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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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年之前的长安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它的城外，婉蜒着低矮精致的城墙。在它的城内，纵横着低矮精致的城墙；整个城市是一座城墙分割成的迷宫。这些城墙是用磨过的灰砖砌成，用石膏勾缝，与其说是城墙，不如说是装饰品。在城墙的外面，爬着常青的藤萝，在隆冬季节也不凋零。
冬天，长安城里经常下雪。这是真正的鹅毛大雪，雪片大如松鼠尾巴，散发着茉莉花的香气。雪下得越久，花香也就越浓。那些松散、潮湿的雪片从天上软软地坠落，落到城墙上，落到精致的楼阁上，落到随处可见的亭榭上，也落到纵横的河渠里，成为多孔的浮冰。不管雪落了多久，地上总是只有薄薄的一层。有人走过时留下积满水的脚印──好像一些小巧的池塘。积雪好像漂浮在水上。满天满地弥散着白雾整座长安城里，除城墙之外，全是小巧精致的建筑和交织的水路。有人说，长安城存在的理由，就是等待冬天的雪
长安城是一座真正的园林：它用碎石铺成的小径，架在水道上的石拱桥，以及桥下清澈的流水──这些水因为清澈，所以是黑色的。水好像正不停地从地下冒出来。水下的鹅卵石因此也变成黄色的了。每一座小桥上都有一座水榭，水榭上装有黄杨木的窗棂。除此之外，还有渠边的果树，在枝头上不分节令地长着黄色的批耙，和着绿叶低垂下来。划一叶独木舟可以游遍全城，但你必须熟悉长安复杂的水道；还要有在湍急的水流中操舟的技巧，才能穿过桥洞下翻滚的涡流。一年四季，城里的大河上都有弄潮儿。尤其是黑白两色的冬季，更是弄潮的最佳季节；此时河上佳丽如云那些长发披肩的美洲人在画肪上，脱下白色的亵袍，轻巧地跃入水中。此后，黑色的水面下映出她们白色的身体。然后她们就在水下无声无息地滑动着，就如梦里天空中的云这座城市是属于我的，散发着冷冽的香气。在这座城中，一切人名、地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在长安城里，所有的街道都铺着镜面似的石板，石质是黑色的，但带有一些金色的条纹。降过雪以后，四方皆白，只有街道保持了黑色；并和路边的龙爪槐相映成趣。那些槐树俯下身来，在雪片的掩盖下伸展开它们的叶子，叶心还是碧绿色，叶缘却变成红色的了。受到雪中花香的激励，龙爪槐也在树冠下挂出了零零散散的花序，贡献出一些甜里透苦的香气，能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真是幸运。她就这样走进画面，走上镜面似的街道，在四面八方留下白色的影子。
我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追随白衣女人。她走在长安城黑色的街道上，留着短短的头发，发际修剪得十分整齐，只在正后方留了一络长发，像个小辫子的样子。肩上有一块白色的、四四方方的披肩，这东西的式样就像南美洲人套在脖子上的毯子。准确地说，它不是白色，而是米色，质地坚挺，四角分别垂在双肩上、身后和身前。在披肩的下面，是米色的衣裙。在黑色的街道上，米色比白色更赏心悦目。在凛冽的花香中，我从身后打量着她，那身米色的衣服好像是丝制的，又好像是细羊毛──她赤足穿着一双木履，有无数细皮带把木鞋底拴在脚腕上。她向前走去，鞋底的铁掌在石板上留下了一串火花我写到这些，仿佛在和没有记忆的生活告别。
我来上班，站在万寿寺门口，久久地看着镌在砖上的寺名。这个名称使我震惊。如你所知，我失掉了记忆，从医院里出来以后，所见到的第一个名称，就是“万寿寺”；这好像是千秋不变的命运。我看着它，心情惨然，白衣女人从我身边走过，说道：犯什么傻，快进去吧。于是，我就进去了。
早上，万寿寺里一片沉寂，阳光飘浮在白皮松的顶端，飘浮在大雄宝殿的琉璃瓦上。阳光本身的黄色和松树的花粉、琉璃瓦的金色混为一体；整座寺院好像泡在溶了铁锈的水里。就在这时，她到我房间里来坐，搬过四方的木头凳子，倚着门坐着，把裙角仔细压在身下；在阳光中，镇定如常地看着我。就是这个姿势使我起了要使她震惊的冲动在沉思中，我咬起手来。她站了起来，对我说：别咬手，就走出去了，仪态万方她就这样走在一切年代里。
我迫随那位白衣女人。更准确他说，我在追随她的小腿。从后面看，小腿修长而匀称，肌肉发达。后来，我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此事；她因此微笑道：是吗，你这样评价我──这种口气不像是在唐代，不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她呵出的白气如烟，马上就混入了漫天的雪雾，带来了真实感。我穿着一套黑粗呢的衣服，上面还带一点轻微的牲畜味。雪花飘到这衣服上就散开，变成很多细碎的水点；而且我还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靴。但她身上很单薄这使我感到不好意思，想到：要找个暖和的地方。但是她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不冷。这些微笑浮在满是红晕的脸上，让人感觉到她真的不冷。再后来，我就和她并肩行去，她把一只手伸了过来，一只冰冷的小手。它从我右手的握持中挣脱出来，滑进宽大的衣袖，然后穿入衣襟的后面，贴在我胸前。与此同时，黑色的街道湿滑如镜。是时候了，我把她拉进怀里，用斗篷罩住。她的短发上带有一层香气，既不同于微酸的茉莉，也不同于苦味的夹竹桃，而是近乎于新米的芳香；与此同时，带来了裸体的滑腻。
在漫天的雪雾之中，我追随着一件米色的衣裙和一股新米的香气。除了黑色的街道和漫天的白色，在视野中还有在密密麻麻雪片后面隐约可见的屋檐；我们正向那里走去，然后，爬上曲折的楼梯，推开厚厚的板门，看到了这间平整的房子，这里除了打磨得平滑的木头地板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与平滑的木头相比，我更喜欢两边的板墙，因为它们是用带树皮的板材钉成的，带有乡野的情调。而在房子的正面，是纸糊的拉门，透进惨白的雪光。我想外面是带扶栏的凉台，但她把门拉开之后，我才发现没有凉台，下面原来是浩浩的黑色江水──那种黑得透明的水，和人的瞳孔相似；从高处看下去，黑色的水像一锅滚汤在翻腾着，水下黄色的卵石清晰可见。那位白衣女人迅速地脱去了衣服，露出我已经见过的身体她一只手抓住拴在檐下的白色绳子，另一只手抓住我的领子，把修长、紧凑的身体贴在我身上──换言之，贴在黑色的毛毡上。顺便说一句，那条白色的绳子是棉线打成的，虽然粗，却柔软；隔上一段就有个结，所以，这是一条绳梯，一直垂到水里。又过了一会儿，她放开了我，在那条绳子上荡来荡去，分开飞旋的雪片，飘飘摇摇地降到江里去。此时既无声息，又无人迹；只有黑白两色的景色。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它绝不会毫无意义。
在古代的长安城里，有一条黑色的江，陡峭的江岸上，有一些木头吊楼。我身在其中一座楼里。我所爱的白衣女人穿过飞旋的雪片到江中去游水。这个女人身体白皙、颀长，在黑色的吊楼里，就如一道天顶射下的光线；就如一只水磨石地板上的猫──这是她下到江里以前的事。我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是我之所爱──等到她从江里出来时，皮肤上满是水渍。在水渍下面，身体变得像半透明的玉，或者说像是磨砂玻璃。整个房间充满了雪天的潮湿，皮肤摸起来像玻璃上细腻的水雾在冷冽的水汽中，新米的香味愈演愈烈。
我在江边的木屋里，这里的地板很平整，平到可以映出人影。我终于可以听到那条江的声音了，流水在河岸边搅动着。从理论上说，有很多东西比水比重大。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比流水更重。每有一个浪头冲到岸上，整座吊楼都在颤动。就在这座摇摇晃晃的房子里，我亲近她的身体。她既冷冽又温暖，既热情又平静。在黑白两色的背景之下，她逐渐变得透明，最后完全不见了。与此同时，新米的香气却越来越浓。与此同时她说，这难道不好吗？声音弥散在整个房间里。这很好，起码什么都不妨碍。我深入她的既虚无又致密的身体，那些不存在的发丝在我面前拂动；在我肩头还有两道若有若无的鼻息等到一切都结束，她又重新出现在我的怀抱里；带着小巧鼻翼冰凉的鼻子，乳房像一对白鸽子──老实说，形像并不像。我只是说它偎依在怀里的样子，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谁都可以。在这座城里，名字并无意义。
在玻璃一样的地板上，我也想要消失。失掉我的名字，失掉我的形体，只保留住在四壁间回响的声音和裸体的滑腻；然后，我就可以飘飘摇摇，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
