷子地里长了一株高粱,很孤啊!

    “老姑夫”这就是人们对父亲的称谓。因为父亲是上梁的女婿,他是挑着一个担子入赘的。在村里,从来没有人叫过父亲的名字。在平原的乡野“老姑夫”是对入赘女婿的专用称呼。这称呼里带有很多调笑、戏谑的成分,那表面的客气里承载着的是彻骨的疏远和轻慢。从血缘上说,从亲情上说,这就是外姓旁人的意思了。

    那么,铜锤家又有什么呢?

    铜锤他娘是很厉害,很会骂人,一蹦三尺高!动不动就两手拍着屁股,野辣辣的,这他知道。但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敢去撒泼骂人,她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刀肉吗?

    在童年的很多日子里,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败给了一刀肉。

    铜锤他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叫“刘一刀”刘一刀原是个屠户,杀猪的。据说他杀猪只一刀,割肉也只一刀,不回刃的。后来他成了镇上供销社的一个食品门市部的主任。说得刻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卖肉的。一个卖肉的有什么呢?这真叫人弄不明白。但是,村里村外,跟他点头的人很多。在镇上的公社里,也常有人请他喝酒,有时候就醉倒在村路上。每每,他骑着那辆瓦亮的“飞鸽”自行车回村来,车把上会摇摇地挂着一刀肉。他常常是车也不下,就那么跨着顺手把那刀肉丢给了国豆村里人要办什么事,也会把他请去,说,刘主任,还得你下手哇!他就摇摇地去了。他人长得虎熊熊的,腰里常勒着一根布带,那根布带总是露一点布编的绳头儿,在腰间甩甩的,这就是屠户的标志了,而后跳进圈里“噗”一刀扭头就走,蹲在一旁慢慢吸烟,等那肉净了,他又会从裤腰的布带上摸出一个红章,在嘴上哈一下,又是“噗”的一声,盖一红霞霞的戳。走的时候,主家会让他带去一挂猪下水,也并不带回家去,又是随手丢给了国豆或是谁

    还有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他——钢蛋偷偷地在那堵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悄悄地去尿那树!一天一泡,他想把那棵树用尿活活烧死!可最终他还是白尿了,那树却一天天地茁壮成长。

    就这样,那棵树在他眼里又长了三年,长了一树的“蚂蚁”每当他默默地从村街里走过的时候,人们会说,这孩子的眼怎么这么毒哪?后来,村人的态度突然都变得很亲切,每每见了他,就热乎乎地说:“钢蛋,吃了吗?”“钢蛋,给,哑巴秆,甜着呢。”“钢蛋,给块红薯。”他先是茫然。而后,他渐渐就明白了。人们还是有是非的,人们是在委婉地向父亲表示歉意。在他品味出来的那一刻,他很想哭。

    后来,刘一刀把那棵树卖了。卖给了邻村的匠人。

    那天,当拿着一杆木尺的邻村匠人来看树的时候,父亲正好不在家。他在,他就在墙根处立着,代表他的父亲默默地望着那树,那树十年了,已成材了。那匠人来到树下,用木尺敲了敲那树,往上瞄了一眼,而后说:

    “树聋了。”

    刘一刀说:“不会吧?好好的树。”

    那匠人坚持说:“聋了,这树聋了。”

    刘一刀一皱眉头:“这咋说?”

    匠人说:“树长聋了,内里糠。你不信,锯开一看就知道了。”

    刘一刀说:“你说多少钱吧?”

    匠人看了看树,再一次说:“聋了。五十块钱,不能再多了。”

    刘一刀说:“去球吧,桐木啥价?你以为我不知道?!”

    匠人说:“我不骗你,刘主任,我敢骗你?这树聋了。”

    刘一刀不耐烦地说:“算,算。你说多少就多少!”

    这时候,他挺了挺身子,突然说:“这是一棵会跑的树。”

    刘一刀的脸色陡然变了,他瞪着两眼,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到墙根前的时候,他站住了,死死地盯着他。

    他就那么直起头来看着刘一刀,默默地。

    片刻,刘一刀突然笑了,说:“这孩子真会说话。”

    是的,正是这棵树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早熟。有一棵幼芽在他的心里慢慢地长着,一天天地长成了自己的“父亲”

    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

    在他九岁那年,父亲正式交出了家庭“外交”的权力。

    九年的时光里,娘接连又生下了“四个蛋儿”:铁蛋、狗蛋、瓜蛋、孬蛋。娘说,都是吃货,一群嗷嗷叫的嘴。

    那时,家里的日子日见困顿。有一段,为了顾住这众多的嘴,父亲曾经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担着挑子,手里摇着拨浪鼓,干起了“糟头发换针”的勾当。父亲的挑子里藏着一个玻璃瓶子,那是他的“宝瓶”那瓶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豆,他就是用那些糖豆去勾人的。可他总共干了没有几次,就被镇上“市管会”的人捉住了。被捉住的那一天,父亲身上被人刷上了糨糊,身前身后都贴着墨写的大字:“投机倒把分子!”而后又拉他到四乡里去游街从此,父亲再也做不起人了。

    那时候,所谓的“外交”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除了应时应卯地到队里开会、分菜、分粮食之外,也就是亲戚间的相互来往。按平原上的俗话说,就是“串亲戚”在平原的乡野“串亲戚”是一种纯民间的交际方式,是乡村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那也是生活状况的夸耀和展示。生娃要展示,娶亲要展示,死人也要展示。在这里,一年一度的“会”是要赶的;婚丧嫁娶是要“问”的;还有一些民间的节日也是要“走”的。

    早些年,代表一个家庭出外“行走”的自然是父亲。那时候,父亲总是穿着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手里寡寡地提着一匣点心,有点落寞地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他知道他的“脸面”就提在他的手上。所以,临出门的时候,他嘴里总要嘟囔几句:“就一匣。”娘总是还他一句:“还能提几匣?你老有?”于是,父亲就不再吭声了。而后,郁郁地走出门去。

