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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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阀密谋暗杀周佛海。
这些情形，周佛海很快地知道了，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跟美国、英国在积极交涉，废除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等侵犯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进展很顺利，可能在双十节就会宣布。
这就越发激起汪政府领导分子向日本要求改约的决心。所谓改约，是废除”中日基本条约”另外订一种有利于汪政府的新约。于是旧事重提，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表达了希望参战的意愿。
这个问题非正式地谈过不止一次，只以双方的想法不同，始终谈不拢。汪政府不过借参战为名，求改约之实；日本则一直希望像朝鲜、台湾那样，能在中国抽调壮丁参加”皇军”作战，几次为汪精卫断然拒绝，既然如此，汪政府就谈不到参战。但目前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战局逆转，汪政府的参战，即或对日本不能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至少可以壮一壮声势，发生一点宣传上的作用。
没有想到，日本对这个问题，居然是很认真地考虑。而处理这个问题的主管部门，不是外务省，而是在10月1日成立的大东亚省；此一部的首长，即称为大东亚大臣。
双十节那天，蒋委员长在重庆”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纪念大会，检阅了青年团及国民兵以后，宣布了一个喜讯：接获美、英两国自动放弃治外法权的通知，”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当时激起了响彻云霄的欢呼。这一事实，加速推动了大东亚省的工作；终于迫使日本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作成了同意汪政府参战的决议，由大东亚省研究实行此一决议的具体办法。
在11月27日所召集的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以根本检讨对华政策为主题，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汪政府参战，须朝两个目标进行：一是”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再是强化汪政府之控制力，使能充份掌握民心。
他指出一个可忧虑的事实，中国沦陷区对日本太平洋战争失利，都抱幸灾乐祸的心理，汪政府的统治力在继续弱化之中，所以日本现在应该帮助汪政府去争取民心。
“譬如以敌产处理而论，现地当局，都采取囊括主义。上海在名义上，将英法租界交还给中国，但租界内敌人的仓库、房屋以及值钱的东西，都收归我有。这种交还方式，使得中国人大起反感，是必然的事。”大东亚大臣青木强调：“现在关于经济封锁、经济统制及其他加诸于中国人束缚的各种问题，都有重新考虑、改弦更张的必要。”
所谓”现地当局”即是指在华的陆海军；因而惹起军务局长佐藤的不满，要求青木作进一步的说明。
“经济统制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有些社团，所获的暴利，相当可观。”青木答说：“就中国而言，一切大企业，例如煤矿铁矿，虽然被你们霸占，犹有可说；至于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毋乃过甚？这些日本人都是向日本军部哭诉，苦心积虑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部满足了极少数的日本人的私心，失去了广大的中国民心，这种做法，值得反省。”
居然公开指责军部！佐藤越发生气；脸色铁青地说：“请贵大臣举例说明，什么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
“喏，”青木取起桌上的火柴，扬了一下，”这就是。”
“不错，在汪政权管辖的地区，设火柴厂是要管制的；这因为火柴的制造原料，是化学起，属于国防物资，不管制是危险的。”
“是吗？”青木顺手擦燃一根火柴，望着小小的火焰说：“火也是危险的；中国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需要管制吧？”
针锋相对的讽刺，使得佐藤紧闭着嘴生闷气。
“不妨谈点具体问题。”贺屋大藏大臣站起来说：“本国与汪政权的中国之间，有些什么经济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妨提出来讨论。”
“铁路是个大问题。美、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都是以铁路为根据而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大概已经全部收回，但事变以来，又为日本人一举抢光，这是最清楚的问题。”青木略停一下又说：“本席以为在战时自当归我们控制；战后必须归还。各位以为如何？”
中国的铁路是日本军阀最重视的；听青木的语气，大有将南京、上海、杭州，以及津平等铁路交付汪政权接管之意，佐藤忍不住又要争了。
“阁下的理想高远，深为钦佩。不过，就陆海军事务当局的立场而言，未便如此处理。阁下的所谓囊括主义，据我所知，最厉害的，以前是兴亚院，现在是大东亚省。”佐藤接着表明对汪政权参战一事的态度：“汪政权希望参战，才要它参战；既然是共同作战，必须听我们的指挥、服从我们的命令。军事就是如此简单。像刚才阁下所说的，事务官不会了解。在当前的战争中，并非事务支配政策；但无论如何，政策必须促进事务的开展，而非束缚事务当局。就具体事实而言，军部既有治安警备的关系，又有军队自治的问题，不能光说实际上办不通的漂亮话。这一点，请原谅！”说完，只听”叭哒”一声，他碰脚跟立正，向作主席的东条鞠个躬，方始面无表情地坐下。
大家都明白，他所说的”军队自治”意思就是在华的派遣军，对现地的一切保有绝对的控制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要他交还铁路，他不交你又如之奈何？
看会议将要变成僵局，东条急忙作了一个敷衍性的结论：“以本日讨论为基础，由大东亚省从速拟订具体方案。”
由重庆所发出的无线电广播，从双十节以后，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题。中国与美国、英国在重庆、华府、伦敦举行的双边谈判，进展颇为顺利；美英两国决定与中国重订”平等新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上海的”公共租界”、”大英照会”以及北平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等等名词，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这给了汪政府一个对日交涉非常好的藉口，美、英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不但中国人对美、英的观感一变，而且也为蒋委员长带来了空前崇高的声望。日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但此时的汪、日交涉，不如以前来得顺利：因为一向支持汪政权的影佐祯昭，在这年夏天调任”满洲国”新职；接替他主持”梅机关”并担任汪政府最高顾问的松井太郎中将，不是肯迁就的人。因此，周佛海除了通过今井武夫的关系，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身上下工夫以外，更由汪精卫直接参预，向松井太久郎提出了类似警告的要求。
“这一次美国跟英国放弃在华的特权，完全出于自动。你应该记得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的十几天，美国赫尔国务卿，向贵国野村大使提出的建议，就曾提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现在美国已有行动了；在中国人看，美国的态度、主张、诚意是一贯的。”
“美国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需要重庆政府协力的地方很多，不能不先示惠。”松井答说：“这一点，谅必早在主席先生洞鉴之中。”
“不然！”汪精卫立即提出反驳：“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这件事发动在4月底；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目前同盟国在远东的军事情势不利，如果这时候谈判这个问题，中国将会产生误解。他所顾虑的误解，正就是足下的想法，以为美国、英国有求于中国，故而示惠。由此可见，美国、英国之愿意放弃在华特权，在动机上，是相当纯正的。”