江边吊楼敞开的窗户外面，雪片变得密密麻麻，好像有些蘸满了白浆的刷子不停地刷着，黑色斗篷的外面越来越冷，冷气像锥子一样刺着我的面部神经。而在那件斗篷内部，在这黑白两色的空间里，则温暖如春。她不再散发着新米的香气，而是弥漫着米兰的气味。米兰是一种香气甜得发苦的花。在我看来，黑白两色的空间、冷热分明的温差，加上甜得发苦的花，就叫作“性”我不同意她再次消失，就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于是，她挺直了身体，把白色的双肩探到斗篷外面，舔了一下嘴唇。不管怎么说吧，第二次像水流一样自然地过去了。以后，她在我身体两侧跪了起来，转了一个身；再以后，她倚着我，我倚着墙，就这样坐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坐着会使我感到如此大的满足。
我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个故事，觉得它完全出于虚构。那位白衣女人看了以后说：不管怎么说罢，我不同意你把什么都写上。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听她的口气，这好像是发生过的事情。难道我和她在长安城里做过爱？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年龄我需要记忆。难道这就是记忆？
但我又曾生活在灰色的北京城里。这里充满了名字。我有一个姥姥，一个表弟，还有我自己，都有名字。我们住在东城的一条街上，这条街道也有名字。我在这条街上一个大院子里，这座院子也有门牌号数。我很不想吐露这些名字。但是，假如一个名字都不说，这个故事就会有点残缺不全──我长大的院子叫作立新街甲一号，过去这院子门口有一对石头狮子，我和我表弟常在石头狮子之间出入──吐露了这个名字，就暴露了自己。
因为想起了这些事，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时候我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硬领的学生上衣，双手总是揣在裤兜里。这条蓝布裤子的膝头总是油光银亮，好像涂了一层清漆。春天里，我脸上痛痒难当，皮屑飞扬，这是发了桃花藓。冬天，我的鼻子又总是在流水：我对冷风过敏。我好像还有鬼剃头的毛病──很多委托行都卖大穿衣镜，站在它的面前，很容易暴露毛发脱落的问题。我总是和我表弟在京城各家委托行里转来转去；从前门进去，浏览货架寻找猎物，找到之后，就去委托行的后门找人。走到后门的门口，我表弟站住了，带着嫌恶的表情站住，递过一团马粪也似的手绢，说道：表哥，把鼻涕擦擦──讲点体面，别给我丢人！我总觉得和他的手绢相比，我的鼻涕是世上绝顶清洁之物。实际上，那些液体也不能叫作鼻涕。它不过是些清水而已。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我修理过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禄来福来”又是一个名字。这是一种德国造的双镜头反光相机，非常之贵。到现在我也买不起这样的相机。然而我确实记得这架相机，它摆在西四一家委托行的货架上。这家委托行有黑暗的店堂，货架上摆着各种电器、仪器，上面涂着黑色的烤漆、皱纹漆遮掩着金属的光泽──总的来说，那是在黑暗的年代。就如纳博科夫所说，这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
我和我表弟常去看那台禄来福来相机，要求售货员把它“拿下来看看”人家说：别看了，反正你们也买不起；口气里带着轻蔑。这仿佛是我们未曾拥有这架相机的证明。然而下一幕却是：我和我表弟出现在委托行附近的小胡同里。这个胡同叫作砖塔胡同，胡同口有一个庵，庵里有座醒目的砖塔，总有两三层楼高罢，我们俩在胡同里和个老头子说话，时值冬日，天色昏暗，正是晚饭前的时节。这条胡同黑暗而透明，从头透到尾；两边是灰色的房屋。此人就是委托行的售货员，头很大，屁股也很大，满脸白胡子茬，和我们的领导有点相像之处。我做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不要想起此人的名字──我成功了。但我也知道，这人的名字，起码他的姓我是记得的──此人姓赵。我们叫他赵师傅。当时叫“师傅”是很隆重的称呼，因为工人阶级正在领导一切
我表弟建议这位可敬的老人，假如有人来问这架禄来福来相机，就说它有种种毛病；还建议他在相机里夹张纸条把快门卡住，这样该相机的毛病就更加显著了。总而言之，他要使这台相机总是卖不去；然后降价，卖给我们。我表弟的居心就是这么险恶。说完了这件事，我们一起向马路对面走去。那里有家饭庄，名叫“砂锅居”这地方的名菜是砂锅三白，还有炸鹿尾与这些名字相连的是这样一些事实：姥姥去世以后，我和表弟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活，又没有管家的人，生活异常困难，就靠这种把戏维持家用：买下旧货行里的坏东西，把它加价卖出去。做这种事要有奸商的头脑和修理东西的巧手。这两样东西分别长在我表弟和我的身上。从本心来说，我不喜欢这种事，所以“禄来福来”这个名字使我沉吟不语。
我表弟到北京来看我，我对他不热情。我讨厌他那副暴发户的嘴脸，而且我也没想到立新街甲一号这个地点和禄来福来这个品牌。假如想到了，就会知道我只有一个表弟，我和他共过患难。把这些都想起来之后，也许我会对他好一点。
下一个名字属于一架德国出产的电子管录音机，装在漆皮箱子里；大概有三十公斤左右，在箱子的表面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残”字。在西四委托行的库房里，我打开箱盖，揭掉面板，看着它满满当当的金属内脏：这些金属构件使我想起它是一台“格朗地”电子管和机械时代的最高成就。她复杂得惊人，也美得惊人。我表弟在一边焦急他说：表哥，有把握吗？而我继续沉吟着。我没有把握把它修好，却很想试试。但我表弟不肯用我们的钱让我试试。他又对那个臀部宽广的老头说：赵师傅，能不能给我们一台没毛病的？赵师傅说：可以，但不是这个价。我表弟再次劝说他把好机器做坏机器卖给我们，还请赵师傅说要“哪儿请”但赵师傅说：哪儿请都不行，别人都去反映我了这些话的意思相当费解。我没有加入谈话，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眼前的金属美人吸引住了。
那台“格朗地”最终到了我们手里。虽然装在一个漂亮箱子里，它还是一台沉重的机器，包含着很多钢铁。提着它走动时，手臂有离开身体之势。晚上我揭开它的盖子，揭开它的面板，窥视它的内部，像个窥春癖患者。无数奇形怪状的铁片互相啮合着，只要按动一个键，就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运动；引发很复杂的因果关系。这就是说，在这个小小的漆皮精子里，钢铁也在思索着
我把薛嵩写作一位能工巧匠，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现在我发现，他和我有很多近似之处，我花了很多时间修理那台“格朗地”与此同时，我表弟在我耳边恬噪个不停：表哥，你到底行不行？不行早把它处理掉，别砸在我们手里！起初，我觉得这些话真讨厌，恨不得我表弟马上就死掉；但也懒得动手去杀他；后来就不觉得他讨厌，和着他的吩叨声，我轻轻吹起口哨来。再后来，假如他不在我身边啼叨，我就无法工作。哪怕到了半夜十二点，我也要把他吵起来，以便听到他的唠叨我表弟却说道：表哥，要是我再和你合伙，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从此之后，我就没和表弟合过伙。我当然很想再合伙，顺便让天雷把表弟轰掉。但我表弟一点都不傻。所以他到现在还活着。
因为格朗地，我和表弟吵翻了。我把它修好了，但总说没修好，以便把它保留在手里。首先，我喜欢电子设备，尤其是这一台；其次，人也该有几样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就想要这一件，但他还是发现了，把它拿走，卖掉了。此后，我就失掉了这台机器，得到了一些钱。我表弟把钱给我时，还忘不了教育我一番：表哥，这可是钱哪。你想想罢。钱不是比什么都好吗──我就不信钱真有这么重要。如今我回想起这些事，怎么也想象不出，我是怎么忍受他那满身的铜臭的吵架以后不久，他就去泰国投靠一位姨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过去一片朦胧现在我正期待着新的名字出现
2
晚上，我在自己家里。因为天气异常闷热，我关着灯。透过塑料百页窗，可以看到对面楼上的窗子亮着昏黄的光。这叫我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一张张燃烧的纸牌”本来我以为自己会想不起马雅可夫斯基是谁，但是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个苏俄诗人。他的命运非常悲惨。我的记忆异常清晰，仿佛再不会有记不得的事情──我对自己深为恐惧。
在我窗前有盏路灯，透进火一样的条纹。白衣女人站在条纹里，背对着我，只穿了一条小小的棉织内裤。我站了起来，朝她走去，尽力在明暗之中看清她。她的身体像少女一样修长纤细，像少女一样站得笔直，欣赏墙上的图案。我禁不住把手放在她背上。她转过身来，那些条纹排列在她的脖子上、胸上，有如一件辉煌的衣装。