    说起来,在村子以外,他们家的亲戚并不算多,经常来往的也只有三四家。两个姨家,一个姑家,一个叔家,那叔叔还是“表”的,算是父亲早年的一个朋友。就这么三四家亲戚,父亲“串”起来,还是觉得吃力。就提那么一匣点心,他的“脸面”实在是太薄了,薄得他站不到人前。终于有一天,四月初八,该去大姨家赶会的时候,刚刚游过街的父亲实在是羞于出门,他抬头看了看房梁,迟疑了片刻,说:“钢蛋,你去,你去吧。”

    梁头上只剩下一匣点心了。

    那时,在平原的乡村,那一匣一匣的点心,并不是让人吃的,人们也舍不得吃,那是专门用来串亲戚的。谁家要是来了亲戚,不管是提了几匣点心,都要挂起来,就挂在屋里的房梁上,等下一次串亲戚的时候再用。在这里,人们甚至不大看重点心的质量,他们更为看重的,却是那装点心的匣子。那匣子是黄色的马粪纸做的,上边盖有一个长方形的纸盖,盖上有封贴,是那种画了红色吉祥图案的贴子。这样的纸匣子挂的时间一长,很容易被点心上的油浸污了。所以,讲究些的人家,会把匣里的点心拿出来,另外用油纸包了,而只把那空了的匣子挂起来,等到来日串亲戚的时候再重新衬封装匣,就像新买的一样。在房梁上,挂了多少点心匣子,那实在是一种体面的象征啊。

    九岁,头一次代表家人出门“交际”他是很兴奋的。娘说:“洗洗脚,穿上鞋。”他平时是不大穿鞋的,那天他穿上了鞋。鞋是娘手工做的,穿在脚上有点夹,夹就夹吧。而后,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那匣点心从房梁上取下来,吹了吹落在上边的灰尘,递到了他的手里。父亲摸了摸他的头,说:“去吧。”

    临出家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三个弟弟:铁蛋,狗蛋,瓜蛋,嘴里衔着指头正默默地望着他,那眼神儿个个泛绿(那时孬蛋更小,孬蛋还在娘怀里吃奶呢)。他觉得自己突然间就长大了,回身拍了拍弟弟们的脑壳,说:“听话。”

    可是,当他走上村路的时候,那无形的屈辱一下子就漫上来了。是的,怪不得父亲不愿出门。在村路上,他看到了很多去赶会的村人,他们有骑车的,也有步行的,穿的鲜亮不说,他们手里提着的点心匣子都是一摞一摞的。有五匣的,有三匣的,最少也是两匣特别是他看见了铜锤,铜锤坐在刘一刀那辆“飞鸽”车的后座上,嘎嘎地笑着“日儿”一下就从他身边过去了。那车把上一边一摞,竟然挂了十匣!而他,手里就提了那么一匣,那是一家人的“脸”哪!

    大姨家住在焦庄,八里路。他就那么默默地走着,走得很慢,不跟任何人搭帮。当他走上小桥的时候,他遇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危机。那会儿,他一下就蒙了!身上的汗忽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本来,他正甩甩地走着,刚上了小桥,他手里提的那匣点心的扎绳突然就崩断了,那匣点心“啪”一下掉在了地上。论说,掉了也没有太大的干系,重新捆扎起来就是了。可是,他一看就傻眼了,天啊,那匣子里装的竟然不是点心,是驴粪蛋!是的,从那匣子里掉出来的,是八个风干了的驴粪蛋!

    他一屁股坐下了,就那么在桥头上坐着。他脑门上从来没出过那么多的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麻在脸上,而后像小溪一样顺着脖子往下淌,身上像是爬满了蚯蚓。他在桥头上坐了很久很久,眼看太阳当顶了,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去?回去怎么说呢,说点心匣子里装的是“驴粪蛋”?父亲会相信他吗?娘会相信他吗?他第一次单独出门,就遇上了这样的尴尬事于是,他哭了。

    待他哭过之后,他慢慢地蹲下身来,把那八个风干的驴粪蛋一个个拾进了点心匣子,盖上纸盖,先是把那画有红色吉祥图案的封贴儿用手掌一点点地抹平,重新压在匣面上,用结起来的扎绳分外细心地重新捆了一遍。而后,他站起身来,望了望天儿,重重地吸了一口气,重新上路了。

    在临上路之前,仿佛是鬼使神差,他脑海里突然涌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这个念头使他在此后的时光里,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那时候,他已是乡村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他从衣兜里摸出了一个破铅笔头,小心翼翼地端起匣子,就在这匣“点心”的匣底上,画上了一个“十”字形的记号。他也说不清为什么非要做这样一个记号,可他做了。

    眼前就是焦庄了。焦庄是个大村,那“会”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远远的,沸腾的嘈杂声就像水一样地漫过来。先是一浪一浪的尿臊气,那是从牲口市上传过来的,臊气里突兀地响起了一声野驴的嘶鸣,那嘶叫声像是一下子把日头钉住了,显得空远而幽长;接着是一坡猪羊的叫喊,那叫声直辣辣乱麻麻的,就像酱缸里跳出来的活蛆!女人们在红红绿绿的布匹市上涌动着,一个个都像是“解放”了裤腰带似的,窜动着一扇一扇的屁股。卖煎包、油馍、胡辣汤的小摊前飘荡着馋人的香气,那香气在炸耳的叫卖声中一赶一赶地拴人的鼻子,油你的心!提着点心匣子的男人都显得格外矜持,在一片香气里一磨一磨地走着,走出很体面的样子,可他们大多穿着半新的、偏开口的裤子,那裤子自然是女人们压箱底的存货,一个个显得裆紧没有人会踩着自己的心走路,唯独他是踩着心走路的。他不光是踩着心,手里还捧着一个火炭!他就这样一刀一刀走进了人群,走进了焦庄的“大会”就要走进大姨家了,他不知道结果将是如何!

