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和我们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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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