松井无言以对；好一会才苦笑着说：“看样子，山本大将的战争如果得手，美，英还不会有这种慷慨的举动！”
“我们决不以为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带来提早实现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汪精卫用了这句外交词令，随又正色说道：“不过，我必须强调，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所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美、英已经这样做了；日本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结果是证明了一点：中国抗日，完全正确，完全必要！”松井色变，诚惶诚恐地说：“主席先生的卓见，我一定据实报告东京。”
其实不须松井提出报告，大东亚省亦会加紧草拟对华新政策；因为各种迹象显示，中美新约将在1943——中华民国32年的元旦签订。日本既然已经决定跟美国、英国竞争对华的”友谊”当然应该抢在前面，才算占了上风。
在12月初，安排好了日程；一项定名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提案，将在12月2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提出。汪精卫则在其前访日，谈判参战的原则问题。但到了12月中旬，仍未见美国政府对国会采取行动，将中美新约的草案，送请审议。转眼耶诞及新年，美国国会休假；元旦是不可能签约的了。
这是为了什么？是何原因延搁了这件好事？周佛海叮嘱情报部门，用各种方法去探索真相，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症结，原来英国对九龙租借地不愿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更想保留。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
就为了这个原因，美英新约，不能不延期签订。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向来小器，因而政府及军部中，有些有发言权人，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美、英不会那么大方，延起签订可能永不签订，不妨观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让汪政府决定参战日期，换句话说，御前会议中所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案亦可展缓实施。
当然，汪政府对此是不肯放松的，一再交涉，终于决定汪政府在民国32年1月15日正式公告参战。那知突然传来，美国战时国会，新年假期缩短，而且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平等新约草案咨送国会，定期1月8日审议。
于是，日本政府特派专使飞到南京，安排抢先一步表示”日本对华友谊”汪政府在1月9日布告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与汪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但是九龙却仍旧在日本所派的香港总督管辖之下，条件并不比美、英来得好。
这在汪政府与日本，自然都认为是件必须大加宣传的事；由于这也正是强化汪政权，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周佛海关照会雄白，协助”上海市长”陈公博，大规模办一场庆祝收回租界的民众大会，希望金雄白亲自担任主席。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百年来的污点，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仅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善良内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东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积聚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这一项人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难言。因此，他的讲词，始终不知如何措词。
但在筹备工作上，他做得很像样，每一个细节都曾用过心思，开会地点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戏院；主调演说者请的是：为陈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襟怀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就治外法权问题作一个分析。
张一鹏的性情不似苏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整顿的司法界，将贪污的法官置之于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长去看他，为他的一个在镇江犯罪被捕的”过房囡”说情；张一鹏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所说的日本话，用的是法官训斥被告的语气；搞得那个日宪狼狈而遁。因此，张一鹏的部长做了还只两三个月，却博得了极高的声望；这天由于有他演讲，号召了不少人，场面相当热闹。
演讲的主题既是治外法权，少不得先要谈一谈由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对英国人的批评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针对着日本，表示不满；结论中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变成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干净土，而以前的租界为日本人势力所不到；换句话说：有日本人势力的地方，都不会是干净土。涵义虽很曲折，毕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听得出来；因此，在华的日本军人中，渐渐流行一种说法：“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这多少是事实。来自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租界已不存在，丧失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使得周佛海的负担又加重了。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笔秘密的财源，接济蒋伯诚、吴绍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个办法，”周佛海说：“盛老三的盐公司，很可以插一脚；由你以银行投资为名来出面。你看如何？”
这是不容金雄白推辞的一件；因为盛老三之与周佛海化敌为友，就出于金雄白所斡旋，这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盛家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个颐字；盛老三叫盛文颐，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津浦铁路局长。北伐成功以后，一直赋闲；他没有什么钱，鸦片瘾又大，所以日子过得艰难异常。到得上海沦陷，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过他的钱，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长进的人的膏血的。
原来盛文颐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就有汉奸的嫌疑；日本军队要运兵运军火，他非常卖力，因而跟当时日本的驻华武官，现在的侵华大将，如松井、石根等等，颇有交情。以此渊源，取得了一项专卖事业，正就是他”一日不可无”的鸦片。