我还在长安城里。下雪时，白昼和黑夜不甚分明，不知不觉，这间房子就暗了很多；除此之外，敞开的窗框上已经积了很厚的雪。雪的轮廓臃肿不堪，好像正在膨胀之中。那个白衣女人把黑色的斗篷分做两下，站了起来，说道：走吧，不能总呆在这里。然后就朝屋角自己的衣服走去。从几何学意义上说，她正在离开我。而在实际上却是相反。任何一位处在我地位的男子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只要这位走开的裸体女士长着修长的脖子，在乌青的发际正中还有一缕柔顺的长发低垂下来；除此之外，这位女士的身体修长、纤细，臀部优雅──也就是说，紧凑又有适度的丰满──这些会使你更加同意我的意见。在雪光中视物，相当模糊，但这样的模糊恰到好处当她躬下身来，钻进自己的衣裙时，我更感到心花怒放后来，她系好了木履上的每一根皮带子，就到了离去的时节。我对这间已经完全暗下来的房子恋恋不舍。但我也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和她并肩走进漫天的大雪。如前所述，我不认为自己是学院派。但在这些叙述里，包含了学院派的金科玉律，也就是他们视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东西。
我在条纹中打量那位白衣女人，脖子、乳房、小腹在光线中流动。她对我说：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就转过身去，欣赏我们留在墙上的图案。在墙上，我们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有风吹过时，闪着电光的鳗鱼在我们身边游动。忽然，她跳到我的背上，用光洁的腿卡住我的腰，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小声说道：什么叫“没有什么”？此时，在我身后出现了一个臃肿的影子。我不禁小声说道：袋鼠妈妈这个名称好像是全然无意地出现在我脑海里。白衣女人迅速地爬上我的脖子，用腿夹住它，双手抱住我的头，说道：好呀，连袋鼠妈妈你都知道了！这还得了吗？现在我不像袋鼠妈妈，倒像是大树妈妈，只可惜我脚下没有树根。重心一下升到了我头顶上，使我很难适应。我终于栽倒在床上了。然后，她就把我剥得精光，把衣服鞋袜都摔到墙角去，说道：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多，你真是有病了起初，这种狂暴的袭击使我心惊胆战；但忽然想起，她经常这样袭击我。只要我有什么举动或者什么话使她高兴，就会遭到她的袭击。这并不可怕，她不会真的伤害我。
我努力去追寻袋鼠妈妈的踪迹，但是又想不起来了，倒想到了一个地名：北草厂胡同。这胡同在西直门附近，里面有个小工厂。和表弟分手以后，我就到这里当了学徒工。在它门口附近，也就是说，在别人家后窗子的下面，放了一台打毛刺的机器。我对这架机器的内部结构十分熟悉，因为是我在操作它。它是一个铁板焊成的大滚筒，从冲压机上下来的零件带着锋利的毛刺送到这里，我把它们倒进滚筒，再用大铁锹铲进一些鹅卵石，此后就按动电门，让它滚动，用卵石把飞刺滚平，从这种工艺流程可以看出我为什么招邻居恨──尤其是在夏夜，他们敞着窗子睡，却睡不着，就发出阵阵呐喊，探讨我的祖宗先人。当然，我也不是吃素的，除了反唇相讥，我还会干点别的。抓住了他们家的猫，也和零件一起放进滚筒去滚，滚完后猫就不见了，在筒壁内部也许能找到半截猫尾巴。
后来，那家人的小孩子也不见了，就哭哭啼啼地找到厂里来，要看我们的滚筒──他们说，小孩比猫好逮得多；何况那孩子在娘胎里常听我们的滚筒声，变得呆头呆脑，没到月份就跑了出来；这就更容易被逮住了。这件事把我惊出了一头冷汗。谢天谢地，我没干这事。那孩子是掉在敞着盖的粪坑里淹死了──对于他的父母真是很不幸的事，好在还可以再生，以便让他再次掉进粪井淹死──假如对小孩子放任不管，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就是这样安慰死孩子的父母，他们听了很不开心，想要揍我。但我厂的工人一致认为我说了些实话，就站出来保护我这老实人。出了这件事以后，厂领导觉得不能让我再在厂门口呆着，就把我调进里面来，做了机修工。
进到工厂里面以后，我遇上了一个女孩子，脸色苍白，上面有几粒鲜红的粉刺，梳着运动员式的短头发。那个女孩虽没有这位白衣女人好看，但必须承认，她们的眉眼之间很有一些相似之处。她开着一台牛头刨。这台刨床常坏，我也常去修，我把它拆开、再安装起来，可以正常工作半小时左右；但整个修理工作要持续四小时左右，很不合算；最后，她也同意这机器不值得再修了。这种机床的上半部一摇一摆，带着一把刨刀来刨金属，经常摆着摆着停了摆，此时她就抬起腿来，用脚去踹。经这一踹，那刨床就能继续开动，我从那里经过，看到这个景象，顺嘴说道：狗撤尿。然后她就追了出来，用脚来踹我。她像已故的功夫大师李小龙一样，能把腿踢得很高。但我并非刨床，也没有停摆啊我怀疑这个女孩就是袋鼠妈妈，她逐渐爱上了我。有一次，我从厂里出来，她从后面追上来，把我叫住，在工作服里搜索了一通之后，掏出一个小纸包来，递给我说：送你一件东西，然后走开了。我打开重重包裹的纸片，看到里面有些厚厚的白色碎片，是几片剪下的指甲。我像所罗门一样猜到了这礼物的寓意：指甲也是身体的一部份。她把自己裹在纸里送给我，这当然是说，她爱我。下次见到她时，我说，指甲的事我知道了。本来我该把耳朵割下来做为回礼。但是我怕疼，就算了吧。这话使她处于颠狂的状态，说道：连指甲的秘密你都知道了，这还得了吗？马上就来抢这只耳朵，等到抢到手里时又变了主意，决定不把它割下来，让它继续长着。
3
我有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又肥又长，不记得是从哪个委托行里买来的，更不知道原主是谁。我斗胆假设有一位日本的相扑力士在北京穷到了卖大衣的地步，或者有一位马戏班的班主十分热爱他的喜马拉雅黑熊，怕它在冬天冻着；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北京为什么会有件如此之大的衣服，假如我想要穿着这件衣服走路的话，必须把双臂平伸，双手各托住一个肩头，否则就会被下摆绊倒──假如这样走在街上，就会被人视为一个大衣柜。当然，这种种不利之处只有当白天走在一条大街上才存在。午夜时分穿着它坐在一条长椅上，就没有这些坏处，反而有种种好处。北京东城有一座小公园，围着铁栅栏，里面有死气沉沉的假山和乾涸的池塘，冬天的夜里，树木像一把把秃扫帚，把儿朝下地栽在地上。这座公园叫作东单公园──它还在那里，只是比当年小多了。
此时公园已经锁了门，但在公园背后，有一条街道从园边穿过，这里也没有围墙。在三根水泥竿子上，路灯彻夜洒落着水银灯光我身材臃肿，裹着这件呢子大衣坐在路边的长凳上，脸色惨白（在这种灯下，脸色不可能不惨白），表情呆滞，看着下夜班的人从面前骑车通过。这是七五年的冬夜，天上落着细碎、零星、混着尘土、像微型鸟粪似的雪。
想要理解七五年的冬夜，必须理解那种灰色的雪，那是一种像味精一样的晶体，它不很凉，但非常的脏。还必须理解惨白的路灯，它把天空压低，你必须理解地上的尘土和纷飞的纸屑。你必须理解午夜时的骑车人，他老远就按动车铃，发出咳嗽声，大概是觉得这个僻静地方坐着一个人有点吓人。无论如何，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我也不希望你能理解。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有一辆破旧的卡车开过。在车厢后面的木板上，站了三个穿光板皮袄、头戴着日本兵式战斗帽的人。如果你不曾在夜里出来，就不会知道北京的垃圾工人曾是这样一种装束。离此不远，有一处垃圾堆，或者叫作渣土堆，因为它的成份基本上是烧过的蜂窝煤。在夜里，汽车的声音很大，人说话的声音也很大。汽车停住以后，那些人跳了下来，用板锹撮垃圾，又响起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说夜里寂静是一句空话──一种声音消失了，另一种声音就出来替代，寂静根本就不存在。垃圾工人们说：那人又在那里──他大概是有毛病罢。那人就是我。我继续一声不响地坐着，好像在等待戈多因为垃圾正在被翻动，所以传来了冷冰冰的臭气。
垃圾车开走以后，有一个人从对面胡同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蓝色棉大衣，戴着一个红袖标，来回走了几趟，拿手电到处晃──仿佛是无意的，有几下晃到了我脸上。我保持着木讷，对他不理不采。这位老先生只有一只眼睛能睁开，所以转过头来看我，好像照像馆用的大型座机他只好走回去，同时自言自语道：什么毛病。再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了。四周响起了默默的沙沙声她从领口处钻了出来，深吸了一口气说：憋死我了──都走了吗？是的，都走了。要等到两点钟，才会有下一个下夜班的人经过。从表面上，我一个人坐在黑夜里；实际上却是两个人在大衣下肌肤相亲。除了大衣和一双大头皮鞋，我们的衣服都藏在公园内的树丛里，身上一丝不挂，假如我记忆无误，她喜欢缩成一团，伏在我肚子上。所以，有很多漫漫长夜，我是像孕妇一样度过的但此时我们正像袋鼠一样对话，她把我称作袋鼠妈妈。原来，袋鼠妈妈就是我啊。