    拐过一个小弯,他突然发现眼前的村路边上齐刷刷地蹲着两排女人,每个女人面前都铺着一个方巾,方巾上摆放着一摞一摞的点心匣子。女人们一个个都换上了鲜亮的衣裳,阳光下像是一片矮化了的高粱!“高粱们”歪着鹅一样的脖子,辫子上的红绳一梢儿一梢儿地动着,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一声声说:“要不要?”

    他知道,这些女人是出来卖点心的。大凡亲戚多的人家,收的点心也多,有的就当时提出来卖掉,好换些油盐钱。女人们各自招呼着面前摆放的点心匣子,有的匣已经解了封,拆了盖儿,那是专门亮出来让买主儿看的。本来花一块钱从供销社或是“会”上买来的点心,这里只卖七毛、八毛看到这些女人的时候,他脑海里“轰”一下就炸了!往下,那一步一步简直是在钉子上挪着走的。有那么一瞬间,他突然想跑,扭头就跑!可他还是忍住了。这时候,他听见卖点心的女人们一声声地叫着:“看看吧,新封,新匣。新封,新匣”就在这一片“新封,新匣”的叫卖声中,有个声音兔儿一样斜着叉出来,那声音是冲他来的:“钢蛋,是钢蛋吧?都晌午过了,咋才来呢?!”有那么一会儿,他像是被钉住了似的,呆呆地立在村路的中央,脑海里一片空白!他只是紧紧地抱着那匣点心,就像是生怕被人夺走似的就在这时,耳旁兜头炸了一鞭!一个赶车的吼道:“这娃,傻了?!”激灵一下,他听出来了,是表姐在叫他,那是表姐彩彩的声音,表姐也出来卖点心了。那么,她要是表姐看他愣愣的,一头热汗,就又说:“上家吧,快上家吧。”

    他是最后一个走进大姨家的客人。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大姨家已经开“席”了。大姨照他头上拍了一下,说:“这孩子,怎么这时候才来?”说着,顺手就把那匣“点心”接了过去,放在了堂屋的木柜上。而后牵着他往外走,可他仍痴痴地望着那匣“点心”院子里摆着俩方木桌,木桌旁已坐满了人。这时候,亲戚们早已吃起来了,大姨把他按坐在一个旧式木桌的桌角旁,说:“挤挤,吃吧。”说完就又忙去了。

    在大姨家,那顿饭他吃得心惊肉跳!桌上摆放着七七八八的海碗,大多是粉条、焖子、豆腐之类,间或还有几片肥肉油汪汪的!还有馍呢,是包了皮的卷子花馍。这些都是他最爱吃的。要是往常,他喉咙里都恨不得跳出一只手!可这会儿,他却一口也吃不下去,只觉得恶心,想呕吐他就那么眼看着筷子头在他眼前飞舞,亲戚们的嘴唏唏嗦嗦、出出律律的,风卷残云一般,眼看着那海碗一个个空下去了!可他仍在那儿干坐着,一动也不动。一个坐在他身旁的亲戚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说:“吃嘛。”他勾下头不吭,一声也不吭。这时,大姨过来了,关切地问:“咋?认生?”他像蚊子样的小声说:“不咋。”大姨说:“咋不吃呢?”他小声回道:“吃了。”大姨“嗯”了一声,摸了摸他的头,就又忙活去了。他的眼像玻璃球一样,就那么一直随着大姨骨碌,大姨走到哪里,他的眼风就跟到哪里。有几次,当大姨走到了那放点心的木柜旁时,他的心一下子就跳到了喉咙眼上,差点一口吐出来!等大姨走开的时候,才又慢慢地咽下去。那心几乎是一血一血地在喉咙眼里蹦,整个食道都是腥的!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几次,他整个人几乎就要虚脱了老天,那时光是一点一点在针尖尖上挨过去的。

    后来,他逃一样地离开了大姨家。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身子一下子变轻了,身轻如燕!他一跳一跳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田野的风洗去了身上的热汗,雀儿的叫声使他倍感亲切!当他回望焦庄的时候,他笑了,笑了满眼泪。大姨回送的两个卷子花馍,他吃了一个留了一个,那个香甜是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

    他还是过了几天惊恐不安的日子。那会儿,每天放学回来,在进门之前,他总要悄悄地问一问铁蛋:“大姨来了吗?”铁蛋摇摇头,说:“没有哇。”“真没来?”“真没来。”这样,他才会暗暗地松口气。

    本来,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留在心上的划痕虽重了一点,也不过就是一道痕。父亲再也不出门了,一个家庭所有的“外交”都交给了他。因为,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却已成了家中唯一的识字人。他要面对的事情还有很多

    可大约过了半年,突然有一天,他竟然在秋生家发现了那匣点心!

    那天他到秋生家借簸箕,在他家的堂屋里,猛一抬头,蓦地就看见了那匣做有记号的点心。那梁上一共挂了五匣,有四匣是捆在一起的,而这匣却是单独的。他没有看错,那记号还在呢,一个歪歪斜斜的“十”宇,是他在小桥上用铅笔头写上去的有那么一刻,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终于,他忍不住笑了。秋生诧异地说:“你笑啥?”他脸一绷,说:“我没笑。”秋生说:“你笑了。”他郑重地说:“没笑。”出了秋生家院子,他一连在麦秸窝里翻了三个跟头,大笑不止!

    后来,那匣“点心”先是转到了贵田家,接着又转到了二水家,从二水家转到了宝灿家,而后又是方斗家,三春家,麦成家,老乔家他一直记着那记号,那记号已经刻在了他的心上。不知怎的,他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看人家梁头的习惯,不管进了谁家,他不由得都要看一看人家的梁头,看看那些挂在梁头上的点心匣子那就是“体面”吗?一家一家的,就这么提来提去,为着什么呢?

