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转载——《它造就了康熙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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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电视媒体在热播，甚至某些历史学者也在鼓吹，好似有某些统治者的英明就能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然而事实真如此吗? 细读历史便可发现，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 工商业受的政府极力遏制， 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而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口盛世， 那些清史学家认为是英明的满清统治者带来的。他们首条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扩大了。 清朝扩大的疆域给中国带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极盛时期的领土面积是1300万平方公里，而明朝是920万平方公里；比较一下清朝与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这些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很难说会为中国增加什么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块东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面考虑，清朝的人口应该与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学者举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清朝统治者多么勤政，多么重视水利和农业。比较下之前的中国人口，在被成为盛世“汉景之治”，“贞观之治”在不过6000万，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过1亿。而且纵观之前历史，一旦中国人口一旦达到8千多万，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锐，容易发生农民起义。究其原因，中国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农业生产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比较明朝与清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而农业生产唯一的改变是：番薯等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在中国推广开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广造就了这个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传入人是飘洋过海的中国商人陈振龙。
陈振龙祖藉福建长乐县，他早年在吕宋经商时，发现当地有一种薯类，清甜可口，可资食用，便密购其种。带回了福州，即在城边试种，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时，恰遇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进献番薯，并倡导广植番薯，从而使闽中民众度过了饥荒。为此后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赞颂番薯引进者陈振龙和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
番薯对中国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耕地面积扩大
有数据显示，清朝的耕地面积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这归功于清政府的劝垦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清代之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 ，有那么多的土地却不开发。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可耕种面积”的概念。可耕种面积不仅仅与土地本身质地有关，更决定于耕种的作物。而这是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
同时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小麦与水稻可耕种的土地。这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本。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肯定有人会去抢的。中国人闯关东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为了满族八旗的利益，于康熙七年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 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即使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汉人闯的关东，“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为什么，汉人会不顾政府追捕，背井离乡来到关东这些荒芜之地? 因为那里有土地。 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勤劳的中国人都会去“抢”的，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领导人的鼓励。因此，且不论清政府的禁封东北政策，清政府劝垦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
粮食亩产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中国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及混作制等几种形式。复种制指在同一块田地上一年收种两熟三熟，我国自春秋战国已经创始；轮作是指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农作制度，以区别于种植同一作物的连种制，魏晋以前我国已较普遍地建立了豆谷轮作制；间作套种指在某一作物生长期内，同期间隔播种两种作物或于预留空行内补种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国早在汉代已经创始；混作则是指在同一地块上同时播种多种作物的一种种植制度。中国农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耕作制度有着多方面的优点：可以充分利
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一定的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一定的组合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番薯，玉米的引入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而且可以不占水稻，玉米生产的农事，实现在一块土地的两熟和三熟。
从番薯种植的这两个特点来看， 清代耕地面积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后期如何战乱与饥荒，中国人口也能维持在3到 4亿。 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认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国历史从来都是统治者的历史，从来不会关注农民如何，更不会关注番薯的引入有什么作用了。
但是也应该看到，番薯给中国带了人口盛世，但并未把中国带入强国。 虽然中国的人口多了四亿，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和对科技文化的摧残， 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这个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这个康乾盛世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在西方殖民者眼里康乾盛世时中国不过是一个盛产茶叶的黑非洲而已。
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电视媒体在热播，甚至某些历史学者也在鼓吹，好似有某些统治者的英明就能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然而事实真如此吗? 细读历史便可发现，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 工商业受的政府极力遏制， 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而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口盛世， 那些清史学家认为是英明的满清统治者带来的。他们首条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扩大了。 清朝扩大的疆域给中国带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极盛时期的领土面积是1300万平方公里，而明朝是920万平方公里；比较一下清朝与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这些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很难说会为中国增加什么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块东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面考虑，清朝的人口应该与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学者举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清朝统治者多么勤政，多么重视水利和农业。比较下之前的中国人口，在被成为盛世“汉景之治”，“贞观之治”在不过6000万，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过1亿。而且纵观之前历史，一旦中国人口一旦达到8千多万，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锐，容易发生农民起义。究其原因，中国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农业生产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比较明朝与清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而农业生产唯一的改变是：番薯等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在中国推广开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广造就了这个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传入人是飘洋过海的中国商人陈振龙。
陈振龙祖藉福建长乐县，他早年在吕宋经商时，发现当地有一种薯类，清甜可口，可资食用，便密购其种。带回了福州，即在城边试种，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时，恰遇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进献番薯，并倡导广植番薯，从而使闽中民众度过了饥荒。为此后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赞颂番薯引进者陈振龙和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
番薯对中国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耕地面积扩大
有数据显示，清朝的耕地面积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这归功于清政府的劝垦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清代之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 ，有那么多的土地却不开发。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可耕种面积”的概念。可耕种面积不仅仅与土地本身质地有关，更决定于耕种的作物。而这是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
同时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小麦与水稻可耕种的土地。这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本。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肯定有人会去抢的。中国人闯关东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为了满族八旗的利益，于康熙七年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 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即使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汉人闯的关东，“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为什么，汉人会不顾政府追捕，背井离乡来到关东这些荒芜之地? 因为那里有土地。 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勤劳的中国人都会去“抢”的，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领导人的鼓励。因此，且不论清政府的禁封东北政策，清政府劝垦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
粮食亩产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中国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及混作制等几种形式。复种制指在同一块田地上一年收种两熟三熟，我国自春秋战国已经创始；轮作是指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农作制度，以区别于种植同一作物的连种制，魏晋以前我国已较普遍地建立了豆谷轮作制；间作套种指在某一作物生长期内，同期间隔播种两种作物或于预留空行内补种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国早在汉代已经创始；混作则是指在同一地块上同时播种多种作物的一种种植制度。中国农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耕作制度有着多方面的优点：可以充分利
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一定的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一定的组合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番薯，玉米的引入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而且可以不占水稻，玉米生产的农事，实现在一块土地的两熟和三熟。
从番薯种植的这两个特点来看， 清代耕地面积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后期如何战乱与饥荒，中国人口也能维持在3到 4亿。 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认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国历史从来都是统治者的历史，从来不会关注农民如何，更不会关注番薯的引入有什么作用了。
但是也应该看到，番薯给中国带了人口盛世，但并未把中国带入强国。 虽然中国的人口多了四亿，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和对科技文化的摧残， 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这个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这个康乾盛世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在西方殖民者眼里康乾盛世时中国不过是一个盛产茶叶的黑非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