如你所知，毕业以后，我到万寿寺里工作。起初，我严守着这两条戒律：不要修理任何东西，不要暴露自己是袋鼠妈妈。所以我无事可做，只能端坐在配殿里写小说。因为一连好几年交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领导对我的憎恶与日俱增。夜里，在万寿寺前的小花坛里，一谈到这些憎恶，她就赞叹不止：袋鼠妈妈，好硬呀。然后我就谈到让我软一些的事：别人给我介绍对象。他们说，女孩很漂亮，和我很般配。就在我们所里工作，和我又是同学。假如我乐意，他们就和女方去说。她马上大叫一声，从大衣底下钻了出来，赤条条地跑到花坛里去穿衣服，嘴里叫着：讨厌，真讨厌！这样大呼小叫，招来了一些人，手扶着自行车站在灯光明亮的马路上，看她白色的脊背，但她对来自背后的目光无动于衷。我木然坐在花坛的水泥沿上，她又跑了回来，在我背上踢了一脚说，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点滚？而我则低沉地说道：可你也得把我放开呀后来，我和她一起走进黑暗的小胡同，还穿着那件黑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夹着我的衣服。我微微感到伤感，但不像她那样痛心疾首。但她后来又恢复了平静，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结婚罢。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人发现我和她般配，我到现在还是袋鼠妈妈。
那一天她不停地磕瓜子，从早上磕到了午夜，所到之处，到处留下了瓜子皮。那一天她穿了一件红缎子旗袍和一双高跟鞋，这在她是很少有的装束。除此之外，她还在读安加沙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对任何人都不理不睬。我的丈母娘对此感到愤怒，就去抢她的书，抢掉一本她又拿出一本，好像在变古彩戏法。但是变古彩戏法的人身上总是很臃肿的，而这位新娘子则十分苗条，简直苗条得古怪；衣服也十分单薄，连乳头的印子都从胸前的衣服上凸了出来──我的丈母娘老想把印子抚平，并且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她说：妈，别挑逗我好不好──把老太太气得两眼翻白。时至今日，我也不知这戏法是怎么变的，唯一可行的解释是：我丈母娘和她通同作弊，明里抢走一本，暗里又送回来，用这种把戏来恫吓新女婿，让他以为自己未来的妻子有某种魔力。但我又觉得不像：我丈母娘是个很严肃的人，鼓着肥胖的双腮，不停地唠叨。我很讨厌别人唠叨，如果不是要娶她女儿，我绝不会和她打任何交道
我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日子，这一天俗不可耐。所有的婚礼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她把自己对准了一本侦探小说，鼻梁上架了一副白边眼镜──她有四百度的近视。等到眼镜被抢走之后，她就眯起眼睛来，好像一只守宫（一种变色龙）在端详蚊子。到酒宴临近结束时，大家要求新娘子给男宾点烟。她把书收好站了起来。此时大家才看到，这位新娘子长了两只硕大的白眼珠，上面各有一个针尖大小的黑色瞳孔──都是没眼镜看书看的。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支大号手枪，把所有的男宾一一枪毙掉。你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她用手枪式的打火机给大家点烟。每点一位，就扭过头去闻闻自己的腋窝说：天热，有味了。这当然是说所有的宾客都早已死掉，已经有味了。
喜宴过后，到了新房里，这位新娘子又歪在了床上看克里斯蒂。我无事可干，只好抽烟。把身上带的四盒烟都抽完以后，很想再去买一盒。当时午夜时分，要买烟就得去北京站，那地方实在远了一点，所以我没有去。这些事说明她很能沉得住气。这好像也是我的长处。但我很不想往这方面来想。假如我们俩也可以贯通，那就要变成一个人。这样人数就更少了。那天晚上我把烟抽完后，就开始磕瓜籽。假如是葵花籽，我磕起来就没有问题。不幸是些西瓜籽，籽皮又滑又硬，我不会磕，磕来磕去，磕不到籽仁，只是吐出些黑白相间、鸡屎也似的残渣
在长安城里，我和白衣女人分手，走过黑白两色的街道。现在飘落的雪片像松鼠的尾巴，雪幕因此而稀疏。这样的雪片像落叶一样在街道两侧堆积着。在我身后，留着残缺不全的脚印。也许我的下一篇论文该考一考长安城里的雪？它又要把领导气得要死。在他狭隘的内心里，容不下一点诗意。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早已经过了午夜，但我还没按大姨子的告诫行事。她终于看完了那本克里斯蒂，并给它两个字的评价：瞎编；把它丢开。然后，她朝我皱起了眉头，说道：咱们要干什么来的？我摇摇头说：我也不记得。看来，我失去记忆不是头一次了后来，还是她先想了起来：嗅！今天咱们结婚！当然，这不是认真忘了又想起来，是卖弄她的镇定从容。我那次也不是认真失去了记忆，而是要和她比赛健忘。无怪乎本章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她自己失去了记忆时，她笑得那么厉害──她以为我在拾新婚之夜的牙慧──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致于那么没出息
后来，她朝我张开双臂，说道：来吧，袋鼠妈妈必须承认，这个称呼使我怦然心动。那根大蘑菇硬得像搏面杖一样。我说的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用当时的口吻来说，那就是：不仅是现在，还有将来。但我还是沉得住气，冷静地答道：别着急嘛。我一点都不急──我看你也不急。她说道：谁说我不急？就把旗袍脱掉，并且说：把你的大蘑菇拿出来！好像在野餐会上的口气。在旗袍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只有光洁、白亮的肉体──难怪她白天苗条得那么厉害──于是我就把大蘑菇拿了出来。那东西滚烫滚烫，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请相信，底下的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了一句：你真讨厌哪，你因为想不起来，所以那个关节还在，我的过去还是一个故事，可以和现在分开。
现在，我除了长安城已经无处可去。所以我独自穿过雪幕，走过曲折的小桥，回到自己家里。在池塘的中央，有一道孤零零的水榭；它是雪光中一道黑影，是一艘方舟，漂浮在无穷无尽的雪花之上那道雪白的小桥变得甚胖。这片池塘必定有水道与大江大河连接，因为涌浪正从远处涌来，掀起那厚厚的雪层。在我看来，不是池水、层积在上面的雪在波动，而是整个大地在变形，水榭、小桥、黑暗中的树影，还有灰色、朦胧、几不可辨的天空都在错动。实际上，真正错动变形的不是别的，而是我。这是我的内心世界。所以就不能说，我在写的是不存在的风景。我在错动之中咬紧牙关，让“格支格支”的声音在我头后响起。好像被夹在挪动的冰缝里，我感觉到压迫、疼痛。这片错动中的、黑白两色的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性”
我在痛苦中支持了很久，而她不仅说我讨厌，还用拳头打我。等到一切都结束，我已经松弛下来，她还不肯甘休，追过来在我胸前咬了一口，把一块皮四面全咬破了，但没有咬下来。据说有一种香猪皮薄肉嫩，烤熟之后十分可口。尤其是外皮，是绝顶美味。这件事开始之前我是袋鼠妈妈，在结束时变成了烤乳猪。那天晚上，我被咬了不止一口──她很凶暴地扑上来，在我肩头、胸部、腹部到处乱咬，给我一种被端上了餐桌的感觉但是，她的食欲迅速地减退，我们又和好如初了。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在玫瑰色的晨光里，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在另一栏上写着：户主。我的名字在第二页上，另一栏上写着：户主之夫。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但现在不敢说；恐怕她会跳到我身上来，叫道：连我的名字你都知道了！这怎么得了啊！现在不是举行庆祝活动的适当时节，不过，我迟早会说的。
你已经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和过去的我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白衣女人和过去的女孩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我又和她融汇贯通，这样就越变越少了。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
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纸壁中间，黑沉沉的一片睁大红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里散发着酸溜溜的炭味儿。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后搅成了一锅粥。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风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汇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汇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1
