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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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摘抄于《》
中文版自序
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零零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
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经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经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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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明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
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和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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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者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实施类似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引人惊讶，而无法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以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内陆。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位主事者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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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原则，各以其中之一来做研究的两个学者，可能在同样的原始资料里找到截然不同的含义，且会选择循着那些资料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主线走下去。两个人很容易会对另一个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视而不见。但如果把他们的研究项目摆在一块，两种视角能创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当有关联的画面，且足以发挥类似立体镜之两张幻灯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地呈现那些活在另外一个当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历史人物那充满矛盾的经历。
本书所探讨对象的希望、梦想、背道而驰的意念、挫折，始终未呈现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已湮没不明的、充满诸多可能性——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的世界。那是日后笃定认为一切都通向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历史人物为对象写下此书的原因所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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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湖南与中国
在漫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一地所汇集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澎湃汹涌，为中国境内所仅见。湖南昂扬不衰的地域自豪感，加上其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物质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其中某些特点在中国并非湖南所独有，但没有其他那一个省份能将它们齐聚于一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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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黄金时代从未降临，而其所激起来的热情几乎已遭遗忘。但不可否认的是，欲创造伟大湖南的意志，乃是主导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当我们顺俗地在那些自封为中国近民族主义者的人身上寻找现代中国的起源时，便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事实。但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结局注定的心态，那么也许会了解，如同遗忘的起源和无缘实现的愿景，最终的结局并非总能让人信服，也并不那么启迪人心。研究那些如愿实现抱负的人，他们偶然的成功事后被宣称是天命，可让我们了解世界如何成为现今的样貌，但这些只是历史一隅，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这些带着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
PS：这本书虽然是外国人写的，但是朕读起来很爽，然后就把这三部分敲出来做了一个文档，接着一想这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看看，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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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自序
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零零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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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经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经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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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明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
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和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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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者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实施类似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引人惊讶，而无法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以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内陆。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位主事者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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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原则，各以其中之一来做研究的两个学者，可能在同样的原始资料里找到截然不同的含义，且会选择循着那些资料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主线走下去。两个人很容易会对另一个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视而不见。但如果把他们的研究项目摆在一块，两种视角能创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当有关联的画面，且足以发挥类似立体镜之两张幻灯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地呈现那些活在另外一个当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历史人物那充满矛盾的经历。
本书所探讨对象的希望、梦想、背道而驰的意念、挫折，始终未呈现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已湮没不明的、充满诸多可能性——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的世界。那是日后笃定认为一切都通向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历史人物为对象写下此书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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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湖南与中国
在漫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一地所汇集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澎湃汹涌，为中国境内所仅见。湖南昂扬不衰的地域自豪感，加上其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物质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其中某些特点在中国并非湖南所独有，但没有其他那一个省份能将它们齐聚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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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黄金时代从未降临，而其所激起来的热情几乎已遭遗忘。但不可否认的是，欲创造伟大湖南的意志，乃是主导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当我们顺俗地在那些自封为中国近民族主义者的人身上寻找现代中国的起源时，便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事实。但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结局注定的心态，那么也许会了解，如同遗忘的起源和无缘实现的愿景，最终的结局并非总能让人信服，也并不那么启迪人心。研究那些如愿实现抱负的人，他们偶然的成功事后被宣称是天命，可让我们了解世界如何成为现今的样貌，但这些只是历史一隅，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这些带着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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