那时的”云土”、”川土”自然不能运来了，不过日本人毒化中国，早有计划，在东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适宜种罂粟的地方，大量种植；南运交给盛文颐专卖，组织了一个公司，名为”宏济善堂”分堂遍布东南，非以前的维新政府及继承的汪政府所能过问。
盛文颐发了大财，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占地十余亩之多；警卫是两名日本宪兵，由于东京位居要津的陆海军官员，以及与军部有密切关切的政党要人，两院议员，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贴；所以盛文颐的气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员，谁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颐还有个主要助手，也可以说是幕后牵线人，名叫里见甫，是”黑龙会”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驻华日本陆海军的各部分，都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责的”囊括主义”的执行者。通过他的关系，盛文颐将食盐的专卖权也弄到手了。
沦陷区的盐业，本由一个”通源公司”所经营；为盛文颐夺去以后，改名”裕华盐公司”这一来，便跟汪政府的财政部，发生了短兵相接的冲突，盐课一向是中国政府税入的大源；盐商只要有一张”盐引”在手，获得行销某地的特权，几世衣食无忧。但销售食盐既关税课，亦关民生，所以关于运输管理，征税定价，财政部有一整套法规，且特设”盐务署”专司盐政。而盛文颐一方面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为自己谋取暴利，自是不关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涨价；周佛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刻就会行文财政部，代裕华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部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做对做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水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高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部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部盐务署长”阮毓祺交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部一定尽快批准。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讲斤头”：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华要求涨价1元；财政部只准3毛；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部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馀姚3个大盐场，让盛文颐出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3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户头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体衰，若非必要，从不出门；一天至少有20个钟头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抽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子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高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道：“有个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金雄白自然知道这个人；他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课长，官拜大佐；正是日本军人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阶级。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而以战略家自命，好高鹜远，标新立异，神经质得很厉害；于是日本的浅薄者流称之为”战争之神”越发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
“那么，”盛文颐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实答说；他只知道辻、周之间裂痕甚深，却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报。”盛文颐放低了声音说：“辻大佐已准备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是暗箭，我还无法探问清楚。不过消息是千真万确，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动了手，决不留丝毫余地。我知而不言，交情上讲不过去；告诉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势，反而有损无益，如今我告诉了雄白兄，应该怎么办，请你斟酌。”
金雄白心想盛文颐手眼通天，若非情报确实，事态严重，他不会以衰迈之身亲自来告密。想到这一点，在代表周佛海道了谢，送走盛文颐以后，立即动身，坐夜车赶到南京。
那时周佛海在西流湾的住宅，遭了回禄之灾；暂借铁道部迎宾馆作为住所。熟客无须通报，一上楼悄无声，只有杨淑慧跟周佛海的密友，受托寄的冈田酉次大佐，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面有忧色地默然相对。
时方清晨，金雄白又是倦眼惺忪的模样，杨淑慧自不免惊讶，”一早赶了来，”她问：“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
“病怎么样？”金雄白往里面卧室一指。
“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候不清楚，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一来，盛文颐的踌躇，移到金雄白身上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时坐立不安的神色，越发使得杨淑慧忧疑不安。
“什么事？”杨淑慧问：“不能告诉我吗？”
于是金雄白使个眼色，先期身进入另一个房间，等杨淑慧跟了过来，他才将盛文颐的警告，据实转达。
杨淑慧都快急得要哭了，”怎么办呢？”她说：“佛海跟日本人的交涉，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辻政信结怨结到什么程度？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告诉佛海，他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是件不得了的事，倘或会发生而不告诉他，预先想办法，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金雄白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照这样看，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弄明白双方为什么结怨？”可是，”他踌躇着说：
“这又该跟谁去打听呢？”
“跟冈田去谈一谈，他一定知道，看他怎么说？”
冈田是通华语的，因此无须由杨淑慧作翻译，金雄白将盛文颐的话直接说了给冈田听，问他此事有无发生的可能？
“以周部长与辻大佐之间最近的状态，盛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冈田用中国话说：“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来想法子应付，一步落后，全盘都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金先生把这话当面告诉周部长，请他自己考虑对策。”
