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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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这一学术名词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思想家吴思先生首创。“潜规则”意即潜在的运行规则，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主要是针对于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及权力代理模式而言的，吴思认为，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及权力代理模式构成了中国历史社会中的真实游戏，而这个真实游戏就是一种“潜规则”与“潜规则”截然相反的是“明规则”“明规则”是用以掩护“潜规则”顺利运行的合法性规则。而“潜规则”逐渐转变为“明规则”的过程，就是通过权力
获得权利的过程，也即“潜规则”获得其合法性认同的过程。那么中国文坛的潜规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学家往往通过其在非文学领域的权力与地位资源来获得其在文学领域的权利与地位，也就是说，其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地位往往是借助于非文学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来获得的。对于书家的合法性认同也就是对于其在非文学领域的权力地位的合法性认同，这一认同恰好构成了中国文学界所普遍默认和遵循的一种隐型规律。在中国的其他艺术门类虽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远没有文学界明显。
在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文学本来是一种文人的余事，是文人用以表达个体情感意识及社会建构意识的一种线条表达载体，而古代的文人虽然也是官僚，但是古代的文人与官僚在人格上基本上是重合的，文人做官与否，对其文化人格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与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人格，基本上与其文化人格、仕途人格是一致的。但是现代社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文学家的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功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展览的勃兴，文学家的文化人格逐渐消失，文学越来越脱离文人性，不但越来越脱离了文人，而且还成了一些非文人和假文人的专利，不但成了非文人和假文人的专利，而且还成了他们攫取文学资源、攫取权力资源、攫取文学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坛所有的文学资源，几乎都被这些非文人和假文人控制着，而他们却恰恰是以争当文人作为旗号的。经常出现的现象就是，一些人一拿方格纸往往就是文学家，一放下笔往往就是官僚政客，一有展览活动就出现在主席台，一有剪彩仪式就戴着红花、拿着剪刀，一有工程建设他们就挥毫泼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文学为何物却大谈畅谈文学艺术，一谈文学艺术就高谈什么文化修养啊人格历练啊弘扬国粹啊等等之类假大空的套话，把自己装扮成古代儒家式的文人君子，而实际上却是利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而且这类人往往能够在文坛呼风唤雨，千字的价格要多高有多高，而普通的文协会员，尽管文章写得再好，却无人问津，于是只有靠拼命地炒作和宣传来获得地位、提升人气。
纵观当代文学发展史，似乎越来越表现为一部中国文学的扭曲史。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的时候，文学还基本上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可是越往后走就越来越偏离了艺术发展的轨道了，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运行与权力代理的工具了，真正有水平有实力的文学家的权力和权利逐渐被转移，转移到非文学领域的文学家的身上，而这部分人恰好又回过头来控制着文坛的格局。而正是因为权力因素的存在，才导致了文学市场的长期低迷。文学市场的低迷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文学市场被垄断、被控制、被横加干扰，这就正如中国的医疗改革一样，中国的医疗改革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其市场化之弊，而是在于权力化之弊，医改的诡异之处正在于，一些利益集团假借医疗的市场化改革路径而大肆地聚敛财富，大搞医药垄断，使医疗及医药市场不能流通，这就导致药价飞速上涨，人们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医药市场看似是市场化了，而实则是权力化、垄断化了。文学同样如此，看似每个书家的作品都是明码标价，都是在平等地进入市场，而实际上所谓的文学市场根本就只存在于一些“权贵文学家”身上。但是文学市场与医疗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医疗改革导致了药价的猛涨，而文学的权力垄断却导致了大部分作家文学价格的低迷。这种低迷无论对文学创作者、文学消费者还是对文学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文学价格的低迷无论怎样都会在客观上打击文学创作者、文学消费者和出版社的心态。所以很多人只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不对文学市场感兴趣。从历次的拍卖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占据拍卖会大部分比例的都是绘画，而文学则寥寥无几，而且即使是有文学作品，也以古代和近现代的为主，而当代的则几乎没有。为什么？一是因为出版社和买家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平失去信心，他们根本不相信当代会有真正优秀的文学家，二是因为他们对当代文学的以权力为主导的发展格局相当不满，即使是那些文章价很高的文学家，他们也不信任。连实力派文学家的作品都难以进入拍场，就更别说普通文学家了。
