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法师大施无畏悲悯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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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壑风吹午梦醒，紫藤花下独披经。
剧怜尘世趋炎客，踏遍尘寰足未停。
这是大悲法师题在一幅画上的诗句。那幅画的画面恬澹冲和：一棵古老苍劲的松树，树下有一石坛，坛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经书，坛旁斜斜地倚一老僧，闲闲散散地披阅经文。地点是在深山密林里，远处，隐隐地能看见一丝丝挂瀑，缠绕在松树上的紫藤条儿随风微微地飘摇着。老僧的脚下芳草凄凄，落英缤纷。
这样的画面在大悲法师的大悲法师禅余集里随处能见到。案旁放着大悲法师的画谱，闲时翻上一翻，菩提心境现，悲悯情怀生。人心静寂，禅意流溢，好生享受！
大悲法师生于清同治十七年（公元1891年），湖北省安陆县人。俗姓邓，自幼聪慧颖悟，好学不倦。民国初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踏上社会的大悲法师，感到前途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个社会也没有供自己挥洒才华的舞台，前路茫茫，四顾无绪。青年时代的大悲法师非常苦闷，于是，他接触了佛教。一入佛道之途，便觉清风扑面，意绪萧朗。人生需要解脱，而这份解脱必须得了悟佛教教义。1923年，大悲法师正式出家，勤学苦修，遍览佛教经籍，佛学造诣之高，为时人所称道与敬仰。大悲法师在佛教界享有盛名，故在许多寺院担任过方丈之职，如上海留云寺、宁波天童寺、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观音寺等。在灵隐寺担任方丈一职是在解放初开始的。那时，灵隐寺面临整修的难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大悲法师参与并领导灵隐寺的整修工作。
大悲法师一生爱国爱教“所国土恩”是他的座右铭。党和政府有什么大的外事活动，他都参加。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活动准则”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并确立的。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出色外交才能，赢得了与会代表团的信赖与尊重，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东南亚一带国家信奉佛教。在出访与会期间，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首脑提出一个愿望他们国家的人民想朝拜保留在中国的佛牙。佛牙就是“佛牙舍利”是释迦牟尼的牙齿。传说佛陀火化后，骨头全成舍利，而牙齿完好，一颗传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一颗千经百转传到中国，被信徒供奉，视为神物。尤其是那些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如泰国、柬埔寨、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等。他们早在解放前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过，遭到拒绝。面对新中国政府代表团，他们再一次把这个愿望提出来，希望新中国政府能够实现他们向往已久的愿望。这可不是一般的宗教事务，而是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这项外交活动可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政务院宗教事务局与中国佛教协会共同承担了这项特殊的任务。护送佛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护送佛牙代表团的人选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定的，其要求非常之高，必须对佛学有研究，深谙佛教礼仪与佛教制度及国家的宗教政策，而且必须是各大名寺的方丈或住持且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经再三筛选，灵隐寺的方丈大悲法师当选其中之一员，并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负责佛牙护送和巡回展出的具体事项。任务非常之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大型宗教外事活动，所护送的佛牙在各国教徒心目中非常神圣。1955年9月，以吴登貌、吴干吾为正副团长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一行驶2人，专程前来中国迎接佛牙。周总理亲设宴会招待了他们。
那些天，东南亚一带的人民沸腾了。代表团每到一个国家，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竭诚欢迎，虔诚相待。护送佛牙代表团一到，百姓倾城而出，万人空巷，鼓乐齐鸣，香火绕缭，人人顶礼膜拜，其情其景，令人感动，每一次迎接佛牙的盛况都令人叹为观止，终生难忘。
为了使佛不受损失或有半点半毫的意外，大悲法师他们一行轮流守候在佛牙塔旁。缅甸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佛牙的南巡机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具体安排朝拜活动。他们在仰光某地设立了一个瞻仰佛牙的专门场所，供市民们有秩序地前来朝拜。在朝拜期间，缅甸信徒将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大量地向佛牙塔布施，以表达他们对佛祖释迦牟尼的虔诚崇拜之心。缅甸政府以国宾礼相待，并安排了僧王与中国佛教代表团会面。
