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血的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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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过去曾是一片沸腾的矿山，现在仍然是一片沸腾的矿山。
这一片矿山地处鄂东，其间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在过去了的三十年直至现在一直是中南地区的钢铁基地武钢的主要粮仓之一。七十年代初这片矿山还正处于紧张建设之中，而直接担任矿山建设任务的正是我当时所在的一个国有大型施工企业下属的第四井巷公司，简称为“四井”
我其之所以提到这片矿山是因为这里有我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这记忆已在我心海里沉淀了三十年，它使我常常忆起一个人一个刚刚认识不到一个小时便死去了的很好的人，忆起那顶直到今天仿佛还在我眼前闪现的染血的安全帽。
这个人名叫杨茂松，当时正担任着四井下属一个掘进工程队的党支部书记。
三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这片矿山时还不满二十岁，是以一位新工人的身份来参加总公司在这里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骨干通讯员培训班的。当时有幸参加培训的仅七人，来自总公司下属各分公司。培训班主要是学习采访写作，当然也包括实地学习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品德，及时宣传报道他们中的先进事迹。培训的主要方式是跟随总公司宣传部的几位干部深入到基层采访，每天采访完后回到宿舍就分头写报道，然后再一起点评修改定稿寄出去发表。
采访杨茂松是我们日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所在掘进队一直是四井的先进单位，掘进指标几乎日日刷新。但杨茂松这人特不好约，他总是很忙。身为掘进一线的党支部书记，他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井下。好不容易我们才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趁杨茂松上井来参加党支部书记会议的空隙采访他，而这时也已经是吃中饭的时间了。
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杨茂松究竟是怎样一个模样了，毕竟三十年相隔的时光太久，而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间又太短。我只依稀记得他身材似乎并不很高，人也并不怎么魁梧，年龄似乎在三、四十岁左右。他穿着一身下井的工作服，工作服上似乎还沾着井下的黄泥；头戴一顶普通的安全帽，也许是习惯使然吧，到了井上他也仍然将安全帽戴着。他手里端着一个装满饭菜的长方形饭盒，一边往口里大口大口地扒着饭一边回答着我们的提问。
杨茂松和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我记得他好像只是机械似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他那个掘进队的工作情况，比如每天的掘进进度、职工们的工作干劲及井下掘进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等等。在当时那个豪言壮语盛行的年代，从他的谈话里我却并未听到什么豪言壮语。这很有点令我感到失望。我总以为先进人物是应该少不了有一些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的，当时的革命样板戏里似乎都是这样。但杨茂松却没有。我只记得他皱着眉头，在谈到井下复杂的地质状况时显得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谈着谈着连饭也忘记往口里扒了。
对不熟悉矿山的人们来说，矿山可能永远只是一个谜。他们可能多只从感觉里感到矿山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危险，但却不会知道这种艰苦和危险究竟艰苦和危险到什么程度。每天，数以千计的四井职工在百米深的井下作业，那深藏在地底的纵横交错的采矿通道正是靠他们凭着顽强的拼搏一寸一寸地硬性给凿通的。可以说前进每一寸都充满着艰辛，凿进每一寸都潜藏着危险。在当时那种相对比较简陋的施工条件下，地层深处不可预测的冒顶、出水和坍方随时都可能突如其来，常常使正在施工的人们措手不及。而只要稍稍处理不慎，死人的事的确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当时我似乎确有种预感，从杨茂松的紧皱眉头和忧心忡忡里我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仿佛印证着我这种预感似的，正在我们的采访进行时，一位年轻的同样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急匆匆地赶到了我们面前，他几乎是有点失态地在大声叫喊了：“杨书记，刚才井下来电话，作业点冒顶了！”只见杨茂松触电一般站起身来，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将手中尚未吃完的饭盒往桌上猛地一放，连一句和我们打招呼的话仿佛也来不及说，就急匆匆地先行走了，那位青工紧跟在他身后，好像是边走边还在向他嘀咕些什么。杨茂松大步流星朝前走着，既没见他开口说话也没见他再回头，最后留在我眼帘的只是他急匆匆离去时的背影，是他那顶圆圆的戴在头上的安全帽。