    是呀,那些匣子就是乡人的体面。哪怕是“驴粪蛋儿”呢,只要是贴了封装了匣,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挂在梁头上!开初的时候,这念头让他吓了一跳,这念头里包含着一种让人说不清的东西。他害怕了。他是被那堂而皇之的“假”吓住了。

    有一次,在三春家,他突兀地“呀”了一声。那会儿,他很想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他想告诉人们,那匣里装的是“驴粪蛋儿”!可他咬了咬牙,还是没敢说。那“点心”已经转了那么多的人家,封贴也被人多次换过,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打开看过?!他的直觉告诉他,不能说。

    年关的时候,终于有一天,那匣“点心”又转回来了。“点心”是本村的拐子二舅提来的,瘸着一条腿的二舅对父亲说:“他姑夫,这匣点心是马桥他三姑送来的,实话说,时候怕是不短了,掂来掂去的,绳儿都快掂散了。你家娃多,让孩儿们吃了吧。”父亲笑了笑,父亲说:“你看,这是干啥?都不宽裕。”可二舅放下点心就走了。

    年三十的晚上,父亲就真的打开了那匣点心,父亲第一次很大度地说:“吃吧。”可父亲的话没有说完脸色就下来了,父亲的脸黑风风的。娘说:“给他拿回去!让他看看。”父亲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默默地说:“算了。别说了,谁也别再说了。”往下,父亲再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把那匣子里装的“驴粪蛋儿”拿出去倒掉了

    第二天早上,他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了挂在梁头上的点心匣子,那匣底上是做了记号的。可他知道,这匣是空的

    早晨,站在大雪纷飞的院子里,他突然对弟弟铁蛋说:“有时候,日子是很痛的。”

    铁蛋吃惊地望着他,说:“哥,你脚上扎蒺藜了?”

    扎在脚上的十二颗蒺藜

    娘是那年腊月里得病的。

    在他十二岁那年,娘得了噎食病。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不能吃饭,一吃就吐,剩下的只是熬日子了。

    娘一病不起,就再也没下过床。开初的时候,她还能喝一点水,喉咙里“鸡儿、鸡儿”的,咽得很艰难。再往下,就连水也灌不进去了。一天一天的,娘慢慢就干了,干成了一张皮,那皮上裂出了一皱儿一皱儿的绷纹,纹儿一炸一炸地张着口,人家说那叫“雪皮”那时候,娘总是把他们兄弟五个叫到床跟前,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最后,娘眼里含着泪细声说:“钢蛋儿,你是老大,你可要支事呀!”

    他默默地点点头,无话可说。

    在最后的日子里,娘只是想放一个屁。娘说,我要是能放一个屁多好!

    那天,父亲又一次请来了“乔三针”“乔三针”也算是村里的中医“先生”“先生”坐下来先是号了脉,而后平声问:“出‘虚恭’不出?”父亲愣愣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乔三针”急了,粗声说:“嗨呀,就是放屁不放?!”娘艰难地摇了摇头。“先生”长叹一声,收了针盒,再没有说什么。一直到出了门,他才对父亲说:“挨不了几天了,准备后事吧。”

    那时候,一年红薯半年粮,整个村子都是臭烘烘的,屁声不断,净红薯屁。可娘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像常人那样,放个屁。娘说,我咋就不能放个屁呢?娘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那皮上挂一层干雪似的白屑,一摸就往下掉。这时候娘身上一把力也没有了,眼窝里的那一点点亮光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的娘啊,那印象像铅一样灌进了他的内心深处。在经过了许多日子后,他才明白,一旦生命到了最后的关口,想放一个屁也很难哪!

    娘是七天后去世的。

    临死前,娘两眼直直地望着屋顶,而后目光下移,微微地张了张嘴,想喊些什么,可她没有喊出来他一把抓住娘的手,可娘的手已经凉了。

    娘死后,父亲就像是傻了一样,他一屁股蹲坐在门槛上,再也站不起来了。是他慌忙跑去叫来了大妗,大妗翻开娘的眼皮看了看,默默地说:“人不中了。”此后,大妗牵着他的手,在村里的代销点里赊下了一匹白布。走在路上,大妗诧异地看看他,说:“钢蛋,你咋不知道哭哪?”他默默地,就是哭不出来,可他心里哭了。回到家,大妗把他兄弟五个叫到了一起,给他们一人头上蒙上了一块白布,而后对他说:“钢蛋,你是老大,领着你兄弟‘送孝’去吧。”他抬起头来,默默地望着大妗大妗说:“‘送孝’就是报丧。去吧,领着你兄弟,一家一家走,进了院子也不用多说,跪下磕个头就是了。记住,挨门磕头,不拉你别站起来去吧,现在就去。”

    于是,他领着兄弟们“送孝”去了。出了门,老三狗蛋笑嘻嘻地说:“哥,哭不哭?”他站住了,扭过身来“啪,啪,啪,啪!”一人脸上扇了一耳光!而后就有哭声传出来了。

    挨门去磕头,一家一家磕这是死的告示,是葬礼前的宣布,是乞讨,是求助,是哀的美敦书[1]?很久之后,他渐渐才明白,那么往地上一跪,就是“投降”在平原的乡村“投降”几乎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最大的艺术。生与死是在无数次“投降”中完成的。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投降”你必须“投降”有了这种“投降”的形式,才会有活的内容。就这样,他把村人一个个磕出了家门。只有一家,他没有去,那是离得最近的一家,铜锤家。他不去。

    娘的丧事是在村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在葬礼上,作为长子,在老舅的带领下,他继续学习“投降”的艺术。那是“投降”的高级形式——“二十四叩礼。”“二十四叩礼”是一种近乎于宫廷化的表演,是带有礼仪性质的“臣伏”在乡间,这就是最高级、最雅致的“投降”!那是要他在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姿势磕二十四个头,前后左右地磕,要磕出一个大“回”字。在他磕头的时候,他听见人们在笑他。是的,在葬礼上,人们哄堂大笑,笑他磕得不够标准。人们赞叹的是宝灿,宝灿磕得最为生动!那一进一退、一招一式都叫人羡慕:跪得深刻,起得方正,那腿说锯就锯那情形不像是在给人送葬,而像是在表演绝活儿!可他不行,他的心已经木了,当他磕完了这二十四个头站起来的时候,他眼前一黑,几乎栽倒在地上。可他还是站住了,只是膝盖处热辣辣的,有血!

