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马里亚纳海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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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确有很多痛苦。比如学业不顺，仕途不畅，情场失意，牌场输钱，喝口凉水塞牙缝，马蹄坑里淹死人等不一而足。
比如你有两个女儿，一个卖雨伞，一个开洗衣店。晴天雨伞店冷清；雨天洗衣店冷落。所以晴天你为一个女儿忧虑，雨天你为另一个女儿虑忧。
比如你是克林顿，你就遇到了莱温斯基和大法官斯塔尔；比如你是叶利钦，你坐在总统宝座上身体偏就那么差。据说克林顿会晤叶利钦时，叶利钦叹息：“克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克林顿感慨：“叶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
苦么？苦啊。
所以古来悲剧被认为深刻；悲剧最能引人共鸣。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甚至快乐若不留于浅陋，似乎骨子里必然包藏着痛苦。王蒙说，对人生痛苦的调侃，是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喜剧。钱钟书说“痛快”是个矛盾的词汇“痛快”本身才是快的。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纪伯伦说“你的欢乐就是你去了面具的悲哀（your joy is your sorrow unmasked。）”；“连你涌益欢乐的井泉，也常充满了你的眼泪（and the selfsame well from which your laughter rise was oftentimes filled with your tears。）”
所以有人声泪俱下；有人痛不欲生；有人干脆一了百了，撒手人寰，终于与痛苦（但也与欢乐或者欢乐的可能）彻底拜拜了。
哲学家、艺术家对人生的感觉全是苦痛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要著书立说，而“诗是苦闷的象征”
可是我们凡夫俗子、小民百姓——有其是其中甘于平凡的一大族，真的也活得这么累么？
事实上，如果你早过了青春期，你基本不至于觉得人生如此凝重。一般情况下，苦大仇深式的痛苦，除了是哲学家、艺术家们的嗜好和特权外，主要是小青年（大孩子）们的特权和嗜好。
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夏日的正午，我独自到古城墙读书，路过运动场，见场地边缘的草丛里孤零零坐着一位漂亮的学姐，走过她身旁时，我无意却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珠儿像耙子扒了一样往下滚。我很受触动，我很想劝慰她，但我还是当即逃走。
后来在高中教书，有其是教复习班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找我诉“苦”这些“苦大仇深”的大孩子们，固然也确有遭遇人生大不幸的（如丧亲之痛，但这些孩子反而诉苦的少），但更多的不过是爸妈不理解，家境有困难，学业跟不上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基本算不得大苦痛的痛苦，在他们心里，在他们脸上，在他们笔端，在他们行为中被大事渲染和挥洒。任贤齐有首歌叫伤心太平洋，我的那些大孩子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痛苦的中心，自己是伤心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
但实际上你真的有那么痛苦么？你的所谓“不幸遭遇”真的那么值得你反复玩味、不忍丢弃么？
张海迪和海伦•凯勒的故事不新鲜了，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吧。
叶广芩，满足，耶赫纳拉氏，慈禧太后家族的后代。纯正的满清末代贵族和遗少（不含贬义），被称为格格作家。她的人生，亲历了大跌落。从记事起，她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一直在往下落落。文革的时候，她被政治大气候所迫，要上下山下乡。家里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重病在塌的妈妈和年仅14岁的妹妹。但她必须离开北京的家、离开她们，到不知道多远的陕西农村去。告别的时候，病榻上的妈妈面向墙壁没有转过来看她一眼，没有说一句话（这是怎样的离别！）；妹妹到火车站送她，花2毛钱（她口袋里只有3元钱）买了一个烧饼折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妹妹看着车窗里的她拼命追，没有追上。她一离开北京，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38年以后了！妈妈早已离开了人世
但叶广芩坚强地挺过来了，虽然她也流泪，她至今怕去任何火车站，但她挺过来了，没有叫苦地挺过来了，她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她称自己是最平民的作家，她至今仍适应最底层的农村的生活方式。
你的遭遇比她更悲惨么？你跌落得比她更深、更重么？你比她更痛更苦么？
如果是我，我会说：我原本平民出身，祖祖辈辈就在社会的底层，现在无非还是在社会的底层，而社会毕竟在发展在前进，我不仅没有什么跌落，反而比我的父辈、祖辈更幸运更幸福了。我没多少资格觉得自己很痛苦，起码我不应该过分抱怨命运的不公，夸大自己的“不幸遭遇”为自己的不努力和没出息意识里或者潜意识里找借口。
我当然也有我的痛苦和沮丧，当我处于人生的逆境的时候。但痛苦的我不过是家乡村边的小溪。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我无妨找个师长或朋友倾诉一番（像家乡的小溪一样有时候也唱唱倾诉忧愁的歌），但我决不徒然抱怨，更不会沉浸其中而不自拔。
过分强调自己受到的不公，渲染自己的痛苦，无异于性情的懦弱和对困难的逃避。
如果我理智地知道命运对我只是有些不公而已，我宁愿平和地甚至乐观地回对命运；如果命运确实对我非常不公，我会一边品咋痛苦，一边用丛维熙的一句话鼓励自己：上帝要谁优秀，就必先蹂躏他。