这次活动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似是一次宗教性的小范围的活动。其实意义非常重大。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没有确立。通过这次宗教外事活动，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赢得了东南亚国家对新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大悲法师在这次活动中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体现了新中国高僧的风范。当代表团回到北京，国家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与代表团成员亲切握手，祝贺大悲法师一行顺利圆满地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这次出访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大悲法师静有一段“静坐迎国宾”的佳话。1956年，全国都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集”牵连者甚众。那年5月，灵隐寺方丈大悲法师接到由中央政务院电示省有关部门的一则通知：“请大悲法师立即进京，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胡风集团案那样的背景之下，突然接到这么一则通知，确实令人摸不清南北。大悲法师想：难道让我去北京接受审查？误会深深，一时不肯动身。经再三解释，他才将信将疑地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他当时兼任北京广济寺的住持，故一到北京就住到了广济寺。身在广济寺，心却忐忑不安，手持念珠，口念弥陀，脑子里转着想法：到底是什么事，要让自己火速进京？
原来，东南亚某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因了该国信奉佛教，故提出来欲参观一个寺院。要求不高，但这关系到一国佛教界的声望与地位，更是两国之间友谊长存的一个纽带。周总理不敢马虎，特请大悲法师进京，担此重任。
地点就安在北京广济寺。大悲法师依照佛教的规矩作了隆重的安排：广济寺山门大开，众僧在山门外列队迎接，一时间钟鼓齐鸣，大殿内香烛齐燃。
代表团一行数人马上就要到达山门了，可是大悲法师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却在座堂里静坐相等。这可急坏了众人，该代表团是贵宾呀，周总理亲自打的招呼，岂可轻怠之？然又不好意思去把大悲法师拉起来，到山门外去迎接。转眼间，代表团来了，在寺中执事的陪同下，来到了佛座跟前。大悲法师这才从座堂上下来，将代表团成员一一扶起来，然后笑微微地引导他们到客堂喝茶相叙。大悲法师毕生禅、教并持，对佛学与佛门仪制造诣高深，他与众贵宾侃侃而谈，众贵宾无不被他渊博的佛学知识所打动而深深钦佩。
这边厢，大悲法师与众贵宾友好地交谈着，这边厢可吓坏了政务院的领导。这个代表团成员级别非凡，有总理、大法官等，身份不是一般的尊贵。而大悲法师却在座堂里静坐，不到山门外亲迎接，似有失新中国高僧的体统。这可如何向你交待？若被周总理知道了，该如何向他解释？正急得手足无措时，大悲法师陪着代表团成员们出来了，且边走边谈笑风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融洽。
代表团回国前夕，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征询意见时，他们对大悲法师竖起了大拇指，觉得他是一位真正懂佛学的大和尚！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代表团成员故意说好话？不是，佛教规矩非教外人所能明白。其实，大悲法师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他们国家的佛教历史非常悠久，佛教制度十分完善，与我国的寺院有所不同。他们的寺院规矩森严，设有僧王，寺院里只有住持可称和尚，其他僧人均称比丘。一寺方丈就是该寺里所代表的僧宝，非常神圣的，轻易不会出迎。前来朝拜的人，向僧宝跪拜，即是向释迦牟尼跪拜，而释迦牟尼是绝对不会出门迎接什么人的。大悲法师懂得这些国家的一整套佛教制度与规仪，所以“入乡随俗”他就在座堂里静坐以待，他得符合佛教教规，这非但没有失了身份，反而让他们觉得，他是个真正懂佛教法的大和尚，敬仰之心顿生。
周总理于百忙中亲自接见了大悲法师，称赞并祝贺他成功地接待了外国贵宾。两个月以后，大悲法师回到了灵隐寺。仍旧过着他一向来“禅诗禅画不离身”的生活。
建国以后，大悲法师先后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政协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和及一、二、三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期间曾一度受到冲击，可他身处逆境，仍不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仰之心，坚持爱国爱教活动。1971年2月1日于上海圆寂，世寿八十一，法腊六十。大悲法师示寂时仍然蒙着冤屈。拨乱反正之后，有关部门为大悲法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并为他补开了追悼会。
而这一切，对大悲法师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心本平，故无平可反；他心似雪，故无雪可昭。记得他画过一幅画，两山岩壑之间，横一江，波涛汹涌。涛头飞一舟，舟上有一僧，袒露胸臂，神情怡然。幅角有一诗题着：