千年之前的长安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它的城外，婉蜒着低矮精致的城墙。在它的城内，纵横着低矮精致的城墙；整个城市是一座城墙分割成的迷宫。这些城墙是用磨过的灰砖砌成，用石膏勾缝，与其说是城墙，不如说是装饰品。在城墙的外面，爬着常青的藤萝，在隆冬季节也不凋零。
冬天，长安城里经常下雪。这是真正的鹅毛大雪，雪片大如松鼠尾巴，散发着茉莉花的香气。雪下得越久，花香也就越浓。那些松散、潮湿的雪片从天上软软地坠落，落到城墙上，落到精致的楼阁上，落到随处可见的亭榭上，也落到纵横的河渠里，成为多孔的浮冰。不管雪落了多久，地上总是只有薄薄的一层。有人走过时留下积满水的脚印──好像一些小巧的池塘。积雪好像漂浮在水上。满天满地弥散着白雾整座长安城里，除城墙之外，全是小巧精致的建筑和交织的水路。有人说，长安城存在的理由，就是等待冬天的雪
长安城是一座真正的园林：它用碎石铺成的小径，架在水道上的石拱桥，以及桥下清澈的流水──这些水因为清澈，所以是黑色的。水好像正不停地从地下冒出来。水下的鹅卵石因此也变成黄色的了。每一座小桥上都有一座水榭，水榭上装有黄杨木的窗棂。除此之外，还有渠边的果树，在枝头上不分节令地长着黄色的批耙，和着绿叶低垂下来。划一叶独木舟可以游遍全城，但你必须熟悉长安复杂的水道；还要有在湍急的水流中操舟的技巧，才能穿过桥洞下翻滚的涡流。一年四季，城里的大河上都有弄潮儿。尤其是黑白两色的冬季，更是弄潮的最佳季节；此时河上佳丽如云那些长发披肩的美洲人在画肪上，脱下白色的亵袍，轻巧地跃入水中。此后，黑色的水面下映出她们白色的身体。然后她们就在水下无声无息地滑动着，就如梦里天空中的云这座城市是属于我的，散发着冷冽的香气。在这座城中，一切人名、地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在长安城里，所有的街道都铺着镜面似的石板，石质是黑色的，但带有一些金色的条纹。降过雪以后，四方皆白，只有街道保持了黑色；并和路边的龙爪槐相映成趣。那些槐树俯下身来，在雪片的掩盖下伸展开它们的叶子，叶心还是碧绿色，叶缘却变成红色的了。受到雪中花香的激励，龙爪槐也在树冠下挂出了零零散散的花序，贡献出一些甜里透苦的香气，能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真是幸运。她就这样走进画面，走上镜面似的街道，在四面八方留下白色的影子。
我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追随白衣女人。她走在长安城黑色的街道上，留着短短的头发，发际修剪得十分整齐，只在正后方留了一络长发，像个小辫子的样子。肩上有一块白色的、四四方方的披肩，这东西的式样就像南美洲人套在脖子上的毯子。准确地说，它不是白色，而是米色，质地坚挺，四角分别垂在双肩上、身后和身前。在披肩的下面，是米色的衣裙。在黑色的街道上，米色比白色更赏心悦目。在凛冽的花香中，我从身后打量着她，那身米色的衣服好像是丝制的，又好像是细羊毛──她赤足穿着一双木履，有无数细皮带把木鞋底拴在脚腕上。她向前走去，鞋底的铁掌在石板上留下了一串火花我写到这些，仿佛在和没有记忆的生活告别。
我来上班，站在万寿寺门口，久久地看着镌在砖上的寺名。这个名称使我震惊。如你所知，我失掉了记忆，从医院里出来以后，所见到的第一个名称，就是“万寿寺”；这好像是千秋不变的命运。我看着它，心情惨然，白衣女人从我身边走过，说道：犯什么傻，快进去吧。于是，我就进去了。
早上，万寿寺里一片沉寂，阳光飘浮在白皮松的顶端，飘浮在大雄宝殿的琉璃瓦上。阳光本身的黄色和松树的花粉、琉璃瓦的金色混为一体；整座寺院好像泡在溶了铁锈的水里。就在这时，她到我房间里来坐，搬过四方的木头凳子，倚着门坐着，把裙角仔细压在身下；在阳光中，镇定如常地看着我。就是这个姿势使我起了要使她震惊的冲动在沉思中，我咬起手来。她站了起来，对我说：别咬手，就走出去了，仪态万方她就这样走在一切年代里。
我迫随那位白衣女人。更准确他说，我在追随她的小腿。从后面看，小腿修长而匀称，肌肉发达。后来，我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此事；她因此微笑道：是吗，你这样评价我──这种口气不像是在唐代，不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她呵出的白气如烟，马上就混入了漫天的雪雾，带来了真实感。我穿着一套黑粗呢的衣服，上面还带一点轻微的牲畜味。雪花飘到这衣服上就散开，变成很多细碎的水点；而且我还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靴。但她身上很单薄这使我感到不好意思，想到：要找个暖和的地方。但是她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不冷。这些微笑浮在满是红晕的脸上，让人感觉到她真的不冷。再后来，我就和她并肩行去，她把一只手伸了过来，一只冰冷的小手。它从我右手的握持中挣脱出来，滑进宽大的衣袖，然后穿入衣襟的后面，贴在我胸前。与此同时，黑色的街道湿滑如镜。是时候了，我把她拉进怀里，用斗篷罩住。她的短发上带有一层香气，既不同于微酸的茉莉，也不同于苦味的夹竹桃，而是近乎于新米的芳香；与此同时，带来了裸体的滑腻。
在漫天的雪雾之中，我追随着一件米色的衣裙和一股新米的香气。除了黑色的街道和漫天的白色，在视野中还有在密密麻麻雪片后面隐约可见的屋檐；我们正向那里走去，然后，爬上曲折的楼梯，推开厚厚的板门，看到了这间平整的房子，这里除了打磨得平滑的木头地板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与平滑的木头相比，我更喜欢两边的板墙，因为它们是用带树皮的板材钉成的，带有乡野的情调。而在房子的正面，是纸糊的拉门，透进惨白的雪光。我想外面是带扶栏的凉台，但她把门拉开之后，我才发现没有凉台，下面原来是浩浩的黑色江水──那种黑得透明的水，和人的瞳孔相似；从高处看下去，黑色的水像一锅滚汤在翻腾着，水下黄色的卵石清晰可见。那位白衣女人迅速地脱去了衣服，露出我已经见过的身体她一只手抓住拴在檐下的白色绳子，另一只手抓住我的领子，把修长、紧凑的身体贴在我身上──换言之，贴在黑色的毛毡上。顺便说一句，那条白色的绳子是棉线打成的，虽然粗，却柔软；隔上一段就有个结，所以，这是一条绳梯，一直垂到水里。又过了一会儿，她放开了我，在那条绳子上荡来荡去，分开飞旋的雪片，飘飘摇摇地降到江里去。此时既无声息，又无人迹；只有黑白两色的景色。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它绝不会毫无意义。
在古代的长安城里，有一条黑色的江，陡峭的江岸上，有一些木头吊楼。我身在其中一座楼里。我所爱的白衣女人穿过飞旋的雪片到江中去游水。这个女人身体白皙、颀长，在黑色的吊楼里，就如一道天顶射下的光线；就如一只水磨石地板上的猫──这是她下到江里以前的事。我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是我之所爱──等到她从江里出来时，皮肤上满是水渍。在水渍下面，身体变得像半透明的玉，或者说像是磨砂玻璃。整个房间充满了雪天的潮湿，皮肤摸起来像玻璃上细腻的水雾在冷冽的水汽中，新米的香味愈演愈烈。
我在江边的木屋里，这里的地板很平整，平到可以映出人影。我终于可以听到那条江的声音了，流水在河岸边搅动着。从理论上说，有很多东西比水比重大。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比流水更重。每有一个浪头冲到岸上，整座吊楼都在颤动。就在这座摇摇晃晃的房子里，我亲近她的身体。她既冷冽又温暖，既热情又平静。在黑白两色的背景之下，她逐渐变得透明，最后完全不见了。与此同时，新米的香气却越来越浓。与此同时她说，这难道不好吗？声音弥散在整个房间里。这很好，起码什么都不妨碍。我深入她的既虚无又致密的身体，那些不存在的发丝在我面前拂动；在我肩头还有两道若有若无的鼻息等到一切都结束，她又重新出现在我的怀抱里；带着小巧鼻翼冰凉的鼻子，乳房像一对白鸽子──老实说，形像并不像。我只是说它偎依在怀里的样子，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谁都可以。在这座城里，名字并无意义。
在玻璃一样的地板上，我也想要消失。失掉我的名字，失掉我的形体，只保留住在四壁间回响的声音和裸体的滑腻；然后，我就可以飘飘摇摇，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
江边吊楼敞开的窗户外面，雪片变得密密麻麻，好像有些蘸满了白浆的刷子不停地刷着，黑色斗篷的外面越来越冷，冷气像锥子一样刺着我的面部神经。而在那件斗篷内部，在这黑白两色的空间里，则温暖如春。她不再散发着新米的香气，而是弥漫着米兰的气味。米兰是一种香气甜得发苦的花。在我看来，黑白两色的空间、冷热分明的温差，加上甜得发苦的花，就叫作“性”我不同意她再次消失，就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于是，她挺直了身体，把白色的双肩探到斗篷外面，舔了一下嘴唇。不管怎么说吧，第二次像水流一样自然地过去了。以后，她在我身体两侧跪了起来，转了一个身；再以后，她倚着我，我倚着墙，就这样坐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坐着会使我感到如此大的满足。