    他是长子,娘的“牢盆”也是他摔的。“牢盆”上分别钻了五个孔,那叫“子孙孔”是他们弟兄五个分别用剪子尖钻上去的。老五太小,是他把着他的手钻的。娘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摔“牢盆”?什么是“牢盆”?生是“牢”死也是“牢”?钻那些个洞儿,是要漏一点阳光给母亲吗?

    而后又是“谢孝”(又叫卸孝)。仍是一家一家地磕头许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他跪下来给人磕头的情景。有那么一个时刻,他是从裤裆里看天的!他牢记着他从裤裆里看天的那个时刻,那时刻叫他永世不忘。就在那个时刻里,他的裤裆里猛然升起了一股气,那股气一下子就把他顶起来了,他跪着,可他的心站起来了。

    娘在的时候,没有谁觉得她有多么重要,娘一去,家就不像个家了。那时候,父亲曾萌生过再娶的念头。可是,家有五个蛋儿,一群嘴,有谁肯受这种拖累呢?于是,父亲就常常躺在床上,一声一声叹。

    娘去了,以后就是没有鞋的日子了。

    很快,他们这五个蛋儿,鞋一双双都穿烂了,再也没有鞋了。

    这年的夏天,割草的时候,他把四个兄弟带到了一片谷地里。在谷地里,他让铁蛋、狗蛋、瓜蛋、孬蛋在他面前站成一排,而后说:“听着,娘去了,没人给你们做鞋了。现在,我给你们一人做一双鞋。”

    兄弟四个诧异地望着他,看上去都很高兴。铁蛋说:“哥,你还会做鞋?”

    他没有说话,就地坐下,伸开手,亮出了手里抓着的六颗蒺藜。往下,他腿一曲,亮出了他的脚丫子,他用手拍了拍脚丫上的土,说:“都看着——”说完这话“噗、噗、噗”三下,他先是在左脚的脚丫上分别扎上了三颗蒺藜;接着,又是“噗、噗、噗”三下,他在右脚的脚丫上也扎上了三颗蒺藜!而后,他站起身来,背起两手,大模大样地在谷地里走了一圈。

    四兄弟怔怔地望着他,铁蛋说:“这,叫鞋?”

    他说:“鞋,铁鞋。”

    狗蛋说:“疼,疼吗?”

    他跷起一只脚,让他们看清楚扎在脚上的蒺藜,而后说:“开始会疼一点,把脚板磨出来,就不疼了。”

    接着,他又说:“谁要是敢穿,中午加一勺饭。”

    于是,四对小脚丫全亮出来了,一个个伸到了他的面前。

    他先是拿起铁蛋的脚丫看了看,一只脚给他扎上了一颗蒺藜,铁蛋只是皱了皱眉头,故意说:“不疼。”而后又是狗蛋,一抓脚,狗蛋咧了咧嘴,想缩回去,他抓住不放,硬是给他扎上了。到了瓜蛋,他一声不吭,只是把脸扭了过去孬蛋还小,看着孬蛋的小脚丫,他迟疑了片刻,说:“孬蛋就算了,孬蛋还小。”可孬蛋却嫩声说:“哥,我也要‘疼’。”于是,他说:“好,孬蛋最听话。”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两根白布条,把蒺藜裹在了布条里,一边给他拴上了一个。待要站起来的时候,铁蛋突然说:“哥,我再要一颗,中午加两勺饭!行吗?”

    他没理他,说:“站起来,都站起来。站起来走走试试。”

    四个蛋儿,一个个“呀、呀”地站了起来,全都侧着脚他站在一旁说:“走啊,得能走才行,看谁最勇敢!”

    于是阳光下,这个脚上扎有蒺藜的小队,一侧一歪的,就在谷地里走起来了。

    他说:“往前看,不要想那疼。你不想它,它就不疼了。”

    狗蛋扭过头,说:“哥,到啥时候就不扎了?”

    他说:“等脚上有‘铁’了,就不用再扎了。”

    在整个夏天里“老姑夫”家的孩子们一个个背着草捆,龇牙咧嘴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尤其让村人们感到诧异的是,他们怎么会一个个都撇歪着脚走路呢?问了,都不说,谁也不说。在上梁,那像是一道奇异的风景,每到黄昏的时候,一个个蛋儿就会从橘红的落日里摇摇地走出来,把身上的草捆一个个卸放在麦场里,而后亮出脚丫,一口一口地往脚上吐唾沫

    四个蛋儿,都在眼巴巴地等那“铁”“铁”在哪里呢?!

    到了这年的秋天,四个蛋儿已经可以平着脚走路了。他们把老大围起来,一个个说:“哥,这算不算有‘铁’了?”

    于是,在一个黄昏里,他把他们一齐带到了光溜溜的场地里,用“父亲”的口气说:“坐下。”待他们全坐下之后,他伸出脚来,在他们眼前晃了一遍,说:“摸摸。”他们也就听话地一个个伸手摸了一遍他问:“硬不硬?”蛋儿们说:“硬。”接着,他伸开手,亮出了手里握着的十二颗蒺藜!让他们一个个都看清楚了,这才把蒺藜一颗一颗地扎在两只脚上,待他全扎上之后,又当着他们的面,紧吸了一口气,一个箭步跳在了石磙上!而后,就那么在石磙上站着,对他们说:“这才叫有‘铁’了!”

    这时,狗蛋突然惊叫道:“哥,你脚上有血!”