文坛潜规则主要是围绕文联及其权力争夺而展开的。应该说，文联作为一个引领中国文学发展的半官方半民间性机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在文坛利益格局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文联的体制化、官僚化、权力化和利益化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越来越成为了为各种权势者和利益集团进行文学价格代理和利益寻租的工具，它隐型地提升了一部分文学家的文学地位，而降低了另一部分文学家的文学地位。作为领导中国文学事业的组织机构，中国文学家协会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当今的文学事业是不是兴旺了？文学创作水平是不是提高了？文学学术研究是不是进步了？文学市场是不是繁荣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文学市场的繁荣与否与文联无关，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正相关关系，而有反相关关系，当今文学市场的低迷与文联的官僚化、权力化变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文联的某些权力干扰，那么一个完善繁荣的文学市场是完全可以自发形成的。封建社会并没有现在的文学家协会、作家协会，而只有一些民间性的文学、文学团体和组织，这些民间性的团体和组织，除了明代的复社之外，几乎都不带有政治性和利益性。而古代在没有文联的条件下，同样取得了文学一代又一代的辉煌，这完全靠的是一种自发的民间性生长机制。
为什么当代中国有那么多原本不是搞文学的人都陆陆续续地加入到了文联及书家的行列？就是因为这批人尝到了文学的甜头，尝到了凭借自身地位和权力而获得文学权利与地位资源的甜头，重要的不在于字写得如何，而是只要能拿得起毛笔、会作几首打油诗就行了。若能混个理事或主席当当，那身价立马飞涨。这就像玩股票一样，普通股民是“望股兴叹”对股市已基本不抱有什么希望，然而具有特殊身份与显赫地位的人却能从中大尝甜头。正所谓：八百万股民望股兴叹，胜出者惟二三人而已。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那个傲视群雄的人真是个英雄，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背后所隐藏的股市“潜规则”股市缩水与文学市场低迷是一回事，而缩水与低迷的原因也大同小异，都是因为这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而是权力。中国文学要获得健康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权力垄断的“潜规则”的存在，还社团于民间，还文学于民间。文学如果不还于民间，那么中国文学必然走向畸形发展。
“潜规则”这一学术名词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思想家吴思先生首创。“潜规则”意即潜在的运行规则，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主要是针对于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及权力代理模式而言的，吴思认为，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及权力代理模式构成了中国历史社会中的真实游戏，而这个真实游戏就是一种“潜规则”与“潜规则”截然相反的是“明规则”“明规则”是用以掩护“潜规则”顺利运行的合法性规则。而“潜规则”逐渐转变为“明规则”的过程，就是通过权力
获得权利的过程，也即“潜规则”获得其合法性认同的过程。那么中国文坛的潜规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学家往往通过其在非文学领域的权力与地位资源来获得其在文学领域的权利与地位，也就是说，其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地位往往是借助于非文学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来获得的。对于书家的合法性认同也就是对于其在非文学领域的权力地位的合法性认同，这一认同恰好构成了中国文学界所普遍默认和遵循的一种隐型规律。在中国的其他艺术门类虽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远没有文学界明显。
在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文学本来是一种文人的余事，是文人用以表达个体情感意识及社会建构意识的一种线条表达载体，而古代的文人虽然也是官僚，但是古代的文人与官僚在人格上基本上是重合的，文人做官与否，对其文化人格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与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人格，基本上与其文化人格、仕途人格是一致的。但是现代社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文学家的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功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展览的勃兴，文学家的文化人格逐渐消失，文学越来越脱离文人性，不但越来越脱离了文人，而且还成了一些非文人和假文人的专利，不但成了非文人和假文人的专利，而且还成了他们攫取文学资源、攫取权力资源、攫取文学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坛所有的文学资源，几乎都被这些非文人和假文人控制着，而他们却恰恰是以争当文人作为旗号的。经常出现的现象就是，一些人一拿方格纸往往就是文学家，一放下笔往往就是官僚政客，一有展览活动就出现在主席台，一有剪彩仪式就戴着红花、拿着剪刀，一有工程建设他们就挥毫泼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文学为何物却大谈畅谈文学艺术，一谈文学艺术就高谈什么文化修养啊人格历练啊弘扬国粹啊等等之类假大空的套话，把自己装扮成古代儒家式的文人君子，而实际上却是利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而且这类人往往能够在文坛呼风唤雨，千字的价格要多高有多高，而普通的文协会员，尽管文章写得再好，却无人问津，于是只有靠拼命地炒作和宣传来获得地位、提升人气。