我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个故事，觉得它完全出于虚构。那位白衣女人看了以后说：不管怎么说罢，我不同意你把什么都写上。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听她的口气，这好像是发生过的事情。难道我和她在长安城里做过爱？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年龄我需要记忆。难道这就是记忆？
但我又曾生活在灰色的北京城里。这里充满了名字。我有一个姥姥，一个表弟，还有我自己，都有名字。我们住在东城的一条街上，这条街道也有名字。我在这条街上一个大院子里，这座院子也有门牌号数。我很不想吐露这些名字。但是，假如一个名字都不说，这个故事就会有点残缺不全──我长大的院子叫作立新街甲一号，过去这院子门口有一对石头狮子，我和我表弟常在石头狮子之间出入──吐露了这个名字，就暴露了自己。
因为想起了这些事，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时候我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硬领的学生上衣，双手总是揣在裤兜里。这条蓝布裤子的膝头总是油光银亮，好像涂了一层清漆。春天里，我脸上痛痒难当，皮屑飞扬，这是发了桃花藓。冬天，我的鼻子又总是在流水：我对冷风过敏。我好像还有鬼剃头的毛病──很多委托行都卖大穿衣镜，站在它的面前，很容易暴露毛发脱落的问题。我总是和我表弟在京城各家委托行里转来转去；从前门进去，浏览货架寻找猎物，找到之后，就去委托行的后门找人。走到后门的门口，我表弟站住了，带着嫌恶的表情站住，递过一团马粪也似的手绢，说道：表哥，把鼻涕擦擦──讲点体面，别给我丢人！我总觉得和他的手绢相比，我的鼻涕是世上绝顶清洁之物。实际上，那些液体也不能叫作鼻涕。它不过是些清水而已。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我修理过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禄来福来”又是一个名字。这是一种德国造的双镜头反光相机，非常之贵。到现在我也买不起这样的相机。然而我确实记得这架相机，它摆在西四一家委托行的货架上。这家委托行有黑暗的店堂，货架上摆着各种电器、仪器，上面涂着黑色的烤漆、皱纹漆遮掩着金属的光泽──总的来说，那是在黑暗的年代。就如纳博科夫所说，这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
我和我表弟常去看那台禄来福来相机，要求售货员把它“拿下来看看”人家说：别看了，反正你们也买不起；口气里带着轻蔑。这仿佛是我们未曾拥有这架相机的证明。然而下一幕却是：我和我表弟出现在委托行附近的小胡同里。这个胡同叫作砖塔胡同，胡同口有一个庵，庵里有座醒目的砖塔，总有两三层楼高罢，我们俩在胡同里和个老头子说话，时值冬日，天色昏暗，正是晚饭前的时节。这条胡同黑暗而透明，从头透到尾；两边是灰色的房屋。此人就是委托行的售货员，头很大，屁股也很大，满脸白胡子茬，和我们的领导有点相像之处。我做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不要想起此人的名字──我成功了。但我也知道，这人的名字，起码他的姓我是记得的──此人姓赵。我们叫他赵师傅。当时叫“师傅”是很隆重的称呼，因为工人阶级正在领导一切
我表弟建议这位可敬的老人，假如有人来问这架禄来福来相机，就说它有种种毛病；还建议他在相机里夹张纸条把快门卡住，这样该相机的毛病就更加显著了。总而言之，他要使这台相机总是卖不去；然后降价，卖给我们。我表弟的居心就是这么险恶。说完了这件事，我们一起向马路对面走去。那里有家饭庄，名叫“砂锅居”这地方的名菜是砂锅三白，还有炸鹿尾与这些名字相连的是这样一些事实：姥姥去世以后，我和表弟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活，又没有管家的人，生活异常困难，就靠这种把戏维持家用：买下旧货行里的坏东西，把它加价卖出去。做这种事要有奸商的头脑和修理东西的巧手。这两样东西分别长在我表弟和我的身上。从本心来说，我不喜欢这种事，所以“禄来福来”这个名字使我沉吟不语。
我表弟到北京来看我，我对他不热情。我讨厌他那副暴发户的嘴脸，而且我也没想到立新街甲一号这个地点和禄来福来这个品牌。假如想到了，就会知道我只有一个表弟，我和他共过患难。把这些都想起来之后，也许我会对他好一点。
下一个名字属于一架德国出产的电子管录音机，装在漆皮箱子里；大概有三十公斤左右，在箱子的表面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残”字。在西四委托行的库房里，我打开箱盖，揭掉面板，看着它满满当当的金属内脏：这些金属构件使我想起它是一台“格朗地”电子管和机械时代的最高成就。她复杂得惊人，也美得惊人。我表弟在一边焦急他说：表哥，有把握吗？而我继续沉吟着。我没有把握把它修好，却很想试试。但我表弟不肯用我们的钱让我试试。他又对那个臀部宽广的老头说：赵师傅，能不能给我们一台没毛病的？赵师傅说：可以，但不是这个价。我表弟再次劝说他把好机器做坏机器卖给我们，还请赵师傅说要“哪儿请”但赵师傅说：哪儿请都不行，别人都去反映我了这些话的意思相当费解。我没有加入谈话，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眼前的金属美人吸引住了。
那台“格朗地”最终到了我们手里。虽然装在一个漂亮箱子里，它还是一台沉重的机器，包含着很多钢铁。提着它走动时，手臂有离开身体之势。晚上我揭开它的盖子，揭开它的面板，窥视它的内部，像个窥春癖患者。无数奇形怪状的铁片互相啮合着，只要按动一个键，就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运动；引发很复杂的因果关系。这就是说，在这个小小的漆皮精子里，钢铁也在思索着
我把薛嵩写作一位能工巧匠，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现在我发现，他和我有很多近似之处，我花了很多时间修理那台“格朗地”与此同时，我表弟在我耳边恬噪个不停：表哥，你到底行不行？不行早把它处理掉，别砸在我们手里！起初，我觉得这些话真讨厌，恨不得我表弟马上就死掉；但也懒得动手去杀他；后来就不觉得他讨厌，和着他的吩叨声，我轻轻吹起口哨来。再后来，假如他不在我身边啼叨，我就无法工作。哪怕到了半夜十二点，我也要把他吵起来，以便听到他的唠叨我表弟却说道：表哥，要是我再和你合伙，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从此之后，我就没和表弟合过伙。我当然很想再合伙，顺便让天雷把表弟轰掉。但我表弟一点都不傻。所以他到现在还活着。
因为格朗地，我和表弟吵翻了。我把它修好了，但总说没修好，以便把它保留在手里。首先，我喜欢电子设备，尤其是这一台；其次，人也该有几样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就想要这一件，但他还是发现了，把它拿走，卖掉了。此后，我就失掉了这台机器，得到了一些钱。我表弟把钱给我时，还忘不了教育我一番：表哥，这可是钱哪。你想想罢。钱不是比什么都好吗──我就不信钱真有这么重要。如今我回想起这些事，怎么也想象不出，我是怎么忍受他那满身的铜臭的吵架以后不久，他就去泰国投靠一位姨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过去一片朦胧现在我正期待着新的名字出现
2
晚上，我在自己家里。因为天气异常闷热，我关着灯。透过塑料百页窗，可以看到对面楼上的窗子亮着昏黄的光。这叫我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一张张燃烧的纸牌”本来我以为自己会想不起马雅可夫斯基是谁，但是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个苏俄诗人。他的命运非常悲惨。我的记忆异常清晰，仿佛再不会有记不得的事情──我对自己深为恐惧。
在我窗前有盏路灯，透进火一样的条纹。白衣女人站在条纹里，背对着我，只穿了一条小小的棉织内裤。我站了起来，朝她走去，尽力在明暗之中看清她。她的身体像少女一样修长纤细，像少女一样站得笔直，欣赏墙上的图案。我禁不住把手放在她背上。她转过身来，那些条纹排列在她的脖子上、胸上，有如一件辉煌的衣装。