    他瞪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那不是血,那是铁锈。”

    脚上扎着十二颗蒺藜,可他硬是在场里给他们演示着走了一大圈。那脚板木是木了一点,可他心里说,有时候,日子就是这么痛。你不能怕痛,你得踩着日子走,一步一步就这么走下去。

    四个兄弟全都看着他,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再也不问了。他们终于知道了,什么是“铁”

    同时,他还告诉了他们一个绝招:中午的时候,把两只脚放在大路上的车辙里,用那被车碾来碾去的、晒热了的扑腾土埋起来,就用这细面样的热土捂好,盖紧实了,埋上它一两个时辰,好好地蒸一蒸烫一烫,脚就不那么疼了,最主要的是,出“铁”快。

    于是,在此后的日子里,冯家的“蛋儿们”时常会放下肩上背着的草捆,坐在大路边上,把两只脚伸到车辙里,用热土盖起来“浴脚”这是一份难得的快乐!把脚“浴”在热土里的时候,那烫烫的温热,那细面一样的柔软,那沙沙痒痒的滑溜儿,还有脚板上慢慢升起来的一丝丝凉气,闭上眼的时候。使他们有了一种酒样的陶醉。多好啊!“浴脚”在那些日子里“浴脚”成了冯家“蛋儿们”的最高级的一份享受。“浴”完之后,他们会同时从热土里拔出脚来,先是晾上一晾,而后,你摸摸我的脚板,我摸摸你的脚板,看到底谁的更硬一些。

    这叫比“铁”

    是呀,那“铁”慢慢在生长着,可生长着的“铁”里,不时会长出一两个小刺儿,那是蒺藜上的刺儿,有时候那刺儿就断在了肉里,随着“铁”一起生长,会带来些钻心的小痛。这也不要紧,拔出来就是了。拔的时候,又会生出来一些无名的快乐。你想,在肉里掐呀、掐呀的终于捏出来一点什么,那小痛一下子就去掉了,酥酥的,麻麻的,多了些小痒,这有多好!

    父亲的眼皮塌了。父亲的腰也塌了。没有多少年,仪表堂堂的父亲,竟成了一个罗锅子。自从交出了家庭的“外交”权力之后,对于他的行为,父亲从未说过什么。可是,就在他脚上扎了十二颗蒺藜的那一天,正蹲在灶间烧火的父亲,突然从灶火里跑了出来,异样地叫道:“儿子,干啥——哪?”

    他竟然用蔑视的目光看了父亲一眼,傲傲地说:“走路呢!”

    这话说得太突兀!是具有背叛意义的突兀。这就是他的宣告,面对父亲,这是最直接的一次宣告。行走,就是活法,这是我的方式,我“走”我的。

    父亲哑了。那是父亲第一次叫他“儿子”以后父亲再也不这样叫了。

    这年的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也是他试“铁”的时候。他没有穿父亲做的那种木制“呱哒板”就那么光着脚走出了家门。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四周一片寂静,那无边无际的雪白就像是一双双“那种鞋”向他飞来!一天的“那种鞋”!那种鞋(后来他知道那叫“网球鞋”)秋生家的一个亲戚穿过,白色的,粉白,连鞋带都是白的!人家是城里人,来乡下串亲戚时穿在脚上,一走一弹,让他看见了,还有尼龙袜他就这么在雪地里走着,一步一步地试那“铁”初时,脚踩下去的时候,雪很暖,甚至是有点烫,温温的烫。可走下去的时候,却绵绵的,竟还有点弹,是有点弹哪。在脚下,那雪肉肉的,热热的,或者就像是热锅里的豆腐,脚成了一把刀,你割它的时候,那一软一软的感觉叫人很舒服,无比的舒服!再走,脚上就有些泥了。这时,他明白了,雪是怕他这双脚了。雪怕他,那脚已经“铁”出来了,雪沾脚就化,它不敢不化。在大冬天里,他的脚彻底战胜了雪!不疼,真的,一点也不疼了,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感。只是快乐,那是从脚底板上涌出来的快乐,猫舔一样的快乐!那快乐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征服欲,他在雪地里大步跑着,一边跑一边嗷嗷大叫,他的叫喊声在旷野里传得很远!而后,他跨过田野,又一步一步走上了河堤,站在河堤上,他的目光望着远处的飞雪,雪在河的南岸挂起了一道倒卷的飞帘,那雪帘在风中曼舞着,此时此刻,他突然就有了飞翔的感觉,一股热流从脚下涌上来,很烫人啊!

    那时候,他庄严地说:会有鞋的。

    不会叫的蝈蝈笼子

    十六岁那年,他终于有了一双鞋。

    那鞋是一个叫刘汉香的姑娘送给他的。她这么一送,就送出了她人生的一大遗憾。

    刘汉香是村支书国豆的女儿。国豆脸上虽然有些麻子,可国豆女人脸上没有麻子,她不但脸上没麻子,而且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漂亮女人。这女人有个绰号叫“大白桃”另一个说法叫“十里香”还有人说,妈的,颍河水再好,也就润在了国豆家。操!润了这畦改那畦,一茬一茬润,净好水儿。老不公平啊!

    这刘汉香正是“大白桃”生下的娇女儿。

    开初的时候,刘汉香只是一个小毛丫头,秧秧的,也看不出什么。可长着长着,一下子就灿烂了。灿烂得一塌糊涂!于是就有人说,这刘汉香是国豆家的“国豆”!

    那时,他并不知道有人在悄悄地注意他,他真的不知道。人已穷到了那步田地,是不敢乱看的。即便是在镇上中学上学的时候,他也从不乱看。你看什么看,看也白看,穷人的眼是很节约的。

    早在他上中学之前“老姑夫”家的蛋儿们已经有自己的名字了。那名字是县上来人普查户口时,由一位以工代赈的老私塾先生给起的,那老先生拈了拈胡须,一时文兴大发,信笔写来,在户籍上:老大钢蛋为冯家昌;老二铁蛋为冯家兴;老三狗蛋为冯家运;老四瓜蛋为冯家和;老五孬蛋为冯家福。而后,老先生用小楷毛笔一人给他们写了一个纸片,上边批着他们各自的名字,老先生说:“记住,这是‘官称’!”