于是，杨淑慧陪着金雄白进了病房；正好与一个白衣护士迎面相逢，她立刻双手按膝，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金雄白明白的，她是日本人。
“秋子小姐，”杨淑慧用国语说：“请你打电话给山下先生，把周部长今天的情形，仔细告诉他。”
这是调虎离山，同时也是向金雄白暗示，这个日本护士秋子也懂中国话，言语需要留神。
“是这样，盛老三昨天来看我——。”金雄白坐在病榻前面的方凳上，用很婉转的语气，说明了来意。
“盛老三有没有跟你说，他要怎样动手？”
“没有。他只说情报千真万确，不过无法进一步探明，将如何动手。你又在病中，我希望你特别重视其事，多作防备！”
“他敢！”周佛海突然冲动了，满脸胀红了，使劲拍着床沿说：“我倒要斗斗他！”说完，气喘如牛。
金雄白赶紧将床头柜上的一杯温水递了给他；等他喘息稍定，方又劝道：“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有所行动，似乎这明枪倒不必怕，你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不过，问题表面化了，要消弭就很难，你应该想法子制先。在日本军人方面，你有好些可谈的朋友，能不能请他们来奔走调停一下。”
周佛海点点头；向杨淑慧说：“你把冈田请进来。”
于是金雄白急忙说道：“趁冈田不在这里我有句话请你记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请日本医生替你治病，又用日本看护，随时下手，防不胜防。请你格外考虑这个问题。”
这时冈田大佐已应邀入室，周佛海跟他用日语交谈。金雄白尽了初步的责任，便即起身告辞；杨淑慧送他下楼，一路无言，直到大客厅门口才说了句：“佛海，真是骑虎难下了。”
这”骑虎难下”4字，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汪政府的财政部长不能不干；协助军统在沦陷区发展地下工作，更不容他罢手。这一次辻政信预备对周佛海采取非常手段，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原来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招兵买马时，军统便通过”洪帮”一位”龙头”的关系，介绍了两个人给周佛海，一个替他当”官式”的翻译；一个替他管电台。不久就打通了关系，这个电台可以直接与军统联络；戴雨农打给周佛海的第一个电报是：周老太太有他照料，安然无恙，尽可放心。
在敌伪的高阶层中，周佛海有电台通重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军部也愿意保持这么一条通路，作为时机成熟时，直接向国民政府谋和之用。除此以外，军统及其他来自后方的情报机关，想在上海建立电台，亦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周佛海支援或掩护；周佛海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帮忙。
但这些电台却是瞒着日本军方的；由于日本宪兵队具有精密的侦测电波设备，所以这些电台，经常需要迁移。有的甚至设在船上，发完电报，立即开船，另行停泊；等日本宪兵赶到，每每平空。辻政信知道了这件事，大为不满；径自用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给宪兵司令，要求彻底侦破。
东京军部也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中途岛海战失利；日本在太平洋上丧失了作战主动机以后，不但军事情报保密，显得格外重要；而且还怕秘密电台传播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及宣传，所以对辻政信所作的处置，颇为嘉许。
结果破获了两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与周佛海的关系极深；另一个亦曾获得周佛海的支持。在少壮军人中，辻政信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本站在极端相反的立场上；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辻政信，根本反对谈和，他认为”支那”必须”膺惩”才会屈服；所以主张进攻重庆。这样，对周佛海自然是敌视的；久欲去之而后快。这一次决定不再观望了。
不过，他以”战略家”自命，当然先要在”知己知彼”这4个字上，下一番工夫。他知道东京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部，颇有人支持周佛海；而且一直迷惑于”全面和平”实现，日本300万陆军，即可自中国大陆的泥淖中脱出幻想。所以如果说要公开制裁周佛海，不论有多么坚强的理由，亦难获得东京的同意；参谋本部及陆军省保有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与政府联会议的纪录，一定可以找到一条比附的决议，推翻他的要求。
经过深切的考虑，辻政信决定使用”先斩后奏”的办法。
周佛海和冈田亦仅止于辗转传闻，辻政信有这么一句狂话而已。此人大言不惭惯了的，所以并没有当它一回事；如今盛文颐亲自传警，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第一步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他已经决定动手了，何以迟迟不发？”周佛海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托第二个人；你能不能为我打听打听。”
“当然是我的事。”冈田答说：“不过以你我关系，我如果一出面，打草惊蛇，反而会使他提前下手。所以我得设法找一个妥当的人，间接调查；恐怕不是两三天之内有结果的。”
“两三天总不致出事。”周佛海又说：“刚才金先生认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话倒很有道理。山下博士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当然信任得过；不过他是全不识人间有机心的人，似乎应该通知他，也好随处留心。”
“好！我马上去看他。”
等冈田一走，周佛海亲自打电话，找76号的一个警卫大队长张鲁——76号除了5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最初由吴四宝、张鲁分任大队长；吴四宝早已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大队亦为5个行动大队所吞并，只有张鲁这个大队，巍然独存，一直担任愚园路1136号及陈公博公馆等处的保护工作。
周佛海家的警卫，原由林之江负责；如今既有潜在的危机，暗箭固须严防，明枪亦不可轻忽，如果命林之江添人加强警戒，怕辻政信知道他已有备，图谋愈急。所以找了比较谨慎安分，与吴四宝个性完全不同的张鲁来，密密嘱咐。
“我得到一个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说日本人要动我的手。我想请你暗底下派几个弟兄来，多多留意。”周佛海说：
“这件事要秘密，最好不露形迹；而且你要跟林之江说明白。”
“是！”张鲁想了一下答说：“如果来三五个人，一定对付得了。万一来了一卡车，怎么办？”
“我想他们也不敢这样毫无顾忌。万一有这样的情形，第一，你犯不着硬拼，因为岂不过的；第二，你立刻找电话给熊司令。”
熊司令便是税警团的负责人；周佛海对他的这支武力，颇为矜重，给养充分，器械精良，平时训练很严格，自觉不逊于宋子文的税警团。他相信日本人如果敢派一卡车的人来包围他家；熊剑东一定能够很快地展开反包围，造成可以对等谈判的有力形势。
到得张鲁调来8个人，化装成”班头”上的三轮车夫，以及卖零食的小贩等等，在周家周围部署略定；冈田已经跟山下作过一番相当深入的谈话了。
“山下说，他有5个护士，3个是他从东京带来的；两个是由军医院转业，背景不十分了解。秋子就是其中之一：山下因为她最细心，经验也丰富，所以，特地调她到这里来服务。他虽觉得没有理由怀疑秋子，但为了万全起见，他决定将秋子调回去。”
“这也好。请他另外换一个来。”
“不！”冈田答说：“山下的意思，请你另外雇中国护士。”
“怎么？”周佛海急急问说：“是不是他起了误会，心里存着什么芥蒂？”
“不是！他倒是好意。他将秋子调回去的藉口是，医院里业务太忙，人手不够；而你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不用特别护士也不要紧。如果去了一个，又来一个，岂非矛盾？倘或秋子真是负有任务的，自然会明白，事机败露了。”
“不错，不错！”周佛海很感动，”到底是老朋友，替我设想倒真周到。”
“山下还有周到的地方，他说，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发生的阴谋，那就应该从此刻起，就采取防范措施，让周太太最好一直跟秋子在一起；他晚上来复诊，顺便将秋子带了回去。同时，在服药时，请你格外留心，如果有可疑的迹象，药宁可不服。”