以后的情况都是我间接才知道的了。事后听井下的当班领导对我们说，杨茂松匆匆乘坐罐笼下井以后，便直接赶到了冒顶的作业点。当时作业点上还聚集着十多名工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到来。杨茂松挥手叫他们退后，他自己却一个人探身向前，本欲是想了解一下险情的程度及如何迅速地排除险情。冒顶后的作业点显得异乎寻常的宁静，从顶部脱落下来的大石头几乎塞满了整个作业点，呲牙裂嘴，险象环生。再往前去必须得跨过这些挡道的大石头，可能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宁静使杨茂松一时忘记了危险的存在，抑或是杨茂松只注意了如何绕过脚下的石头而忽视了头顶的危险，正当他刚刚跨过几块石头再欲往前跨步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却突然发生了，仿佛一直在窥视动静以求一逞的顶部的又一块大石头轰的一下乍然脱落了，而杨茂松恰恰正赶在了石头脱落的那一刹那间，大石头几乎整个地砸在了杨茂松的戴着安全帽的头上，杨茂松几乎连哼都没有能哼一声便永远地倒下了。
打实说，当时我突然听到这一噩耗时我并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只是感到震惊，感到心灵的一种震憾。我也没有去和杨茂松的遗体告别，那时候在基层好像也不时兴和遗体告别。即使有这么一道程序我想我可能也不会去，我不是出于和杨茂松接触不久交往不深的原因不想去，而是我不敢去看他死时的惨象，我不能接受一个刚刚还是活生生的人陡然一下子从此离去的事实。但我却从杨茂松的工友手里看到了杨茂松生前一直戴着的那顶安全帽，一顶已被砸扁了的染血的安全帽，从此这顶染血的安全帽便一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一颗年轻的心。我从这顶染血的安全帽里似乎恍然间感受到了生活的严峻，也似乎隐隐间感悟到了英雄这一名词的含义。我仿佛一下子变得成熟了。
这些年来，关于对英雄在意外中死亡的事件曾出现了许多说法，比如对雷锋的牺牲，对向秀丽的牺牲，有人说这是当时借宣传英雄而有意遮盖责任事故的一种行为。我是断不能同意这些说法的。事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出现，它只能尽可能减少而不能完全避免。但只要是英雄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闪现出崇高思想的光辉，这崇高思想的光辉山峦掩不住，岁月洗不去。英雄毕竟是英雄！
杨茂松牺牲以后，我们的培训班临时增加了一项突击任务，就是为四井的宣传队现编一个歌颂杨茂松的文艺节目。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来不及考虑好其他文艺形式，便救急套用了电影英雄儿女中那首脍炙人口的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曲基调，由我负责编写了新的歌颂杨茂松的歌词。而真正当我在全副身心地沉浸到了撰写歌词的过程中，想到了与杨茂松短短相识的那一幕的时候，想到了杨茂松的那一顶染血的安全帽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流泪了。
这里过去曾是一片沸腾的矿山，现在仍然是一片沸腾的矿山。
这一片矿山地处鄂东，其间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在过去了的三十年直至现在一直是中南地区的钢铁基地武钢的主要粮仓之一。七十年代初这片矿山还正处于紧张建设之中，而直接担任矿山建设任务的正是我当时所在的一个国有大型施工企业下属的第四井巷公司，简称为“四井”
我其之所以提到这片矿山是因为这里有我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这记忆已在我心海里沉淀了三十年，它使我常常忆起一个人一个刚刚认识不到一个小时便死去了的很好的人，忆起那顶直到今天仿佛还在我眼前闪现的染血的安全帽。
这个人名叫杨茂松，当时正担任着四井下属一个掘进工程队的党支部书记。
三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这片矿山时还不满二十岁，是以一位新工人的身份来参加总公司在这里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骨干通讯员培训班的。当时有幸参加培训的仅七人，来自总公司下属各分公司。培训班主要是学习采访写作，当然也包括实地学习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品德，及时宣传报道他们中的先进事迹。培训的主要方式是跟随总公司宣传部的几位干部深入到基层采访，每天采访完后回到宿舍就分头写报道，然后再一起点评修改定稿寄出去发表。
采访杨茂松是我们日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所在掘进队一直是四井的先进单位，掘进指标几乎日日刷新。但杨茂松这人特不好约，他总是很忙。身为掘进一线的党支部书记，他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井下。好不容易我们才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趁杨茂松上井来参加党支部书记会议的空隙采访他，而这时也已经是吃中饭的时间了。
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杨茂松究竟是怎样一个模样了，毕竟三十年相隔的时光太久，而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间又太短。我只依稀记得他身材似乎并不很高，人也并不怎么魁梧，年龄似乎在三、四十岁左右。他穿着一身下井的工作服，工作服上似乎还沾着井下的黄泥；头戴一顶普通的安全帽，也许是习惯使然吧，到了井上他也仍然将安全帽戴着。他手里端着一个装满饭菜的长方形饭盒，一边往口里大口大口地扒着饭一边回答着我们的提问。