    可这些“官称”在村里并没有人叫,人们不习惯这些“少天没日头”的东西,它显得太雅了些。在村里,该什么“蛋儿”还是什么“蛋儿”只是到了后来,当他们一个个离开村子的时候,这些“官称”才成了他们的名字。

    那片高粱地是他命中的一个契机。

    那是暑期后的一个下午,他照例背着铺盖卷到镇上中学去报到。秋了,青纱帐已经长起来了,那无边的熟绿从田野里一秧一秧地爬出来,把路罩得很细,走在路上,人像是淹没在那一坡一坡的旺绿里,到处都是秋熟的腥热,到处是孕育中的腻甜,风一溜儿一溜儿地从庄稼棵儿的缝隙里顺过来,脚下的土也仿佛已熟到了老的程度,一乏一乏地碎,就像是坍了身的面瓜。在青纱帐的掩护下,路过玉米地时,他还偷掰了几穗嫩玉米,那时粮食总是不够吃,能啃上几穗玉米,晚饭就省下了。当他揣着几穗偷掰的玉米猫着腰穿过玉米田,来到一片高粱地的地边时,他眼前一亮,突然站住了——

    面前有一双鞋!

    那是一双“解放鞋”这种鞋是部队的军人才有资格穿的,还是双新鞋。

    那鞋就放在高粱地的地边上,看上去新崭崭的,像是没有下过脚的样子。他两眼望着那鞋,迟疑了一下,心里说,有这样的好事吗?他抬起头来,侧耳细听着高粱地里的动静。高粱就要熟了,铁红的穗头一浪一浪地在风中摇曳,那刀叶沙沙地响着,响得很有规律。风停的时候,就静下来,静得默,静得文气。看来,高粱地里没有人,真没有人。东边是红薯地,西边是玉米田,红薯地里显然没人,玉米田也不像有人的样子,那么是谁的鞋呢?路人掉下的?也不大像。那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地上,就像是专门为他预备的。这么一想,他笑着摇了摇头,不会,世上绝不会有这等好事。他围着那双鞋转了一圈,心里七上八下的,很诱人哪。最后,他禁不住拍了拍脚上的土,把脚伸进那鞋里试了试,他妈的,还正合适呢!

    天晴朗朗的,云淡淡走,四周寂无人声,面前有一双鞋然而,万一呢?万一要是谁脱在这里的,你这边刚要走,那厢又被人叫住了,多丢人哪?!算,算了。不就一双鞋吗?再说,他光脚习惯了,猛一穿鞋,还真有点别扭,挺不舒服的。于是,他把已穿在脚上的鞋重新脱下来,在地边上摆好,这才背着铺盖卷去了。

    突然,身后传出了“咯咯——”的笑声!那笑声就像是晴空里的一声霹雳,又像是从布袋里撒出来的一只母鸡,还像是从牛脖子上甩出的一串铃铛,既突兀又脆火!紧接着,又是一声爆豆:“——家昌!”

    他的脸“扑棱”就红了,就像是被人当场捉住了似的,心里很“贼”他对自己说,上当了吧?上狗日的当了。别回头,走,往前走!

    谁知,他刚走了没有几步,就听见身后一声断喝:“冯家昌,你站住!”

    他站住了,慢慢地扭过头来,也就在一瞥之间,他看到了立在眼前的一抹粉红。在这一抹粉红的后边,是漫无边际的绿色,那绿色正是因了这一抹红色而疯狂,庄稼地里突然就有风了,高粱和玉米都舞动着,那叶子一刀一刀地飘逸!他把头勾下去了。

    那是一个女生!

    十六岁,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龄,眼前站着一个女生,鲜艳得叫人不敢看。他也就不看了,有汗!

    刘汉香跳跳地来到他的面前,笑着说:“家昌,把鞋穿上,那是我送给你的。”

    刘汉香,这名字是他熟悉的,可以说非常熟悉。他们在一个教室里坐了六年,而后又一同考上了镇上的中学。然而,人家是支书家的女儿,是国豆家的“国豆”跟他不是一路人。所以,虽然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却坐得陌生,他从未跟她说过话。况且,在中学里,他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人家都叫他“赤脚大仙”

    他站在那里,默默地摇了摇头。他不穿,他不会穿的。

    刘汉香轻声说:“真的,真是送给你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看你打赤脚,你这鞋是我从我哥那里要来的,我哥复员了。穿上吧。”

    他很干脆地说:“我不穿。”

    刘汉香说:“你敢!”

    他扭头就走,心里说,有什么敢不敢的?

    刘汉香气了,跺着脚说:“冯家昌,你听着,你要是敢走,我就喊了——”

    他站住了,觉得很好笑。他说:“你喊吧。你喊什么?”

    刘汉香怔了片刻,突然说:“我喊——我喊你偷玉米棒子!你试试,我只要喊一声,立马就把你”顿时,他明白了,她一直跟着他呢。她是支书家的女儿,她要是真喊了,就真能把他捆起来他愣愣地站在那里,好半天不说话。

    她说:“你穿上。”

    他说:“我不穿。”

    两人就在那儿僵持着。他本可以抬脚就走的,可怀里那几穗玉米绊住了他。终于,他抬起头来,直直地望着她,说:“你喊吧。”

    一语未了,他被震撼了。他是被那光影震撼了,是秋日的阳光照出了一份绝妙。那不是一张脸,那是伏桃的细腻,那是麦黄杏的滋润,那是白菜心上的水嫩,那是石榴籽般的晶莹,那是苹果枝上的嫣红,那是秋光合成的虚幻,那是颍水孕化的潋滟!在秋光里,那如花似玉的脸庞上还汪着一些似有若无的、烟化般的嫩绒绒,那绒儿就像光的影儿,光的露儿,光的芒儿,光的韵儿,光的醭儿,光的会玩魔术的小舅子!那生动啊,叫人恨不得从心里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摸上一摸,却又不敢摸,生怕一摸之下就会沁出水来仅一眼,他就像是被钉住了似的,三魂竟走了七魂!他再也不敢多看了,他想赶快把“心”收回来,可“心”丢了,他找不到了!