周佛海连连点头，”看起来，我错了。”他说：“我说山下不知人间有机心，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城府很深。”
日本军阀密谋暗杀周佛海。
这些情形，周佛海很快地知道了，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跟美国、英国在积极交涉，废除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等侵犯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进展很顺利，可能在双十节就会宣布。
这就越发激起汪政府领导分子向日本要求改约的决心。所谓改约，是废除”中日基本条约”另外订一种有利于汪政府的新约。于是旧事重提，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表达了希望参战的意愿。
这个问题非正式地谈过不止一次，只以双方的想法不同，始终谈不拢。汪政府不过借参战为名，求改约之实；日本则一直希望像朝鲜、台湾那样，能在中国抽调壮丁参加”皇军”作战，几次为汪精卫断然拒绝，既然如此，汪政府就谈不到参战。但目前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战局逆转，汪政府的参战，即或对日本不能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至少可以壮一壮声势，发生一点宣传上的作用。
没有想到，日本对这个问题，居然是很认真地考虑。而处理这个问题的主管部门，不是外务省，而是在10月1日成立的大东亚省；此一部的首长，即称为大东亚大臣。
双十节那天，蒋委员长在重庆”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纪念大会，检阅了青年团及国民兵以后，宣布了一个喜讯：接获美、英两国自动放弃治外法权的通知，”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当时激起了响彻云霄的欢呼。这一事实，加速推动了大东亚省的工作；终于迫使日本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作成了同意汪政府参战的决议，由大东亚省研究实行此一决议的具体办法。
在11月27日所召集的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以根本检讨对华政策为主题，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汪政府参战，须朝两个目标进行：一是”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再是强化汪政府之控制力，使能充份掌握民心。
他指出一个可忧虑的事实，中国沦陷区对日本太平洋战争失利，都抱幸灾乐祸的心理，汪政府的统治力在继续弱化之中，所以日本现在应该帮助汪政府去争取民心。
“譬如以敌产处理而论，现地当局，都采取囊括主义。上海在名义上，将英法租界交还给中国，但租界内敌人的仓库、房屋以及值钱的东西，都收归我有。这种交还方式，使得中国人大起反感，是必然的事。”大东亚大臣青木强调：“现在关于经济封锁、经济统制及其他加诸于中国人束缚的各种问题，都有重新考虑、改弦更张的必要。”
所谓”现地当局”即是指在华的陆海军；因而惹起军务局长佐藤的不满，要求青木作进一步的说明。
“经济统制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有些社团，所获的暴利，相当可观。”青木答说：“就中国而言，一切大企业，例如煤矿铁矿，虽然被你们霸占，犹有可说；至于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毋乃过甚？这些日本人都是向日本军部哭诉，苦心积虑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部满足了极少数的日本人的私心，失去了广大的中国民心，这种做法，值得反省。”
居然公开指责军部！佐藤越发生气；脸色铁青地说：“请贵大臣举例说明，什么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
“喏，”青木取起桌上的火柴，扬了一下，”这就是。”
“不错，在汪政权管辖的地区，设火柴厂是要管制的；这因为火柴的制造原料，是化学起，属于国防物资，不管制是危险的。”
“是吗？”青木顺手擦燃一根火柴，望着小小的火焰说：“火也是危险的；中国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需要管制吧？”
针锋相对的讽刺，使得佐藤紧闭着嘴生闷气。
“不妨谈点具体问题。”贺屋大藏大臣站起来说：“本国与汪政权的中国之间，有些什么经济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妨提出来讨论。”
“铁路是个大问题。美、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都是以铁路为根据而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大概已经全部收回，但事变以来，又为日本人一举抢光，这是最清楚的问题。”青木略停一下又说：“本席以为在战时自当归我们控制；战后必须归还。各位以为如何？”
中国的铁路是日本军阀最重视的；听青木的语气，大有将南京、上海、杭州，以及津平等铁路交付汪政权接管之意，佐藤忍不住又要争了。
“阁下的理想高远，深为钦佩。不过，就陆海军事务当局的立场而言，未便如此处理。阁下的所谓囊括主义，据我所知，最厉害的，以前是兴亚院，现在是大东亚省。”佐藤接着表明对汪政权参战一事的态度：“汪政权希望参战，才要它参战；既然是共同作战，必须听我们的指挥、服从我们的命令。军事就是如此简单。像刚才阁下所说的，事务官不会了解。在当前的战争中，并非事务支配政策；但无论如何，政策必须促进事务的开展，而非束缚事务当局。就具体事实而言，军部既有治安警备的关系，又有军队自治的问题，不能光说实际上办不通的漂亮话。这一点，请原谅！”说完，只听”叭哒”一声，他碰脚跟立正，向作主席的东条鞠个躬，方始面无表情地坐下。
大家都明白，他所说的”军队自治”意思就是在华的派遣军，对现地的一切保有绝对的控制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要他交还铁路，他不交你又如之奈何？
看会议将要变成僵局，东条急忙作了一个敷衍性的结论：“以本日讨论为基础，由大东亚省从速拟订具体方案。”
由重庆所发出的无线电广播，从双十节以后，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题。中国与美国、英国在重庆、华府、伦敦举行的双边谈判，进展颇为顺利；美英两国决定与中国重订”平等新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上海的”公共租界”、”大英照会”以及北平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等等名词，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这给了汪政府一个对日交涉非常好的藉口，美、英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不但中国人对美、英的观感一变，而且也为蒋委员长带来了空前崇高的声望。日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但此时的汪、日交涉，不如以前来得顺利：因为一向支持汪政权的影佐祯昭，在这年夏天调任”满洲国”新职；接替他主持”梅机关”并担任汪政府最高顾问的松井太郎中将，不是肯迁就的人。因此，周佛海除了通过今井武夫的关系，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身上下工夫以外，更由汪精卫直接参预，向松井太久郎提出了类似警告的要求。
“这一次美国跟英国放弃在华的特权，完全出于自动。你应该记得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的十几天，美国赫尔国务卿，向贵国野村大使提出的建议，就曾提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现在美国已有行动了；在中国人看，美国的态度、主张、诚意是一贯的。”
“美国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需要重庆政府协力的地方很多，不能不先示惠。”松井答说：“这一点，谅必早在主席先生洞鉴之中。”
“不然！”汪精卫立即提出反驳：“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这件事发动在4月底；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目前同盟国在远东的军事情势不利，如果这时候谈判这个问题，中国将会产生误解。他所顾虑的误解，正就是足下的想法，以为美国、英国有求于中国，故而示惠。由此可见，美国、英国之愿意放弃在华特权，在动机上，是相当纯正的。”