我还在长安城里。下雪时，白昼和黑夜不甚分明，不知不觉，这间房子就暗了很多；除此之外，敞开的窗框上已经积了很厚的雪。雪的轮廓臃肿不堪，好像正在膨胀之中。那个白衣女人把黑色的斗篷分做两下，站了起来，说道：走吧，不能总呆在这里。然后就朝屋角自己的衣服走去。从几何学意义上说，她正在离开我。而在实际上却是相反。任何一位处在我地位的男子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只要这位走开的裸体女士长着修长的脖子，在乌青的发际正中还有一缕柔顺的长发低垂下来；除此之外，这位女士的身体修长、纤细，臀部优雅──也就是说，紧凑又有适度的丰满──这些会使你更加同意我的意见。在雪光中视物，相当模糊，但这样的模糊恰到好处当她躬下身来，钻进自己的衣裙时，我更感到心花怒放后来，她系好了木履上的每一根皮带子，就到了离去的时节。我对这间已经完全暗下来的房子恋恋不舍。但我也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和她并肩走进漫天的大雪。如前所述，我不认为自己是学院派。但在这些叙述里，包含了学院派的金科玉律，也就是他们视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东西。
我在条纹中打量那位白衣女人，脖子、乳房、小腹在光线中流动。她对我说：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就转过身去，欣赏我们留在墙上的图案。在墙上，我们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有风吹过时，闪着电光的鳗鱼在我们身边游动。忽然，她跳到我的背上，用光洁的腿卡住我的腰，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小声说道：什么叫“没有什么”？此时，在我身后出现了一个臃肿的影子。我不禁小声说道：袋鼠妈妈这个名称好像是全然无意地出现在我脑海里。白衣女人迅速地爬上我的脖子，用腿夹住它，双手抱住我的头，说道：好呀，连袋鼠妈妈你都知道了！这还得了吗？现在我不像袋鼠妈妈，倒像是大树妈妈，只可惜我脚下没有树根。重心一下升到了我头顶上，使我很难适应。我终于栽倒在床上了。然后，她就把我剥得精光，把衣服鞋袜都摔到墙角去，说道：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多，你真是有病了起初，这种狂暴的袭击使我心惊胆战；但忽然想起，她经常这样袭击我。只要我有什么举动或者什么话使她高兴，就会遭到她的袭击。这并不可怕，她不会真的伤害我。
我努力去追寻袋鼠妈妈的踪迹，但是又想不起来了，倒想到了一个地名：北草厂胡同。这胡同在西直门附近，里面有个小工厂。和表弟分手以后，我就到这里当了学徒工。在它门口附近，也就是说，在别人家后窗子的下面，放了一台打毛刺的机器。我对这架机器的内部结构十分熟悉，因为是我在操作它。它是一个铁板焊成的大滚筒，从冲压机上下来的零件带着锋利的毛刺送到这里，我把它们倒进滚筒，再用大铁锹铲进一些鹅卵石，此后就按动电门，让它滚动，用卵石把飞刺滚平，从这种工艺流程可以看出我为什么招邻居恨──尤其是在夏夜，他们敞着窗子睡，却睡不着，就发出阵阵呐喊，探讨我的祖宗先人。当然，我也不是吃素的，除了反唇相讥，我还会干点别的。抓住了他们家的猫，也和零件一起放进滚筒去滚，滚完后猫就不见了，在筒壁内部也许能找到半截猫尾巴。
后来，那家人的小孩子也不见了，就哭哭啼啼地找到厂里来，要看我们的滚筒──他们说，小孩比猫好逮得多；何况那孩子在娘胎里常听我们的滚筒声，变得呆头呆脑，没到月份就跑了出来；这就更容易被逮住了。这件事把我惊出了一头冷汗。谢天谢地，我没干这事。那孩子是掉在敞着盖的粪坑里淹死了──对于他的父母真是很不幸的事，好在还可以再生，以便让他再次掉进粪井淹死──假如对小孩子放任不管，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就是这样安慰死孩子的父母，他们听了很不开心，想要揍我。但我厂的工人一致认为我说了些实话，就站出来保护我这老实人。出了这件事以后，厂领导觉得不能让我再在厂门口呆着，就把我调进里面来，做了机修工。
进到工厂里面以后，我遇上了一个女孩子，脸色苍白，上面有几粒鲜红的粉刺，梳着运动员式的短头发。那个女孩虽没有这位白衣女人好看，但必须承认，她们的眉眼之间很有一些相似之处。她开着一台牛头刨。这台刨床常坏，我也常去修，我把它拆开、再安装起来，可以正常工作半小时左右；但整个修理工作要持续四小时左右，很不合算；最后，她也同意这机器不值得再修了。这种机床的上半部一摇一摆，带着一把刨刀来刨金属，经常摆着摆着停了摆，此时她就抬起腿来，用脚去踹。经这一踹，那刨床就能继续开动，我从那里经过，看到这个景象，顺嘴说道：狗撤尿。然后她就追了出来，用脚来踹我。她像已故的功夫大师李小龙一样，能把腿踢得很高。但我并非刨床，也没有停摆啊我怀疑这个女孩就是袋鼠妈妈，她逐渐爱上了我。有一次，我从厂里出来，她从后面追上来，把我叫住，在工作服里搜索了一通之后，掏出一个小纸包来，递给我说：送你一件东西，然后走开了。我打开重重包裹的纸片，看到里面有些厚厚的白色碎片，是几片剪下的指甲。我像所罗门一样猜到了这礼物的寓意：指甲也是身体的一部份。她把自己裹在纸里送给我，这当然是说，她爱我。下次见到她时，我说，指甲的事我知道了。本来我该把耳朵割下来做为回礼。但是我怕疼，就算了吧。这话使她处于颠狂的状态，说道：连指甲的秘密你都知道了，这还得了吗？马上就来抢这只耳朵，等到抢到手里时又变了主意，决定不把它割下来，让它继续长着。
3
我有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又肥又长，不记得是从哪个委托行里买来的，更不知道原主是谁。我斗胆假设有一位日本的相扑力士在北京穷到了卖大衣的地步，或者有一位马戏班的班主十分热爱他的喜马拉雅黑熊，怕它在冬天冻着；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北京为什么会有件如此之大的衣服，假如我想要穿着这件衣服走路的话，必须把双臂平伸，双手各托住一个肩头，否则就会被下摆绊倒──假如这样走在街上，就会被人视为一个大衣柜。当然，这种种不利之处只有当白天走在一条大街上才存在。午夜时分穿着它坐在一条长椅上，就没有这些坏处，反而有种种好处。北京东城有一座小公园，围着铁栅栏，里面有死气沉沉的假山和乾涸的池塘，冬天的夜里，树木像一把把秃扫帚，把儿朝下地栽在地上。这座公园叫作东单公园──它还在那里，只是比当年小多了。
此时公园已经锁了门，但在公园背后，有一条街道从园边穿过，这里也没有围墙。在三根水泥竿子上，路灯彻夜洒落着水银灯光我身材臃肿，裹着这件呢子大衣坐在路边的长凳上，脸色惨白（在这种灯下，脸色不可能不惨白），表情呆滞，看着下夜班的人从面前骑车通过。这是七五年的冬夜，天上落着细碎、零星、混着尘土、像微型鸟粪似的雪。
想要理解七五年的冬夜，必须理解那种灰色的雪，那是一种像味精一样的晶体，它不很凉，但非常的脏。还必须理解惨白的路灯，它把天空压低，你必须理解地上的尘土和纷飞的纸屑。你必须理解午夜时的骑车人，他老远就按动车铃，发出咳嗽声，大概是觉得这个僻静地方坐着一个人有点吓人。无论如何，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我也不希望你能理解。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有一辆破旧的卡车开过。在车厢后面的木板上，站了三个穿光板皮袄、头戴着日本兵式战斗帽的人。如果你不曾在夜里出来，就不会知道北京的垃圾工人曾是这样一种装束。离此不远，有一处垃圾堆，或者叫作渣土堆，因为它的成份基本上是烧过的蜂窝煤。在夜里，汽车的声音很大，人说话的声音也很大。汽车停住以后，那些人跳了下来，用板锹撮垃圾，又响起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说夜里寂静是一句空话──一种声音消失了，另一种声音就出来替代，寂静根本就不存在。垃圾工人们说：那人又在那里──他大概是有毛病罢。那人就是我。我继续一声不响地坐着，好像在等待戈多因为垃圾正在被翻动，所以传来了冷冰冰的臭气。
垃圾车开走以后，有一个人从对面胡同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蓝色棉大衣，戴着一个红袖标，来回走了几趟，拿手电到处晃──仿佛是无意的，有几下晃到了我脸上。我保持着木讷，对他不理不采。这位老先生只有一只眼睛能睁开，所以转过头来看我，好像照像馆用的大型座机他只好走回去，同时自言自语道：什么毛病。再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了。四周响起了默默的沙沙声她从领口处钻了出来，深吸了一口气说：憋死我了──都走了吗？是的，都走了。要等到两点钟，才会有下一个下夜班的人经过。从表面上，我一个人坐在黑夜里；实际上却是两个人在大衣下肌肤相亲。除了大衣和一双大头皮鞋，我们的衣服都藏在公园内的树丛里，身上一丝不挂，假如我记忆无误，她喜欢缩成一团，伏在我肚子上。所以，有很多漫漫长夜，我是像孕妇一样度过的但此时我们正像袋鼠一样对话，她把我称作袋鼠妈妈。原来，袋鼠妈妈就是我啊。