    这时候,刘汉香抢上前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他跟前一蹲,命令道:“抬脚!”

    就像是鬼使神差一般,他不由自主地把脚抬起来了。抬起来才有些后悔,可刘汉香不允许他后悔,刘汉香抓住他的脚,硬是把鞋给他穿上了,穿了这只又穿那只而后,她说:“走吧。”

    接着,他们上路了,就那么一前一后地走着。穿着这么一双“解放鞋”怀里揣着偷来的玉米,他怎么走怎么别扭,那双铁脚就像是被绳子拴住了似的,走起来竟磕磕绊绊的,显得十分滑稽。远远看上去,那情形很像是刘汉香押送的一个“俘虏”!

    一路上,刘汉香高兴坏了,她时常“咯咯”地笑着,说了很多话。可他,却只说了一句话。快到镇上的时候,他说:“真欺负人哪!”

    刘汉香诧异地说:“谁欺负你了?”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他什么也不说了,心里长出了一窝茅草!

    当他们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刘汉香有意地慢下来,渐渐就落在了后边。身后少了一个“押送者”他才走得稍稍自在了些。可是,在校门口,他又被人围上了。一些背着被褥来校报到的同学,三三两两地凑到他跟前,用十分吃惊的目光望着他:“‘大仙’,咋,穿上鞋了?”他嘴里“嗯,嗯”着。那些人竟然追着问:“乖乖,新鞋?!”他就说:“新鞋。”再问:“解放鞋?!”他说:“解放鞋。”有人很执著地问:“哎,你不是说光脚舒服吗?”于是,在一个时辰里,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奇闻。整个校园都在奔走相告:“大仙”穿鞋了!

    当晚,当那些好奇的学生们一起拥到他住的宿舍,看“赤脚大仙”穿鞋的洋相时,他已经把那双“解放鞋”脱掉了,仍是赤着一双大脚。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认为那是一个耻辱。他心里说,你投降了,你又投降了,真是不争气呀,你怎么老是投降呢?!就在那天晚上,他的脚疼了,他的脚踢在了门槛上,竟然麻辣辣的!在痛里他脑海里陡然浮现了那张脸,那脸就像水盆里的月光,一印一印地晃动着,挥之不去!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他很为自己的行为羞愧。

    他再没有穿过那双鞋。

    那双鞋后来成了“四个蛋儿”的奢侈品。鞋已上脚,就不好再退了。星期天的时候,他悄悄地把那双鞋夹回了家,扔给了他的兄弟们。“四个蛋儿”抢上前来,全都惊奇地望着那双鞋,你上来摸摸,我上来摸摸。狗蛋强梁些,首先发问:“哥,谁穿?!”他瞅了铁蛋一眼,又看看狗蛋、瓜蛋。看过了,又去看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塌蒙着眼皮,一声不吭。于是,他说:“轮着穿。”结果“蛋儿们”就轮着穿了。先是铁蛋穿着新鲜了些日子,接着是狗蛋趿拉了几天,而后是瓜蛋。瓜蛋穿着太大,走起来七崴八崴的,他在鞋里塞了些破棉花。轮到孬蛋时,他只是觉着稀罕,就在鞋后跟上挖了两个孔,穿上绳子,用绳子把那鞋绑在脚上走,走起来一拖一拖,就跟划旱船似的就这么穿来穿去,没过多少日子,那鞋就穿得不成样子了。

    不知怎的,那耻辱一直深藏在他的心里,藏得久了,竟然藏出了一点甜意。那就像收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小糖豆,它不断地从心窝里跳出来,在眼前蹦蹦跶跶地诱他。

    刘汉香为着什么呢?在他的记忆中,刘汉香是模糊的。有很多年,他脑海里连一点印象都没有。是呀,他们没有同位坐过,也没有说过话,好像原也是小小丫丫的,怎么突然间就大了?还送你一双鞋?!

    蓦地,他想起来了,是不是因为那枚图钉?

    那时候,他虽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却非常喜欢打篮球。每天下课后,他总是赤着一双大脚奔跑在篮球场上,因此也就有了“赤脚大仙”的绰号。镇上中学的篮球场是很简易的,就在校园里的空地上一东一西竖了两根木杆,木杆上钉了块长方形的木板,板上钉了一个铁筐,这就是篮球场了。课后的很多时间,他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他是一个篮球迷。篮球场离饭厅近,所以,也总是有很多人围着看。记得有一次跟县上中学的球队打比赛时,他跑着跑着,只听“噗”的一下,脚下一软,他就在场边上蹲下了,就那么蹲着,把一只脚撇着翻过来,发现脚底扎上了一枚图钉!他没在意,只是把图钉从脚上拔下来,往场边上一扔,快步跑去了,还接了一个好球,竟也投中了!就是那会儿,他听到场边上传来一片“呀!呀!”的惊呼声。一瞥之中,是一片女生的倩影,那里边有刘汉香吗?

    还有什么哪?再没有了,再没有什么了。可人家送了你一双鞋。说是别想了,不要多想,人家可是国豆家的“国豆”!你算是什么东西?!说是不想,可还是忍不住。偶尔,那个“小糖豆”总是从心的深处弹出来,再用心的嘴接住,甜那么一会会儿。

    可是,在学校里,两人却谁也不理谁,见了面也不说话。洗碗的时候,你在这个水池,我就到另一个水池,就像仇人一样。这感觉很好啊,无比的好!

    学习是更加的勤奋了,人就像鞭子抽着一样,俄语中的“斯巴西巴[2]”总是在嘴头上默默地挂着,还有“打死崔大娘”(达斯采达妮娅[3]),一切都变成了“啾、啾、啾、啾”——那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蜜一样的甜意。是的,这是一个秘密。秘密使人充实,你心里要是偷偷地藏着一点什么,人就格外的沉静踏实。学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