松井无言以对；好一会才苦笑着说：“看样子，山本大将的战争如果得手，美，英还不会有这种慷慨的举动！”
“我们决不以为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带来提早实现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汪精卫用了这句外交词令，随又正色说道：“不过，我必须强调，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所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美、英已经这样做了；日本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结果是证明了一点：中国抗日，完全正确，完全必要！”松井色变，诚惶诚恐地说：“主席先生的卓见，我一定据实报告东京。”
其实不须松井提出报告，大东亚省亦会加紧草拟对华新政策；因为各种迹象显示，中美新约将在1943——中华民国32年的元旦签订。日本既然已经决定跟美国、英国竞争对华的”友谊”当然应该抢在前面，才算占了上风。
在12月初，安排好了日程；一项定名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提案，将在12月2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提出。汪精卫则在其前访日，谈判参战的原则问题。但到了12月中旬，仍未见美国政府对国会采取行动，将中美新约的草案，送请审议。转眼耶诞及新年，美国国会休假；元旦是不可能签约的了。
这是为了什么？是何原因延搁了这件好事？周佛海叮嘱情报部门，用各种方法去探索真相，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症结，原来英国对九龙租借地不愿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更想保留。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
就为了这个原因，美英新约，不能不延期签订。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向来小器，因而政府及军部中，有些有发言权人，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美、英不会那么大方，延起签订可能永不签订，不妨观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让汪政府决定参战日期，换句话说，御前会议中所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案亦可展缓实施。
当然，汪政府对此是不肯放松的，一再交涉，终于决定汪政府在民国32年1月15日正式公告参战。那知突然传来，美国战时国会，新年假期缩短，而且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平等新约草案咨送国会，定期1月8日审议。
于是，日本政府特派专使飞到南京，安排抢先一步表示”日本对华友谊”汪政府在1月9日布告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与汪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但是九龙却仍旧在日本所派的香港总督管辖之下，条件并不比美、英来得好。
这在汪政府与日本，自然都认为是件必须大加宣传的事；由于这也正是强化汪政权，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周佛海关照会雄白，协助”上海市长”陈公博，大规模办一场庆祝收回租界的民众大会，希望金雄白亲自担任主席。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百年来的污点，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仅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善良内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东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积聚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这一项人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难言。因此，他的讲词，始终不知如何措词。
但在筹备工作上，他做得很像样，每一个细节都曾用过心思，开会地点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戏院；主调演说者请的是：为陈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襟怀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就治外法权问题作一个分析。
张一鹏的性情不似苏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整顿的司法界，将贪污的法官置之于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长去看他，为他的一个在镇江犯罪被捕的”过房囡”说情；张一鹏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所说的日本话，用的是法官训斥被告的语气；搞得那个日宪狼狈而遁。因此，张一鹏的部长做了还只两三个月，却博得了极高的声望；这天由于有他演讲，号召了不少人，场面相当热闹。
演讲的主题既是治外法权，少不得先要谈一谈由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对英国人的批评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针对着日本，表示不满；结论中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变成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干净土，而以前的租界为日本人势力所不到；换句话说：有日本人势力的地方，都不会是干净土。涵义虽很曲折，毕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听得出来；因此，在华的日本军人中，渐渐流行一种说法：“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这多少是事实。来自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租界已不存在，丧失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使得周佛海的负担又加重了。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笔秘密的财源，接济蒋伯诚、吴绍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个办法，”周佛海说：“盛老三的盐公司，很可以插一脚；由你以银行投资为名来出面。你看如何？”
这是不容金雄白推辞的一件；因为盛老三之与周佛海化敌为友，就出于金雄白所斡旋，这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盛家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个颐字；盛老三叫盛文颐，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津浦铁路局长。北伐成功以后，一直赋闲；他没有什么钱，鸦片瘾又大，所以日子过得艰难异常。到得上海沦陷，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过他的钱，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长进的人的膏血的。
原来盛文颐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就有汉奸的嫌疑；日本军队要运兵运军火，他非常卖力，因而跟当时日本的驻华武官，现在的侵华大将，如松井、石根等等，颇有交情。以此渊源，取得了一项专卖事业，正就是他”一日不可无”的鸦片。
那时的”云土”、”川土”自然不能运来了，不过日本人毒化中国，早有计划，在东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适宜种罂粟的地方，大量种植；南运交给盛文颐专卖，组织了一个公司，名为”宏济善堂”分堂遍布东南，非以前的维新政府及继承的汪政府所能过问。