杨茂松和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我记得他好像只是机械似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他那个掘进队的工作情况，比如每天的掘进进度、职工们的工作干劲及井下掘进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等等。在当时那个豪言壮语盛行的年代，从他的谈话里我却并未听到什么豪言壮语。这很有点令我感到失望。我总以为先进人物是应该少不了有一些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的，当时的革命样板戏里似乎都是这样。但杨茂松却没有。我只记得他皱着眉头，在谈到井下复杂的地质状况时显得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谈着谈着连饭也忘记往口里扒了。
对不熟悉矿山的人们来说，矿山可能永远只是一个谜。他们可能多只从感觉里感到矿山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危险，但却不会知道这种艰苦和危险究竟艰苦和危险到什么程度。每天，数以千计的四井职工在百米深的井下作业，那深藏在地底的纵横交错的采矿通道正是靠他们凭着顽强的拼搏一寸一寸地硬性给凿通的。可以说前进每一寸都充满着艰辛，凿进每一寸都潜藏着危险。在当时那种相对比较简陋的施工条件下，地层深处不可预测的冒顶、出水和坍方随时都可能突如其来，常常使正在施工的人们措手不及。而只要稍稍处理不慎，死人的事的确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当时我似乎确有种预感，从杨茂松的紧皱眉头和忧心忡忡里我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仿佛印证着我这种预感似的，正在我们的采访进行时，一位年轻的同样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急匆匆地赶到了我们面前，他几乎是有点失态地在大声叫喊了：“杨书记，刚才井下来电话，作业点冒顶了！”只见杨茂松触电一般站起身来，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将手中尚未吃完的饭盒往桌上猛地一放，连一句和我们打招呼的话仿佛也来不及说，就急匆匆地先行走了，那位青工紧跟在他身后，好像是边走边还在向他嘀咕些什么。杨茂松大步流星朝前走着，既没见他开口说话也没见他再回头，最后留在我眼帘的只是他急匆匆离去时的背影，是他那顶圆圆的戴在头上的安全帽。
以后的情况都是我间接才知道的了。事后听井下的当班领导对我们说，杨茂松匆匆乘坐罐笼下井以后，便直接赶到了冒顶的作业点。当时作业点上还聚集着十多名工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到来。杨茂松挥手叫他们退后，他自己却一个人探身向前，本欲是想了解一下险情的程度及如何迅速地排除险情。冒顶后的作业点显得异乎寻常的宁静，从顶部脱落下来的大石头几乎塞满了整个作业点，呲牙裂嘴，险象环生。再往前去必须得跨过这些挡道的大石头，可能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宁静使杨茂松一时忘记了危险的存在，抑或是杨茂松只注意了如何绕过脚下的石头而忽视了头顶的危险，正当他刚刚跨过几块石头再欲往前跨步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却突然发生了，仿佛一直在窥视动静以求一逞的顶部的又一块大石头轰的一下乍然脱落了，而杨茂松恰恰正赶在了石头脱落的那一刹那间，大石头几乎整个地砸在了杨茂松的戴着安全帽的头上，杨茂松几乎连哼都没有能哼一声便永远地倒下了。
打实说，当时我突然听到这一噩耗时我并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只是感到震惊，感到心灵的一种震憾。我也没有去和杨茂松的遗体告别，那时候在基层好像也不时兴和遗体告别。即使有这么一道程序我想我可能也不会去，我不是出于和杨茂松接触不久交往不深的原因不想去，而是我不敢去看他死时的惨象，我不能接受一个刚刚还是活生生的人陡然一下子从此离去的事实。但我却从杨茂松的工友手里看到了杨茂松生前一直戴着的那顶安全帽，一顶已被砸扁了的染血的安全帽，从此这顶染血的安全帽便一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一颗年轻的心。我从这顶染血的安全帽里似乎恍然间感受到了生活的严峻，也似乎隐隐间感悟到了英雄这一名词的含义。我仿佛一下子变得成熟了。
这些年来，关于对英雄在意外中死亡的事件曾出现了许多说法，比如对雷锋的牺牲，对向秀丽的牺牲，有人说这是当时借宣传英雄而有意遮盖责任事故的一种行为。我是断不能同意这些说法的。事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出现，它只能尽可能减少而不能完全避免。但只要是英雄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闪现出崇高思想的光辉，这崇高思想的光辉山峦掩不住，岁月洗不去。英雄毕竟是英雄！
杨茂松牺牲以后，我们的培训班临时增加了一项突击任务，就是为四井的宣传队现编一个歌颂杨茂松的文艺节目。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来不及考虑好其他文艺形式，便救急套用了电影英雄儿女中那首脍炙人口的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曲基调，由我负责编写了新的歌颂杨茂松的歌词。而真正当我在全副身心地沉浸到了撰写歌词的过程中，想到了与杨茂松短短相识的那一幕的时候，想到了杨茂松的那一顶染血的安全帽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流泪了。