风闻悲愿驾慈航，毕竟慈航事渺茫。
今日始知莲境妙，飘然无碍到西方。
相信，大悲法师在西方的净土里，自在无碍。
松壑风吹午梦醒，紫藤花下独披经。
剧怜尘世趋炎客，踏遍尘寰足未停。
这是大悲法师题在一幅画上的诗句。那幅画的画面恬澹冲和：一棵古老苍劲的松树，树下有一石坛，坛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经书，坛旁斜斜地倚一老僧，闲闲散散地披阅经文。地点是在深山密林里，远处，隐隐地能看见一丝丝挂瀑，缠绕在松树上的紫藤条儿随风微微地飘摇着。老僧的脚下芳草凄凄，落英缤纷。
这样的画面在大悲法师的大悲法师禅余集里随处能见到。案旁放着大悲法师的画谱，闲时翻上一翻，菩提心境现，悲悯情怀生。人心静寂，禅意流溢，好生享受！
大悲法师生于清同治十七年（公元1891年），湖北省安陆县人。俗姓邓，自幼聪慧颖悟，好学不倦。民国初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踏上社会的大悲法师，感到前途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个社会也没有供自己挥洒才华的舞台，前路茫茫，四顾无绪。青年时代的大悲法师非常苦闷，于是，他接触了佛教。一入佛道之途，便觉清风扑面，意绪萧朗。人生需要解脱，而这份解脱必须得了悟佛教教义。1923年，大悲法师正式出家，勤学苦修，遍览佛教经籍，佛学造诣之高，为时人所称道与敬仰。大悲法师在佛教界享有盛名，故在许多寺院担任过方丈之职，如上海留云寺、宁波天童寺、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观音寺等。在灵隐寺担任方丈一职是在解放初开始的。那时，灵隐寺面临整修的难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大悲法师参与并领导灵隐寺的整修工作。
大悲法师一生爱国爱教“所国土恩”是他的座右铭。党和政府有什么大的外事活动，他都参加。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活动准则”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并确立的。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出色外交才能，赢得了与会代表团的信赖与尊重，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东南亚一带国家信奉佛教。在出访与会期间，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首脑提出一个愿望他们国家的人民想朝拜保留在中国的佛牙。佛牙就是“佛牙舍利”是释迦牟尼的牙齿。传说佛陀火化后，骨头全成舍利，而牙齿完好，一颗传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一颗千经百转传到中国，被信徒供奉，视为神物。尤其是那些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如泰国、柬埔寨、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等。他们早在解放前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过，遭到拒绝。面对新中国政府代表团，他们再一次把这个愿望提出来，希望新中国政府能够实现他们向往已久的愿望。这可不是一般的宗教事务，而是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这项外交活动可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政务院宗教事务局与中国佛教协会共同承担了这项特殊的任务。护送佛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护送佛牙代表团的人选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定的，其要求非常之高，必须对佛学有研究，深谙佛教礼仪与佛教制度及国家的宗教政策，而且必须是各大名寺的方丈或住持且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经再三筛选，灵隐寺的方丈大悲法师当选其中之一员，并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负责佛牙护送和巡回展出的具体事项。任务非常之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大型宗教外事活动，所护送的佛牙在各国教徒心目中非常神圣。1955年9月，以吴登貌、吴干吾为正副团长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一行驶2人，专程前来中国迎接佛牙。周总理亲设宴会招待了他们。
那些天，东南亚一带的人民沸腾了。代表团每到一个国家，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竭诚欢迎，虔诚相待。护送佛牙代表团一到，百姓倾城而出，万人空巷，鼓乐齐鸣，香火绕缭，人人顶礼膜拜，其情其景，令人感动，每一次迎接佛牙的盛况都令人叹为观止，终生难忘。
为了使佛不受损失或有半点半毫的意外，大悲法师他们一行轮流守候在佛牙塔旁。缅甸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佛牙的南巡机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具体安排朝拜活动。他们在仰光某地设立了一个瞻仰佛牙的专门场所，供市民们有秩序地前来朝拜。在朝拜期间，缅甸信徒将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大量地向佛牙塔布施，以表达他们对佛祖释迦牟尼的虔诚崇拜之心。缅甸政府以国宾礼相待，并安排了僧王与中国佛教代表团会面。