盛文颐发了大财，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占地十余亩之多；警卫是两名日本宪兵，由于东京位居要津的陆海军官员，以及与军部有密切关切的政党要人，两院议员，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贴；所以盛文颐的气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员，谁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颐还有个主要助手，也可以说是幕后牵线人，名叫里见甫，是”黑龙会”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驻华日本陆海军的各部分，都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责的”囊括主义”的执行者。通过他的关系，盛文颐将食盐的专卖权也弄到手了。
沦陷区的盐业，本由一个”通源公司”所经营；为盛文颐夺去以后，改名”裕华盐公司”这一来，便跟汪政府的财政部，发生了短兵相接的冲突，盐课一向是中国政府税入的大源；盐商只要有一张”盐引”在手，获得行销某地的特权，几世衣食无忧。但销售食盐既关税课，亦关民生，所以关于运输管理，征税定价，财政部有一整套法规，且特设”盐务署”专司盐政。而盛文颐一方面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为自己谋取暴利，自是不关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涨价；周佛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刻就会行文财政部，代裕华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部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做对做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水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高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部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部盐务署长”阮毓祺交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部一定尽快批准。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讲斤头”：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华要求涨价1元；财政部只准3毛；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部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馀姚3个大盐场，让盛文颐出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3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户头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体衰，若非必要，从不出门；一天至少有20个钟头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抽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子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高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道：“有个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金雄白自然知道这个人；他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课长，官拜大佐；正是日本军人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阶级。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而以战略家自命，好高鹜远，标新立异，神经质得很厉害；于是日本的浅薄者流称之为”战争之神”越发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
“那么，”盛文颐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实答说；他只知道辻、周之间裂痕甚深，却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报。”盛文颐放低了声音说：“辻大佐已准备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是暗箭，我还无法探问清楚。不过消息是千真万确，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动了手，决不留丝毫余地。我知而不言，交情上讲不过去；告诉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势，反而有损无益，如今我告诉了雄白兄，应该怎么办，请你斟酌。”
金雄白心想盛文颐手眼通天，若非情报确实，事态严重，他不会以衰迈之身亲自来告密。想到这一点，在代表周佛海道了谢，送走盛文颐以后，立即动身，坐夜车赶到南京。
那时周佛海在西流湾的住宅，遭了回禄之灾；暂借铁道部迎宾馆作为住所。熟客无须通报，一上楼悄无声，只有杨淑慧跟周佛海的密友，受托寄的冈田酉次大佐，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面有忧色地默然相对。
时方清晨，金雄白又是倦眼惺忪的模样，杨淑慧自不免惊讶，”一早赶了来，”她问：“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
“病怎么样？”金雄白往里面卧室一指。
“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候不清楚，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一来，盛文颐的踌躇，移到金雄白身上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时坐立不安的神色，越发使得杨淑慧忧疑不安。
“什么事？”杨淑慧问：“不能告诉我吗？”
于是金雄白使个眼色，先期身进入另一个房间，等杨淑慧跟了过来，他才将盛文颐的警告，据实转达。
杨淑慧都快急得要哭了，”怎么办呢？”她说：“佛海跟日本人的交涉，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辻政信结怨结到什么程度？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告诉佛海，他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是件不得了的事，倘或会发生而不告诉他，预先想办法，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金雄白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照这样看，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弄明白双方为什么结怨？”可是，”他踌躇着说：
“这又该跟谁去打听呢？”
“跟冈田去谈一谈，他一定知道，看他怎么说？”
冈田是通华语的，因此无须由杨淑慧作翻译，金雄白将盛文颐的话直接说了给冈田听，问他此事有无发生的可能？
“以周部长与辻大佐之间最近的状态，盛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冈田用中国话说：“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来想法子应付，一步落后，全盘都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金先生把这话当面告诉周部长，请他自己考虑对策。”
于是，杨淑慧陪着金雄白进了病房；正好与一个白衣护士迎面相逢，她立刻双手按膝，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金雄白明白的，她是日本人。
“秋子小姐，”杨淑慧用国语说：“请你打电话给山下先生，把周部长今天的情形，仔细告诉他。”