如你所知，毕业以后，我到万寿寺里工作。起初，我严守着这两条戒律：不要修理任何东西，不要暴露自己是袋鼠妈妈。所以我无事可做，只能端坐在配殿里写小说。因为一连好几年交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领导对我的憎恶与日俱增。夜里，在万寿寺前的小花坛里，一谈到这些憎恶，她就赞叹不止：袋鼠妈妈，好硬呀。然后我就谈到让我软一些的事：别人给我介绍对象。他们说，女孩很漂亮，和我很般配。就在我们所里工作，和我又是同学。假如我乐意，他们就和女方去说。她马上大叫一声，从大衣底下钻了出来，赤条条地跑到花坛里去穿衣服，嘴里叫着：讨厌，真讨厌！这样大呼小叫，招来了一些人，手扶着自行车站在灯光明亮的马路上，看她白色的脊背，但她对来自背后的目光无动于衷。我木然坐在花坛的水泥沿上，她又跑了回来，在我背上踢了一脚说，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点滚？而我则低沉地说道：可你也得把我放开呀后来，我和她一起走进黑暗的小胡同，还穿着那件黑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夹着我的衣服。我微微感到伤感，但不像她那样痛心疾首。但她后来又恢复了平静，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结婚罢。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人发现我和她般配，我到现在还是袋鼠妈妈。
那一天她不停地磕瓜子，从早上磕到了午夜，所到之处，到处留下了瓜子皮。那一天她穿了一件红缎子旗袍和一双高跟鞋，这在她是很少有的装束。除此之外，她还在读安加沙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对任何人都不理不睬。我的丈母娘对此感到愤怒，就去抢她的书，抢掉一本她又拿出一本，好像在变古彩戏法。但是变古彩戏法的人身上总是很臃肿的，而这位新娘子则十分苗条，简直苗条得古怪；衣服也十分单薄，连乳头的印子都从胸前的衣服上凸了出来──我的丈母娘老想把印子抚平，并且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她说：妈，别挑逗我好不好──把老太太气得两眼翻白。时至今日，我也不知这戏法是怎么变的，唯一可行的解释是：我丈母娘和她通同作弊，明里抢走一本，暗里又送回来，用这种把戏来恫吓新女婿，让他以为自己未来的妻子有某种魔力。但我又觉得不像：我丈母娘是个很严肃的人，鼓着肥胖的双腮，不停地唠叨。我很讨厌别人唠叨，如果不是要娶她女儿，我绝不会和她打任何交道
我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日子，这一天俗不可耐。所有的婚礼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她把自己对准了一本侦探小说，鼻梁上架了一副白边眼镜──她有四百度的近视。等到眼镜被抢走之后，她就眯起眼睛来，好像一只守宫（一种变色龙）在端详蚊子。到酒宴临近结束时，大家要求新娘子给男宾点烟。她把书收好站了起来。此时大家才看到，这位新娘子长了两只硕大的白眼珠，上面各有一个针尖大小的黑色瞳孔──都是没眼镜看书看的。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支大号手枪，把所有的男宾一一枪毙掉。你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她用手枪式的打火机给大家点烟。每点一位，就扭过头去闻闻自己的腋窝说：天热，有味了。这当然是说所有的宾客都早已死掉，已经有味了。
喜宴过后，到了新房里，这位新娘子又歪在了床上看克里斯蒂。我无事可干，只好抽烟。把身上带的四盒烟都抽完以后，很想再去买一盒。当时午夜时分，要买烟就得去北京站，那地方实在远了一点，所以我没有去。这些事说明她很能沉得住气。这好像也是我的长处。但我很不想往这方面来想。假如我们俩也可以贯通，那就要变成一个人。这样人数就更少了。那天晚上我把烟抽完后，就开始磕瓜籽。假如是葵花籽，我磕起来就没有问题。不幸是些西瓜籽，籽皮又滑又硬，我不会磕，磕来磕去，磕不到籽仁，只是吐出些黑白相间、鸡屎也似的残渣
在长安城里，我和白衣女人分手，走过黑白两色的街道。现在飘落的雪片像松鼠的尾巴，雪幕因此而稀疏。这样的雪片像落叶一样在街道两侧堆积着。在我身后，留着残缺不全的脚印。也许我的下一篇论文该考一考长安城里的雪？它又要把领导气得要死。在他狭隘的内心里，容不下一点诗意。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早已经过了午夜，但我还没按大姨子的告诫行事。她终于看完了那本克里斯蒂，并给它两个字的评价：瞎编；把它丢开。然后，她朝我皱起了眉头，说道：咱们要干什么来的？我摇摇头说：我也不记得。看来，我失去记忆不是头一次了后来，还是她先想了起来：嗅！今天咱们结婚！当然，这不是认真忘了又想起来，是卖弄她的镇定从容。我那次也不是认真失去了记忆，而是要和她比赛健忘。无怪乎本章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她自己失去了记忆时，她笑得那么厉害──她以为我在拾新婚之夜的牙慧──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致于那么没出息
后来，她朝我张开双臂，说道：来吧，袋鼠妈妈必须承认，这个称呼使我怦然心动。那根大蘑菇硬得像搏面杖一样。我说的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用当时的口吻来说，那就是：不仅是现在，还有将来。但我还是沉得住气，冷静地答道：别着急嘛。我一点都不急──我看你也不急。她说道：谁说我不急？就把旗袍脱掉，并且说：把你的大蘑菇拿出来！好像在野餐会上的口气。在旗袍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只有光洁、白亮的肉体──难怪她白天苗条得那么厉害──于是我就把大蘑菇拿了出来。那东西滚烫滚烫，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请相信，底下的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了一句：你真讨厌哪，你因为想不起来，所以那个关节还在，我的过去还是一个故事，可以和现在分开。
现在，我除了长安城已经无处可去。所以我独自穿过雪幕，走过曲折的小桥，回到自己家里。在池塘的中央，有一道孤零零的水榭；它是雪光中一道黑影，是一艘方舟，漂浮在无穷无尽的雪花之上那道雪白的小桥变得甚胖。这片池塘必定有水道与大江大河连接，因为涌浪正从远处涌来，掀起那厚厚的雪层。在我看来，不是池水、层积在上面的雪在波动，而是整个大地在变形，水榭、小桥、黑暗中的树影，还有灰色、朦胧、几不可辨的天空都在错动。实际上，真正错动变形的不是别的，而是我。这是我的内心世界。所以就不能说，我在写的是不存在的风景。我在错动之中咬紧牙关，让“格支格支”的声音在我头后响起。好像被夹在挪动的冰缝里，我感觉到压迫、疼痛。这片错动中的、黑白两色的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性”
我在痛苦中支持了很久，而她不仅说我讨厌，还用拳头打我。等到一切都结束，我已经松弛下来，她还不肯甘休，追过来在我胸前咬了一口，把一块皮四面全咬破了，但没有咬下来。据说有一种香猪皮薄肉嫩，烤熟之后十分可口。尤其是外皮，是绝顶美味。这件事开始之前我是袋鼠妈妈，在结束时变成了烤乳猪。那天晚上，我被咬了不止一口──她很凶暴地扑上来，在我肩头、胸部、腹部到处乱咬，给我一种被端上了餐桌的感觉但是，她的食欲迅速地减退，我们又和好如初了。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在玫瑰色的晨光里，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在另一栏上写着：户主。我的名字在第二页上，另一栏上写着：户主之夫。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但现在不敢说；恐怕她会跳到我身上来，叫道：连我的名字你都知道了！这怎么得了啊！现在不是举行庆祝活动的适当时节，不过，我迟早会说的。
你已经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和过去的我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白衣女人和过去的女孩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我又和她融汇贯通，这样就越变越少了。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
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纸壁中间，黑沉沉的一片睁大红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里散发着酸溜溜的炭味儿。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后搅成了一锅粥。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风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汇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汇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