如果我幸运，我选择珍惜和谨慎；如果我不幸，我选择坦然和坚强。
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我也不是珠峰。
人生的确有很多痛苦。比如学业不顺，仕途不畅，情场失意，牌场输钱，喝口凉水塞牙缝，马蹄坑里淹死人等不一而足。
比如你有两个女儿，一个卖雨伞，一个开洗衣店。晴天雨伞店冷清；雨天洗衣店冷落。所以晴天你为一个女儿忧虑，雨天你为另一个女儿虑忧。
比如你是克林顿，你就遇到了莱温斯基和大法官斯塔尔；比如你是叶利钦，你坐在总统宝座上身体偏就那么差。据说克林顿会晤叶利钦时，叶利钦叹息：“克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克林顿感慨：“叶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身体就好了。”
苦么？苦啊。
所以古来悲剧被认为深刻；悲剧最能引人共鸣。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甚至快乐若不留于浅陋，似乎骨子里必然包藏着痛苦。王蒙说，对人生痛苦的调侃，是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喜剧。钱钟书说“痛快”是个矛盾的词汇“痛快”本身才是快的。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纪伯伦说“你的欢乐就是你去了面具的悲哀（your joy is your sorrow unmasked。）”；“连你涌益欢乐的井泉，也常充满了你的眼泪（and the selfsame well from which your laughter rise was oftentimes filled with your tears。）”
所以有人声泪俱下；有人痛不欲生；有人干脆一了百了，撒手人寰，终于与痛苦（但也与欢乐或者欢乐的可能）彻底拜拜了。
哲学家、艺术家对人生的感觉全是苦痛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要著书立说，而“诗是苦闷的象征”
可是我们凡夫俗子、小民百姓——有其是其中甘于平凡的一大族，真的也活得这么累么？
事实上，如果你早过了青春期，你基本不至于觉得人生如此凝重。一般情况下，苦大仇深式的痛苦，除了是哲学家、艺术家们的嗜好和特权外，主要是小青年（大孩子）们的特权和嗜好。
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夏日的正午，我独自到古城墙读书，路过运动场，见场地边缘的草丛里孤零零坐着一位漂亮的学姐，走过她身旁时，我无意却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珠儿像耙子扒了一样往下滚。我很受触动，我很想劝慰她，但我还是当即逃走。
后来在高中教书，有其是教复习班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找我诉“苦”这些“苦大仇深”的大孩子们，固然也确有遭遇人生大不幸的（如丧亲之痛，但这些孩子反而诉苦的少），但更多的不过是爸妈不理解，家境有困难，学业跟不上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基本算不得大苦痛的痛苦，在他们心里，在他们脸上，在他们笔端，在他们行为中被大事渲染和挥洒。任贤齐有首歌叫伤心太平洋，我的那些大孩子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痛苦的中心，自己是伤心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
但实际上你真的有那么痛苦么？你的所谓“不幸遭遇”真的那么值得你反复玩味、不忍丢弃么？
张海迪和海伦•凯勒的故事不新鲜了，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吧。
叶广芩，满足，耶赫纳拉氏，慈禧太后家族的后代。纯正的满清末代贵族和遗少（不含贬义），被称为格格作家。她的人生，亲历了大跌落。从记事起，她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一直在往下落落。文革的时候，她被政治大气候所迫，要上下山下乡。家里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重病在塌的妈妈和年仅14岁的妹妹。但她必须离开北京的家、离开她们，到不知道多远的陕西农村去。告别的时候，病榻上的妈妈面向墙壁没有转过来看她一眼，没有说一句话（这是怎样的离别！）；妹妹到火车站送她，花2毛钱（她口袋里只有3元钱）买了一个烧饼折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妹妹看着车窗里的她拼命追，没有追上。她一离开北京，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38年以后了！妈妈早已离开了人世
但叶广芩坚强地挺过来了，虽然她也流泪，她至今怕去任何火车站，但她挺过来了，没有叫苦地挺过来了，她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她称自己是最平民的作家，她至今仍适应最底层的农村的生活方式。
你的遭遇比她更悲惨么？你跌落得比她更深、更重么？你比她更痛更苦么？
如果是我，我会说：我原本平民出身，祖祖辈辈就在社会的底层，现在无非还是在社会的底层，而社会毕竟在发展在前进，我不仅没有什么跌落，反而比我的父辈、祖辈更幸运更幸福了。我没多少资格觉得自己很痛苦，起码我不应该过分抱怨命运的不公，夸大自己的“不幸遭遇”为自己的不努力和没出息意识里或者潜意识里找借口。
我当然也有我的痛苦和沮丧，当我处于人生的逆境的时候。但痛苦的我不过是家乡村边的小溪。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我无妨找个师长或朋友倾诉一番（像家乡的小溪一样有时候也唱唱倾诉忧愁的歌），但我决不徒然抱怨，更不会沉浸其中而不自拔。
过分强调自己受到的不公，渲染自己的痛苦，无异于性情的懦弱和对困难的逃避。
如果我理智地知道命运对我只是有些不公而已，我宁愿平和地甚至乐观地回对命运；如果命运确实对我非常不公，我会一边品咋痛苦，一边用丛维熙的一句话鼓励自己：上帝要谁优秀，就必先蹂躏他。
如果我幸运，我选择珍惜和谨慎；如果我不幸，我选择坦然和坚强。
我不是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我也不是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