这是调虎离山，同时也是向金雄白暗示，这个日本护士秋子也懂中国话，言语需要留神。
“是这样，盛老三昨天来看我——。”金雄白坐在病榻前面的方凳上，用很婉转的语气，说明了来意。
“盛老三有没有跟你说，他要怎样动手？”
“没有。他只说情报千真万确，不过无法进一步探明，将如何动手。你又在病中，我希望你特别重视其事，多作防备！”
“他敢！”周佛海突然冲动了，满脸胀红了，使劲拍着床沿说：“我倒要斗斗他！”说完，气喘如牛。
金雄白赶紧将床头柜上的一杯温水递了给他；等他喘息稍定，方又劝道：“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有所行动，似乎这明枪倒不必怕，你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不过，问题表面化了，要消弭就很难，你应该想法子制先。在日本军人方面，你有好些可谈的朋友，能不能请他们来奔走调停一下。”
周佛海点点头；向杨淑慧说：“你把冈田请进来。”
于是金雄白急忙说道：“趁冈田不在这里我有句话请你记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请日本医生替你治病，又用日本看护，随时下手，防不胜防。请你格外考虑这个问题。”
这时冈田大佐已应邀入室，周佛海跟他用日语交谈。金雄白尽了初步的责任，便即起身告辞；杨淑慧送他下楼，一路无言，直到大客厅门口才说了句：“佛海，真是骑虎难下了。”
这”骑虎难下”4字，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汪政府的财政部长不能不干；协助军统在沦陷区发展地下工作，更不容他罢手。这一次辻政信预备对周佛海采取非常手段，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原来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招兵买马时，军统便通过”洪帮”一位”龙头”的关系，介绍了两个人给周佛海，一个替他当”官式”的翻译；一个替他管电台。不久就打通了关系，这个电台可以直接与军统联络；戴雨农打给周佛海的第一个电报是：周老太太有他照料，安然无恙，尽可放心。
在敌伪的高阶层中，周佛海有电台通重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军部也愿意保持这么一条通路，作为时机成熟时，直接向国民政府谋和之用。除此以外，军统及其他来自后方的情报机关，想在上海建立电台，亦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周佛海支援或掩护；周佛海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帮忙。
但这些电台却是瞒着日本军方的；由于日本宪兵队具有精密的侦测电波设备，所以这些电台，经常需要迁移。有的甚至设在船上，发完电报，立即开船，另行停泊；等日本宪兵赶到，每每平空。辻政信知道了这件事，大为不满；径自用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给宪兵司令，要求彻底侦破。
东京军部也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中途岛海战失利；日本在太平洋上丧失了作战主动机以后，不但军事情报保密，显得格外重要；而且还怕秘密电台传播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及宣传，所以对辻政信所作的处置，颇为嘉许。
结果破获了两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与周佛海的关系极深；另一个亦曾获得周佛海的支持。在少壮军人中，辻政信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本站在极端相反的立场上；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辻政信，根本反对谈和，他认为”支那”必须”膺惩”才会屈服；所以主张进攻重庆。这样，对周佛海自然是敌视的；久欲去之而后快。这一次决定不再观望了。
不过，他以”战略家”自命，当然先要在”知己知彼”这4个字上，下一番工夫。他知道东京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部，颇有人支持周佛海；而且一直迷惑于”全面和平”实现，日本300万陆军，即可自中国大陆的泥淖中脱出幻想。所以如果说要公开制裁周佛海，不论有多么坚强的理由，亦难获得东京的同意；参谋本部及陆军省保有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与政府联会议的纪录，一定可以找到一条比附的决议，推翻他的要求。
经过深切的考虑，辻政信决定使用”先斩后奏”的办法。
周佛海和冈田亦仅止于辗转传闻，辻政信有这么一句狂话而已。此人大言不惭惯了的，所以并没有当它一回事；如今盛文颐亲自传警，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第一步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他已经决定动手了，何以迟迟不发？”周佛海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托第二个人；你能不能为我打听打听。”
“当然是我的事。”冈田答说：“不过以你我关系，我如果一出面，打草惊蛇，反而会使他提前下手。所以我得设法找一个妥当的人，间接调查；恐怕不是两三天之内有结果的。”
“两三天总不致出事。”周佛海又说：“刚才金先生认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话倒很有道理。山下博士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当然信任得过；不过他是全不识人间有机心的人，似乎应该通知他，也好随处留心。”
“好！我马上去看他。”
等冈田一走，周佛海亲自打电话，找76号的一个警卫大队长张鲁——76号除了5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最初由吴四宝、张鲁分任大队长；吴四宝早已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大队亦为5个行动大队所吞并，只有张鲁这个大队，巍然独存，一直担任愚园路1136号及陈公博公馆等处的保护工作。
周佛海家的警卫，原由林之江负责；如今既有潜在的危机，暗箭固须严防，明枪亦不可轻忽，如果命林之江添人加强警戒，怕辻政信知道他已有备，图谋愈急。所以找了比较谨慎安分，与吴四宝个性完全不同的张鲁来，密密嘱咐。
“我得到一个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说日本人要动我的手。我想请你暗底下派几个弟兄来，多多留意。”周佛海说：
“这件事要秘密，最好不露形迹；而且你要跟林之江说明白。”
“是！”张鲁想了一下答说：“如果来三五个人，一定对付得了。万一来了一卡车，怎么办？”
“我想他们也不敢这样毫无顾忌。万一有这样的情形，第一，你犯不着硬拼，因为岂不过的；第二，你立刻找电话给熊司令。”
熊司令便是税警团的负责人；周佛海对他的这支武力，颇为矜重，给养充分，器械精良，平时训练很严格，自觉不逊于宋子文的税警团。他相信日本人如果敢派一卡车的人来包围他家；熊剑东一定能够很快地展开反包围，造成可以对等谈判的有力形势。
到得张鲁调来8个人，化装成”班头”上的三轮车夫，以及卖零食的小贩等等，在周家周围部署略定；冈田已经跟山下作过一番相当深入的谈话了。
“山下说，他有5个护士，3个是他从东京带来的；两个是由军医院转业，背景不十分了解。秋子就是其中之一：山下因为她最细心，经验也丰富，所以，特地调她到这里来服务。他虽觉得没有理由怀疑秋子，但为了万全起见，他决定将秋子调回去。”
“这也好。请他另外换一个来。”
“不！”冈田答说：“山下的意思，请你另外雇中国护士。”
“怎么？”周佛海急急问说：“是不是他起了误会，心里存着什么芥蒂？”
“不是！他倒是好意。他将秋子调回去的藉口是，医院里业务太忙，人手不够；而你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不用特别护士也不要紧。如果去了一个，又来一个，岂非矛盾？倘或秋子真是负有任务的，自然会明白，事机败露了。”
“不错，不错！”周佛海很感动，”到底是老朋友，替我设想倒真周到。”
“山下还有周到的地方，他说，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发生的阴谋，那就应该从此刻起，就采取防范措施，让周太太最好一直跟秋子在一起；他晚上来复诊，顺便将秋子带了回去。同时，在服药时，请你格外留心，如果有可疑的迹象，药宁可不服。”
周佛海连连点头，”看起来，我错了。”他说：“我说山下不知人间有机心，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城府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