这次活动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似是一次宗教性的小范围的活动。其实意义非常重大。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没有确立。通过这次宗教外事活动，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赢得了东南亚国家对新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大悲法师在这次活动中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体现了新中国高僧的风范。当代表团回到北京，国家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与代表团成员亲切握手，祝贺大悲法师一行顺利圆满地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这次出访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大悲法师静有一段“静坐迎国宾”的佳话。1956年，全国都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集”牵连者甚众。那年5月，灵隐寺方丈大悲法师接到由中央政务院电示省有关部门的一则通知：“请大悲法师立即进京，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胡风集团案那样的背景之下，突然接到这么一则通知，确实令人摸不清南北。大悲法师想：难道让我去北京接受审查？误会深深，一时不肯动身。经再三解释，他才将信将疑地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他当时兼任北京广济寺的住持，故一到北京就住到了广济寺。身在广济寺，心却忐忑不安，手持念珠，口念弥陀，脑子里转着想法：到底是什么事，要让自己火速进京？
原来，东南亚某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因了该国信奉佛教，故提出来欲参观一个寺院。要求不高，但这关系到一国佛教界的声望与地位，更是两国之间友谊长存的一个纽带。周总理不敢马虎，特请大悲法师进京，担此重任。
地点就安在北京广济寺。大悲法师依照佛教的规矩作了隆重的安排：广济寺山门大开，众僧在山门外列队迎接，一时间钟鼓齐鸣，大殿内香烛齐燃。
代表团一行数人马上就要到达山门了，可是大悲法师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却在座堂里静坐相等。这可急坏了众人，该代表团是贵宾呀，周总理亲自打的招呼，岂可轻怠之？然又不好意思去把大悲法师拉起来，到山门外去迎接。转眼间，代表团来了，在寺中执事的陪同下，来到了佛座跟前。大悲法师这才从座堂上下来，将代表团成员一一扶起来，然后笑微微地引导他们到客堂喝茶相叙。大悲法师毕生禅、教并持，对佛学与佛门仪制造诣高深，他与众贵宾侃侃而谈，众贵宾无不被他渊博的佛学知识所打动而深深钦佩。
这边厢，大悲法师与众贵宾友好地交谈着，这边厢可吓坏了政务院的领导。这个代表团成员级别非凡，有总理、大法官等，身份不是一般的尊贵。而大悲法师却在座堂里静坐，不到山门外亲迎接，似有失新中国高僧的体统。这可如何向你交待？若被周总理知道了，该如何向他解释？正急得手足无措时，大悲法师陪着代表团成员们出来了，且边走边谈笑风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融洽。
代表团回国前夕，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征询意见时，他们对大悲法师竖起了大拇指，觉得他是一位真正懂佛学的大和尚！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代表团成员故意说好话？不是，佛教规矩非教外人所能明白。其实，大悲法师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他们国家的佛教历史非常悠久，佛教制度十分完善，与我国的寺院有所不同。他们的寺院规矩森严，设有僧王，寺院里只有住持可称和尚，其他僧人均称比丘。一寺方丈就是该寺里所代表的僧宝，非常神圣的，轻易不会出迎。前来朝拜的人，向僧宝跪拜，即是向释迦牟尼跪拜，而释迦牟尼是绝对不会出门迎接什么人的。大悲法师懂得这些国家的一整套佛教制度与规仪，所以“入乡随俗”他就在座堂里静坐以待，他得符合佛教教规，这非但没有失了身份，反而让他们觉得，他是个真正懂佛教法的大和尚，敬仰之心顿生。
周总理于百忙中亲自接见了大悲法师，称赞并祝贺他成功地接待了外国贵宾。两个月以后，大悲法师回到了灵隐寺。仍旧过着他一向来“禅诗禅画不离身”的生活。
建国以后，大悲法师先后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政协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和及一、二、三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期间曾一度受到冲击，可他身处逆境，仍不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仰之心，坚持爱国爱教活动。1971年2月1日于上海圆寂，世寿八十一，法腊六十。大悲法师示寂时仍然蒙着冤屈。拨乱反正之后，有关部门为大悲法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并为他补开了追悼会。
而这一切，对大悲法师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心本平，故无平可反；他心似雪，故无雪可昭。记得他画过一幅画，两山岩壑之间，横一江，波涛汹涌。涛头飞一舟，舟上有一僧，袒露胸臂，神情怡然。幅角有一诗题着：
风闻悲愿驾慈航，毕竟慈航事渺茫。
今日始知莲境妙，飘然无碍到西方。
相信，大悲法师在西方的净土里，自在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