纵观当代文学发展史，似乎越来越表现为一部中国文学的扭曲史。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的时候，文学还基本上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可是越往后走就越来越偏离了艺术发展的轨道了，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运行与权力代理的工具了，真正有水平有实力的文学家的权力和权利逐渐被转移，转移到非文学领域的文学家的身上，而这部分人恰好又回过头来控制着文坛的格局。而正是因为权力因素的存在，才导致了文学市场的长期低迷。文学市场的低迷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文学市场被垄断、被控制、被横加干扰，这就正如中国的医疗改革一样，中国的医疗改革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其市场化之弊，而是在于权力化之弊，医改的诡异之处正在于，一些利益集团假借医疗的市场化改革路径而大肆地聚敛财富，大搞医药垄断，使医疗及医药市场不能流通，这就导致药价飞速上涨，人们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医药市场看似是市场化了，而实则是权力化、垄断化了。文学同样如此，看似每个书家的作品都是明码标价，都是在平等地进入市场，而实际上所谓的文学市场根本就只存在于一些“权贵文学家”身上。但是文学市场与医疗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医疗改革导致了药价的猛涨，而文学的权力垄断却导致了大部分作家文学价格的低迷。这种低迷无论对文学创作者、文学消费者还是对文学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文学价格的低迷无论怎样都会在客观上打击文学创作者、文学消费者和出版社的心态。所以很多人只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不对文学市场感兴趣。从历次的拍卖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占据拍卖会大部分比例的都是绘画，而文学则寥寥无几，而且即使是有文学作品，也以古代和近现代的为主，而当代的则几乎没有。为什么？一是因为出版社和买家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平失去信心，他们根本不相信当代会有真正优秀的文学家，二是因为他们对当代文学的以权力为主导的发展格局相当不满，即使是那些文章价很高的文学家，他们也不信任。连实力派文学家的作品都难以进入拍场，就更别说普通文学家了。
文坛潜规则主要是围绕文联及其权力争夺而展开的。应该说，文联作为一个引领中国文学发展的半官方半民间性机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在文坛利益格局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文联的体制化、官僚化、权力化和利益化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越来越成为了为各种权势者和利益集团进行文学价格代理和利益寻租的工具，它隐型地提升了一部分文学家的文学地位，而降低了另一部分文学家的文学地位。作为领导中国文学事业的组织机构，中国文学家协会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当今的文学事业是不是兴旺了？文学创作水平是不是提高了？文学学术研究是不是进步了？文学市场是不是繁荣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文学市场的繁荣与否与文联无关，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正相关关系，而有反相关关系，当今文学市场的低迷与文联的官僚化、权力化变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文联的某些权力干扰，那么一个完善繁荣的文学市场是完全可以自发形成的。封建社会并没有现在的文学家协会、作家协会，而只有一些民间性的文学、文学团体和组织，这些民间性的团体和组织，除了明代的复社之外，几乎都不带有政治性和利益性。而古代在没有文联的条件下，同样取得了文学一代又一代的辉煌，这完全靠的是一种自发的民间性生长机制。
为什么当代中国有那么多原本不是搞文学的人都陆陆续续地加入到了文联及书家的行列？就是因为这批人尝到了文学的甜头，尝到了凭借自身地位和权力而获得文学权利与地位资源的甜头，重要的不在于字写得如何，而是只要能拿得起毛笔、会作几首打油诗就行了。若能混个理事或主席当当，那身价立马飞涨。这就像玩股票一样，普通股民是“望股兴叹”对股市已基本不抱有什么希望，然而具有特殊身份与显赫地位的人却能从中大尝甜头。正所谓：八百万股民望股兴叹，胜出者惟二三人而已。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那个傲视群雄的人真是个英雄，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背后所隐藏的股市“潜规则”股市缩水与文学市场低迷是一回事，而缩水与低迷的原因也大同小异，都是因为这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而是权力。中国文学要获得健康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权力垄断的“潜规则”的存在，还社团于民间，还文学于民间。文学如果不还于民间，那么中国文学必然走向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